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译方法中的对译法（译论刘泽权朱利利）

本文来源：原载《中国翻译》2019年第5期，第103-111页

转自：浙大译学馆

编者按：香港学者张佩瑶教授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致力于中国文学文化的对外译介和传播，提出了翻译史研究的“推手”理论，不顾身患重病推动编撰和出版中国传统译论英译选集（An Anthology of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在对外译介传播中国传统译论和中国翻译话语构建方面做出了开创性努力和贡献。在张佩瑶教授逝世六周年之际，谨以此文向她致以深切的怀念。

摘 要：长期以来，欧美翻译理论占据话语主导地位，中国译界处于“失语”状态。为打破中西不对等的翻译话语权力格局，香港学者张佩瑶提出了翻译史研究的“推手”理论，并通过挖掘、整理和翻译中国传统翻译话语来构建中国翻译话语体系。本文结合宏观扫描与微观分析的方法，对张佩瑶“推手”理论的内涵、中国翻译话语的体系及翻译实践的内容，以及相关成果的初步接受情况进行考察，以期学界能彰显其成果、铭记其贡献、完成其夙愿。

关键词：张佩瑶；“推手”理论；中国翻译话语；体系构建

1. 引言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和《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以及党的十九大报告均明确提出：“着力构建有中国底蕴、中国特色的思想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健全国内高校外语学科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翻译，作为“通过语言的中介来实现两种文化之间的协调和对话”的工具（王宁，2016：90），无疑是展开与外界对话和建设我国软实力的“最佳法宝”（张旭，2012：6），翻译话语研究与翻译理论建设是构建话语体系的题中之义。

然而，我国翻译话语的研究与体系建构却不尽人意。一则，长期以来，我们秉承经验式思维方式，“重直觉而轻论证，用形象化语言思辨，缺乏结构严谨、条理分明的实证分析，多以语录、评点、杂感、随笔之类的即兴式心得体会表达观点”（连淑能，2002：44）。二则，我们“一心做国外学者的翻译研究和教学，却较少对国内翻译名家的翻译实践做学理上的梳理和诠解，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自我，失去了文化自觉。”（朱振武，2016：83）中国也一直“未能像西方那样发展出一套严密、系统的翻译理论体系”（张旭，2012：12）。

20世纪90年代，张佩瑶注意到了这种“泱泱大国竟无理可说”的尴尬局面，尝试借助我国传统译论，构建中国翻译话语体系。本文所指的“中国翻译话语体系”，包括传统翻译话语，即张佩瑶尝试梳理、构建的翻译话语体系。张佩瑶（2012:103）认为，“把中国传统译论以及中国学者对传统译论的研究成果，纳入正式的学科疆域里面，使之成为制度化的知识，能够有所传承。”本文强调指出，传统翻译话语体系是我国翻译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自信、翻译理论和道路自信的源泉，是我国译界与世界学界平等交流和对话的基础。中国2000多年的翻译史孕育了丰富的翻译思想，通过对中国传统译论进行深入反思和现代诠释，张佩瑶提出了“推手”路径，编译了中国第一部传统译论英译选集（以下简称《选集》），翻译了诸多中国文学作品，对中国文化的翻译策略与表达方式进行创新、统一和“正名”，为构建我国翻译话语体系做出了富有成效的努力。然而，其努力与成果似乎并未引起足够重视。那么，张佩瑶是如何构建中国翻译话语体系的，包括哪些内容，采用哪些译介策略，目前的接受效果如何？本文围绕这四个问题，通过宏观扫描与微观分析，梳理、概括其翻译理论研究与实践成果，以唤起学界参与中国翻译理论建构与文化外译的热忱，完成其未竟之业。

2. 张佩瑶其人其事

张佩瑶（1953.7.17 – 2013.9.10），生于香港，在香港读完大学后赴英国攻读英美文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从事英美文学研究。转战到翻译领域的原因，是她发现“英美文学无疑是属于西方人的东西，无论自己怎样研读，所玩的总是西方人的游戏，她深深地感到自己在学术上需要找到能赖以安身立命的东西。”（张旭，2012：10）中英双语的精通、西方翻译理论的熟稔、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感情以及上下求索的治学态度，使她很快脱颖而出，“成为翻译研究领域国际主要学者之一”（张佩瑶纪念网站）。自1991年以来，她一边翻译中国文学作品，一边致力于理论研究，提出并构建了我国翻译话语体系，在国内外发表了多篇推介中国传统译论的论述，为中国知识体系的重建和译介做出了不容忽视的努力。

图1. 张佩瑶中英著述与编译成果统计

图2. 张佩瑶英译文学作品统计

然而，正值硕果累累之际，张佩瑶却罹患恶疾。但她并未被病魔打败，转而研究佛道教义，与黎翠珍合译禅宗语录，将中华禅宗文化传到西方。她积极研习太极，并结合我国翻译传统话语，提出了极具中国传统思想深度的“推手”路径，“真正实现了‘过去’与‘现在’、‘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胡安江，2014）。现斯人已逝，但正如朱志瑜（2014）敬奉的挽联所言，张佩瑶“翻小说，翻戏剧，得义不忘形，异域文学得交汇；论经籍，论译学，翻陈而出新，中国译论总流传”，其译介成就与学术担当永传于世！

3. 中国翻译话语的理论内涵

张佩瑶作为有自觉意识的中国翻译研究者，致力于运用西方翻译研究理论和方法思考中国传统与现代翻译问题，通过“推手”路径与中国传统译论及文学作品的翻译，尝试构建中国翻译话语体系。她的思想成果体现在其著作《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译学研究新途径》中。本文因循她对这些思想的划分，从“宏观”、“反观”、“微观”三方面重点考察其理论的基础、内容与实践方法。

3.1 宏观篇：“推手理论”与“中华性”

“推手理论”是张佩瑶提出的翻译史研究路径。她（2012：12-13）认为，“太极推手是把太极拳这种柔中带刚、绵里藏针、以静制动、妙处全在借力的拳术学以致用的进阶方法”，其所呈现的“并非敌我分明的尖锐对立，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立中有互动，互动中又保持对立的特色。”她强调：我国的翻译话语研究，就是要用推手路径，按照“粘连粘随、不丢不顶的推手要诀，把‘过去’与‘现在’这两个在历史研究范畴内最基本、最为重要的类别，视为互相关联的概念，强调以古鉴今、以今明昔的重要。”（同上：14）她指出：该路向能够容纳对立面，关注他者并与他力良性互动，为人文学科提供二元以外的思维方法。（同上：12-22）

宏观篇还从文化政治角度论述了中国翻译话语的“中华性”（Chineseness），即“中国之为中国、中华文化之为中华文化这个最根本、最核心的哲学问题”（张佩瑶，2012：23-24）。张佩瑶指出，中华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被列入国家软实力的建设与国家和平崛起的议程来讨论”（同上：29）。因此，“中华性”的讨论，能够“充实成就文化对话的条件”（同上：41），促使翻译研究者审视自我、增强身份认同感、走出我国翻译理论的“失语”困境。她认为，学界的当务之急，一是采用中英双语发表重读传统译论的倡议性文章，拓展话语空间，二是通过直接与间接翻译话语文本的翻译实践，为开展中西译论对话创造条件。

3.2 反观篇：传统译论与“软实力”

张佩瑶（2012：140-154）指出，中国的译论建设，首先要跳出既有认知框架，进入理论化思维模式；其次要重新审视“翻译”与“理论”这两个核心概念，厘清其含义；最后，全面建立翻译话语理论体系。她强调，中国传统译论是构建中国译学知识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为推动中外译学的对话与互动，她提出了“建基于以虚为本、虚实相生的传统哲学精神，但又适合现代人做逻辑思维的认知架构”的开放式概念图（同上：101）。更重要的是，张佩瑶还从“软实力”的角度剖析了她编写《选集》的学术追求，即以前瞻性的视野、兼容并包的开放式理论框架、目的导向的翻译策略，将传统译论译介到西方，促进本土与国际译学的发展。

3.3 微观篇：翻译能力与赏析水平

对于翻译能力，张佩瑶（2012：166-168）认为，译者首先要有精细的文本分析能力，其次要小心处理文学作品中的困惑，再次要解放自我，根据翻译目的驾轻就熟地运用各种翻译技巧，培养自强取权（self-empowerment）的能力。对于译作赏析，她（同上：169）分享了具体步骤：首先深入了解原著、研究原著的评述文章，随之探讨原本与译本关系、察看解释性文本，最后对比所得结论与最初印象、做出总论。本篇的第二个议题，就是把“话语”、“意识形态”、“权力”、“东方主义话语”与“西方主义话语”等概念联结起来，重读经典文学译作，并置“东方”与“西方”，以求全面推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拓展研究领域（同上：183-184）。

4. 中国翻译话语体系的构建

张佩瑶不仅将中国翻译话语译介到西方，还翻译了大量饱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学作品，为国际译学和文学界提供了另类的知识体系，为翻译论述摆脱长久以来的欧洲中心模式提供了翔实的话语内容和鲜活的语料。下文从构建目的、编译方法、内容特色等方面梳理其中国翻译话语体系构建与文学翻译实践成果。

4.1 传统翻译话语的钩沉、英译

及体系化

在建构传统翻译话语的体系和内容之前，张佩瑶首先为我国传统译论“正名”。她“经过反复思索”，决定用discourse（话语）而不是theory（理论）来翻译“论”字（张佩瑶，2012：131）。她坦陈，采用“话语”这一概念的原因有二：其一，“话语”一词含义甚广，既包含翻译理论话语，也包含理论之外与翻译无直接关系的话语，使用该词可以避免“中国是否存在翻译理论”的无谓争论。其二，借用福柯关于话语与权力关系的论述，彰显鲜明的意识形态议程。用“话语”代替“理论”，使“编者能够全面发挥个人的主体性，创意地做出选择，打造一本既放眼于西方也着眼于中国的翻译选集”（张佩瑶，2012：132）。

《选集》计划分两册出版：上册选材涵盖公元前5世纪到12世纪的佛经翻译时期，下册从13世纪到1911年封建时代结束时期。上册的编译始于1996年，历时十年之久，于2006年由英国St. Jerome公司出版，2014年由Routledge出版社再版。下册由于张佩瑶痼疾复发，未能在其有生之年问世，幸得香港浸会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主任倪若诚（Robert Neather）完成了，于2017年由Routledge出版。下文聚焦两卷《选集》，勾勒张佩瑶构建的中国翻译话语体系及其内容。

4.1.1《选集》的双重目的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后殖民主义和反西方主义的影响，西方不少学者对他者文化兴趣盎然，希望了解其特质，这成为张佩瑶编译《选集》的契机。张佩瑶（2012：139）指出，《选集》有对外和对内两大目的：对外是把传统译论英译到西方，让其进入西方翻译理论的话语系统，以此产生互动，促进国际译学发展；对内是希望译本在源语文化同样发挥影响，鼓励中国读者阅读或重读传统译论。

4.1.2 “丰厚翻译”策略的确立与应用

张佩瑶在构建翻译话语之前，首先梳理了“丰厚翻译”策略的“来龙去脉”，论证并确立了其理论意义、实践价值和操作方法。Thick Translation由哈佛大学非美文化研究中心翻译学者Appiah（1993）借用Thick Description一词转化并提出。Thick Description由英国哲学家Ryle（1971）提出，用以引导人们多方面、深层次地思考问题。美国人类学家、民族志学者Geertz（1973）将这一概念应用于民族志学研究中，强调关注本民族与他者文化的差异，避免民族中心主义。而Thick Translation“借助注释、评注等方法，将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Appiah，1993：817）Hermans是将翻译与认识他者文化议题结合起来讨论的第一人。在他看来，Thick Translation与Thick Description一样，强调源语与译语文化的差异。他（2003）指出，详细描绘源语文化概念，是跨语言与跨文化翻译研究的新路径，有利于翻译学科的多样化。

对张佩瑶（2012：48）来说，探讨这一策略，要解决两个重要问题：怎样把它运用到中国翻译话语的编译实践，怎样在再现源文“绵密厚重”的文化内涵时避免译文的“笨钝臃肿”。她对该策略的运用，不仅区分了“个别策略”与“整体布局”（见下文），还设计了三个操作步骤：条目的背景描述、对佛经译论的多重解释、对传统译论的深层铺垫（同上：119-120）。Thick Translation在国内翻译界曾引起广泛关注，李红霞、张政（2015）发现，仅该术语的译名就有四种，即“深度翻译”、“厚翻译”、“厚重翻译”、“丰厚翻译”，但随着《选集》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问世，“丰厚翻译”这种译法由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并采用。下文耙梳可见，《选集》的选材、布局与翻译策略，无一不体现着“丰厚翻译”的原则。

4.1.3 《选集》的内容与体系

张佩瑶为了丰厚翻译策略“运用得宜而非进退失据”，精心地为《选集》设置了一个“整体布局”，包括三大组成部分：为“构建历史语境与文化传统”而精心挑选的“适量的语篇选段”，为开展“古今对话”而在每篇译文前后添加的简介和评语，作为“路标”的索引和注释（张佩瑶，2012：51-53）。她指出，这一布局是对丰厚翻译策略的“全盘调动”，以实现“再现中华文化及其文化身份”的目标（同上：53）。内容上，《选集》上册约300页，收录条目82项，哲学思想25项，佛籍译论57项，均选自历代文献中与翻译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文段，涵盖了翻译原则（如道安的“案本而传”）、翻译方法（如玄奘的“五不翻”）、翻译目的（如赞宁的“译之言易也，谓以所有易所无也”）、翻译过程（如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翻译形式与风格（如文质、雅正、烦直等）、翻译批评（如道宣的“铨品译才”）以及译者素养（如彦琮的“八备”说）等方面。下册收录28个条目，包含13到19世纪初的翻译思想。

张佩瑶（2012：149-152）指出，我国传统翻译话语系统是“知识的整合”，由概念、思想、机构等构成，这些又可分别归类为直接与间接翻译话语，它们“互为表里”，均为“探讨翻译内部问题的原材料”。《选集》通过对这些话语内容的钩沉、分类、翻译、注释和评论，构建起具体话语体系，并绘制了一个详尽的“中国翻译话语体系图”（同上：150）。为了直观起见，我们将该“体系图”简化为图3。

图3. 中国翻译话语体系

斑窥《选集》对我国传统译论的挖掘、整理、翻译盛况，可由《选集》核心概念词的构成及其英译切入。据统计，《选集》共收录核心概念词709个，本文借用Nida（1981）的方法，将它们分为社会、生态、物质、宗教、语言五类，概观张佩瑶对其处理方式（见表1）。

表1. 《选集》核心概念词分类及其翻译、

注释方式示例

相较核心概念词，翻译概念词仅有93个，虽占比不大，但却是重要的翻译话语内容。图4析取出这些概念词，并按张佩瑶的分类统计。

图4. 《选集》翻译概念词分类统计

体例上，《选集》创立了独特而前后关联的系统：中国朝代简表、韦氏音标与汉语拼音转换表、目录、编者前言、条目作者信息、编者自拟标题与源文出处、正文翻译与注释、编者评语、人名传略、参考文献、索引（书名、人名等）。该体例设计新颖，编排清晰，便于检索、阅读。值得一提的是，目录、参考文献、人名、主要书目以及关键词都附有中文，更利于懂中文的读者查找源文作进一步了解，甚至与译文进行对比研究。可以想象，要将言简意赅的传统翻译话语转化成现代英语，相关的语境信息必不可少。为此，《选集》的前言介绍了其构思、内容、布局和中国传统译论的特色以及丰厚翻译策略的运用方式。另外，各条目下还附有作者简介与脚注，提供了源文作者的时代背景、社会意识形态等信息，大大降低了阅读难度。

4.1.4 《选集》撷英

为配合丰厚翻译策略的“理念推广”与“付诸实行”（张佩瑶，2012：55），使《选集》的整体布局纲举目张，张佩瑶还设计了三个“个别策略”， 包括“按语境翻译、使用粗体、加拼音及中文”（同上：52）。但《选集》具体如何翻译，上下文如何关照，一词多义如何处理，还有待深入语境一探究竟。作为案例分析，我们选取以“信”为代表的核心翻译概念词进行考察。统计发现，“信”在两册《选集》中共出现45次，条目译文30个，评论14条，引言1条，有8种译法，其中两种译法可在上册的条目2与4中窥探一二。

由例1可知，对于“信”的英译，首先，张佩瑶并不拘泥于单一译法，而是根据语境，采用不同的词汇，分别译为trustworthy与sincere。其次，她采用了拼音、汉字、加粗、斜体相结合的音、形、义俱全的直译加注手法。最后，如条目2的评论所示，除了条目间的互相参照之外，评论还提供了他人译法做参照，以便读者深入理解。其它翻译概念词（如“译”、“达”、“雅”等）也采用了此种译法，不再赘述。

另一方面，为给我国传统译论“正名”，张佩瑶不仅提供同一概念的多种译法，更重要的是，她还在西方熟悉的现有译法的关照下，采用以旧推新、新旧关联的方法推出新译。“孔子”与“儒教”的翻译便是一例。

《选集》的第三个特征是“左顾右盼”方法的创造与应用。这种方法的优势，是“既从西方当代翻译理论的视角，观照所选条目的内容，又从传统译论的视角反观当代译论的相关思想，以捕捉中西译论互相阐释、互相诘问、互动融合的可能。”（张佩瑶，2012：37-38）统观《选集》，译者评论部分是该方法的得心应手之处。如例3所示，在《选集》首个条目的评论中，她就将老子的思想与当代解构主义结合，使古今、东西联系起来，为读者营造一种古与今、东与西对话的感觉。

4.2 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

张佩瑶还身体力行，将大量中国优秀文学作品英译到西方，作品涵盖两岸三地代表性作家的小说、戏剧、诗歌、散文、评论等。小说方面，主要有大陆“寻根文学”代表作家韩少功与刘索拉、台湾作家朱天心、香港作家梁秉钧等人的作品；戏剧方面，她与黎翠珍编译的戏剧选集，收录了两岸三地剧作家（徐频莉、赖声川、杜国威等）的15部作品（大陆6部、台湾5部、香港4部）；诗歌领域，有叶辉、梁秉钧等人诸多作品。作为香港翻译工作者，她关注并翻译了不少描写香港当代社会的优秀散文、评论，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的香港。此外，她还主编了《禅宗语录一百则》、《中药图解》、《牛津少年百科全书》等。可以说，张佩瑶对中国文学的译介是全方位、跨地域、跨时空的。为考察其文学与翻译话语英译的互文关系，本文亦依奈达的五分法对其文学翻译中的文化特色词语进行检索、汇总（见表2），并佐以一二例。

表2. 张佩瑶英译文学作品的文化词语及其翻译示例

张佩瑶主要依据语境、采用直译法翻译相关词语，对上下文中同一词语，灵活变化表达方法。这两种方法与《选集》的翻译策略相同。例如，刘索拉《寻找歌王》中“莫名其妙”一词的三种翻译：

其次，对于某些晦涩难懂的词语（现象），她用简洁的语言在文中及时补充相关含义或背景知识，以便读者理解。此法与《选集》的文内注释法不谋而合。如“知青点”一词：

第三，对于人名，张佩瑶放弃了迎合西方名在前、姓在后的惯例，沿用《选集》的做法，直接用汉语的顺序及拼音。

5. 张佩瑶成果的初步接受

为构建中国翻译话语体系，张佩瑶发表多篇中英文著述，不遗余力地推介“推手”理论、翻译中国传统翻译话语与文学作品。这些努力及其成果，从推出到接受再到产生影响，需要相当长的过程，不会立竿见影，但从目前检索到的文献可见，在国内外均获得广泛关注与好评。首先，就“推手”理论来说，国际翻译理论家Robinson（2016）不仅赞扬其为翻译学者开辟了一条以非对抗方式处理容易引起冲突的翻译问题的新路径，而且编辑出版了专题文集The Pushing-Hands of Translation and Its Theory加以集中探讨。胡安江（2014）指出，该理论可以实质性地推进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进程，有效地开展与国际学术界的深入对话。

其次，《选集》上册在国内外也好评不断。该书书评页中，美国当代翻译理论家Tymoczko（2014）称赞其为25年来最具开创性的译学著作，将翻译研究推上了国际舞台。英国汉学家Minford（2014）直言，《选集》为国际社会作出了了不起的贡献。另有学者专门著文评述该《选集》。De Meyer（2010：158）称赞它翻译水平高超，评注数目令人叹为观止。张旭（2008：94）指出，《选集》有利于中国译学研究现代化的实现，是治疗当下中国文化“失语症”的良药。

同时，张佩瑶翻译的文学作品也受到好评。例如，Hegel（1998）称赞Chinese Drama特别展示了当代中国的戏剧传统，值得广泛关注。Timothy（1998）评价Hong Kong Collage一书是对“香港没有自己的故事”谬论的驳斥，让更多国内外读者了解了真实的香港。Chang（1994）指出，张佩瑶对韩少功作品的翻译相当精彩，对于读者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大有裨益。

6. 结语

本文廓清了张佩瑶中国翻译话语构建的理论基础、框架体系、主要内容与翻译方法，总结了其中国文学英译的名录及技巧特征。研究发现，张佩瑶向世界推出了中国译学研究的新途径——“推手”理论；译介中国传统翻译话语，使中国译论获得了与西方译论同台竞技的机会；提出系列翻译概念新表述，打破了西方翻译定式、为我国译论“正名”、提升了中国话语权；丰硕的文学译介成果，为在英语世界构建中国文学图景和文化生态，提供了鲜活的语料。

作为后来人，我们至少能从以下两点告慰张佩瑶为构建中国翻译体系所做的努力：第一，立足并重读我国翻译话语，进一步做好其挖掘、整理和学科体系建设，从而坚定理论、文化和道路自信；第二，放眼世界，积极参与国际对话与文化外译，提高我国译论和文化的能见度、认知度与接受度。秉承这两点，我国翻译理论一定能走出“除却洋腔非话语、离开洋调不能言”的尴尬境地（曹顺庆、李思屈，1996：12）。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基于语料库的两岸三地百年女性文学翻译史论”（项目编号：15AYY004）的相关成果。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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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泽权，河南大学“黄河学者”特聘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语料库语言学，翻译理论与实践。朱利利，河南大学外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英语语言学，翻译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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