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做好丧偶式育儿的准备了吗（丧偶式育儿仅仅是爸爸们的错吗）

采写｜刘亚光

回望历史，这个节日其实并没有诞生太久。美国华盛顿州的都德夫人于1910年首先开始推广这一节日，而在中国，最早的有关设立父亲节的提议诞生于1945年的8月初，彼时梅兰芳等10名上海名流联名建议，将每年的8月8日设立为父亲节，目的是唤起各界人士的抗战信心，以及纪念和缅怀“为国捐躯”的父亲们。父亲节的设立从最一开始，其实就与爱国主义等宏大的社会观念相联系。而根据侯杰等学者的考证，中国不同时期的父亲节常常成为公众舆论反思父亲角色的契机。

鲁迅先生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也将“父亲”的角色与文化的“新旧”相关联。他提出在那个时代，一位优秀的父亲应该承下旧社会因袭的重担，扛住旧文化黑暗的闸门，把孩子们解放到一个宽阔的“新世界”。可见，不只是父亲节，“父亲”在中国的历史上，也都从来不只是一个家庭中的角色，这个角色负载着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变迁的重力，不同时期父亲扮演角色的不同，也反映着不同社会思潮的涌动。可见，只有从微观家庭、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等多个不同的视角理解和反思父亲的角色，才能更好地认识到在今天，我们该怎样做好父亲。

前些年网络上就开始流行妈妈们对“丧偶式育儿”的吐槽，意指家庭教育中父亲一方的显著缺失。然而另一方面，爸爸们似乎也因为节节攀升的职场压力有许多有心无力的苦衷。和鲁迅写下文章反思父亲角色的那个时代相比，“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个问题在当下似乎变得更加令人困惑。

在接受新京报书评周刊的专访时，上海纽约大学心理学助理教授李萱认为，中国父亲的家庭角色变迁始终受到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这也说明解决“丧偶式育儿”的问题绝不仅仅是父亲个人的责任，而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父亲需要在主观上意识到自己抚养子女的责任，真正地履行父职。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政府相关政策的落实、企业文化和社会观念的转变与个体家庭的努力也同样重要。

李萱在一席演讲。李萱现任上海纽约大学心理学助理教授、纽约大学全球特聘助理教授，研究关注父亲在儿童发展和家庭生活中的角色、亲子互动和亲子关系，以及当代中国儿童青少年的社会情绪性发，正在写作专题著作《中国父职研究：理想、参与、互动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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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文化、“科学育儿”，当代父母为什么越来越焦虑？

新京报：你在研究中提到一个观点，即当今社会的“传统文化热”以及民族主义的升温势头，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当今中国社会父亲的形象变得十分复杂。我们也确实看到，现代社会中有越来越多非常温情、民主的父亲，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狼爸”这种仿佛回到“严父”传统的父亲。我们如何理解当代父亲角色的这种复杂图景？这背后有些怎样的原因？

李萱：在这个方面我的理论思考还不是非常深入，只能谈一点自己的观察。我作为一个80后，在成长的时期，很多中国家长都非常乐于去学习不同文化中的育儿观念，比如会去从《成长的烦恼》这样的美剧中学习和反思这里面的亲子互动方式，过去那种非常严格的育儿方式会经常被质疑。但是近些年家长们可能又开始越来越信奉传统的十分严厉教育模式，“虎妈”“狼爸”都有回到历史上那种威严的家长形象。如果从大的社会文化的层面去看，这里面是有传统文化近些年重新受到热捧、民族主义的升温等等因素在的。

美剧《成长的烦恼》常被视为一窥美式家庭教育的窗口。

新京报：除了“狼爸”“虎妈”这种可能比较极端的形式，其实焦虑是当下父母的一个比较普遍的心态，这种焦虑有时其实也会表现为对孩子的某种过度关怀和宠爱。这种普遍性的焦虑背后有着怎样的原因？

李萱：我觉得这种普遍性的焦虑除了之前提到的，改革开放后家庭成为承担育儿重担的主力，以及越来越高压的企业文化之外，心理学界在其中可能也起到了一些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依恋理论”

（Attachment theory）

，强调为了满足孩子足够的情感需求，家长们就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以建立一种亲近的亲子关系。还有其他很多类似的一些学术观点都或是强调孩子的敏感和脆弱，或是给予孩子无微不至的全方位关怀的重要性。这些理论传播开来、特别是得到了相对夸张的解读之后，都为“科学育儿”提供了话语支撑。加上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父母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使得他们更愿意根据 “科学”的指导去育儿，这些知识的传播就会很有效地加大了家长们育儿的压力，形成了一种“密集亲职”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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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影视形象到社会支持如何帮助父亲们更好地扮演自己的角色？

新京报：我注意到你对《爸爸去哪儿》这档真人秀做过研究。其实媒体对父亲形象的呈现也是我们在生活中理解父亲角色的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这种媒体呈现的父亲角色对现实生活中的爸爸们会产生哪些影响？

李萱：在我研究《爸爸去哪儿》的时候发现，似乎“很主动地表达自己对孩子亲密的爱”是受到主流认可的“好爸爸”标准。节目里的爸爸们都很主动地表达自己对于孩子亲密的爱。我个人会觉得媒介不仅对现实生活中的父亲角色是一个反映，它也在参与塑造我们对父亲角色的理解。尤其是现在社交媒体发达之后，观众相互交流看节目的感受，这本身就会让大家都参与到对父亲角色的重新想象和重新定义中来。

不过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很多社会阶层相对低一些的家庭的爸爸们看完这个节目会说，“我们不可能像这样带孩子”这样的话。这其实也侧面反映出父职问题的阶层维度，不同阶层的人们对怎样做一个父亲会有不同的理解。

综艺《爸爸去哪儿》中的郭涛常被外界解读为中国“慈父”的形象。

新京报：今年两会有代表曾经建议父母需要“持证上岗”，过去很多人觉得做父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每个人都有成为父母的本能。但其实做父母这件事是需要学习，也需要社会层面的引导和支持的，你认为在社会层面，应该如何帮助父亲们更好地扮演自己的角色、避免“丧偶式育儿”？

李萱：我觉得社会层面应该有观念上的引导和政策上的切实支持。这个方面可能北欧的一些国家做得好一点，比如政策上，设立独属于父亲配额的陪产假，国家对此进行大力补贴，企业和雇主并不需要为此进行花销，所以企业落实这些政策的动力也会比较强，父母也会比较没有后顾之忧地去休这个产假，而在实证研究中，这些方法确实也起到了一些效果。

新京报：我们国家近些年也出台了相关的一些政策，鼓励各地设立男性育儿假，从你的观察来说这方面政策的落实情况怎样？

李萱：这方面我们国家也有一些研究政策的学者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比如南开大学的吴帆老师等。这些研究的结果可以看出，现在全国范围内男性育儿假的落实情况还是比较差的。当然这其中也有企业类型的差异，比如一些体制内的工作单位，可能市场竞争的压力没有那么大，产假和育儿假这方面落实得就好一点，而一些私企竞争压力比较大，国家的补贴可能也没有跟上，相关政策落实得可能就会差一点。

新京报：可以介绍一下你最新关注的一些与父职相关的议题吗？

李萱：我对您刚刚提的那个问题挺有兴趣，就是男性在工作和父职之间的平衡。我知道的像法国就很强调员工对“侵入式”工作模式进行拒绝的权利，下班之后员工可以不回老板的邮件、消息，这些时间应该完全属于员工个人和家庭。这些权利，就比较有利于员工在工作的同时也有充分的时间完全投入到家庭生活中去。

我觉得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帮助爸爸们更好地扮演自己的角色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除了需要爸爸们自己的努力、相应社会法律政策的颁布，其他的社会主体比如企业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像日本的陪产假制度是非常慷慨的，但是因为企业文化相对高压，所以总体来看这些政策的执行效果就不是太好。

延伸阅读：

《认得几个字》

张大春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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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父”与“慈父”：中国父亲角色的复杂变迁

新京报：你在接受其他媒体的采访中曾经提及，当下的研究更多集中于母职。对于父职，有哪些学科在参与研究，他们分别采取了怎样的视角？

李萱：这个问题比较宏观，我只能尝试着回答一下。我自己介入这个话题的视角是发展心理学，这个学科对父职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父亲对孩子的影响，会运用传统心理学的方法，比如问卷、访谈、观察等，去开展研究。具体来讲可能会考察父亲参与育儿的程度、父亲与孩子的互动模式、父亲对孩子的影响与母亲有什么相似和不同。发展心理学的视角更多是从个体家庭里面的行为去看家长对孩子的影响，特点就是聚焦于儿童发展，并且强调微观行为和个体层面的差异

（比如个体特点——性格、观念等等——怎么影响到做父亲的表现）

，相对来说就比较忽视比较大的社会结构、文化、制度等层面的影响。

还有一些其他的学科比如说社会学、人类学等等就会更加聚焦于宏观的系统的影响。但是这个领域的研究通常来说并不会特别关注个体家庭的微观层面。同样研究父亲，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视角和方法。

新京报：许多学者的研究都曾经提及，中国家庭中父亲的角色其实经历了一个变迁的过程，是否可以简单勾勒一下这个变迁的轨迹？其中有哪些关键的节点？

李萱：比较重要的节点有20世纪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改革开放。所以中国家庭中父亲角色变化的时间节点，与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社会层面的巨大变革都有关系。比如20世纪初期，我自己在研究中提到这个时期代际关系转变很大。在20世纪之前中国的父亲和孩子之间是一种等级森严的、有点类似于不同阶层的这样一种关系。比如我们从曾国藩的家书里就能看到，他对孩子是非常严厉的，很少显露出温情的一面，孩子们对他的感情也更多是一种敬畏感而不是亲密感。

但是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很多知识分子会去反思这样一种关系。我们看到梁启超在家书中，就会对孩子们有很多亲密的情感表达，此时父亲不只是作为一种威严的权威而存在。这个其实也和当时的时局有关：在那个时代里中国面临着西方的侵略，同时西方思想也大量传入中国。所以一方面，这些知识分子在反思父亲的角色的时候，经常把它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以及和对民族命运的思考相结合。

许多人会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父父子子”的森严的等级观念对民族的强盛起到了一些阻碍作用。持这种观点的包括鲁迅先生，他就在当时写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样的文章，去批判中国传统家庭中的父权。另一方面，人们也会从当时西方传入中国的各种不同的理念当中，吸收不一样的育儿理念来指导实践。所以那个时期，过去那种等级分明的父亲与孩子之间的代际关系就受到了非常多的挑战。

《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梁启超谈家庭教育》 梁启超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年6月版

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主义制度对父职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这个时期最大的特点就是公私领域界限一定程度上的重新调整。换而言之，国家承担了很大一部分家庭事务的处理，包括养育孩子。比如那个年代会有很多单位集体的幼儿园、公立的小学，这些幼儿园小学的放学时间，其实就和在单位里的家长们下班的时间是差不多的，所以家长在整个上班期间无需担心孩子没人看管的问题。

另外，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过程中，政策上是鼓励女性参与集体劳动的，所以那个时候很多母亲都会走出家门从事生产。但是，当女性在这一时期开始逐渐进入到传统上被认为是男性主导的领域的时候，相对地，却没有匹配的政策支持男性进入传统上被认为是女性主导的事务，比如养孩子和家务事。这种空白某种程度上延续了一种“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传统，而这种传统至今甚至都没有得到非常充分的挑战。

至于改革开放后，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可能就是育儿的责任从国家肩上逐渐转移到个体家庭上，并且市场竞争使得养育孩子的要求越来越高。所以我们看到当下社会，养孩子的压力越来越大。

新京报：20世纪之前长期存在的这种“威严父亲”的传统其实在当下依然在发挥作用，比如我们对于家庭中不同角色的想象依然还会是“严父慈母”。你在研究中也提及，这种父亲角色的传统其实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道家、佛家的交叉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何处？

李萱：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三种重要的哲学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它们都或多或少有强调对人的“情感”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抑制。比如儒家会认为，个体情感的表达会扰乱等级制度和伦常，道家和佛家也都强调过分强烈的情感会扰乱人的思维，让人不清醒。这种文化就深刻影响到了“严父”传统的形成：很多时候父亲都呈现出一种对孩子情感表达的克制与回避。

我们会发现这种对情感的压抑不仅体现在亲情中，也会呈现在爱情甚至一般社交情感中，比如我们会讲“君子之交淡如水”，也是不鼓励一种非常热烈的情感表达的。这也说明中国“传统父亲”的特征，需要镶嵌到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去考虑。

中学语文课本中的朱自清《背影》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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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职的性别维度：婚姻关系与亲子教育密不可分

新京报：现在也有很多学者提出应该把父职放到更大的社会关系中去考察，比如工作场所。近年来也有研究指出工作场所不断扩大的收入性别差距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父职的履行，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萱：父亲的角色的确需要嵌入在更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去考察。职场对父职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你提到的收入上的性别鸿沟是一个方面：因为男性要主外、要更会挣钱这样的观念，现在职场上男女性之间收入的群体差距是确实存在；家庭内部因为婚姻市场常见的匹配模式，也使得一个家庭内部男性的收入通常相对较高。这些都使得如果一旦面临工作和家庭的冲突，几乎总是母亲会做出更多的妥协，因为这样的妥协对于家庭这个团队来说是最“理智”的。

其次，现在的职场文化普遍对男性也有一种固有的成见，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父职的履行。这种职场氛围的形成一方面是历史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当下的企业文化中，员工其实受到比较严重的剥削，他们的很多私人的比如家庭的需求是被忽视的。

新京报：这其实也说明，性别其实是我们看待父亲角色问题时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你在论文中提到一个观点，就是父亲的角色在代际层面其实是经常受到挑战的，比如从森严的父子等级关系到相对平等的关系。但是在性别层面，父亲和母亲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其实并没有受到明显的挑战。是否可以展开谈谈？

李萱：其实在经过了一些社会变革，人们思想的开放，我们会发现虽然有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些“回潮”的现象，但总体来看现在中国社会里的父亲们还是越来越愿意参与孩子的生活，也越来越趋向于支持民主、平等的亲子关系的。但是相对来看，父亲和母亲在育儿中承担工作的不平等其实一直缺乏足够的改善。

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落到家庭里养育孩子的具体事务上，爸爸和妈妈的“工种”往往是不一样的。我去做访谈的时候很多妈妈会告诉我，她们家里孩子的爸爸一般都是负责带孩子们出去玩，还有的人会说，孩子生活起居的琐事一般爸爸是不操心的，但是孩子大了，涉及一些比较“关键”的前途问题的时候，就需要爸爸来“掌握一个大方向”。

但是其实养育孩子，尤其是年龄小的孩子时，最麻烦和消耗精力的就是做饭、洗衣这些通常由母亲承担的任务，而这种劳动却常常被矮化为不值得劳烦父亲出手的“小事““琐事”。尤其是孩子小的时候最麻烦和消耗精力的事可能就是做饭、洗衣这些琐事。所以，当下社会的爸爸们越来越关注孩子是一件好事，但在和母亲进行性别平等的育儿分工上，还是做得非常不足。

改编自同名小说的日剧《坡道上的家》（2019）讲述了全职妈妈遭遇不幸婚姻时面临的育儿难题。

新京报：前段时间《民法典》的颁布设立了离婚冷静期，引发了社会的热议。坊间一直有一种流传很久的观念就是认为离婚会对孩子非常不好，所以“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你如何评价这种观点？

李萱：这种观念反映出，中国很多的家庭可能还是会把亲子关系放置到夫妻关系之上的，但是这种观念忽略了良好的夫妻关系和良好的亲子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一些学者提出的“家庭系统论”，都是将家庭中的各种关系视为一个整体去考量的。我们用常理也能想象得到，如果父母天天在家里剑拔弩张，孩子不太能够很好成长；如果家庭中夫妻之间的相处实在太糟糕，对孩子造成的伤害同样巨大。

延伸阅读：

《为父之道：父职的社会构建》 王向贤 著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9年7月版

新京报：很多人会觉得如果孩子缺少了父亲或者母亲一方的陪伴，会导致一些品质的缺失。比如说，如果父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缺席，母亲就会担心孩子缺乏阳刚之气。

李萱：这是一种比较”性别本质主义”的观点，就是认为男性和女性各自有一些固有的品质。父亲可以传递给孩子某些独有的品质这种观点在二战后的欧美学界比较流行，那个时期的美国和西欧国家因为战争原因损失了很多男性，再加上性别观念也相对保守，会去强调父亲对孩子的某些不可替代的意义。但是后来学界的很多实证研究也很强有力地挑战了这一观念，发现父亲和母亲在对孩子的影响上其实没有那么多本质上的不同。

当然这完全不是说父亲的参与就不重要了。父亲参与对孩子的陪伴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母亲的负担和压力，这也非常有助于保持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同时很重要的一点是，如果父亲和母亲同样承担家庭的事务，对孩子是一个很好的引导，尤其是在性别观念方面。2014年一项发表在Psychological Science上的研究就发现，当父亲更愿意参与家务劳动时，他的女儿会对于未来的职业选择有更多元化的期待，不管是传统上被认为是女性专属的护士，还是通常被认为是”男性”职业的宇航员、科学家等等都会在她的考量范围内。爸爸的示范让她看到既然做家务这件事不必然是独属于女性的任务，那么她对于“哪些职业必须男性/女性去做”这件事就不会有那么多刻板印象。

作者｜刘亚光

编辑｜李永博；张婷

校对｜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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