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的人文特色（温州是我童年到过的最大城市）

来源：温州新闻网

那时我做梦也没想过要去杭州游览西湖美景，温州这个地名对我来说意味着一种幸福。

——题记

人物简介：蔡天新

浙江大学数学学院教授，诗人、作家。本文选自三联书店新近出版的童年回忆录《小回忆》增订版。蔡天新出生在台州，温州是他童年到过（三次）的唯一的城市。书中展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南方乡村生活风貌。棋艺精湛、喜欢手绘地图的“我”童年孤寂而无助，但蕴藏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终究在荒芜的土壤里撒播下种子，并在作者成年后伴之漫游四方。作者对于童年所处的环境、故乡的人物风情和家族的迁徙进行了细致的刻画和历史溯源。他的家族南渡以后的祖居地黄岩平田在东晋时属于永嘉郡，二始祖蔡邵是王羲之与谢灵运之间的永嘉（温州）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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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黄岩樊川小学念书的那两年正值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美国人阿姆斯特朗率先登上了月球（随后中国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二是中苏在黑龙江（阿穆尔河）上的珍宝岛发生了武装冲突。同样，我的家庭里也出了两件大事，一是哥哥未名支边去了东北，二是温州的小姨父病故。

小姨父原是温州公路运输段的一名机关干部，家庭成分是工人，凭借这个关系小姨得以在瓯江的码头上做临时装卸工。在外婆亲生的四个儿女中，小姨家的经济条件最差，子女却最多（一男三女）。不幸的是，姨父刚过四十岁，便得了癌症去世，留下没有正式工作的小姨和四个未成年的孩子。自那以后，母亲和江苏的四姨每月都要从有限的工资里省出五元十元的寄给小姨。

小姨父去世前后，我曾多次随母亲去温州探望小姨。那是我童年时代最远的旅行了，途中的劳顿非今天可以想象。首先，启程就是一桩艰难的事儿，无论我们住在城南的委羽山，还是后来迁到城北的王林施村，我们都需要在头一天步行到黄岩县城，入住车站附近的小旅店。这不仅仅因为路远，更因为黎明前走过田野不安全。

其实，从黄岩到温州的直线距离只有一百多公里，可是，早晨六点钟就要发车。因为那时的浙东南有许多盘山公路，途中还需两次轮渡，分别在乐清的清江湾和温州的瓯江（如果是早些年，还要经过大荆的水涨渡口）。瓯江的摆渡需一个多小时，轮船要绕过一座名叫“七都”的岛屿。值得一提的是，那会儿母亲和多数中国人一样没有手表，却根本不用担心误点，因为天刚蒙蒙亮，车站四周的小贩们就开始吆喝了，以卖橘子的农民和小吃摊主居多。

温州留给我最初的人文记忆是：方言十分独特，非温州人不能听懂。表妹们教过我不少温州话，但今天我只记得十以内的阿拉伯数字的发音。这与岭南的粤语境况相似，成为使温州人得以相互认同，并区别于其他地方的文化密码，也为温州人独闯天下创造了条件。即使在海外，他们也很容易形成一个个组织或团体。

这一点，不由让人想起操希伯来语的犹太人，后者同样以经商和聚财能力闻名于世。上个世纪80年代初，当人们仍在为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温州人率先与“主流”分道扬镳，走上发展道路。而在文化和科学领域，温州人也出过不少优秀人才（尤以数学方面最为突出）。

· 02

随着一阵清脆的电铃声，去往杭州和宁波方向的汽车首先驶出黄岩站，然后就是温州、金华的班车。每座城市每天只发一辆班车，也就是四十来人，且有不少中途就下车了，由此可见当时中国人口极少流动。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在我这个持半票乘客的小脑瓜里，目的地的远近与否成了某种决定性的因素，我内心的感觉要比那些到邻县去的旅人神气得多。

那时我做梦也没想过要去杭州游览西湖美景，温州这个地名对我来说意味着一种幸福。不过，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对我又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我的肠胃要经过一段翻江倒海的洗礼，直到抵达乐清境内的小镇白象，才感觉到豁然开朗。那里不仅有美味可口的小白虾（我们在那里用午餐），且从此以后就是一马平川了。

在我的记忆里，温州乃孩提时代见过的最繁华的都会。虽说五马街还只是石板路，但两侧的商铺和熙熙攘攘的人流让人兴奋，感觉就像十年后我走在上海的南京路上，或者二十多年后我走在纽约百老汇大街上一样。

可是，就历史渊源来说，五马街却非南京路或百老汇可比。早在一千六百多年前，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出任永嘉（温州）太守时就有了五马坊，不过那时的马路宽六米，仅够五匹马通过。七个世纪以后，北宋诗人杨蟠出任温州知府，他留下一首诗：“相传有五马，曾此立踌躇。人爱使君好，换鹅非俗书。”此诗写的是王羲之，并用了他书换白鹅的典故。到了南宋，出现了著名的永嘉学派，其中年长的郑伯熊还曾担任黄岩县尉，代表人物是叶适。

不过，那会儿我年幼无知，既不知道王羲之、杨蟠和永嘉学派，也没听说过谢灵运。说起这位列温州十大文化名人之首的诗人，他在王羲之死后二十四年出生，而当他去世时，数学家祖冲之已经在世。谢灵运被认为是我国山水诗的开拓者，生性放浪、桀骜不驯，深得后辈同道欣赏，但由于其作品尚未完全摆脱玄学，过去、现在均未出现在中小学的教科书中。

除了五马街以外，温州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停泊在瓯江码头上的船只，其中的一艘轮渡把我从江北带到了温州。回想起来，那个车站码头应设在永嘉和乐清的交界处，而非楠溪江西岸的瓯北镇。那时我以为，凡是通注入大海的河流都是黄色的。同时还以为，温州就在海边了。这一点直到二十年后的一个夏日，我从厦门乘轮船穿过台湾海峡来到温州才得以纠正。

第二次到温州正好是我八岁那年的春节，有一天，表姐妹们陪我们母子到中山公园游玩。结果因为游人太多，加上我好奇心比较重，和她们走散了。母亲和表姐妹们的着急可想而知，苦苦寻找我半天，甚至惊动了警察。待到她们筋疲力尽地回到垟儿路家中，却发现我早已安然归来。第一次，我见到向来倔强的母亲破涕为笑，看来我认路的本领从小就有了。

我记得垟儿路上有一座垟儿桥，桥边有个岳王庙，桥下的水流流向瓯江。事实上，垟儿路离瓯江已经不远，步行可以去码头，那里有渡船去江心屿。那是温州最有名的景点，岸上便可见岛上有东西双塔。我只记得上过岛，却没有其他记忆。多年以后我故地重游，才知道岛上19世纪便有英国领事馆，且旧址保存完好。1130年，宋高宗赵构南逃时，也曾上岛驻跸普寂禅院。而那两座北宋旧塔作为航标遗产，已列入世界百座历史灯塔。

虽然后来我去过的地方越来越多，几乎走遍了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名城，可温州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仍无法替代。最初的也是最美丽的，温州留存在我的记忆里，她不仅是我童年唯一造访过的城市，也是唯一有交通岗哨和红绿灯的地方。对穿制服的警察的天然崇拜，一直延续到今天坐惯轿车的孩子，连童车都没有玩过的我更不会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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