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的人物形象特点以及原因（秦腔斩韩信和史记）

在历史上，韩信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物。"一剑光寒千古泪,三家市出万人英"，作为汉初三杰、武庙十哲之一，千古名将的韩信，不知受到多少热血男儿的敬仰。而他的复杂性格和悲剧命运，又格外容易引起诗人们的慨叹，"千年事与浮云去,想见留侯决是非"。

但韩信并不像李广、李靖这些名将，更多存在于文学作品中，在民间，韩信拥有非常广泛的知名度，甘肃、陕西一带，至今流传着"短"韩信"九里山前活埋母，勒马分油离密友"的传说，所谓"短"，是说他行事刻毒。下面我想就秦腔《斩韩信》片段和《史记·淮阴侯列传》试谈谈韩信在不同文化体系中的形象。

这出戏的背景是韩信被吕后所擒，将要问斩，临死前自白，借道人之口历数了其五宗罪：一不该原郡挖茅顷分井面，二不该九里山前活埋母，三不该背后把樵夫斩，四不该逼霸王在乌江岸，五不该坐受高皇拜。并认为这五不该各折韩信八年寿，导致他"命里该活七十二，三十二岁丧黄泉"。韩信对此颇有忏悔，但更多是满腔不甘和怨愤，四个"低头不语"恨了高皇刘邦、张良、萧何、老天爷。

总体来说，对韩信基本持负面看法，这和民间文化中朴素的忠孝仁义观念有关。老百姓的思想简单而纯粹，崇拜的是忠君爱国、孝悌长辈、仁义宽厚的君子，而韩信思想比较复杂，他既有善纳人言、谦卑有礼的一面，又有居功自傲、恃才放旷的一面；既有勤于国事、忧于时局的一面，又有挟恩图报、自私自谋的一面；既有礼贤下士、宽待治下的一面，又有忘恩负义、阴险毒辣的一面，因此很容易就给人一个"二五仔"的印象，这使他的评价远不如同为武庙十哲的张良、诸葛亮等人。

因为民间的正义观念是朴素的，而且大多着眼于道德方面，崇拜忠孝节义者，厌弃节操下作者，同情无辜受难者。道德至上，非此即彼，黑白分明，甚少中间地带，这是我们民族的一个普遍心态，由于漫长的人治历史，我们习惯于从本能和情绪出发，在抽去了具体因素的道德层面评判事物，这种评价方式是轻松的、简单的、痛快的，却很容易忽略具体人的具体处境，最后像戴震说的那样，"以理杀人"。现代工业的兴起正在改变这一切，年轻人更多关注人性，而非道德，热衷于解构一切崇高和伟大，这是一条更加宽阔的路，但也是一条更加危险的路。

《史记》是一本非同寻常的史书，现在普遍认为这既是一本无与伦比的史书，也是一本无与伦比的文学巨著。郑樵在《通志》中说："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而司马迁个人化的表达又为《史记》增添了无数的光彩，几千年过去了，我们依然会为荆轲的失败感到惋惜，依然会为项羽的功败垂成感到遗憾，读到李斯临终前那句"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时，依然会忍不住涕泪直流。

韩信是《史记》中一个熠熠生辉的形象，他出身卑微，却胸怀壮志，司马迁在评价传主的"太史公曰"一节这样说："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并通过"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韩信确是"其志与众异"。正是因为"其志与众异"，韩信才能忍受胯下之辱，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应该用来干伟大的事业，而非同流氓同归于尽。

司马迁著史的一个原则是"成一家之言"，这就决定了他对于传主的个人化视角，在《淮阴侯列传》的前面部分，他用精彩而细致的笔锋描述了韩信是如何在乱世中以布衣之身威震华夏的历程：陈仓之战、京索之战、安邑之战、井陉之战、垓下之战，每战必胜，在楚汉对峙的最后阶段，韩信的态度直接决定谁能最终取得天下，所谓"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用来说他，最妥帖不过。但司马迁的视角未止于此，出于个人的遭遇和对人类命运的关怀，他尤其锺爱伍子胥、项羽、李广这样的悲剧人物。韩信无疑是一个悲剧英雄，以不世功勋而遭身死夷三族之祸，可谓千古悲剧。司马迁认为韩信的悲剧源于他性格上的弱点，"伐功矜能"，回顾前文，不管是要胁高祖这个最高统治者，还是侮辱樊哙这样的重臣，都给他自己埋下了毁灭的种子。天下未定之时，高祖必须依赖韩信，一旦天下平定，帝王势必要清算前账。

司马迁的一个高明之处在于直接的评价简短而克制，对人物性格的展示更多通过行动的描写，这样能展现出一个更生动真实、更有感染力的人物。韩信生命中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游说者蒯通，在劝说韩信三分天下的过程中，蒯通展示出一个雄辩者的风采，剖析利害，衡量得失，都一语中的，而韩信先是因与高祖的个人交情，说道"岂可以向利倍义乎"，其后蒯通阐以功高盖主，不得善终之理，韩信却敷衍过去。第二次劝说时，蒯通的言辞更加犀利，韩信则是犹豫，并将希望寄托于高祖的仁慈上。等到被擒之后，又匆匆发起变乱，最终事败，身死妇人之手。犹豫不决，瞻前顾后使得他既没能全身保爵，又没能成就忠臣之名，生前身后两失。

太史公曰："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千载已过，惋惜之声，犹在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