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公坚持删掉四个字的句子（邓公坚持删掉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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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的时候，在报考条件的相关文件当中删掉了四个字，而正是他删掉的这四个字，让二十七万学子的命运就此被改写。

那么，高考当年为何会被废除？邓小平又为何要恢复高考？他删掉的哪四个字改变了二十万学子的命运？点个关注，让我们一起揭晓答案。

高考的废除和恢复

1977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在这一年的12月，五百七十万不同身份、不同年龄的考生，怀揣着对未来的希望走进了中断十年才恢复的高考考场，从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1977年高考入场

著名导演张艺谋，1977年参加高考，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四川美术学院院长罗中立，也是1977年参加高考，考入川美。

那一年，知名作家刘震云一举成为河南省文科状元，考上北大中文系，即便多年之后，他还在感慨，如果没有77年、78年恢复高考，他也有可能跟他表哥一样，只是建筑工地上一个搬砖的。

然而，改变无数学子命运的那个人，正是刚“复出”没多久的邓公。

1977年，整个中国都还沉浸在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一代伟人逝世的阴霾当中，邓公则正式接过上一代领导人肩上的重担，带领着迷茫的人民，寻找新的方向和目标。

邓小平

除了振兴经济的改革开放，收复港澳台地区的一国两制，还需要焕然一新的，就是中国的教育制度。

正所谓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培养人才，是国家发展壮大的重要支柱，是立国之本。一个国家有没有发展潜力，看的是教育，一个国家富不富强，看的也是教育。

然而1977年之前，教育至关重要的选拔机制：高考制度，已经沉疴了十余年。

中国的高考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科举制度，与科举制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是，高考和科举都为寒门子弟提供了一条公平公正的阶级上升通道，给了许多人改变命运的机会。

科举制度

直到1905年，随着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的覆灭，在中国沿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才寿终正寝。

与此同时，西方传来的大学自主招考被传入中国，一直沿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

与此同时，自主招考模式的弊端也逐渐显现了出来，人们发现，高考自主命题的形式，极其容易造成各校间招生结果大相径庭，很难统一标准录取。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1952年，第一次全国统一招考举行，考完按统一标准录取，高考时代就此诞生，标志着中国在世界上率先走上大学统一招考的道路。

知青下乡

然而，到了1966年，十年动乱开始，所有院校都停止招生，教师学生也被下放劳动，高考就此陷入瘫痪。

1970年到1976年间，也不是没有过一些补救措施，在这期间，大部分高校开始采取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形式，只面对工农兵群体招生。

但是，这种招生模式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通过推荐进入大学的学生，受教育水平参差不齐，无法有针对性地培养国家需要的人才。

再加上受当时社会风气影响，读书无用论盛行，知识分子地位低下，往往也没有被推荐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资格，这让许多人才被埋没，使得中国教育事业一蹶不振。

知青下乡

邓公对于当时教育制度的弊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因此，邓公“复出”后的头件大事，就是组织高考恢复，教育制度改革。

1977年9月，邓公组织召开了一次全国高等学生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废除了十年的高考，并且要求高考的招生对象，从原先单一的工农兵群体，拓展到不限身份的所有人。

而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公删除了四个字，直接让二十七万人的命运就此被改写。

那么，邓公删除的四个字究竟是什么呢？

邓公坚持删掉四个字

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邓公坚持删掉报考条件当中的四个字，让二十七万人的命运就此被改写，这是怎么回事呢？

1977年恢复高考的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拉开帷幕，邓小平开门见山问大家，对于科教发展有什么想法和要求，却遭遇了冷场。

邓小平无奈地摇了摇头，他当然知道在这个特殊时期，大家都不敢多说话，生怕说错了话。于是邓公便鼓励大家，要敢于说真话，有见解，任何后果有他担着。

数学家苏步青教授叹了一口气，有些无奈地说道，他的十八位副教授和讲师都被下放到农村工厂去“改造”了，让他成了个光杆司令，很多科研和教学上的事情根本忙不过来。

苏步青

邓小平点了点头，然后当即指示将苏步青的助手们全都调回来。

这一下，才算是正式“破冰”，大家纷纷放心起来，畅所欲言。

清华大学副校长何东昌，痛心疾首地感慨着，此前被推荐进入清华的新生，很多文化素质太差，甚至只有小学水平，根本就教不会，也不知道该怎么教。

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顺势直奔主题，一针见血地对着当时的高考招生方针：“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开炮，将推荐选拔制度的弊端大批特批，讽刺地指出：

查全性

“百姓们常说，以前上大学靠钱，现在上大学靠权，自己成绩再好，也比不上有个有权有势的爸妈。”

确实，推荐选拔制度原本是为了顺应民心，但是一些干部子弟却滥用职权，运用权势为自己拉票，从而顶替他人名额。

中国科技大学助教温元凯，也赞同地点点头，似乎深感共鸣，于是他顺势举手表决心道：“我认为，恢复高考，应该改成这十六个字：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

话音一落，人们纷纷赞同地点头，都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邓小平开会

而邓小平听完之后，却笑着摇摇头，对温元凯说：“你这个方针可以，但是只采纳四分之三。”

大家顿时一愣：什么四分之三？哪里四分之三？

邓小平接着说道：“第二句话，“领导批准”这四个字，可以去掉。”

也就是说，高考招生方针直接变成：自愿报考，严格考试，择优录取。

没有了领导批准，也就意味着参加高考彻底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意，只要自己想考，就可以去考。

1977年高考

在场众人纷纷醒悟过来：对呀，考大学原本就该是百姓们的权力，为什么还要领导批准呢？倘若某考生综合素质都很好，唯独跟某个领导闹了矛盾，领导不同意考生报考怎么办？岂不是就要浪费一个人才了？

因此，只有排除“领导批准”这个主观因素，才能保证高考制度绝对的客观公正。

于是一时间，大会堂里响起经久不绝的掌声，就连大会堂里的服务员们，在听到邓公的决定之后，都忍不住站起来跟着鼓掌。

从那一天开始，无数人的命运就此被改写。

此时已经快逼近年底，人们原本以为，就算恢复高考，再怎么也要等到明年，谁料邓小平却直接下令，今年就恢复高考，因为人才培养等不及了。

消息一出，许多知识分子不禁涌起热泪，似乎终于等到了熬出头的那一天。

紧接着，人们争先涌入书店，买书的队伍排起长龙，将教材哄抢一空。

不幸没买到书的，还去二手回收站蹲守，甚至借书来抄。一时间，各地图书馆人满为患，全民掀起一阵读书热，只为了把握住掌控知识命运的方向盘。

1977年备战高考

但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反对的声音，这些反对的声音自然大多来自于原先推荐选拔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们，只会滥用权势、没有真才实学的他们，自然不愿意高考制度实现真正的公平公正。

对于这些反对的声音，邓公的态度也相当坚决：赞成中央方针的，继续干。不赞成的，那就转行。

在如此雷霆手腕下，那些反对的声音自然也就哑了下去。终于，在1977年12月，高考排除千难万阻，正式恢复。

那么，为什么这一年参加高考的分明有五百多万人，最终却只改变了27万人的命运呢？

27万人的命运被改变

1977年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的时候，在报考条件中删掉了“领导批准”四个字，而正是他删掉的这四个字，让二十七万学子的命运就此被改写，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1977年高考，570万不同出身、年龄悬殊、身份迥异的考生踏入了考场，他们有的夫妻同考、有的两代人同考、有的师生同考，有的来自工厂车间、有的来自军营哨所、有的还来自田间地头，只为了把握住这个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1977年高考

显然，邓小平删掉的不止“领导批准”这四个字，他还打破了出身关系的枷锁，让每一位公民都能够平等地在同一个平台上去努力和竞争：

不看老子不看面子看卷子，不拼爹不拼娘不拼关系拼分数，就是对高考制度公平性最通俗的比喻和象征。

许多热爱知识却又长期务工的底层劳动群众，得知高考恢复的消息之后，纷纷跋山涉水去报考，紧接着日日夜夜挑灯夜读，备战高考。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倪文东，为了备战高考，白天干活，晚上就和同样备考的同学，一起复习看书，讨论问题，用复写纸手抄资料，复习到所有灯全都熄灭，最终成功考入西北大学中文系。

1977年备战高考

中科院院士、数学家袁亚湘，原本也在田间务农，得知高考恢复后，特地找到生产队长，请求一个月脱产复习的时间挑灯夜读，最终成功考入湘潭大学数学专业，又一路凭借着自己的实力，考入英国剑桥大学，最终在数学研究领域创造巅峰。

还有后来的财政部部长刘昆、统计局局长宁吉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这三位举足轻重的政要，也都是1977年恢复高考那一年的考生。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很多人都以为恢复高考第一年的时候，考大学应该会很简单，事实上并非如此，1977年恢复高考那年，竞争的激烈程度比起现在只能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1977年高考试题

这一年，五百多万考生，录取率只有5%，也就意味着最终只有二十多万考生能够考上大学。

但同时，也正是这二十多万考生，得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在各自专业领域上发光发热，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需的人才，为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保证。

可以说，恢复高考，不仅改变了学子们的命运，更是改变了整个中国的走向。中国近几十年来的经济腾飞，追根溯源，其实也跟高考制度的恢复密不可分。因此，高考的恢复，对于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说都意味着复苏与新生。

现如今，随着我国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高考录取率相比高考恢复之初，也提升了不少，已经从1977年一百个人里录取五个，上升到2022年一百个人里录取85个。

显然，我国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迈向“大众教育”，现如今考上大学已经不是什么稀奇事，人们更加关注的是能不能考上985、211的双一流院校。

但与此同时，教育过剩、学历贬值的现象也愈发突出，时常为人所诟病。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探讨，高考的未来在哪里？

或许如今的社会并不需要这么多的大学生，而是高精尖的科研人才和技术人才。

因此，国家也在随着时代需要不断变革高考制度，自1996年开始的招生“并轨”，再到1999年的“3 X”考试方案，2018年开始试点的“3 1 2”考试模式，高考模式越来越个性化。

或许在未来，随着人才选拔制度的再一次改革，学校能够回归本质的知识教育功能，而不仅仅只是一个文凭生产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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