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哪些宦官是好人（唐代宦官当道的黑暗时代）

中晚唐时期宦官当道，尤其是唐文宗甘露之变后，以仇士良为首的宦官集团控制了皇帝，在长安城大肆屠杀官员，四个宰相、御史中丞、京兆尹等十七户高官被全家屠戮，死者数千，长安城陷入白色恐怖之中，朝野上下对此无人敢发一言。

但宦官们也知道这种情况不能持续，他们不具备管理国家的能力，于是又逐渐把权力交还给了文官。只要不触及神策禁军军权这样的根本利益，宦官与文官还是能够和平共处的。

当时长安城内社会治安极差，包括神策军士兵以及民间的地痞流氓都成了气候，百姓苦不堪言，直到薛元赏临危受命，成了负责长安治安的京兆尹之后，情况才得以改善。

（新疆唐墓出土宦官俑）

【循吏薛元赏】

薛元赏此人并不出名，《旧唐书》中无传，《新唐书》中列入循吏列传，也不过三百余字。

何为循吏？欧阳修详细阐述了这个概念，“吏良则法平政成，不良则王道驰而败”，君王追求国家安定，具体实施的是各级官吏，遇到好官就会依法执政，遇到坏官就会法纪败坏。

我个人理解，循吏就是不畏权贵、不徇私情，依照法律做好本职工作的官员。

中国古代一直是人治社会，这是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的必然。但是作为国家行政机器上一个部件的官吏，其中还是有不少人有“依法治国”概念的，哪怕仅仅是为了忠君。

当然，中国古代社会没有人敢说法律比皇帝更大，行的只是帝王之法，而非国家之法。

薛元赏家世不详，基层行政官员出身，早先当过大理寺廷尉丞、华原县令、汉州刺史、司农少卿，地方上和朝廷都干过，行政经验丰富，虽然官职不低，但绝对算不上朝廷重臣。

这样也好，没有政治标签的薛元赏，甘露之变后各方都能接受，并被赋予京兆尹这个关键职务。在他之前，另一个人当了一个月的京兆尹，但解决不了问题，薛元赏才有了机会。

短短数日，薛元赏就解决了京城地痞流氓和神策军士兵扰乱京城的大问题。

【违法必究】

这个故事记载在《新唐书》当中，《酉阳杂俎》虽非正史，但内容基本一致，更为详细。

“都市多侠少年，以黛墨镵肤，夸诡力，剽夺坊闾。”

当时“侠”并非是一个褒义词汇，大群的长安汉子，身上刺青描龙画凤，在各个街坊欺压百姓，“以蛇售酒、捉羊甲击人。”这两个词不清楚确切含义，但也无非是一些以次充好、强买强卖的勾当。

其中有一个，左臂上刺了“生不怕京兆尹”，右臂刺“死不怕阎罗王”；还有一个花了大价钱，在胸腹处刺了庭院、池塘、草木、鸟兽，活灵活现，其他地痞流氓头子也大多如此，明显一批非主流的中二少年。

可惜这些刺青没有流传下来，要是当时剥下来用芒硝、明矾、石膏等物好好处理一番，妥善保管，留到现在其艺术价值估计不在《清明上河图》之下。

薛元赏没惯他们毛病，到任仅仅三天，就在各坊里长配合下，摸清了最为嚣张的一批人。晚上长安各坊市关门，安排里长按名单抓了三十多个，一律杖毙，尸体当街示众。

为首的地痞流氓被处理了，其他的自然都鸟兽散，成了规规矩矩的良民。不少人原来身上有刺青的，纷纷用香火烧去，虽然是遭了二遍罪，但皮肉之苦总比丢掉性命强。

看到这段故事，不禁联想，一千多年前古代官员都有如此魄力，现在羊城黑人问题怎么就二十多年解决不了呢？有法可依，违法必究，公开透明，他们能闹上天去不成？

【杀了宦官的威风】

此事解决之后，薛元赏把目光投向了神策军士兵。

这就不能用对付地痞流氓的办法了，一旦牵涉过多，激起大宦官的反对，工作就没法继续了。

《资治通鉴》中记载，一次薛元赏到宰相李石家拜访，刚刚进门，就听到李石在与人争论什么，问了一下旁人，说是神策军的一个军将。

薛元赏一看这是个好机会，推门而入：宰相是天子任命的朝廷大臣，你一个军中将领，怎么敢对宰相如此无礼！之后就令人把这个军将拿下，脱下衣甲，押送到马下桥当众处置。

马下桥在哪里史籍中没查到，估计是长安城一处人来人往的交通要道。

军将的随从看大事不好，赶快向宦官仇士良报告，仇士良派人过来传令让薛元赏过去。薛元赏说手头公事处理完再去，随即命令手下把这个军将当众杖杀。

之后，薛元赏脱下官服，白衣去见仇士良，仇士良大怒，“痴书生何敢杖杀禁军大将！”

薛元赏侃侃而谈，毫不畏惧：这个军将对宰相无礼，你仇士良身为神策军中尉，与宰相同为朝廷大臣，对宰相无礼就是对中尉无礼，杀他是为了维护国家法纪。最后一句，“某已白衫，惟中尉命”，我不要这个官了，你随便！

如此大义凛然，仇士良虽权倾朝野，但也不是蠢人，只得拿捏着鼻子吃了这个哑巴亏，还给薛元赏上酒，二人“欢饮而罢”。

之后，仇士良对神策军士兵加强了管束，甘露之变宦官闹的太厉害，也需要有所收敛，于是长安治安得到明显好转。

薛元赏这人当然不受宦官待见，被外放到了徐州当武宁军节度使。这里很是富庶，薛元赏主动免除过路商人的苛捐杂税，促进商业繁荣，但必定又会动了一些人的奶酪。

【会昌中兴的干臣】

唐武宗时期，薛元赏得到重用，任工部尚书，并承担盐铁转运的重任，这相当于唐王朝的财政部长了，他的弟弟薛元龟接任京兆尹职务。

薛元赏在会昌年间虽然未能入相，但能够维持国家财政收支平衡，成为唐武宗和宰相李德裕的左膀右臂，应该说是有重大贡献的。

但也正因为此，薛元赏被视为李德裕派系中人，之后唐宣宗驱逐李德裕，薛元赏也先被闲置，又外放到上党任昭义军节度使，离开了朝廷决策核心，并在任上去世。薛元龟被贬为崖州司户，给李德裕打头阵去了，不久李德裕也被贬为崖州司户参军。

从薛元赏一生来看，《新唐书》循吏二字评价非常恰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不结党、不营私，干好本职工作。

与循吏对应的是文士清流，他们往往可以靠一篇谏言或者几篇文章就能“名传千古”，甚至被誉为“良心”、“脊梁”。这些人的存在确实有意义，但我个人认为，大多数时候，做实事儿的循吏才是国家的基石。

当年李德裕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吐蕃维州守将举城归降，但在朝中牛僧孺等主和派“牛党”反对下，只得交还降将，降将一家及部属三百人不分老幼都被吐蕃屠杀。当时，薛元赏只是一个地方官，上书唐文宗表示此举不妥，旗帜鲜明的反对“牛党”的妥协绥靖。

循吏并非不会“独立思考”，他们只是不愿意把时间精力消耗在口水仗上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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