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之前的杀戮（邻国对望的视差）

《万国男女人物图会》，描绘了明治初年日本人对世界的想象。

杉田玄白译《解体新书》内页。

河锅晓斋关于“文明开化”的讽刺画。明治时代的日本人将西方形象作为文明开化的标准，所谓“开化”，就是把自己改造成西方人。这种对文明的认识最终形成了“脱亚入欧”的思潮。

中国版画中描绘的甲午战争平壤之战，尽管真实的历史中，这场战役以中国惨败告终，但在版画上，战败的是日本，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冈千仞

宗方小太郎（坐者）与友人像。

当19世纪的国门被黑船叩开，闭关锁国已久的日本却在应对西方文明来袭时表现出一种老练。明治维新的巨大成就，以及面向未来的勃勃野心，均未能引起中国人的洞察与审慎。既搜罗情报以备入侵中国，又呼唤有识之士拯救中国，振兴亚洲，这成了明治维新时代日本一个最为难解的谜题。当中日两国共同面临时代剧变，彼此之间对视的目光却是大相径庭……

当这双日本人的眼睛，终于遥望见中国的上海港时，第一感受是似曾相识。“左折溯江，两岸民家风景殆与我邦无异”，这位叫高杉晋作的日本士人在当天的日记中如此写道，但随着渐行渐近，眼前的一切便让他瞠目结舌了：“此支那第一繁津港，欧罗波诸邦商船军舰数千艘碇舶，樯花林森，欲埋津口。陆上则诸邦商馆纷壁千尺，殆如城阁，其广大严烈，不可以笔纸尽也”。

这天是1862年6月3日，距离佩里率领的那艘黑船叩开日本国门已经过去了八年。幕府权威已经摇摇欲坠，只是等待着一个恰当的时机终结它。高杉晋作的上海之旅并非单纯避乱。“千岁丸”承载的出使海外，见识世界的使命，象征着即将迈入明治维新的日本的未来。目的地之所以选择上海，同样也是因为这里已经是远东第一大国际商埠，是就近观摩西洋文明的不二之选。

彼时的中国也正在进行一场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口号的洋务运动，对西方文明摄取的热情看来并不亚于开国后的日本，但实情究竟如何，唯有亲眼目睹才能查得真相。

遗憾的是，高杉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就充满失望。华界街市的酒店茶肆虽然“与我邦大同小异，唯恐臭气之甚而已”。“城外城里皆外国人之商馆，故繁盛。所见支那人居所，多贫者，其肮脏不洁难以言状”。居住环境的判若霄壤也折射在华洋关系上，中国人竟然在自己的国家里成了屈身外国人的下等人，贫穷、肮脏、丧失尊严。至于所谓的自强运动，在高杉看来，也只是习得西洋皮毛：中国官方创办的浦东造船厂“结构远劣于吾长崎制铁所”。

日本访问者们眼中的中国惟余失望，危如累卵。但中国人眼中这些日本访客的形象又如何呢？虽然目前没有发现哪位中国人留下了关于这次来访的记录，但日本访客们却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与吾辈亲近，远胜于西洋人”，有的中国人甚至还用日语亲切地询问他们“你何时到来？”一位叫日比野辉宽的同伴记录下了一次双方对视的细节，那是在“千岁丸”刚刚驶进港口的时候。由于这是二百年来第一次有活生生的日本人出现在上海港口，许多中国船只都聚拢过来看热闹。“对方指点我辈头型发式，大笑绝倒。我辈见对方蓄辫数尺，亦捧腹大笑，彼此嘲笑不止。”以西方形象作为文明象征的视角下，无论是哪一种头型都难逃嘲笑，但值得深思的是，一个暗含的证据是，包括高杉晋作在内的日本使者们，没有一个人看到西方人的头型发出嘲讽的笑声。

远望

观看西洋的方式

说到对西方世界的看法，中日两国在起点上可谓不相伯仲。一个颇具象征性的例子就是望远镜。这种西洋器物大致在16世纪同时传入中日两国，都被作为一件奇巧的西洋玩意接受下来，甚至连派的用场都差不多。李渔和井原西鹤分别是17世纪中日两国最出色的情色文学家。在他们俩人的作品中，望远镜都被用在了同一个用途上——偷窥妇女洗澡。

但数量并不代表质量，事实上，在最初的岁月中，日本在排斥西方上走得比中国还要极端。1639年的锁国禁令将除了荷兰人之外的所有西方人全都拒之门外，仅剩的一小拨荷兰商人也被禁足在长崎近海的一座小岛上。这是中国在海禁最严苛的一口通商时代，都未曾采取过的极端措施。这些留下又遭禁足的荷兰人，其形象遭到妖魔化，他们的基督教信仰更被德川幕府视为虎狼之敌，必欲在全日本境内赶尽杀绝。1639年岛原之乱平定后，基督徒遭到幕府集体屠杀，除了一批转入地下，用送子观音代替圣母祭拜的“隐切支丹”外，几乎再也找不到任何基督教存在的痕迹。

在18世纪，日本在排除西方事物的表现程度上远远超过同时代的中国。但到19世纪中日两国锁国被迫终结前夕，日本却又突然发生逆转，在应对西方文明来袭时表现出远比中国老练恰当的应对手段。日本人在锁国中探究西方的唯一路径,来自于从长崎荷兰人那里获得的知识。

荷兰人的知识，也就是“兰学”。尽管环境逼仄，但靠着努力和钻研，日本还是涌现出了一批极为出色的兰学家。其中起到转折性作用的重要人物是杉田玄白和前野良泽。他们都是医生出身，却因为偶然的机会成为了兰学的中坚人物。1771年的一天，杉田玄白偶然得到了一本德国医学家鸠卢暮斯的《解剖图谱》。书中精细的解剖图让他跃跃欲试，想要亲自验证一下图谱的正确性。于是，他和同样对解剖感兴趣的好友前野良泽一起去小塚原的刑场观看一名年逾九旬的老人亲手解剖被处决的犯人遗体。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可以说是一次顿悟。杉田和前野发现实体解剖的脏器形状和位置都与鸠卢暮斯书中图绘一一相合，却不符合从中国传来的古代医书中“肺六叶两耳，肝左三叶、右四叶云云”的记载。骨骼的形状，更是与《解剖图谱》别无二致，“众皆惊叹不已”。

杉田和前野花费足足四年时间才将《解剖图谱》翻译为日文，以《解体新书》之名刊行于世。一如杉田在晚年所著的《兰学事始》中的描述，这本书的作用就像是“油入水中，继而扩散，乃至遍及全池”。至1815年，兰学已经成为了日本的显学，“此学遍及海内，流布四面八方，每岁皆有译作问世”。

在医学的基础上，兰学的地理学为日本人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华夷天下观的世界观。直到佩里率领的黑船以绝对强势的文明之力现身在日本人面前，兰学奠定的西方优越形象与实际中的西方文明终于重合在了一起。

中国本来也曾有同样的机遇，虽然与日本相比晚了将近六十年。1830年，一位叫王清任的医生刊行了他的著作《医林改错》。为了探求脏腑的真实形状，他特意不避污秽，前往义冢坟地之间，去查看那些被野狗开膛破腹的尸体。在翻看了三十多具尸体后，终于绘成了一幅相对准确的肺腑图。但这本书非但没有带起一场思想革命，反而被指责为“教人于觜骼堆中，杀人场上学医道矣”。

相同的开始，不同的结果；相似的机遇，不同的遭际，或许正是这种应对方式和心态的不同，不同的视角。当两国都同时面临时代剧变之时，彼此之间的对视，才会显现出不同的目光。

上海的西洋文明让高杉晋作惊叹倾倒，与他在日本接受的兰学熏陶中描述的西洋强盛形象一一相合；而中国表现出的衰颓和困窘，也证明了先辈当初选择跳出中华文化窠臼，与中国渐行渐远所做合理应当。但在这种分裂的视角之下隐藏的，还有一颗面向未来的勃勃野心。

细看

心怀不轨的日本观察者

高杉的老师吉田松阴提出过一个激进的观点：西方文明的强大已经有目共睹，与其争强不如暂且退让，但在西洋失去的东西，要在东洋取回来作为弥补。中国的衰颓固然令人失望，但对日本来说，却也是拓张势力的绝佳机遇。高杉对中国情势的观察和判断，成为明治维新时代日本人观察中国最重要的视角：发现它的弱点，寻找可乘的机会，思考行动的可能。

曾根俊虎就是怀揣这种志向的日本观察者之一。更确切地说法，应该是一名谍报人员。当他在1873年以公使随员的身份首度来华时，中国对这些东瀛来客尚未生出任何怀疑之心。1874年，日本准备出兵台湾时，他又被派往上海，名义上是观光旅游，但暗中使命是收集情报。本来，搜集军事情报是件极为危险的工作，但曾根俊虎却一路上如履平地。他非常轻松地记录下了“清国第一要地，北京之咽喉”的天津的军事设施的情况和分布，窥探机密时没有遭到任何阻碍。

曾根俊虎眼中的中国沉沦堕落，摇摇欲坠。考虑到他在报告中不时写道“如若敌兵占据此地，帝城将不战而自升白旗”之类毫不掩饰的军事策略，会很容易让人误以为他希望母国尽快以这本小册子上的情报为指导，以摧枯拉朽之势出兵吞并中国。但接下来，曾根却发出一声慨叹，呼唤“东洋慷慨有志之徒，早早注目于此”，不要让“碧眼滑贼”的西洋人趁机发动变乱，“毒锋横行于亚洲”。他甚至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姿态，期望东洋有识之士“应考虑如何齐心协力，共振东洲，压住西洲为急务”。

这一转折太令人不明就里了，一面对如何入侵中国的情报搜罗备至，条析理剖，而另一面则呼唤有识之士拯救中国，振兴亚洲。这两种矛盾的观点如何同时糅合成一种观念，恐怕是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一个最难解的谜题。算计你是为了提醒你，侵略你是为了振兴你，不打不成材。这套逻辑如此奇怪，但这正是明治日本高调宣扬的“兴亚主义”的精神内核。

曾根俊虎可以说是最早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士之一。这位奇人将两种矛盾视角融为一种理念，在1877年创立“振亚社”，宣扬他的“兴亚主义”。1880年，这一组织与明治重臣大久保利通的“振亚会”计划同流合一，成立了“兴亚会”。这套理论不仅深受各怀心思的日本人士的热捧，甚至也受到忧心国是的中国人士的支持。

盲目

中国智士的东洋一瞥

1877年出任首任驻日公使的何如璋就是其中之一。何如璋是中国最早对明治维新表露肯定看法的人之一，他认为，倘使中日真的可以唇齿相依，化畛域之别，那么中日海岛可连成一线，呼吸相通，成为中日联合对外的海上屏障。

尽管何如璋发表这番看法时，明治维新已经进行了九年，成效初现，但迟到的看法也好过不闻不问。在此之前，这场改变日本国运乃至整个东亚政治格局的改革几乎没在中国激起任何回响。毕竟，大多数中国人对日本的印象，仍然是《皇清职贡图》中那个叛服不常的东夷小国，并且已经有两百多年没有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了。就连最新出版的《海国图志》中对日本的描述，都是从之前提到的清代官方史书和私人笔记中抄写连缀而成的。

1870年，北京总理衙门直接拒绝了明治政府所派官员柳原前光的通商谈判。只有深知世界情势的李鸿章主张与日本立约。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最终签订，不过，中国人真正把目光聚焦到日本上，却是三年后日本对台湾的武装入侵。曾根俊虎在中国情报调查，正是为这场入侵筹谋。但与之相对，中国人对日本的看法却粗枝大叶。

受到日本侵台刺激的浙江海宁文人陈其元在义愤之下，挥笔撰写了一部《日本近事记》。在这份中国最早关于明治维新的记载中，日本明治维新是一场篡权夺位的逆臣叛乱。事实上，任何一个有识见的中国人，只要亲身前往日本，亲眼目睹日本明治维新中迅如风雷的西化改革，都基本会对日本做出比较积极评价。

王韬是19世纪对西方世界了解最深的中国文士。他在1867年随英国传教士理雅格访问欧洲，西方工业文明的璀璨成果让他大开眼界，从此，他便成为西化改革不遗余力的鼓吹者。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就刚好证明了他西化改革可以立至富强的观点。

1879年，他在日本友人一再热忱地盛邀下前往日本，四个月的观光游历，到处都是他在异域的热情拥趸。事实上，王韬并没有真正见证多少明治维新的新政成果，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宴饮和游玩上。即使是为了酬答那些日本友人慷慨奉献的美酒佳肴和温香软玉，他也要对这个“海东小国”的维新改革大加赞誉。

曾任驻日使馆参赞的黄遵宪在日本任职四年有余，他眼中的明治维新同样几近完美。黄遵宪并非一名简单的观光者，而是一位研究者。他于1887年完成的《日本国志》日后被奉为知日派的百科全书。在编纂日本历史的过程中，发现了许多与中国似曾相识的经历，同样的闭关锁国，同样的“坚船利炮环伺于门”。既然两国的遭际如此想象，为何不能走上同一条道路呢？

事实上，黄遵宪对中日历史的共同性更多是他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中国从来没有像日本那样在锁国期间形成过一股西学热潮。甚至仅有的机遇都被无情地斩断了。“坚船利炮环伺于门”虽然还是共同的经历，但“始知如梦之方觉，醉之甫醒”的却只有中国。中日之间的差距，早在杉田玄白掀起兰学热的时代，就已经大大拉开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延续的是自己的兰学源脉，而中国只能从头做起。

交错的目光

面对面，背对背

中国人对明治维新的热情，在何如璋、王韬和黄遵宪这些亲眼目睹日本变化的知日派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表面上看，有如此多知名人士为明治维新鼓吹宣扬，本来应该会吸引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将目光投向近邻日本。但奇怪的是，这件合情合理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反倒是陈其元激于义愤的夸张想象越来越占据上风，尽管他从未见过日本，而且对这个国家的了解错漏百出。

1884年冈千仞游历中国时的一次谈话，或许暗藏端倪。冈千仞是一位交友广泛的学者，王韬、黄遵宪、何如璋以及曾根俊虎都与他过从甚密。这次谈话的话题之一是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一事。冈千仞面对在座友人，直言不讳地说道中日之间必有一战，甚至暗示会是一场持久战。他相信中日两国在千百次战争磨砺下，会再次“解怨讲和，协心戮力”，则不仅欧美各国列强“无一足惧者”，更可以“雪东洋积年之辱”。这几乎就是十年后中日甲午战争的一次预言。

冈千仞的直言不讳，得到的却是中国友人的一片大笑。发出笑声的人，是当时中国最睿智也最具革新精神的一批头脑，以创办现代教育闻名后世的张焕纶，精通史志之学的姚文楠，以及激励了整整一代青年人投身富强运动的《皇清经世文续编》的编纂者葛士浚。如果他们都发出大笑，那么普通人又该如何看待日本对中国的战争威胁呢？

冈千仞也去拜访了老朋友王韬，当年王韬游历日本时，两人曾促膝长谈，而如今，他看到的却是一个沉溺鸦片烟中的颓废老人。当冈千仞请求这位西化前辈戒绝毒瘾时，王韬居然以无赖口吻笑答洋烟和酒色没什么区别，抽得好的话“往往保六七十寿”，而且抽上大烟，还能“不受他病”。

王韬和冈千仞的共同好友黄遵宪是少数在战云袭来前就看到危机将临的人。一位友人记录下了他对日本的忧虑之言：“日本维新之效成则且霸，而首受其冲者为吾中国”，但他的知日专著《日本国志》的命运却是在总理衙门的某间库房里，和蜘蛛网与灰尘做伴。

当冈千仞带着满腔的幻灭和失望离开中国时，另一个身影却出现在中国的舞台上。这名叫宗方小太郎的人也自称是一名兴亚志士。他的所作所为，也被中国友人认为是要帮助中国驱逐西方列强的奴役，与日本一同踏上东亚振兴之路。为了能够更加深入中国，他改换服装，装着辫子，完全打扮成一名中国老百姓的模样。他在中国的旅行孑然一身，唯有一把剑、一床被，一个罗盘，以及铅笔、纸张和地图。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像是一个为了实现理想坚韧不拔的苦行僧。但他所做的，却比曾根俊虎当年在华的谍报工作更加精准，他是把中国放在显微镜下，用探针刺穿它的躯体，进行病理解剖。而解剖的最终目的，是向他的日本母国提供一份如何将中国一击致死的侵略方案。

“中国人之脑中无天下国家，无公义之心。上至庙堂大臣，下至地方小吏，皆以利己营私为事，朝野滔滔，相习成风，其势不知所底……”这份题名为《清国大势之方向》的报告，就是宗方小太郎在显微镜下对中国的病理报告之一。在报告中，他预言“以今日之势，早则十年，迟则三十年，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

这可能是明治维新时代日本向中国投来的最不友善的目光。但这份报告本有可能不会成文。1894年8月31日，就在这份报告提交的两个月前，这名间谍在中国遭遇了他一生中最危急的时刻。因为窃取北洋舰队军事情报，他的名字已经登上了中方查拿日本间谍的黑名单，只要抓住，就会格杀勿论。但近在咫尺的中国官兵却对他视若无睹，就这样轻易地把他放了过去。

在这关键的一刻，双方的目光是否有过对视呢？如果对视，那么历史是否会改写？但就像我们所发现的那样，在无数对视的目光中，没有哪一双目光的消失，会真的影响历史的视线。就像日本明治维新的初衷，在交错的目光中，沉入了侵略扩张的暮色，中国走向世界的愿景，在晦暗的视线下，踏上了崎岖蜿蜒的长路，或许决定一切的，不是看到了什么，而是如何去观看。

□李夏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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