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拿火把的人儿（只为红遍赤县天）

铜官山下，杨子江南，静卧着一湾美丽的湖泊 —— 东湖。临湖远眺，湖水一望无垠，眼前的青山碧水、翠竹、农田和房舍村落在阳光的照耀下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一派绝美的湖光山色。湖在窗外，涟涟有声，心如野鸭，闲适自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沿湖人民捕鱼撒网，摘菱采藕，千百年来，生生不息 … …

东湖的东北，是一片开阔的平地。星棋罗布的村落，纵横交错的水道，石桥杨柳，烟雨梅花，最美不过的水乡 江南… …

这就是铜陵。一个历史悠久、山川秀丽、物产丰饶、民风淳朴的铜陵。三千年风雨，三十年苦斗，铜陵人民走过一段光荣的革命历程 … …

1840年鸦片战争，帝国主义用炮舰打开了风雨飘摇的中华国门，血腥的铁蹄踏上铜陵这块美丽的土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使人民陷入无尽的困苦之中。从那时起，为了故园昌盛，自身解放，铜陵人民高举起长矛和大刀，谱写出一曲曲血与火的交响曲，上演了一幕幕催人泪下的反帝反封建的活剧。

1853年，石达开指挥太平军攻占铜陵。1900年，唐才常、秦力山在大通发动自立军起义。1901年，由铜陵开始的铜官山矿权案，曾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行动。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王朝的封建专制，但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北洋军阀窃取了胜利果实！在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黑暗统治下，生灵涂炭、民不聊生。铜陵人民不堪重压，曾自发地起来进行过各种形式的斗争，但收效甚微 … …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的伟大开端！

“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安徽后，在社会上激起了强烈的反响，社会各阶层人士开展各种活动以声援。5月8日，省城安庆各中等学校师生2000多人集会并致电国际联盟，力争国权；5月11日，芜湖各校学生推举代表开会，要求拒绝和约，释放被捕学生，归还青岛。

紧随其后，铜陵等安徽省内的50余县民众分别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开展各种宣传活动，声援北京学生。7月，随着学生运动的高涨，由示威游行，发展到抵制日货。然而这一正义之举却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日本军舰游弋长江，停泊在芜湖江面，更加激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愤慨。安庆、大通、芜湖等地学生示威游行，安徽总商会决定罢市三天，并组织了安徽各界抵制日货委员会，铜陵城关、大通都开展了罢市和抵制日货的斗争，显示了铜陵人民极大的爱国热忱。

“五四”运动后，各种社会思潮纷纷传入中国。铜陵进步人士陈春圃（1892 — 1968）受此影响在家乡创办“育才小学”，开展新文化运动宣传活动，同时兴办实业，以表拳拳救国之心。无奈，社会黑暗、政治腐败，美好的愿景只能付之东流。但是，在异国他乡求学的青年学生仍在上下求索。他们积极投身大革命洪流，无愧是铜陵早期先进分子和党员的杰出代表。汀洲钱湾青年学生章啸衡在芜湖赭山省立五中读书时，参与了反对皖南镇守使马联甲的斗争。

还是在芜湖赭山省立五中，寒假期间，校方邀请共产党人恽代英为师生作讲演。讲演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废除二十一条为中心内容。恽代英的讲演慷慨激昂、动人心弦，深深地感染了每一个人。章啸衡和佘文烈（1901 — 1961）有幸聆听了恽代英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革命真理的讲演，从而初步确立了革命的世界观；墩上陈村青年学生陈益卿（1910 — 1943）也是在芜湖读书时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思想倾向革命。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新青年》、《湘江评论》、《每周评论》、《赤都心史》和《星期评论》、《新潮》、《创造周刊》等进步书刊传入安庆、芜湖等地。王同荣在安庆法政专科学校读书时，参与了进步书刊的保管与发行工作，并担任了安徽省学联领导职务。

王同荣（1898 — 1970），铜陵县和平乡北埂王村人。他虽出身封建书香门第，但他体恤贫苦穷人，对当时社会制度表达不满。1925年底，他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27年在汉口党中央处，曾临时协助工作。

1928年2月，上级指派王同荣到芜湖组建县临委为委员，他对此极为不满，加之当时环境恶化，革命意志消沉，徘徊不定，不久携妻阮淑兰不假而归，脱离革命。1928年3月9日，主持安徽省临委工作的尹宽决定给予王同荣开除党籍。与党脱离关系后，遂投靠南京国民党政府。解放前夕，全家迁居香港，于1970年6月8日病故。

1921年9月，还是在安庆，王同荣同舒传贤、刘旭光、王步文、范治农等人被安庆学生推定筹划并领导驱逐贿选省长李兆珍的斗争。9月12日，安庆学生罢课，22日，安庆、芜湖、屯溪、大通、正阳关等地相继罢课、罢市、罢工，终于迫使李兆珍悄然离任。在北京，王同根、朱世珩参加了全国国民会议运动。

1922年3月，铜陵县城关及大通镇两地的屠宰户，为反对增加屠宰税而全体罢市。此举不仅得到铜陵各界的拥护，而且还引发了安徽全省反对增加屠宰税的斗争，又一次体现了铜陵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1923年秋，王同根在北京平民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芜湖，佘文烈参加了由柯庆施发起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了轰烈烈的的工人大罢工。

1924年至1927年，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运动。这场运动声势之浩大，发动群众之广泛，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人们通常称之为中国的“大革命”。在大革命的洪流中，铜陵人民以自己的斗争实践，写下了新的灿烂的一页。

大革命锋芒所向，直指帝国主义列强和中国的反动军阀。1924年初，一部分旅外青年学生，趁暑假回到铜陵，组织当地一批青年学生，高唱“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战歌，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统治的斗争，并组织起来，要求清算县政府账目，搞得反动知事周积墉狼狈不堪 … …

在铜陵，1925年6月，“五卅惨案”的消息传来，铜陵人民开展了多种形势的活动，声援上海工人。8月，安庆团组织两次派人来铜陵、大通宣传“五卅”事件真相，得到铜陵大通各界人士的响应和支持。铜陵城关民众捐款500大洋汇沪，大通成立了沪案后援会和仇货检查所，并查得仇糖百余包，零碎仇货50余件，罚奸商款1000大洋，以实际行动声援了上海的工人运动。

1925年秋，王同荣、王同根、朱世珩和阮淑兰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0月，他们一行四人乘坐一艘苏联轮船从上海出发，前往海参崴，然后又转乘火车抵达莫斯科。到莫斯科后，四人被分在东方大学政治系中国班学习。1925年底，王同荣、阮淑兰转为中共党员。1926年夏，朱世珩也转为中共党员。他们四人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虽然只有一年多时间，但却写就了铜陵党史上光辉的一页。在那里，他们曾同邓小平同志共同学习、并肩战斗。

1926年，应冯玉祥之请，中国共产党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选派部分党员学生到冯玉祥领导的国民联军工作。第一批被选的20多人中就有邓小平、王同荣、朱世珩三人。

1926年底，当他们一行到达外蒙古库伦（乌兰巴托）后，因感路途艰难遥远，不仅要遭受漫天遍野的沙暴侵袭，而且还有土匪抢劫的威胁。于是，他们决定挑选少数精干人员，先行一步“打前站”。邓小平、王同荣、朱世珩三人组成先遣小组，执行打前站的任务。他们三人跋山涉水，穿越沙漠，走过草原，历经千辛万苦，终于从库伦到达冯玉祥国民军宁夏留守处 —— 银川。这里实际上是我党的联络处，由王一飞负责。在王一飞的安排下，邓小平等三人继续前行。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行程，他们到达西安国民党军部。随后，邓小平被任命为陕西中山军政学校政训处处长，王同荣任第二军政训处处长，朱世珩任第十三军政训处处长。1927年7月，蒋介石联冯反共，形势发生变化，派往冯玉祥部的共产党员包括王同荣、朱世珩等奉命撤离，由刘伯坚带领回到中共中央所在地 —— 汉口。

朱世珩，1901年生，铜陵县栖凤乡朱家咀村人。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担任中共安徽省委委员、中共芜湖市委书记等职。1928年8月被开除出党，后投靠南京国民党政府。1967年7月病故于故乡。

王同根，1903年5月出生于铜陵县和平乡北埂王村，是王同荣胞弟。他虽然出生诗书之家，但聪明好学，性格深沉，对封建地主仕官门第极为反感，不愿为“光宗耀祖”而死守家门。

王同根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8月在郑州被国民党特务围捕。在狱中，他受尽酷刑，致使内伤吐血、外伤累累。经组织营救出狱后，1933年调回上海，编在中共中央直属支部工作。后因与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向忠发意见相左，产生矛盾，本人又刑伤复发，体质虚弱，难以继续工作，加上当时环境恶劣，以致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络而脱党。脱党后数年，仍做了许多有益于我党的事。1955年3月12日病故于南京。

1926年，国共合作进行的北伐战争，其直接打击目标是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1927年3月，由程潜、林伯渠率领的北伐军第六军途经大通等地时，受到热烈而隆重的欢迎。铜陵人民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投入反对五省联帅孙传芳等大小军阀的斗争。陈春圃、章啸衡、胡晓楼等人发起组织北伐队伍，铜陵民众一呼百应，很快拉起了一支队伍，投入到反军阀的行列。后该部编入由柏文蔚为军长的33军，由桐城集中经六安奔赴北伐战场。陈春圃任第三师第六旅旅长，胡晓楼任团长，章啸衡任独立营长。蒋介石背叛革命后，该部毅然东征讨蒋，失利后被迫解甲归田。

1927年5月，在党中央的直接指导下，中共安徽省临委在武汉成立。书记：柯庆施，临委委员：柯庆施、王坦甫、王贯之、李宜春、郭士杰、周范文、王步文。

8月，安徽省临委由武汉迁回芜湖。从莫斯科东方大学转为中共党员的王同荣在省临委任秘书处秘书，朱世珩为组织部秘书兼负责芜湖市委的工作，阮淑兰为妇女部秘书兼会计，徐作兴为宣传部干事。省临委迁回后，即与芜湖、安庆、繁昌、宣城、铜陵等地的个别党员建立了联系。

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革命，国内政治局面陡然逆转，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途夭折。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革命，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1927年8月1日，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带有全局意义的一次武装起义，它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以实际行动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党的八七会议又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受“五四”运动的深远影响，铜陵早期在外求学的进步学生，在当时纷繁复杂的各种社会思潮中，接受马克思主义，从革命的民主主义青年转变为共产主义青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将马克思主义传播故乡，为铜陵党组织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群众基础 … …

铜陵党组织的建立与活动

1929年，共产党员孙佐华从广州来到贵池。经孙佐华不懈努力，中共贵池县委成立。书记：洪人英，宣传组长：洪人儒。1930年，贵池县委执行“立三路线”，在白洋区召开党员扩大会议，提出口号：“夺取一个省或数省的政权”，并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策划国民党贵池保卫团长黄亚庭武装起义，组织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由于开会时间长，人员多，声势浩大，且准备工作不足，致使事机泄密，遭到反动当局的围剿。起义计划流产，洪人英、洪人儒、凌霄、孙佐华被通缉，贵池党组织遭到破坏。县委领导被迫撤离贵池分散活动。

洪人儒，贵池县人，1921年考入省第七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于1924年由同学王涛介绍与贵池龙照云、毕国斌二人相识，并由龙、毕二人介绍成为国民党党员。由此秘密组织国民党党部。1926年冬，洪人儒入安徽省党部党务训练班受训。当时，教官有恽代英、董必武、李廖俊等。皆授以共产主义思想，其课程军政并重。1927年初，由教官曹钧、同学郭诚淑（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四 • 一二”事变后，洪人儒被迫出走贵池，9月间返回。1928年3月，以共产党员的身份被捕，后因数百学生声援，坐监一个月，终于得释。1929年创办流波矶小学，自任教员。贵池县委遭破坏后，1930年9月，洪人儒化名洪旭东潜入铜陵，通过和铜陵县保卫团团总朱世湘是同学关系，在铜陵县保卫团谋得录事一职，以作掩护。

贵池党组织遭到破坏后，凌霄和洪人英潜入安庆，找到怀宁中心县委。怀宁中心县委听取了他们的工作汇报后决定，洪人英留在安庆，凌霄仍回贵池坚持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凌霄回贵池后，洪人英在安庆被国民党贵池县党部委员吴必德发觉，安庆已无法安身。1930年10月，洪人英只身一人来到铜陵，找到潜伏在铜陵的贵池籍地下党员洪人儒；从此，洪人英便在铜陵潜伏下来。

同年11月，由于贵池环境恶劣，党的工作无法开展，凌霄和胡宪友及随身勤务员在洪人英、洪人儒的接应下，也来到铜陵潜伏。

凌霄（1905 — 1935 ），原名志昂，贵池县里山凌家村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由党派赴广州，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1926年初毕业。初任广州工商辑私队队长，继到广州海员工会，从事工人运动。同年七月，受命参加北伐，历任连长、营长和副团长等职。不久受党的指示回广州，打入海关警察队从事秘密工作。1928年2月，因身份暴露，遂离开羊城，回到故乡贵池。

凌霄回到贵池后，以县立初级中学为活动基地，联系和发展了党的组织，成立了中共贵池特支，任支部书记。在怀宁中心县委领导下，他在县城、馒头山煤矿和敌人武装部队中进行了一系列革命活动，功勋卓著。1930年2月凌霄同志受怀宁中心县委派遣，，化名严宽，到潜山参加请水寨起义，任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独立二师副师长兼参谋长。

1930年11月，凌霄秘密潜入铜陵开展党建工作，1931年初，在汀洲建立中共特支，任党小组长。

1931年5月，因工作需要凌霄离开铜陵，前往皖南山区从事党的活动。同年11月，他和鲁国储、朱晓村在秋浦县（今东至县）雁落坡成立中共徽州工作委员会，分管军事工作。1933年5月凌霄化名胡新华，以私塾先生身份作掩护，活动在泾县翟村一带。

1934年秋，由于叛徒周孔思出卖，凌霄被捕。敌人多次对他进行诱降和酷刑，都不能动摇其革命意志。1935年1月16日，国民党贵池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向乃祺对凌霄做最后一次劝降，凌霄说：“革命不是我的私产，我无权拍卖，要杀就杀！”说罢，他昂首走下堂去，就在那个专员公署的大院里慷慨就义。时年30岁。

凌霄秘密潜入铜陵后，通过大革命时期在武汉就参加革命的谷捷应的介绍，认识了章啸衡。章啸衡为人豪爽，仗义疏财，喜欢广结良友。早年，他在芜湖读书，就结交过一些热血青年，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倾向革命。1927年曾参加过北伐战争，因联名反蒋而遭到扣押。凌霄的到来，使他重新看到了希望，激发出革命热情。他秘密将凌霄安住家中，不但想方设法为凌霄建党活动提供方便，而且成为凌霄发展的第一个党员。在章啸衡的大力协助下，凌霄在汀洲、犁桥一带宣传革命思想，发展党员，相继吸收了沈默、郑启书、郜德元等人入党，还恢复了谷捷应的党组织关系。

章啸衡（1896 —1965 ），原名章家霖，化名童天一、汪寿南。铜陵县汀洲钱湾人。

1919年，章啸衡进入芜湖赭山省立五中读书，受“五四”运动影响，思想倾向革命。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33军3师6旅独立营营长。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他因参与反蒋活动被捕。经人营救，回到家乡。

1930年11月，凌霄来铜陵从事建党活动，章啸衡置自身和家庭安危于不顾将凌霄作为朋友安排在自己家中，为党的活动提供经费，积极配合凌霄开展活动。是年冬，由凌霄介绍，章啸衡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以后，章啸衡仍以绅士的公开身份为掩护，秘密地开展党的地下活动。他介绍郑启书等人入党，发展了党的组织；积极支持何骏启等人领导的湖城农民铲富济贫的斗争，斗争失利后，又想方设法掩护和营救何骏启。他还同胞弟章家藩一同组织当地穷苦百姓向土豪劣绅发起抢粮斗争，后遭通缉逃离家乡暂避。1933年春，苏拓夫来铜陵开展党的活动，章啸衡设法掩护，提供方便，使铜陵党组织得到较快的发展。1935年因铜陵党组织遭到破坏，他又一次遭到通缉。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回到家乡组织抗日武装，历任新四军第四支队江北游击纵队第四独立大队大队长，第三支队铜芜繁游击独立大队第一大队大队长，长江游击纵队纵队长，长江游击大队司令员，皖中参议会委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在宁、沪、徐、蚌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建国后历任芜湖市军管会交际处副处长，芜湖市政协副主席等职，1965年病逝。

不久，建立了党小组，凌霄任组长。党小组成立后，规定每两周到章啸衡家里召开小组会议，汇报讨论工作，介绍各自向农民宣传的情况及具体做法，目的是帮助广大农民提高思想觉悟，以争取他们早日站到革命的队伍中来。

随着党的队伍的不断扩大，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已成为当务之急。1931年初，凌霄、谷捷应、章啸衡、郑启书、张应生等在章啸衡家召集会议。会上，宣布成立中共铜陵特别支部，推选铜陵县明伦堂小学校长张应生为书记。铜陵特别支部是中国共产党在铜陵建立的第一个支部。它的建立，揭开了铜陵革命斗争史上新的一页。从此以后，铜陵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艰难曲折和不屈不挠的斗争。

谷捷应，又名谷笑哉，1901年生，铜陵县沙洲区洲头村（安平乡中垅村）人。1922年进入芜湖职业学校读书，期间参加了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会。1926年冬进入由军委会总政治部主办的训练大队受训。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邓寅达，副主任郭沫若，训练班在武昌阳街中法大学内，期间由朱英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7年2月，训练班结业后，分配在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六师七十六团二营五连，任见习指导员，后任指导员，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一南昌起义后，该部遣散所有政工人员，返家途中，曾于九江被捕 。获释后回家以教书和种田为生。1930年，凌霄、洪人英等到铜陵后，恢复了他的组织生活，分配在国民党铜陵自卫团从事兵运工作。铜陵特支成立后，主要做革命同志来往联络工作。1935年，贵池县委遭到破坏，胡宪友被捕叛变，供出了铜陵党组织的情况。1935年5月，谷捷应被捕叛变。

根据八七会议精神，中共安徽省临委决定广泛发动农民武装起来，开展斗争。1929年后，全省各地农民暴动逐步发展起来并走向高潮，大大小小的农民暴动时有发生。铜陵湖城农民暴动就是其中的一次。

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湖城农民深受地主豪绅的剥削和压迫，生活极其贫困。农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自发地组织起来，在何骏启的领导下，和地主豪绅进行斗争。1929年春，这支队伍已发展到五六十人，还设法购买了三支步枪。在初创时期，因缺少抢支弹药，只能在小范围活动，采用的斗争方法是哄抢为富不仁的大户和绑票。

1930年冬，凌霄在章啸衡的帮助下在汀洲开展建党活动。何骏启与章啸衡的关系非常密切，章啸衡入党后，在思想上给何骏启以很大的影响和启发，使他逐渐认识到，穷人要翻身，过上幸福生活，单靠劫富济贫是没有用的，必须用武力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在党的指导下，何骏启将他领导的农民武装改组成湖城农民赤卫队，何骏启任队长。赤卫队成立后，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同国民党自卫团及其他反动武装进行顽强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敌人。

何骏启（1902 — 1931），铜陵县顺安镇明湖村人。土地革命时期，由于不堪忍受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他在党的武装斗争的影响下，逐步走上了武装反抗反动派的道路。

要同强大的黑暗势力抗争，赤手空拳、单枪匹马那是根本不行的。必须拿起武器，组织贫困农民，齐心协力地开展斗争。1927年，占据安徽、江苏、浙江、福建等省的直系军阀孙传芳所部被北伐军打得丟盔弃甲、溃不成军。一次，有三个逃窜的士兵携枪夜宿湖城，何骏启设法买下了他们的枪支弹药。

有了枪支弹药后，当地一些富有反抗精神的劳苦大众，很快聚集到何骏启的周围，自发结成了一支农民武装。他们采用哄抢大户和绑票等种种手段，来筹集资金、购买枪支，扩充实力，同黑暗势力抗争，声势日渐壮大。

1930年秋冬季节，凌霄来铜陵开展建党活动，他和章啸衡启发、引导何骏启、赵联成、叶老四等农民暴动骨干，使何骏启领导的湖城农民武装逐步走向正确的用武力反抗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的道路。在党的指引和支持下，以何骏启为队长的湖城农民赤卫队逐渐成长壮大，其锋芒直指顺安、湖城的国民党自卫队及反动团练，使反动当局终日心惊胆战。铜陵县长栗伯隆和县自卫团总朱世湘及顺安自卫分团团长肖炳衡，企图镇压农民武装，消除“隐患”。1931年初，他们经常前往顺安、湖城一带“清剿”。有一次，何骏启等人在何家开会，前来搜索的国民党自卫团闻讯，气势汹汹地向开会地点扑来，谁知开会的人早就闻信从后山转移。何骏启等人利用有利地形从各个方向向敌人开枪射击，敌人未抓到一个赤卫队员，反而被赤卫队打死了两个士兵，敌人气急败坏地放火烧了何骏启等人的草房。

房子烧了以后，何骏启等人只好分散到汀洲、和悦洲、繁昌荻港等地活动。他们利用各种时机继续同敌人进行斗争。队伍分散不久，他带着警卫员小李从荻港回来，走到北埂时，不巧遇到了铜陵新任县长张武察看圩堤。当双方擦肩而过后，张武的随从肖国亮（大通人）报告说：“刚才过去的那两个人有一个就是土匪头子何骏启。”张武说：“那能见匪不捉？”便命令士兵追捕。一场激战后，终因寡不敌众，何骏启和小李被捕。敌人迅即将他们送往犁桥自卫队朱老三处看押。当晚警卫员小李（山东人，身材高大，会武术）逃了出来，他连夜找到赤卫队及章啸衡等人，组织营救，但未能如愿。

何骏启在敌人监狱多次遭到严刑拷打，他的腿被踩断，上身被烙铁烙烂，但他始终英勇不屈。不几天，国民党铜陵县政府决定杀害何骏启。行刑那天，兵丁用通顶轿抬着何骏启在县城游街“示众”，意在杀一儆百，但结果适得其反，何骏启在轿上昂首挺胸，揭露官僚政客的黑暗统治，怒斥反动派的无耻，围观者也多有不平之色。侩子手们见“示众”达不到目的，又怕发生意外，在抬到城西蛤蟆墩时，赶紧行刑。一颗罪恶的子弹射进何骏启的头颅，何骏启为反抗黑暗势力献出了宝贵年轻的生命。

湖城农民暴动的规模虽然不大，但他打击了地方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锻炼了革命队伍，同时也表现了广大革命群众英勇不屈，敢于向反动势力抗争到底的革命精神。

1931年夏，铜陵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水灾，百姓无家可归，无米可炊。为救济饥饿的民众，章啸衡、章家藩等共产党员，组织当地百姓发起了向地主借粮的斗争。地主们不愿出借，他们就带领农民砸开地主家的粮仓，把粮食分给灾民，地主们纷纷告到县政府。国民党铜陵县反动当局借机下令通缉章啸衡等我地下党员。铜陵党组织的活动遭遇了挫折。但是，凌霄等革命先驱在东湖边点燃的革命火种已成燎原之势，反动派是扑不灭的：大通、铁板洲建立的党组织开展活动；山峦重叠、地势险要的山墈汪村党组织建立开展活动；钟鸣、金榔山区党组织建立并开展活动… …

1933年，苏拓夫辗转来到铜陵。苏拓夫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前，任中共桐城县委宣传部长。来铜陵县后，他结识了铜陵早期党员沈默，并与中共皖南特委取得了联系。1933年春，当地绅士王兰田在胥坝三官庙创办一所私塾，苏拓夫以在私塾教书为名，在三官庙、汀洲一带开展活动。他经常对学生说，富人是靠什么发财的，穷人为什么穷，讲江西人民闹革命求翻身的故事，教学生唱革命歌曲。这年三月，苏拓夫在进步学生中成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钱家湾支部，苏拓夫任书记，章尚忠任组长。团支部成立后，在青年学生中积极开展活动，教他们唱革命歌曲，有时还为党组织传递信件，站岗放哨。团组织成立不久苏拓夫又在胥坝、柳洲、程柏村、谢家垄、朱村、龙泉、犁桥、宋家宕等地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党支部。

苏拓夫（1905 — 1942）原名疏贯忠，1905年出生在桐城县石溪街（今枞阳县白石乡）一个贫农家庭。苏拓夫少年读过几年私塾。他天资聪颖，刻苦用功，学绩优异。自己家庭饥寒交迫、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和旧社会黑暗腐败的现实，激起他内心的愤恨与不平，同时也使他磨练出一种坚忍顽强的性格。

读私塾时，他得到进步教师房秩五先生的教诲和思想影响，心中种下了革命的种子。随着年龄和文化知识的增长，尤其受到“五四”运动爱国主义思潮的撞击，阶级觉悟和爱国热情逐步提高，北伐大革命的胜利，更进一步鼓舞了他的斗志。1926年冬，苏拓夫告别故乡，奔赴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去寻求革命真理和人生出路。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在这里，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的一名先锋战士。

1928年8月，大革命失败后，苏拓夫潜回家乡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先后担任中共桐城区委委员、桐城县委委员、县委宣传部长等职，在枞阳浮山、高河埠及庐江等地秘密开展建党工作和群众运动，并发动农民进行“闹米荒”斗争。由此，苏拓夫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注视而遭通缉，并两次被捕。他第二次在安庆被捕后，越狱逃到了铜陵。

苏拓夫几经辗转来到铜陵县北端的一个江心小洲——胥坝，找到了在此地三官庙为僧的我地下党员沈默同志。他化名王观清，以沈默朋友的身份隐伏在三官庙内。

沈默（1901 — 1950）又名沈醒吾，法名了痴，山东省郓城县人，幼年流落到铜陵三官庙为僧。1931年初入党，为铜陵早期党员之一。后任中共铜繁无县委组织部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新四军五支队军医、淮南津浦路东各县联防办事处总务科长、山东省荣军疗养院所长等职。1950年春病逝，经山东省民政厅批准为烈士。

其时，铜陵党的组织由于1932年间第一次遭到破坏，一部分党员逃往外地，少数党员潜伏下来，党的活动一时尚未恢复正常。苏拓夫来后，一面同皖南特委取得联系，一面与章啸衡等铜陵早期党员取得联系，秘密地恢复和发展铜陵党的组织及其活动。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在铜陵的白色恐怖也极为严重，苏拓夫不顾个人安危，深入到铜陵的胥坝、钱湾、犁桥、汀洲等地开展工作，在进步青年学生和贫雇农中，吸收条件成熟的同志入党。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们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胥坝、犁桥、宋家宕等党小组和党支部，使铜陵党的组织形成网络，党的活动比较频繁。为了便于工作的领导和联络，苏拓夫和章啸衡、沈默等人商定，在犁桥街上物色了一家商铺，即“复和米行”作为全县党的活动中心和联络大站。

1934年，犁桥就建立了党的组织。在犁桥第一个入党的是葛杏先，葛入党后，就介绍李玉衔入党，随后，胡炳华、查明福、钟富安、张良仕等相继入党。是年十月，由陈是田牵头，李玉衔、胡炳华、查明福和银匠胡东明合成五股，在犁桥街开设了一家小箩米行的店铺，即复和米行，做为我党地下交通站，负责大江南北的联络。

复和米行的开张，很好地掩护了我党的活动。苏拓夫同志着眼全局，从党的最高利益出发，决定据此为中心，开展工作。当时，李玉衔在复和米行名义上是账房先生，苏拓夫对外称是陈是田的老表，在店里做站柜台的工作；此外，店铺里还有一个英俊少年配合苏拓夫做一些迎客送往和扫地抹桌等杂务的工作。这个少年只有十四岁，他就是来自大姚村、距犁桥五里的姚少英。

姚少英（1920 — 1977），铜陵县石佛乡大姚村人，他自幼读书，初入铜陵县城明伦堂小学，1933年进入贵池中学读书。在贵池读书期间，因性格叛逆、思想激进，被其父接回家乡送至犁桥街复和米行学乖（学徒），意在期望他在时局动荡的社会背景下，做着安心本分的事情。

在米行学徒期间，少年姚少英早早地体味到生活的艰辛与不易，遂向其父提出继续读书的愿望。1935年3月，他走进了芜湖中学继续读书。

抗日战争爆发后，姚少英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革命。1938年底，经张伟烈、王循理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1月，姚少英和朱农、王循理一起，进入南陵县沙滩脚参加了新四军第三支队在这里举办的第二期抗日救亡训练班。1939年4月，训练班结业后，姚少英初任中共铜陵县委交通站联络大站副站长（站长由县委书记张伟烈兼任）；皖南事变后任流潭乡乡长；1942年任凤心区代区长；1943年底任中共凤心区委书记。

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皖南地区乡以上政工干部奉命北撤至我山东、苏北根据地。经皖南地委杨明同志动员工作，姚少英被留下坚守皖南山区的游击战争。1947年进山后，任石台县六都、七都区委书记。1948年，任沿江工委委员、工委特派员，直至皖南解放。

在复和米行，苏拓夫以米行朝奉（站柜台的伙计）的身份作掩护，在此领导党的工作。他不但善于做党的组织领导工作，还善于做发动群众工作。他运用自己学到的文化知识，采取各种方式，深入浅出，形象生动地向农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革命道理，启发穷苦人的阶级觉悟，激发他们的革命斗志。苏拓夫的一言一行，深深地感染了少年姚少英，从那时起，革命的种子就深深地埋在了他的心中。

1934年深秋，方志敏率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挺进皖南。为了迎接红军，皖南特委派人到铜陵帮助开展工作。11月，苏拓夫等在紫沙洲三官庙程正儒家召开会议，正式宣布成立中共铜繁无县委。书记：苏拓夫；组织部长：沈默；宣传部长：查全敏；程正儒、陈是田、姚子健为县委委员。会议除着重讨论健全和发展党组织外，还讨论了如何在国民党各乡政府武装人员中发展党员，伺机夺取地方武装的问题，以迎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到来。会后，苏拓夫又风尘仆仆地赶到老观嘴召开支部会议，动员大家武装起来，迎接红军的到来。

中共铜繁无县委成立后，铜陵地区党组织得到迅速发展。

1934年11月，方志敏率领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在太平县作战失利，皖南苏区丧失。与此同时，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红军被迫长征。国民党反动派对江西、皖南苏区加紧“清剿”，这给铜陵革命斗争带来极大困难。

1935年5月，胡宪友在贵池叛变投敌，当上了国民党贵池县保安局长，出卖了铜陵党组织关系。接着，他亲自带领叛徒龙池、国民党安徽省肃反委员会周专员及特警数人直扑铜陵进行大搜捕。谷捷应第一个被捕叛变，接着，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共产党员，加之在十分残酷的斗争环境里，经不住考验，有部分被捕叛变，给党组织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1935年6月后，铜陵各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的活动基本停止，直到1938年新四军政治部派张伟烈到铜陵协助皖南特委重建党的组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