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四川记忆朱德与昭觉寺的一段故事（方志四川记忆朱德与昭觉寺的一段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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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对“应世人间”匾以及朱德与周官和的关系进行了调查和研究，并先后走访了但功澄女士（但懋辛先生的女儿）、周隆渊先生（周官和先生之子）、周蔓萝女士（周官和先生的女儿）以及四川省博物院杨诗云先生，收集整理了上世纪20年代朱德进昭觉寺、与同学好友周官和酬答昭觉寺送匾的有关资料，并将有关资料和照片交送昭觉寺。近年，因了解到当年交送昭觉寺的材料已经遗失，于是重新梳理笔记，并寻访泸州的钱代富先生（周官和的小儿子），查找云南、四川等地文史资料。

一、从“应世人间”匾说起

20多年前，为纪念朱德总司令，昭觉寺把八仙堂改为思德堂，挂匾“应世人间”（1986年请洪志存先生手书，下简称洪匾，但各方人士已不能完全记得“应世人间”匾的原貌)

2004年，据杨诗云先生提供的《良友画报》（藏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36年版），我们找到“应世人间”的原匾照，昭觉寺据此复制了原匾。

依据两匾之情况，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一）朱德与周官和不是长官与秘书的关系

据李根源先生《曲石文录•云南承华圃陆军讲武堂同人录》：“曩在堂中，辑有《同人姓名录》，摹印无多，流传日少。乃复以旧本复印，以应四方同人之求。庶几执是篇者，亦如荀息所云：‘使死者复生，生者所望也◦”朱德为丙班学员，周官和为甲班二期学员。二人算是同学。朱德在讲武堂先期毕业，后参加云南“重九起义”（1911年10月30日），后一直在滇军任职，直至1922年逃离昆明，然后去德国留学。

周官和，又名周昕，周行，字璧光。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生于四川合江县王家场。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考入成都陆军小学。因有反清思想，在校两年零4个月后，与28名同学一齐被斥退。不久在成都加入同盟会。宣统元年（1909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与同学朱德交谊深厚。于讲武堂毕业后参加云南“重九起义”，后任陆军干部学校监督。1912年冬回川，任熊克武川军第5师19团3营营长。1913年熊克武率部讨伐袁世凯。失败后周官和也被通缉，逃往海外。后熊克武从南洋回上海，与但懋辛联络革命党人，周官和先期到云南观察联络。1916年1月，随熊克武但懋辛，随同蔡锷的护国军第一梯团进至宜宾，任第一梯团游击队长。稍后改任四川护国军第一支队长。熊克武督军四川，他任但懋辛第一师参谋长兼团长，并代理成都卫戍司令。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政治部主任（军长金汉鼎），参加北伐，征战山东，河北等地。1933年后，先后在四川任28军（邓锡侯部）顾问，29军（田颂尧部）中将参赞兼绵阳保安处参谋长。他是但懋辛的妻兄。其妹但周梅君，又名周梅君。（《合江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有《周梅君传略》）。周官和之大女儿周曼如女士，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做地下工作，改名周楠。其夫君何均，延安时期至解放后十余年间为朱德的政治秘书。

建国后周官和摄于合江县

1952年，周官和曾给朱德去信，要求做些工作。朱德亲笔回信。朱德委托李大章（时任川南区委书记兼行署主任，后任四川省人民政府省长，西南局书记处书记）给以安排。1952年，周官和任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1954年，任合江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被选为县人民委员会委员。1957年6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合江县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后被划为右派，撤销县政协副主席，省文史馆研究员，县人民委员会委员。1960年病逝。1980年，中共宜宾地委决定撤销对他的处分，恢复政治名誉。

声称周官和为朱德秘书一说，源于成都文史第二辑《颜楷事略》：“护国之役时，朱德任滇军旅长驻成都，嘱其秘书周官和，请颜楷为书成都外北昭觉寺观音阁匾额。楷用佛经观音偈语，书成“应世人间”四个大字。这一段估计为听说而已，不足信。朱德任滇军旅长时，没在成都驻军，周官和从未做过其下属。为啥要给昭觉寺送匾额呢，没有说法。给后人猜想朱德入住昭觉寺时间多一种说法。

朱德赠周官和手迹

（二）原匾与洪匾相比较

原匾有明确的送匾时间，蕴含送匾之原委以及朱周二人的感激之情。两块匾原貌，形制，题款相去甚远。原匾题款：上款——民国辛酉冬月吉曰献。下款——下民朱德周官和立。洪志存所书上款——民国八年岁次乙未 穀旦。下款朱德周官和敬献。有一段说明：1919年朱德委员长避地昭觉寺赠匾，悬于观音阁正门。

从原匾上落款看，朱、周二人同为送匾人，意味着都是当事人，为同一件事感谢昭觉寺，如果周官和仅仅是受朱德委托办理送匾之事，根本用不着也不能署上自己的名字。周官和一定与朱德入住昭觉寺有不可缺的作用。从辛亥革命后川滇两军之间的关系看，朱德当时在成都一定有非常之事，不得已，才求助于同学加好友的周官和，寻求一个较为隐秘之地，这个地方又不失方便，有利于开展工作。昭觉寺就是这么一个好地方。20世纪初的昭觉寺是清初恢复的一座十方丛林，由于处于成都郊外，占地22万平方米，布局严整，整个建筑掩于密实的树林之中，有“十里听松风”之说。地处川陕道之旁，进出成都市区都很方便。以周官和的身份和交际范围，与昭觉寺商议，容纳朱德住一段时间应该没问题。所以，周官和就帮助朱德张罗，把朱德送进昭觉寺，选择了一般僧人和居士不常去的八仙堂，个中的细节无法猜想和说清。从匾上用语“吉日”“献”“下民”“立”可看出，朱周二人对昭觉寺方丈了尘及寺院僧众充满崇敬之情，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听他女儿周曼萝介绍，周官和早年信奉佛教，研究佛学，喜爱谈禅，也说明周官和与成都佛教界有交往。

二、朱德什么时间，因何入住昭觉寺

朱德入住昭觉寺时间有1916年说，1917年说，1920年说。

（一）1916年说

《颜楷事略》：“护国之役时，朱德任滇军旅长驻成都，嘱其秘书周官和，请颜楷为书成都外北昭觉寺观音阁匾额。楷用佛经观音偈语，书成‘应世人间’四个大字。”看似朱德驻成都与昭觉寺有交往，这才嘱其秘书送匾；其实朱德护国战争前没有驻成都，结束后也没有驻成都，而是驻泸州。如《朱德年谱》说：6月之前率部作战，6月奉令率部进驻泸州。《朱德自述》说：“因为讲了和，我带了一团人进了南北军六个月争夺的泸州。不久，我就当了第七师第十三混成旅的旅长。在自流井，叙府，嘉定一带，又打了很多仗，和刘存厚打了半年。”《伟大的道路》记载：“我（朱德）的身经百战的第十团得到了首先开入泸州的荣誉。”“蔡锷被抬到朱德司令部附近的住所里，医生命令他卧床静养，禁止见客，等稍好一点就去成都。蔡锷到成都就住不过十天，就不得不把督军的职位让给他的参谋长和一向依为左右手的罗佩金，动身到曰本作最后的和枉费心机的治病。他带着医生和护士顺水而下，到了泸州，在朱德家中休息了几天，继续前进。朱德看他那情况，虚弱得连两三步都走不动，声音微弱朱德必须弓身到床边才能听到他说话。终于到了蔡锷启程的那一天，朱德和孙炳文以及其他军官在码头送行……”几乎就在同时，朱德的妻子从云南来到泸州，九月底，生了一个男孩子，取名保柱。大家正为婴儿呱呱落地而高兴时，十一月十八日，蔡锷在日本病逝的消息传到国内。朱德受到沉重打击，几乎连妻儿都忘掉了。蔡锷下葬不久，朱德的妻子得了类似赤痢的怪病，不幸去世，不等她下葬，朱德少年时代学友吴绍伯（当时在朱德家中静养）也因肺病去世。三重打击一起袭来，一度使朱德心灰意冷。既然朱德在护国战争前后没有住在成都，当然也就谈不上与昭觉寺有怎样的交往，送匾一说更无从谈起。

（二）1917年入住昭觉寺避难说

1917年正是硝烟弥漫的军阀混战时代，朱德在讨袁护国军之役任某师支队长（亦有称为旅长）。入川后驻皇城坝（今四川科技馆一带），川滇两军丁已蜀战（1917年4月中旬，川军刘存厚与滇军罗佩金混战）之时，川军炮轰皇城，滇军伤亡惨重，在危及万分的形势下，朱队长率部突围，来到成都北郊，当时，后有追兵前有阻截，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率部进了昭觉寺，得到了该寺方丈果尘（又号了尘）和尚的保护，隐居于观音阁临近的八仙堂内，才解脱了险难，转危为安（参见1986年12月3曰《四川日报》）。《朱德年谱》中没有朱德到过成都的记载。当时驻扎在成都的是罗佩金率领的滇军顾品珍的第六师。参与刘罗之战的是王秉钧旅何海清旅。朱德所属滇军是赵又新的第七师，驻扎于川南一线。这年6月朱德与陈玉珍结婚。8月，为响应孙中山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运动，滇军改靖国军，朱德所部改为靖国军第二军第十三旅，任旅长。11月奉命率部和其他三个旅及一个团一起抵抗从隆昌，永川向泸州进攻的川军，云南靖国军战败，22日，泸州失守，朱德率部掩护部队向纳溪撤退。12月14日攻占泸州。朱德参战的这一段是与1917年“刘罗之战”“刘戴之战”紧密相关的，是“刘罗之战”“刘戴之战”在川南的继续和发展。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护国战役亲临记》杨如轩说，“刘戴之战”时，滇军驰援，“刘云峰，韩凤楼为第一，二路司令，率所部朱德，金汉鼎，陈天相，等，分道由自流井，叙府出发，在占领嘉定后向成都进攻......黔军竟退出成都，并沿途遭受川军截击，官兵四散奔溃。戴戡与熊其勋旅长均死于乱军之中。经此变故，滇军援戴计划大受影响，而韩，刘两部攻眉州城时，又连日遭逢暴雨，思蒙河上的浮桥被山洪冲断，陈天相团长被水淹死，官兵伤亡甚多，军实辎重亦损失不小，如再攻成都，有师出无名之危险，滇军乃退回原驻地。《伟大的道路》一书也没提到朱德率部驻成都，朱德后来回忆说，他在泸州驻扎五年，间或出征，都又返回泸州。川南一线是滇军的保障屏障，泸州是滇军在四川的战略支撑，保证滇军在四川退守自如。可以想见，在川仅有两个师，没有可能全放在成都。

（三）1920年说

最具代表性最有影响力的是刘学民先生所持观点。他的著书与文章都说到朱德1920年“龙泉驿战败，避难昭觉寺”：《朱德的非常之路》《朱德历险记》《朱德与了尘法师》。从时间来说，李先生的观点是接近朱德在成都这段往事的，但时间的准确度和入住昭觉寺的缘由还是有些问题；刘先生的文章，传说的成分较重，未经考察核实，翻查史料稽对；他的著书文章均未注释资料渊源，比如匾的尺寸“一块长丈余，高五尺的大匾”依据何在？也没有追索周官和与朱德之真实关系；另外刘先生把1920年川、滇、黔军阀混战的时间搞混了（参见邓锡侯《一九二零年川滇黔军阀混战前后》、傅渊希《熊克武联合刘存厚与滇黔军之战》）。刘先生把这一段战事提前两个多月，而且朱德旅溃败后，没有向驻地简阳县贾家场太平场方向退以及更远的泸州退，反而向川军之地的成都北面走，朱德只身到昭觉寺，都令人难以理解。

来源：成都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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