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中幸福的公式（幸福的经济学）

今天解读的这本书，叫《幸福的经济学》，现在小编就来说说关于经济学中幸福的公式?下面内容希望能帮助到你，我们来一起看看吧!

经济学中幸福的公式

今天解读的这本书，叫《幸福的经济学》。

这本书的作者，叫理查德·伊斯特林。他是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授，也是幸福经济学领域的主要开创者之一，被称为“幸福经济学之父”。在这本书里，他根据自己近半个世纪的研究成果，结合其他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最新的研究，对一些人们关心的、有关幸福的问题进行了解答。比如：金钱能不能提高幸福感？婚姻和孩子会怎样影响人们的幸福感？政府行为会对个人幸福产生影响吗？我们怎么才能更幸福？等等。

今天的解读分两部分，为你呈现书中关于幸福的经济学研究发现。

第一部分，我们从个人层面出发，看看有哪些因素，会显著影响人们的幸福感，影响方式是怎样的；以及我们可以怎样提升自己的幸福感。

先来看收入吧。你觉得，收入会影响人们的幸福感吗？

关于这个问题，在人们当中一直有两类回答：一是，收入越多，就能买到更多自己想要的东西，当然就更幸福；还有一类回答是，幸福是我们的主观感受，更多跟自己的心态和调节有关，跟收入没太大关系。

那么，根据经济学者们的研究，这两类观点哪个对呢？答案是，都不全对。

经济学者们发现，从普遍意义上来看，在同一时间点上调查不同收入的人群，会发现，收入越高的人，幸福感越强；但是，如果对同一群人，在很多年里追踪调查他们的收入变化和幸福感变化，会发现，随着收入增加，他们的幸福感却并没有明显增加。

看到这里，一些朋友可能会质疑，是不是因为他们的收入增加了，但是物价也上涨了，所以幸福感才没有提升的？

这个问题确实需要厘清一下。在我们今天所有的讲述中，“收入”这个词都指的是实际收入。也就是实际购买力，这就刨除了物价上涨的影响。

那么这就有点奇怪了。你看，在同一时点上看，收入越多的人，幸福感越强，这个很好理解。但是为什么，追踪同一群人的话，又发现，虽然他们收入越来越高，能买的东西越来越多，但是却没有变得更幸福呢？

这个问题在幸福经济学领域被称为“幸福—收入悖论”。经济学者们经过更深入的研究发现，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悖论，是因为人们会不自觉地进行“自我比较”和“社会比较”。

这是什么意思呢？

咱们先来说“自我比较”。它的意思是，把你的现状跟你自己的理想水平相比较。如果是收入上的自我比较，就是你拥有多少，跟你想要多少之间的比较。美国有一个社会调查组织，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每年都会进行这方面的调查。他们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拥有的东西在变多，但是他们想要的东西也在变多，而且这两者之间，始终会保持着比较稳定的差距。

就像爱默生说的：“欲望是一个不断长大的巨人，拥有的外衣永远穿不下。”这就是社会调查中显示的情况——我们拥有的增加了，但想要的也在增加，你拥有的跟你的理想水平之间，总是有一个稳定的缺口。这就是造成我们收入增加，幸福感却没有增加的一个原因——“自我比较”。

说完了“自我比较”，再来说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社会比较”。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拿自己跟其他人进行比较。

我们来做一个书里的思维实验。首先想象一下，你是一个应届生，即将要选择自己的第一份工作。现在你面前有两份工作，一份给你年薪10万元，另一份年薪5万元，你会选哪一个？

毫无疑问，大家肯定都会选择年薪10万元的那份。

那如果我们稍微改变一下选项呢？选项一是，你拿到一份年薪10万元的工作，但你们年级其他毕业生大多拿到的是年薪20万元的工作；选项二是，你拿到一份年薪5万元的工作，但是你们年级其他毕业生大多拿到的是年薪2.5万元的工作。你可以暂停几秒，想一想，自己会选择哪个选项。

作者之前在给本科生上课的时候，也问了他们同样的问题。结果是，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学生，选择了选项二。也就是，即使绝对金额更少了，他们也更希望自己比别人赚得多。这个例子，就非常典型地体现了社会比较的作用——人们对自己收入的感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份收入跟其他人的收入相比怎么样。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对同一群人来说，随着收入的增加，他们的幸福感并没有明显提升。因为随着经济总产出的增加，大多数人的收入通常会或多或少地同时变化。所以，每个人都在经历着一种双重影响：一方面，自己的收入增加，提升了幸福感；而另一方面，身边其他人收入也在增加，又削减了幸福感。一加一减下来，整体就没有太大变化。

社会比较不仅能解释，为什么对同一群人来说，随着收入的增加，他们的幸福感没有明显增加，幸福跟收入增长没有明显关联；也能解释，为什么在同一时间点上，高收入的人会比平均收入水平的人更幸福。所以，经济学者们认为，社会比较是理解“幸福—收入悖论”的关键。

在理解“幸福—收入悖论”之后，我们就可以来讨论一个关键问题了：增加收入是提升幸福感的良方吗？

经济学者们给出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如果称得上“一剂良方”的话，就得是一种对每个人，或者至少是绝大多数人都有效的处方。但是，如果每个人的收入都增加了，平均来说，没有人会变得更幸福。

从社会视角来看，用增加收入的方式来提升幸福感，是一种“零和博弈”。因为，虽然，对那些收入增速高于平均水平的人来说，幸福感会上升；但同时就一定会存在收入增速低于平均水平的人，他们的幸福感是下降的。全社会总体幸福的增量和减量会抵消，所以就是一种整体上的“零和博弈”。

那么，有没有其他的，能提升幸福感的方式，是能让所有人都获益的呢？

经济学家们发现，除了金钱以外，还有两种因素，能够非常显著地影响人们的幸福感，那就是，健康状况和家庭生活。我们来挨个看看，它们是不是能让所有人获益的幸福良方。

先来看健康状况。1990年，一份发表在专业学术期刊上的调查显示，健康问题会降低人们的幸福感，而且问题越严重，幸福感就会下降得越多。这是在同一时间点上，对不同人群的调查结果，那么，如果是对同一群人，在多年内持续追踪，他们的幸福感变化会是怎么样的呢？

最初，对于这个问题，有个别研究的结果是，当健康出现某些问题，人们的幸福感一开始会明显下降，但是过一段时间，适应了之后，又会回到原来的水平。但是后来，又有更多的研究显示，随着年龄增长，健康程度下降，人们的幸福感也会随之下降。

综合目前的研究结果，经济学者们的结论是，无论是从同一时点、不同人群，还是从同一人群、不同时点的角度来看，健康程度跟幸福感都是正相关的，它们会朝着同一个方向变化。

这里，可能有的朋友会疑惑了，人们在健康这件事上难道不会进行社会比较吗？比如，一位老奶奶现在70岁了，虽然她身体有些小毛病，时不时地腰酸背疼，眼神和听力也不太灵敏了，但是，如果她发现，跟其他同龄人相比，自己的身体还算是不错的，那么幸福感是不是就不太会下降了呢？

研究者们发现，并不是这样的。因为，跟收入不同，健康程度是不太容易观察到的。你看，在平时，我们通过一个人住的房子、开的车、穿着打扮，就能大概评估出他的收入水平，至少能掂量出这个人是不是比自己富裕。但是，每个人的健康情况是比较私密的，即使有一些慢性病，或者小疼小痛，人们也不太愿意对外宣扬。如果你问一个人“最近好吗？身体怎么样？”他大概率也只是会客套地回答：“还行，都挺好的。”

所以，在健康这件事上，人们是不太容易进行社会比较的。但是，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进行自我比较，也就是，把自己现在的健康状态，跟自己的最佳或理想健康状态相比较。比如，还是前面提到的那位70岁的老奶奶，她可能不太会经常去想，自己跟同龄人相比健康状态怎么样；但是她会时不时地想起，自己年轻时做过的很多事情，现在都做不了了——不能像以前一样走得那么快、那么远了，不能畅快地打球、爬山，视力和听力也下降了。而随着她的健康状况跟理想水平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她的幸福感也会随之下降。

所以，总的来说，人们自己的健康状况变化，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幸福感；而且这件事跟其他人的健康状况没有关系。所以，改善健康，是一件有确定性收获的事情。如果每个人都更加注意饮食，增加锻炼，定期体检，那么每个人都会变得更健康、更幸福，社会的整体幸福程度也会提升。跟增加收入的“零和博弈”不同，改善健康会形成双赢的局面，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一剂提升幸福感的良方。

说完了健康程度，我们再来说说家庭生活。在家庭生活会怎样影响幸福感这个问题上，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之间存在一点分歧。

心理学家追踪了一群德国年轻人从婚前两年到婚后两年的幸福感变化情况。他们把结婚前两年的幸福水平作为基线，然后发现，受访者的幸福感在婚前一年会显著上升，然后在结婚的当年再一次显著上升，不过，在结婚两年后，幸福感已经回落到了结婚前两年的基线水平。心理学家们得出的结论是：“一般来说，人们适应婚姻的速度很快，而且非常彻底。”所以，婚姻并不会提升人们的幸福感。

以本书作者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但是结论跟心理学家们有一些不同。首先，婚前一年，他们也发现，人们的幸福感会上升，但原因并不是心理学家所说的，对婚姻的期待，而是因为开始了共同生活。接着，结婚当年，幸福感会再次上升，在这一点上跟心理学家的发现是一致的。接下来，婚后两年，人们的幸福感的确有所回落，但还是明显高于婚前两年的基线水平，跟婚前一年、开始共同生活时的幸福水平差不多。也就是说，建立婚姻关系这个动作，只能在短期影响幸福感；从长久来看，是拥有一个共同生活的伴侣，在实质上提升了人们的幸福感。这个结论也是符合情理的，毕竟，人类是社会性动物，而伴侣可以为我们提供情感支持和陪伴，这对于提升幸福感来说很关键。

除了伴侣以外，孩子也是家庭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那么，孩子会怎样影响人们的幸福感呢？作者的研究团队拿到了瑞典人口统计学家收集的详细数据，追踪了几个不同年份出生的群体，从成年后直到40岁的幸福感变化。他们发现，对于女性来说，在孩子出生前的一年，还有孩子出生之后的两年里，她们的幸福感是增加的。但是在孩子两岁之后，她们的幸福感开始下降。男性的幸福感变化趋势，与女性类似，但变化的幅度很小。

从当时对这些人的问卷调查中，研究团队发现了这种变化趋势背后的原因。最初，在孩子即将到来或者刚刚降生的时候，人们对家庭生活的满意度会提高。但是，随着孩子的长大，抚养孩子的经济压力也越来越大，人们在工作和照料孩子之间要做更多的平衡，还需要解决跟孩子之间的种种新问题，这些都会降低对家庭生活的满意度，从而降低幸福感。

总体来看，不管是从伴侣角度，还是孩子的角度看，家庭生活都会非常显著地影响人们的幸福感。而且，人们对家庭生活的感受，同样是更多来自自我比较，而不是社会比较，因为我们对于其他人的“家务事”，了解也是相对有限的。

到这里，我们总结一下，经济学家们关于个人幸福的研究发现。

有三种因素，会很显著地影响人们的幸福感，分别是：收入水平、健康状况和家庭生活。其中，人们对收入水平的感觉，会更多地取决于社会比较，也就是自己的收入是不是比周围人高、是不是比周围人增长快。所以，如果大家的收入都在增长，那么个体和整体的幸福水平，都不会明显提升。不过，还是有一种办法，能让我们从这种“零和博弈”当中解脱出来，那就是，更多地关注自己取得的进步，而不是沉迷于社会比较。虽然，这是一件反本能的事情，但我们还是应该多多提醒自己，记住这一点。

跟收入水平不同，人们对健康状况和家庭生活的感受，都更多地取决于自我比较而不是社会比较。所以，改善健康状况和家庭生活，是对于所有人都适用的、通往幸福的道路。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社会的整体幸福程度也会提升。这是一种双赢的局面。

不过，在现实中，人们经常为了赚钱，忽视了家庭生活和健康。比如，曾经有一项社会调查，询问人们一个问题：现在有一项工作，薪水比你现在的高15%，但需要更多工作时间，也需要你经常离开家人，你会接受吗？结果显示，只有三分之一的人选择“不太可能”，没有人选择“绝对不可能”。也就是，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大概率会接受。

幸福经济学认为，人们之所以会经常把赚钱看得比健康和家庭生活更重要，是因为，他们误认为，有了很多钱就能幸福。但事实上，那些最能提升人们幸福感的事情，往往并不需要花多少钱。比如，一项在全美国开展的调查，询问人们，有哪些活动是最让他们感到愉悦的，得分最高的活动包括运动、读书、和家人们聊天、和孩子们玩耍，等等，这些都是不需要花什么钱的。但是，它们确实需要时间。

而关于个人幸福的经济学研究，想告诉我们的一个重要道理就是：金钱带来的幸福感提升是虚幻的，而牺牲家庭生活和身体健康造成的幸福缺失，却是真实存在的。除了拼命赚钱以外，我们还有另外的、可以提升幸福的途径，那就是花更多的时间在爱护自己和呵护家人上。而且，这是一种更确定的，收效更快、更持久的幸福之道。

第二部分，讲完了个人层面的幸福研究，我们再来看看，国家层面的幸福研究。

经济学者们认为，近三个世纪以来，人类的生活水平实现了三次巨大的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18世纪末，起因是工业革命；第二次飞跃，发生在19世纪末，起因是人口革命；而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第三次飞跃，起因是20世纪开始的幸福革命。

工业革命，这我们都熟悉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让我们从手工劳动时代进入了大机器生产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又带我们进入了信息时代。从1750年到2000年，世界人均GDP上涨了超过35倍。人们的生活质量也有了极大的改善。著名经济学家多萝西·布雷迪曾说，如今大多普通人的生活质量，比两个半世纪前的富豪、贵族还要优越。

如果说，工业革命是从物质角度提升了我们的生活水平，那么19世纪末开始的人口革命，就是从健康角度提升了我们的生活水平。根据作者收集的数据，1840年，人类的预期寿命还是40岁左右，而在今天，在预期寿命排名最高的国家，人类的预期寿命已经超过了80岁，是之前的两倍多，即使是在排名最低的国家，预期寿命也有50多岁，高于1840年预期寿命最长的国家。另外，婴幼儿的死亡率也经历了大幅下降。在1840年的时候，只有不到一半的婴儿能活到成年，而现在，在发达国家，这个数字上升到了98%。婴儿存活率的提高，也随之带来了生育率的下降。19世纪末，每名妇女的平均生育数量是5个孩子以上，而到了2000年，已经下降到了2个孩子以下。

这些变化，被统称为“人口革命”。推动这场革命发生的，是医疗水平的进步。包括传染病防控的进步，各种病菌疫苗的研发，以及抗生素的发明。

如果说，工业革命和人口革命，改造的是人们生活的客观环境，让人们生活得更富足，更健康。那么，接下来的，开始于20世纪、持续至今的幸福革命，关注的则是人们的主观感受，也就是人们对自己现在的生活有多满意，幸福感有多强。而经济学的作用，贯穿了幸福革命的始终。

在20世纪以前，公众在面对失业、贫困和健康状况恶化这些问题的时候，通常认为这是个人因素导致的，比如懒惰、浪费、酗酒、赌博，等等。而当时盛行的经济思想，自由放任主义，也支持了这种观念。自由放任主义认为，政府不应该去干预市场，不应该干预个体的经济行为，干预只会让他们产生依赖性。

但是后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很多西方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大萧条，很多人陷入赤贫。自由放任主义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在一些经济学家的建议下，西方国家政府开始制定财政政策，通过减税、扩大财政支出等方式，抵御经济衰退。

与此同时，社会政策开始正式成形，产生了一系列我们现在称为“社会安全网”的项目，比如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社会援助、养老金、产假和陪产假，等等。研究表明，这些“社会安全网”项目，对于那些生活条件较差的人来说尤其重要，能显著提升他们的幸福感。

目前，世界公认的，“社会安全网”铺设得最全面、最深入的，是一些北欧国家，比如挪威、瑞典、丹麦和芬兰。这些国家的安全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是世界上最高的，也因此被称为是“福利国家”。根据经济学者们收集到的实证数据，在同一时间点上，跟其他国家相比，这些福利国家的幸福指数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另外，在一些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国家中，随着政府终止了很多社会安全网项目，国民幸福感急剧下降。所以，总体来看，“社会安全网”的设置，能提升国民整体的幸福感。而各个国家对于社会安全网的重视，以及相关政策的出台，就是我们所说的“幸福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

除此之外，从政策效果衡量的角度，各国也开始更注重民众的福祉。我们知道，从20世纪中期以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人均GDP，一直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但是近些年，对于GDP的批评也越来越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GDP不能衡量人们对生活的真实感受，不能体现人们的幸福感。如果一国政府只看GDP来制定政策，很多时候会严重损伤民众福祉。

比如，书里举了一个美国的例子。2018年12月，美国政府里的部分部门连续停摆35天，导致80万联邦政府雇员和联邦合同工下岗。但当时，美国商务部长的回应是：虽然我为那些生活困难的人感到难过，但即使这些工人就此下岗，再也没有收入，也只是我们国内生产总值里很小的一部分，并不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作者认为，这个例子，鲜明地体现了，如果把经济产出放在第一位，会在很多时候损失人道主义。另外，一些为了促进经济增长的调整举措，可能同时会加剧人们在工作、收入、医保和家庭环境等方面的压力。这个时候，如果只盯着经济产出，很可能就会忽略人民福祉，这不利于一国的长远发展。

好在，近些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且，也开始提出各种各样的幸福感测量方法，来弥补GDP单一视角的不足。比如，一种使用比较多的方法，叫“仪表盘”方法。我们知道，汽车的仪表盘上面有很多指标，每一项指标都报告了汽车某一方面的性能。同样，来自不同地区的研究人员，会从经济、社会和其他方面挑选出一些他们认为能代表民众福祉的指标，这些指标就构成了一个“幸福仪表盘”。很多幸福仪表盘还包括一个综合指标，它会把仪表盘各项指标算一个加权平均值，给出整体得分。

联合国1990年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是仪表盘方法的先驱，里面包含的主要指标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出生时预期寿命，还有平均受教育年限。自从人类发展指数出现以来，人们提出了越来越多的仪表盘指数，比如“美好生活指数”“真实进步指数”“国民幸福指数”，等等，里面包含的指标从几个到几十个不等。已经有一些国家开始应用这些幸福仪表盘来衡量发展。比如，不丹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宣布，政府的目标不是把GDP最大化，而是把国民幸福指数最大化。还有很多国家，都开始逐年公布本国幸福指数、发展指数的变化。总之，人们的感受正在逐渐走到聚光灯下，成为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这同样，也是幸福革命的一项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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