著名华侨女记者黄薇简历（著名华侨女记者黄薇）

看点提示：

著名华侨女记者黄薇的一生充满传奇，她1912年出生于福建龙岩的一个书香世家。20世纪30年代在日本留学，全面抗战爆发后，她离开日本回到她侨居的新加坡。1938年她作为新加坡《星洲日报》记者来到武汉，参加武汉新闻界组织的战地记者团，奔赴徐州前线采访。随后，她又到山西、河北的抗日根据地，用三个多月的时间，走了40多个县，行程数千里。在延安受到毛主席的宴请，她将白求恩的事迹传向海外，她在重庆宣讲惹恼了蒋介石，冯玉祥告诉黄薇:他们(国民党上层)正在策划暗杀你。邓颖超对黄薇去香港进行了细致的安排。邓颖超为黄薇饯行,饭后告别的时候,邓颖超紧紧握着黄薇的手说:周恩来同志要我代表他同你握手。

1 9 3 6 年8月黄薇在日本

在徐州前线当战地记者

1938年4月，黄薇以新加坡《星洲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回到武汉，参加了由武汉新闻界发起成立的战地记者团，与范长江、陆诒等人一同前往徐州前线，由此开始了记者生涯。

此时,日军在台儿庄遭到了失败,又调集重兵,企图攻占徐州,进而攻打武汉。因此,徐州会战成为全国关注的中心。武汉新闻界组织了战地记者团,黄薇和另外几位华侨记者也一起参加。在二十多个新闻记者中,黄薇是唯一的女性,为了在前线不易被人一眼看出,也为了行动方便,黄薇剪短了头发,把衣裙换成了军装。

记者团来到徐州,与先期到达的范长江、陆诒等人会合。在这里,有中外记者和文艺工作者一百多人,还有国内外的一些慰问团以及外国武官,包括美国驻华大使馆上校武官即后来大名鼎鼎的史迪威将军。

几天之后,采访工作正在开展的时候,形势陡然紧张。到了5月中旬,日军以十几个师团30余万兵力,已对徐州形成包围之势。长官司令部决定有计划地突围,从而放弃徐州。记者团和司令部考虑到女记者随军突围有困难,要黄薇和长官家属一起,先期乘车撤退。黄薇谢绝了,坚决要和记者朋友们一起行动。后来因火车已经不能通行,黄薇和一名摄影记者以及几个抗战剧团的女团员,次日随52军关军长及20多名卫兵等,坐一辆大卡车同行。其他记者则跟随一个师长于当晚动身。

离开徐州之后,黄薇一行经过了江苏、安徽、河南等省,主要是走乡村小路,有时还要夜间行军,历时一个多星期,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和生死考验。为了迎接战斗,她们几个新的“女兵”临时学习了开枪和投手榴弹。途中,她们看到了被击毁的敌人坦克和许多敌人的尸体。一位军人把日军的一把军刀送给黄薇留作纪念,把刀从刀鞘中抽出来一看,上面都是血迹,这是中国士兵的血啊!

一路上,到处是敌机轰炸后的残垣断壁,有的余烬未熄,还遇到过满城的熊熊大火。许多村庄都没人了。 黄薇一行有时连饭都吃不上。一天,她们在饥饿中遇到一个老乡,黄薇问他附近有没有卖食物的地方?他说没有,人都跑光了,稍作犹豫后他把仅剩的一个用粗粮做的、已经发硬的馍馍递给了黄薇,而且不要钱。黄薇感动得眼泪都快流下来了。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感到它(馍馍)是那么香,是我有生以来从未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

5月27日,新华日报社为回到武汉的战地记者举行了欢迎会。周恩来因为临时有要事未能前来主持,由报社董事长陈绍禹(王明)致欢迎词,潘梓年社长和吴玉章、秦邦宪(博古)、章汉夫、吴克坚等报社负责人也都参加了。

在突围过程中,同行记者们有的失散了,有的因为伤病留在老乡家休养,后来陆续回到了武汉。大家开了一个座谈会,决定集体创作出书,书名是《徐州突围》。黄薇为此写了一篇题为《从火线到后方》的文章。

1938年5月，新华社战地记者欢迎会

上图：1 9 3 8 年5月，新华日报社为从徐州前线突围回到武汉的战地记者举行了欢迎会，范长江、博古、吴玉章、章汉夫等人参加（前排右五为黄薇）。

在延安受到毛主席宴请

1938年6月下旬，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黄薇随世界学生联合会代表团一起前往延安采访。延安方面对华侨记者的到来非常重视，安排大家参观抗大、鲁艺，还有马列学院、陕北公学、鲁迅小学、新中华报社、印刷厂、边区法院、监狱、银行、医院、图书馆和被服厂等地方。

这段时间，在一个军民联欢的晚会上，毛主席和一位老乡来到黄薇身后坐下。稍后，毛主席问道：“是黄薇小姐吗？”黄薇说：“是。”毛主席随即与黄薇握手寒暄。之后不久，7月的一天，黄薇和另外两位华侨记者在一个兼具办公和会客的窑洞里，与毛主席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的交谈。毛主席高度赞扬了海外华侨的爱国精神，分析了当前的国际形势和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并指出：我们的力量会越来越大，最终将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

8月上旬的一个中午，毛主席设宴招待黄薇和另外两位华侨记者。毛主席像见到老朋友一样，亲切地说：“今天请你们吃一顿便饭，可以随便谈谈。”对于当时的延安来说，这个便饭已经是比较丰盛的了。黄薇回忆，有好几样菜，还有一盘鸡肉。据说是附近的老乡得知毛主席要请客，特意把自家喂养的鸡送来了。毛主席吃得很少，谈得很多。

当毛主席得知黄薇的老家在福建龙岩时，便问道：“在龙岩什么地方？”黄薇说：“在龙门镇赤水桥村，是一座二层楼房，大门前竖立着三根石刻的大旗杆（清朝翰林的标志）。”毛主席听后高兴地说：“我曾经到过那里，还在那里住了几天，记得围墙内还有一个不小的池塘。”黄薇说：“可惜我那时已经去厦门集美学校读书了，如果在家乡见到毛主席，一定会跟随共产党去干革命。”毛主席点点头说：“嗯，有可能。”然后又谈到黄薇想留在延安的事，毛主席建议黄薇还是做记者比较好，这个工作很有意义，也是为祖国抗战作贡献。

将白求恩的事迹传向海外

黄薇听从毛主席的建议，于1938年8月中旬随同陕甘宁边区慰问参观团前往敌后根据地。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慰问团走访了山西和华北的40多个县，行程达数千里之远。这期间，黄薇有两次差一点就牺牲了。有一次，她在房间里煤气中毒，幸亏抢救及时；另一次，她在行军途中下马休息时，刚刚解下缠在手上的缰绳，马因为受惊掉下了悬崖。

慰问团到过一二〇师和一二九师驻地，到过八路军总部，黄薇见到了贺龙、聂荣臻、萧克、左权等许多军事将领和党政领导。可惜的是，由于朱德、彭德怀、刘伯承、徐向前等领导去延安开会，未能与他们见面。

1938年9月下旬，黄薇来到了晋察冀边区的所在地五台县，受到边区军民的热情欢迎，军区司令部送给他们每人一套新棉军服。第二天，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参谋长唐延杰、政治部主任舒同为他们举行宴会和欢迎大会。在宴会上，聂荣臻将白求恩大夫介绍给黄薇，从此二人相识。黄薇这样描述白求恩：

“他高大的个子、身穿八路军的棉军服，戴着军帽，显得格外精神。他喜爱中国菜，能够自如地使用筷子。他努力学习中国话，见到我们就用中国话叫‘同志!’虽然发音不很准确，但听起来很亲切。”

在宴席上，黄薇初步了解了白求恩的事迹，作了简单交谈，并与他约定改日前往访问。当天晚上7点，晋察冀军区在司令部后面的广场上，为延安慰问团举行欢迎大会，聂荣臻在欢迎辞中还专门提到黄薇。黄薇被邀请上台讲话，她向大家报告了海外侨胞踊跃支持祖国抗战的动人事例，并代表侨胞向艰苦奋战在敌后的将士们、同胞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慰问。

黄薇刚讲完，白求恩就自告奋勇地跳上舞台，用不很流利的中国话开始讲演。当他生疏地说出“同志们”这三个字时，全场沸腾起来，大家都为他鼓掌。白求恩说，他来到边区后，看到上至聂司令员，下至普通战士和老百姓，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万众一心、精诚合作、一致对外，心里非常感动。白求恩说道：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是打倒敌人的有力武器，我希望全中国各党派、各阶层，不分上下团结起来，打倒万恶的日本法西斯主义者。”

黄薇写道：

“白求恩大夫作为一个国际友人，为了支援我们中国的抗日战争而离开他的家园，抛弃他那优越的生活环境而来到烽火弥漫的中国，同我们一起战斗，为我前方战士救死扶伤作出巨大贡献，而且还热切希望我国上下团结抗战到底。这种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使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深受感动。”

就在黄薇到达五台山的当天，形势又骤然紧张起来，日军兵分几路围攻晋察冀边区。边区军民迎战日寇，坚壁清野，组织疏散转移。因此，黄薇采访白求恩的计划暂时搁浅。

几天后，黄薇与陕甘宁边区参观团分开，离开五台山，与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去慰劳伤员。当她来到滹沱hū tuó河畔的一所战地医院时，竟遇到了白求恩。此时的白求恩正在一间简陋的手术室里，全神贯注地为一位伤员做手术。白求恩的翻译董越千既是翻译又是助手，熟练地传递刀、剪子和其他手术用具。一些当地群众也主动前来帮忙，董越千还要指导他们进行消毒和上药。这一天，白求恩很忙，刚做完一个手术，一位伤员又被抬了进来，门外还有好几位伤员在等待着。

黄薇在手术室外等了好长时间，想找个机会访问白求恩，可是白求恩一直在忙。这边黄薇所在的队伍还要赶路，需要马上出发，来不及采访和打招呼，黄薇只好遗憾地离开了。

不久，在一个军分区的司令部里，黄薇竟意外地又碰到了白求恩，二人同住在一个院子里。黄薇看到：“虽然是在寒风凛冽的天气里，白大夫却像小孩子一般地背着一个照相机，东奔西走，摄取各种有意义的镜头。”黄薇真是喜出望外，这次可得“抓住他”，于是与他约定，晚饭后去访问他。

晚上，黄薇如约而至，在一盏摇曳的煤油灯下开始了采访。白求恩向黄薇讲述他的童年和生活经历，讲述自己是如何来到中国的。白求恩风趣地说：“我乘飞机，坐火车、汽车，骑马、骑毛驴子，还走了不少的路，好容易才来到这里。中国实在是太大了。”白求恩十分赞赏八路军的勇敢，他说：“八路军战士是我所见到的最英勇、最坚强的人!”白求恩还十分焦虑地对黄薇谈缺医少药的问题：“做手术，缺少麻醉剂、止疼药，也缺少酒精和碘酒，甚至棉花、绷带都是把用过了的加以消毒后再用。医疗器械尤其短缺，遇到伤势太重，必须对伤员进行截肢时，使用的都是木工锯子和屠刀。”

二人谈了很长时间，在即将结束时，白求恩再三叮嘱黄薇要向后方人士和海外侨胞呼吁，赶快向抗战前线捐助医疗用品。黄薇听了非常感动，她写道：“一个外国人，如此关怀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其诚挚的感情，殷切的希望，深深打动了我的心，也更加激发了我的爱国热情。”

回到重庆后，黄薇写了一篇战地通讯《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发表在新加坡的《星洲日报》上，让更多的海外侨胞知道了白求恩、认识了白求恩。

1939年春，宋美龄主持召开重庆各界妇女领袖座谈会，黄薇应邀参加，并在会上介绍了白求恩大夫救死扶伤的感人事迹，用自己的所见所闻，重点谈了华北敌后战场缺医少药的严重程度，呼吁在座的姐妹们和全国同胞们赶快动员起来，捐献医药用品，早日输送到前方去。黄薇的呼吁在重庆引起强烈反响，国民党元老张继的夫人请黄薇到家里，详细询问有关情况，表示马上组织大家捐献医药用品，尽快送到华北前线。

参观采访后，黄薇来到重庆，连续写了100多篇通讯，刊登在新加坡的《星洲日报》和《星洲晚报》上。其中一篇《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是海外媒体最早介绍白求恩事迹的文章。

令黄薇没想到的是，在她离开华北后不到一年的时间，白求恩因手术时不慎割破中指，被细菌感染转为败血症，医治无效，于1939年11月12日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噩耗传来，在重庆的黄薇含泪写了《悼念白求恩大夫》一文，发表在1939年12月4日的重庆《新华日报》上。她写道：

“为了纪念这位可敬的国际朋友，我们必须加强团结，抗战到底，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将日本强盗的头颅和鲜血，祭献于我们伟大国际友人的灵前!”

12月21日，毛主席写下《纪念白求恩》一文，高度评价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

在重庆宣讲惹恼蒋介石

黄薇1938年底从延安到重庆后,本想到《新华日报》工作,但报社领导告诉她:“你还是保持华侨记者的身份比较好”,“作用比较大,活动比较方便”。后来,香港《星岛日报》又聘请黄薇为该报驻重庆的特派记者。

除了经常去红岩村和周公馆,黄薇还要与各界知名人士广泛接触,包括国民党的要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为人正直,有正义感,黄薇经常去“冯公馆”拜访他。有一天,冯将军对黄薇说:有人要我同你谈谈,劝你加入国民党。黄薇说:前不久,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也说过,如果我参加了国民党,准备让我当国民参政员。黄薇婉言谢绝了他们。

在黄薇到达重庆后不久的一天,宋美龄召集各界妇女领袖举行座谈会,邓颖超、史良等也应邀参加。会中,宋美龄说:“听说今天到会的华侨记者黄薇小姐最近刚从华北敌人后方回来,我们请她给大家报告一下华北敌后的情况。”黄薇向大家介绍了抗日军民的许多动人事迹,还呼吁早日将医药用品输送到严重缺医少药的前方去。第二天,国民党元老张继的夫人向黄薇表示,要马上组织大家捐献,尽快送到八路军前线去。

宋美龄感到黄薇很会做宣传工作,就聘请黄薇去“战时妇女干部训练班”讲课。黄薇了解到,为了培养和教育一批女青年以及与国民党争夺青年一代,我党对“训练班”很重视,组织者是中共最早的女党员之一、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刘清扬,在相关的上级部门中有邓颖超、康克清等等。于是,黄薇就和张友渔、钱俊瑞、阎宝航、陶行知等进步人士一样,去“训练班”当教官,给200多个学员在礼堂里上大课。后来这一期学员举行结业式时,蒋介石也来了,他看到黄薇坐在主席台上。据刘清扬说,回去后蒋批评宋:为什么把黄薇请到训练班去宣传共产党?以后不能再让她去讲课!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黄薇马上把周恩来的题词以及重庆人民非常愤慨的情况向《星岛日报》发专电,但电稿两次被扣压。她又连夜赶写了一篇报道发了出去。黄薇去周公馆向叶剑英了解情况,又去拜见冯玉祥听听他的看法。谈完此事,冯将军突然告诉黄薇:他们(国民党上层)正在策划暗杀你。黄薇没有接受冯将军让她住在冯公馆避险的好意,表示要继续战斗。第二天,邓颖超约见黄薇,告知了同样的事情,并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同时还表示,延安已经去不了了,要黄薇去香港。此后两人又有两次见面,邓颖超对黄薇去香港进行了细致的安排。第三次见面也是邓颖超为黄薇饯行,饭后告别的时候,邓颖超紧紧握着黄薇的手说:周恩来同志要我代表他同你握手。

1 9 4 0 年3月，陈嘉庚（前排右四）在重庆与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校友合影（前排右二为黄薇）

在菲律宾编辑抗日报纸

黄薇到达香港后,1941年9月,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要黄薇去菲律宾进行抗日宣传工作,同时做华侨中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黄薇在国民党驻香港外交特派员办事处申请办理护照时,遭到了拒绝,说是重庆有指令,不能让她离开香港。后来几经周折才到达菲律宾。

1942年1月,日军侵占了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并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杀害了许多知名的爱国华侨领袖,甚至杀害了中国驻菲律宾的全部外交官员。在这危急的形势下,菲律宾进步华侨迅速行动起来,组成了多个抗日组织,主要的有三个部分: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华侨抗日游击支队和抗日地下报纸《华侨导报》(简称《导报》)。当年10月,黄薇去《导报》负责编辑工作。

《导报》就在敌人眼皮底下的马尼拉郊区出版和印刷。工作都在夜里进行,先是收听莫斯科、旧金山、新德里和重庆的新闻广播,然后编写、刻字和油印。条件相当艰苦。白天,大家就像一个大家庭,每个人在家庭中都有一个角色,并以做生意为掩护。报纸的发行传递非常隐蔽和严密,经常变换各种伪装方法。各个抗日组织还把《导报》作为发展成员的一个环节:首先发展为报纸读者,然后再发展为组织成员。

1945年2月4日,华侨抗日游击支队配合美军攻占了马尼拉市。《导报》从第一期的印刷100份,到此时已经每期印刷上千份。2月9日,铅印的《导报》公开发行了,当期印数1万份,并且由周报转为日报。黄薇职务则先后成为编辑主任和总编辑,同时还兼任菲律宾华侨妇女救国会主席。同月上旬,黄薇的丈夫龚陶怡来到报社,任经理。3月9日,《导报》又以套红印刷的大报形式出版了。之后,报社还出版了英语双周刊《新中国评论》,还租用了菲律宾广播电台进行播音,每天半个小时。

《导报》这几年的奋斗和发展,得到了各界知名人士的赞许和鼓励,周恩来、董必武、李维汉、陆定一以及沈钧儒、黄炎培、梁漱溟、陈嘉庚等都曾为《导报》题词;1946年1月,邓发、朱学范、陈家康等借出席世界会议之机来到了报社,邓发为报社题词;1947年春,邓初民为《导报》书写了报名。

1947年年中,国内的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在菲律宾的国民党分子勾结当局加紧对《导报》进行迫害。一天中午,几个菲律宾宪兵来到报社要逮捕黄薇,搜查了一个多小时没发现什么“证据”,在黄薇的据理交涉下,他们只好撤走了。过了半个多月,菲律宾国家调查局又传讯了黄薇,在他们那里盘问了两个多小时,他们对黄薇过去的所有活动知之甚详(黄薇曾经告诉儿子龚平:他们还出示了她和斯诺在一起的照片,应该是偷拍的)。

由于不断受到政治迫害和经济破坏,《导报》难以存在下去,决定停刊。1947年10月30日,《华侨导报》出版了最后一期。当天上午,菲律宾宪兵来到报社,可是他们扑空了,黄薇此时已经登上了飞往香港的飞机。黄薇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菲律宾的6年当中,“我几乎没有休息过完整的一天”。

1947年11月,黄薇被任命为新华社香港分社总编辑。

1 9 4 7 年10月，黄薇和龚陶怡在菲律宾马尼拉结婚

1 9 6 0 年黄薇全家福

（根据公开资料整理，仅供学习参考，值此国庆之际，谨以此文，向革命先辈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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