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存统原型简介（施存统刘仁静曾争论什么）

编者按：

今年，我们党将召开二十大。一百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直接关怀和领导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宣告成立。一百年来，一代代团员青年凝聚在党的理想信念旗帜下，在团组织的团结带领下，历经血与火的洗礼、生与死的考验，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作为共青团中央机关刊——《中国青年》杂志忠实记录下这一百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共青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在青年前列，组织引导一代又一代青年坚定信念、紧跟党走，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贡献力量。

《中国青年》创办于1923年10月20日，是国内现存的历史最悠久的红色主流期刊。《中国青年》百年办刊史，是我们党领导中国青年运动的一个清晰缩影，是百年党史 “青年篇章”的重要记录，是共青团事业蓬勃发展的光辉记忆。

百年《中国青年》，是一部厚重的历史，是一方精神的高地，是一面思想的旗帜，是一部青春的史诗，是一只奋进的号角。它是观照百年青年运动的思想之镜，也是记录中国青年扬帆远航的成长笔记。它锐利，为时代潮汐写下芸芸注脚、变化轨迹；它熙暖，指引一代代青年风帆与共、勇往直前。

从即日起，中国青年杂志全媒体推出专栏“《中国青年》百年史话”，旨在通过对历史的追溯，引领广大青年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坚定不移跟党走、为党和人民奋斗，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新时代《中国青年》赤忱如昨，思辨如故，热血不凉。让我们勇做新时代的弄潮儿，崇尚先锋、学习先锋、争当先锋，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俯仰鼓帆，贡献青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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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百年史话” 专栏③

《中国青年》的前身《先驱》（三）：关于联合战线和青年运动问题的讨论

@文/李良明

联合战线：争论与决议

1922年4月，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根据列宁起草的《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精神，向中国共产党建议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但是，这个建议开始未能被中共中央接受。

陈独秀说：“国共两党革命宗旨和阶级基础不同，加入国民党会混淆两党的阶级界限，使共产党受到国民党政策的束缚。”

马林无奈，于4月4日离沪返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

苏俄政府改派达林为全权代表来华，出席中共中央于4月底5月初在广州召开的党、团负责人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陈独秀、张国焘、林伯渠、谭平山等20多人。

达林在会上发言说：“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整个加入国民党，结成反帝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经过讨论，大多数与会者表示同意统一战线策略，但没有通过一定的决议。

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公开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同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进一步表明了党的态度，愿意“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建立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但是，采取什么方式，是党外联合还是党内联合，意见尚未统一。

中共“二大”后，马林又从莫斯科来到上海，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要求中共中央全体委员到西湖开会。

1922年8月29—30日，中共中央5位委员，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来到西湖。

马林在会上发言，要求共产党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组织。他极力说：“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去改造国民党以推动革命。”

5位中央委员一致反对这个提案，主要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原因很简单，从党际关系讲，党外合作，共产党与国民党是平等的，不存在谁领导谁的问题；若党内合作，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则要受到国民党的领导和遵守国民党的纪律。

马林的话不能服人，他最后只好拿出撒手锏，质问道：“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否则就要受到纪律制裁。

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同意加入国民党。因此，中共“三大”确立了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策略。

《先驱》与联合战线

这个重要事件必然在团内也有反映。

1923年1月9日出版的《先驱》第14期，刊登了《讨论与国民党联络及社会主义者的生活问题》。这是正厂与施存统的通信。

正厂1922年9月17日致函《先驱》编辑部说：“我以为和民党（笔者按，指国民党）接近究为不妥……而且三民主义，是不是就是社会主义，如果主张相同，只能由他们来加入。我们断不能因为同是革命团体就勉强拼家。况且近来民党人物运动，正不能确守自己党纲，‘惟利是图’而已，几句门面话，便是比较好，‘好’字太不值得了。所以S·Y（笔者按，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如果要和彼£（笔者按，此处漏一字）头，恐怕比德国社会民主党还不如。我意如此，不知你意如何？”

可见，正厂是不同意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

施存统因为工作忙、身体患病，未及时回复。直到12月25日才回答正厂。他在信的开头说：“我有一个声明，就是S·Y至今未与国民党正式发生过关系。”至于我个人的意见却是这样：

（1）在中国目下这种经济、政治的情形之下，不能发生无产阶级的革命，只能发生一般国民反抗封建式的军阀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所以我很赞成把那些国民们的共同敌人（封建式的军阀和国际资本主义）打倒，然后再各用手段，决个胜负。至于谁胜谁负，全由那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能力来决定，也与俄国三月革命，十一月革命那种形势一样。

（2）我们赞成与国民党联络或加入国民党，一不是因对于国民党的感情良好，二不是因为赞成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或认三民主义即社会主义，三不是国民党较其他政党好些，四不是要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我们以为共产党有共产党的使命，国民党有国民党的使命，使命不同，组织自然不应混同，一家之说决不会发生。然则我们所以要与国民党联合或加入的理由何在呢？简括地说，目下还是行国民革命的时代，我们行动的社会主义者不能对于国民革命取旁观的态度的，所以不能不与实行国民革命的国民党携手或加入里面去而活动的。这种政策，在学理上（马克思学说上）有根据，在事实上是必要的。至于民主政治能否建成，却不是我们重要问题。

（3）党纲和政策，目的和方法，是不能混合为一体的。一个政党，党纲和目的是不能常常改变的；然政策和方法，却常应实际的需要而改变的。我们不便说改变了政策和方法，就是背叛党纲，或违反目的。对于一种政策一种方法的对不对，决不可轻易下断语，无论政治革命家或社会革命家，都是要刻刻活动的，都不能死死捧着党纲或目的而不去寻一种政策，一种方法去实现党纲或目的的。……

上述表明，施存统的回复还是比较得体的，尽管语言不很精当，但还是基本符合共产国际与中共党团的思路的。

施存统

“本团的问题”

这时，正在成都的恽代英致信施存统。施存统收到恽代英的信，“狂喜者再”。他说：“吾兄所见，大体我极赞成。”

原来，在联合战线讨论刚开始，又兴起了对“本团的问题”讨论。从1923年2月1日《先驱》第16期起，施存统连续发表《本团的问题》，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端、性质、政策谈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一些好的意见。1923年5月10日出版的《先驱》第17期上，士畸发表《什么是青年运动》。施存统在这篇文章的后面加了一段酸酸的跋语：“士畸（即世畸）同志刚从赤俄回来，看见我们同志只在学生方面活动不肯向工人方面努力，于是给我们这样一个当头棒喝，我想我们同志都欢迎吧。不过我看士畸同志对于本团及中国青年的状况还不很明白，所以有些不能令我们赞同的意见，我想在下期发表出来向士畸同志请教。”

刘仁静

争论便从此开始，焦点是青年运动的重点应该是学生运动还是工人运动。

卜世畸根据苏俄青年运动的经验，批评“以前中国的青年运动太只注意学生运动”，他认为：“这是不懂‘青年运动是什么东西？’所得出的结果。”

参加过共产国际“四大”（1922年11月）和青共国际“三大”（1922年12月）的刘仁静，支持卜世畸的意见。他用笔名敬云，在1923年6月1日出版的《先驱》第19期发表《青年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意义》，强调中国青年运动与欧洲的青年运动是一样的。他说：“我们假如不注意这些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我们偏安学生运动，结果徒使反动派的势力在工人中日渐增长，延宕革命的潮流罢了。”并要求“重新估量我们的方针”。

《先驱》创刊号

施存统对刘仁静的意见，更是不能接受，他在文后的跋语中说：

我以为任何革命运动，都从现实社会的需要产生的，绝不是由某一国检入某一国的。中国的青年运动，也是如此，并非是从“西洋”检入而变了颜色的。中国青年运动之所以发生这种“病的现象”，一定有他必然的原因，决非误解“西洋”青年运动之故。我们的方针本没有错，只是因为钱和人的问题，弄得现在还没有做青年工人的运动，只向学生方面活动，不仅学生团员没有做青年工人运动，就是工人团员也没有做青年工人运动。我们固然一面当注意青年工人运动，同时也须注意青年学生运动。我们的青年运动，意义不妨与欧洲的相同，方法却不一定是一样的。

刘仁静、施存统互不相让，双方都不冷静，争论更加激烈。

6月10日，刘仁静又以敬云笔名在《先驱》第20期发表《我们与学生运动》，此文感情用事，对学生运动评价不客观，甚至贬损。他说：

几年来的学生运动，除去五四运动带着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外，以后的运动直（只）是为争教育的安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学生运动的目标由广泛渐趋于狭窄。学生在教育未安全前，反对军阀虽然激烈，但他容易与政府妥协。假令政府在保障某处或若干学校的教育安全，学生马上可以回到研究室去，放弃他们现在的工作。并且学生运动如果在一样的坚持下去，他也不能威胁政府的巩固。所以，这样的全部学生运动，在无产阶级的立足点上是无意义的。我们过去的活动大有着重学生、轻视工人的倾向。

刘仁静这一棍子打下来，几乎完全否定了学生运动。施存统当然不服，在刘仁静文章后面写了一段跋语：

我把敬云同志这篇文章，细细读了四五遍，只觉得一顿一挫，一抑一扬，极尽文字之妙，而始终不能了解全文是什么意义……本团应该注重青年工人运动，谁也不应有异议。目下所为问题的，乃是由什么人来做，在什么地方做，用什么方法来做。这三个问题的解决，纵使喊破了喉咙，也得不到什么效果。找求这三个问题的解决，是目前最急迫的问题。不然，即使把本团所有学生团员统开除完，而我们的青年工人运动也仍不得发展的。我希望我们的同志除了大喊“注意青年工人”外，还要注意这三个实际问题。

在中国这种经济落后的国家主张社会主义革命，而欲单靠工人的力量来成就，我觉得也同样是荒谬的议论。学生虽然不能做革命的主体，而对于宣传及组织无产阶级并未来的建设事业上，实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谁也不能否认。我们的革命，只有由工人（经济力）、兵士（武力）、学生（智力）三者之力结合起来才（能）成功。而目下本团的工作，按照实际可能的情形，应以学生运动是手段，工人运动是目的。

平心而论，施存统的论理比刘仁静要充分些，但他这段文字前面的一句话对刘仁静多少有些讽刺的意味。

《先驱》

参加讨论的还有其他一些同志，但代表人物是刘仁静和施存统。论战双方基本观点已比较清晰。他俩都不服输，还要继续论战。

恽代英的尖锐批评恽代英致施存统的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所写的。

施存统收到恽代英的信，之所以“狂喜者再”，一是在本团问题讨论中，恽代英与施存统观点基本一致；二是在关于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问题上，恽代英的见解独到新颖；三是恽代英对团中央也提出了批评，但他的批评是真诚的、建设性的。

从1923年7月15日发表在《先驱》第23期的《讨论中国社会革命及我们目前的任务》看，恽代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

恽代英致施存统说：“你作《本团的问题》，触动我许多要说的话。”恽代英坦率陈言。关于《本团的问题》的讨论，他说：

你说青年团要求工人入团，只要他有阶级觉悟，比经济上没有地位的学生好。学生与其他知识界人，除极少数永远保持革命精神者以外，其余确不可恃。工人如在产业进步的地方，或有一部分确能有阶级觉悟。故我以为你此种见地，应用于沪汉等处甚有价值。但若推之全国则殊未合。例如四川今日虽亦有工人，然求所谓“近代意义的无产阶级”，求所谓“产业劳动者”，可谓少极少极。——我相信工人阶级觉悟，不仅由于受压迫，不仅由于感压迫之痛苦，乃在由于共自觉有抵抗革命的力量。以国中如四川等地经济情形，不过在小生产期间（即自流井工人数万，仍系分别服役于小工厂），工人分散而不易团结，不感共同的经济厉害，自非异人必难有阶级觉悟，必彼仍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的心理与感情。若以彼等为遂可恃，亦未必可信也。

恽代英

恽代英从中国产业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青年工人中的发展，要根据产业进步（如上海、武汉等城市）和产业比较落后（如四川等地）的不同实际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而不能笼统说，青年工人“比没有经济地位的学生好”，也不能否定大多数学生的革命性，对他们“不可恃”。这表明，恽代英是不同意卜世畸和刘仁静一味批评团中央只注意学生运动，忽视青年工人运动，认为“中国青年工人运动与欧洲的青年运动是一样的”教条主义观点的。这也是自讨论以来，公开支持施存统难得的真知灼见。

关于参加联合战线的问题，恽代英的认识更是具有前瞻性。他说：

以中国经济之落后，工人之无团结，或团结而无力量。欲求社会革命之完成诚不易言。吾人取加入民主主义联合战线政策殊有意义。但我视此举只认为我们借此改造民党，借此联合一般真诚热心于民主的人向恶势力奋斗，因以握取政权，为无产阶级专政树立确实根基，如俄国前例……我本以上所见，以参加民党须完全注意于无产阶级势力树根基。

恽代英根据中国社会性质，明确表示拥护联合战线政策，认为这一政策在中国“殊有意义”，更重要的是，他强调参加联合战线，是为了改造国民党，“为无产阶级专政树立确实根基”，像俄国十月革命一样，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思想，的确具有前瞻性。

对于团中央的工作，恽代英也有自己的看法。他指出：

我平日不常对S·Y日浅的人谈，因亦不敢自以为是，常欲得以质之诸兄。对于中央命令，自应绝对服从，但我亦觉如前所举中央命令，恒有不顾全国经济状况大不相同的情形，于是每有要求是实际无法遵守的，结果大家置之不理……兄此文中曾言马克思主义最要是处处根据事实，不凭空想。今诚想S·Y内部命令屡不能十分生效，即有肇庆、佛山两处工人组织，然一则无形消灭，一则不甚生关系，于此可知已往之S·Y运动方案，实有再加考虑之必要。

恽代英对团中央工作的批评是尖锐的，真是一针见血。但是他出自公心，态度又是十分诚恳的，最后还提出了四条建议：（1）中央命令务须审虑各地经济状况，非必要且可能时，不宜说过于刚性的话——但令必能行。（2）无论何处，除工人外，必须注意军队，群众。（3）产业不发达的地方，最要求能发达产业。不必把此等小生产制下的工人（或农人）看得太重要，徒作劳而无功的事。（4）须确立改良选举，发达产业的大方针，为参加民主革命的目标。

这四条建议完全是建设性的，直抵施存统的心间，难怪他对恽代英所见，“大体我极赞成。”

“《中国青年》百年史话” 专栏

《中国青年》的前身《先驱》（一）：刘仁静与《先驱》

“《中国青年》百年史话”专栏|《中国青年》的前身《先驱》（二）：施存统与恽代英

监制：皮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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