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杀胡惟庸的真相（明朝胡惟庸案牵连3万多人）

胡惟庸案又称胡党之狱、胡狱，是明初四大案之一。胡狱的本质是朱元璋为了加强独裁而精心策划的一场惨案，牵涉的人达到了3万多人，朝廷重要官员几乎都受到了打击。胡狱是中国古代帝王杀功臣的最典型例子，可以说算是臭名昭著的事件了，其影响远远超过了东汉的党锢之祸。经过胡狱之后，宰相制度被废除，中国的专制走向了顶峰。

宰相制度，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夏商周时期，中央就设置有相、太宰等职位，也就和后来的宰相是类似的，主要职责在于辅佐君主。在不同的时期，宰相的官职和名称也各不相同。如秦朝为丞相、汉朝为尚书、唐朝的中书、门下、尚书长官并为宰相，宋朝为平章政事，元朝又重设丞相。

相权的变化

宰相制度的存在对于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是十分有利的。宰相可以独立地处理政务，为皇帝减少了许多压力；宰相可以为皇帝提供了许多合理的意见，减少政策的失误；宰相还可以在皇帝年幼的时候保障国家的正常运行。三省六部制形成之后，中国的宰相制度走向了成熟，三省长官分工，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君权。如门下省的长官可以驳回中书省的决策，而皇帝发号命令也必须要经过中书省，也就是“事不出中书，是为乱政”。

然而在朱元璋看来，宰相却是一个极为可恶的东西，甚至将许多朝代的灭亡都归结为宰相。他说：“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曾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而朱元璋之所以十分憎恨丞相，和元朝的教训是有关的。元朝并三省为一省，在中央设置了中书省总览政务，其长官为丞相。机构的合并必然导致相权的扩大，于是在元朝就出现了宰相弄权十分严重的现象。朱元璋认为元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委任权臣，上下蒙蔽故也”。

而在开国之初，明朝内部就开始出现了结党营私的现象。最初，朝中文臣集团以宋濂、刘基和李善长为首，三人情况各不相同。宋濂为人低调，行事谨慎，所以在政坛上也几乎没有政敌和党羽。刘基为人较为高调，因而容易陷入政治漩涡；李善长善于协调文武大臣的关系，因而人脉深厚，得到了朱元璋的重用，高居左丞相之位，又贵为太师，韩国公。李善长后来又排挤了刘基，成为百官中地位最显赫的人。围绕在李善长周围的是淮西官僚集团，他们大多数都身居高位。开国之初，朱元璋封6人为公，28人为侯，其中公爵的6人均为淮西集团的人物，其中就包括徐达、常茂（常遇春之子）、李文忠、邓愈、冯胜、汤和。

李善长

由于开国之初，全国还未统一，距离天下安定尚需时日。朱元璋就不得不依靠这些文臣武将。朱元璋还通过联姻的方式来巩固淮西集团的关系。洪武六年（1373年），李善长推荐其同乡兼姻亲胡惟庸担任右丞相。洪武十年（1377年），胡惟庸又升任左丞相。胡惟庸在位期间又遍植朋党，打击异己，使得淮西集团的势力进一步膨胀。因此，胡惟庸已经成为了朱元璋的心腹大患。

胡惟庸

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枉法诬贤，操不轨之心，肆奸欺之蔽”，“蠹害政洽，谋危社稷。”将胡惟庸等处死。之后的十年，加在胡惟庸身上的罪名越来越多，如“勾结蒙古，私通倭寇……”，而牵连的范围也不断扩大。李善长等大批元勋宿将皆受株连，牵连致死者达三万余人，就连一直谨慎的宋濂也被牵连其中。而开国第一功臣徐达也可能是被朱元璋设计杀死，根据王文龙《龙兴慈记》载，徐达因病无法吃鹅，然而朱元璋却非得赐徐达蒸鹅，使得徐达吃后就去世了。经过了10年的胡狱，淮西集团的重要人物几乎被铲除。1393年，朱元璋又发动了“蓝玉案”，诛杀蓝玉、傅友德、冯胜、王弼等功臣名将，牵连着达到了1万5000人，进一步消除了淮西集团势力名，“于是元勋宿将,相继尽矣”。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沿袭元朝的制度，依然设立中书省为最高的机构，丞相为百官之长。朱元璋开国之初设置丞相只不过也是权宜之计，并非长久考虑。在建国后，朱元璋就对处处防范丞相。1378年，朱元璋下令“命奏事毋关白中书省”，也就是大臣的奏章可以绕过中书省到达皇帝这里，试图削弱丞相的权力。

胡惟庸被杀之后，朝中无人敢反对朱元璋，于是朱元璋便趁机废除了一直沿袭的宰相制度。当年，朱元璋告谕文武百官，说“中书省以总天下之文治，都督府一统天下之兵政，御史台以振朝廷之纪纲”，然而“奸臣窃持国柄，枉法诬贤”，“盆害政治，谋危社极”。于是废除中书省，提高六部的地位；拆分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分领军卫。于是，中国几千前沿袭的宰相制度就被废除了。

废除宰相后的权力状况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又敕谕文武群臣：“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事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也就是从制度上断绝了宰相制度的产生，禁止后世重设宰相。宰相制度的彻底废除标志着皇权正式攀登上了历史的顶峰，这也宣告中国古代的制度正在走向衰落。

朱元璋废除了宰相，也就为新的政务机构产生提供了条件。丞相制度废除后，大量的奏章需要朱元璋亲自处理。据史料记载，朱元璋曾经在八天内，平均每天批阅200多件奏章，处理国事400多件。朱元璋感到“人主以一人御天下，不可无辅臣”。于是朱元璋开始启用一些殿阁大学士来帮助自己处理政务，这为后来内阁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明朝的历史上来看，内阁最初为秘书机构，但是后来权力也不断扩张，甚至成为了新的行政机构。因此也有人认为：朱元璋并未能彻底废除宰相制度，后来的内阁制度就如同汉朝的内朝，必然会成为新的宰相制度。

内阁制度和宰相制度的比较

另外，没有了丞相，朱元璋必须依靠宦官来帮助自己，这也为明朝后期宦官主权埋下了隐患。朱元璋曾经镌铁牌置宫门口，有铭文:“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说明朱元璋是十分防范宦官的。然而由于皇帝政务负担大，使得后世的皇帝不得不依赖宦官。永乐帝开始重用宦官，宦官的权力也不断加强。明代宦官人数之众多、机构之庞大、职能之全面在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从明初“土木之变”、“夺门之变”，直到晚明的“红丸案”、“梃击案”、“移宫案”，宦官在其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明朝宦官专权为历代之最，这也是因为宰相制度被废除所带来的弊端。

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