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没看过的驴的故事（关于驴的林林总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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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拾贝：关于驴的林林总总

商子雍

饲养技术的掌握，是人类经由蒙昧、野蛮向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三字经》中“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之谓所展示的，是人类进步的巨大功绩。不过，除过《三字经》提到的“六畜”之外，人类在自己漫长的历史中，驯化、饲养的家畜还有很多，其中之一是为驴。

在老百姓的口语中，驴是被叫作毛驴的。辞书释义：毛驴者，多指身体矮小的驴。在我看来，称呼中的这个“毛”字，其实是包含着怜爱、珍惜之意，就像中国人给自己的孩子起名毛头、毛蛋、毛毛那样；并且，由于和家畜中的大马、大骡子相比，驴的体量确实不足道也，久而久之，本来是多指身体矮小的驴的毛驴二字，在像我这样的非专业人士心目中，也就成为了所有驴的俗称。具体来讲，主要产于我们陕西关中平原渭河流域的关中驴，体高在1.30米以上，体重250到290千克，体格高大，体质健壮，头颈高扬，眼大有神，前胸宽广，体态优美，是驴的族群中实至名归的大块头，但却一直被很多人叫作毛驴，而对真正身体矮小的毛驴如陕北的佳米驴、甘肃的凉州驴，则呼之为小毛驴；少年时曾唱过这样一首儿童歌曲：“我有一头小毛驴，从来也不骑，有一天我高了兴。骑着去赶集……”其中的小毛驴之籍贯，当然不是关中，而是陕北、甘肃等地。

所有的现代家畜，都来源于人类对野生动物的驯化，驴也是如此。据考古学家考证， 6千年前，人类通过对野驴的长期驯化产生了家驴；家驴的最古老遗骸是发现于非洲埃及的尼罗河流域。有意思的是，野驴尽管分为亚洲野驴和非洲野驴,但亚洲野驴（包括产在我国的西藏野驴和蒙古野驴），却并不是中国家驴的母系祖先。有着非洲血统的经过驯化的驴，是经由丝绸之路从中亚走入中国的，最初生活在今天的新疆南部，汉代张骞通西域时把驴引进到中原地区，西汉桓宽《盐铁论》有“骡驴骆驼，衔尾入塞”的记载，而，《史记 匈奴传》则称驴为“奇畜”。作为引进物种、自汉代开始规模繁殖养育的驴，最初多集中在都城长安周围的关中，以后逐渐向北、向东、最后是向南扩散，遍及中国的诸多地区。

至于养驴的目的，百度百科介绍说：“驴可耕作和乘骑使用，每天耕作6到7小时，可耕地2.5到3亩。在农村还可乘骑赶集，适于山区驮运及家庭役用。”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驴在耕作、乘骑、以及百度百科不曾提到的拉磨等方面的价值，已经越来越小了，这种传统家畜从这些领域的彻底退出，是可以预见的事 。不过，前不久，农业农村部在其官网公布了《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征求意见稿）》，驴作为可以用于食用等商业利用的18种传统畜禽中的一员，赫然在列；再者，在中国传统医药中，用驴皮熬制的阿胶，也一直是被追捧的滋补佳品——由此可见，驴和中国人的密切关系，还会地久天长地延续下去。

据我所知，中国人吃驴肉的历史已经很久了，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的印刷文本中，都有吃驴肉的记载，不过，可能是由于这个引进的物种最初比较稀缺吧，在很长时间里，吃驴肉只是上层社会的专利。直到清代以后，驴越养越多，不再物以稀为贵了，驴肉才渐渐成为平民（主要是华北地区的平民）亦可享用的美食。说到餐桌上的驴肉，很多人可能首先会想起河北保定的驴肉火烧，但除此以外，以我走南闯北之所见，香酥驴肉、凉拌驴皮、蚝油驴肉、驴肉汤锅、烧驴肘、熏驴肉、啤酒焖驴肉……以驴肉为主材的佳肴还真是举不胜举，当然，这其中就有早在清代咸丰年间，就遐迩知名的我们陕西凤翔的腊驴肉。

驴和中国人的密切关系，不仅仅展现在形而下层面，而且也展现在形而上层面。在中国，但凡上过几年学的人，大概都不会不知道“黔之驴”的故事吧！《黔之驴》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创作的一篇寓言小品，通过一个外来的驴和本地的老虎之间的有意思的故事，揭示能力与形貌并不成正比，外强者往往中干的道理，旨在讽刺那些无能而又肆意逞志的人，影射当时统治集团中官高位显、仗势欺人而无才无德、外强中干的某些上层人物。文章的收束之语：“噫！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真是振聋发聩、意味深长，而由这则寓言衍生出来的成语“黔驴技穷”，更是早已被中国人耳熟能详、乐于使用。

更有趣的是，那位有名的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曾对柳宗元《黔之驴》的取材来源做过考证，认为可能与印度寓言集《五卷书》、故事集《故事海》、梵文《嘉言录》等著作中的几个故事有关。是也非也，我没有能力做出判定，但倘若真的如此，那也不失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

驴在形而上层面和中国人发生关系，有时还时通过它的叫声。我的童年，生活在西安市东关的景龙池，当时，那里属城乡结合部，所以、见到驴、听见驴叫，是司空见惯寻常事。记忆中，对驴的叫声，也就是觉得中气十足、高亢嘹亮罢了，谈不上有多么动听，但也绝非刺耳难听，至于更多的内涵和功能，当时确实没有体会到。直到年龄稍大、读书渐多以后，方才知道在某些古人看来，驴的叫声，绝不像愚氓如我所理解的那么简单、那么毫无意义。

比如，可以通过学驴叫来展示孝心。

有戴良者，字叔鸾，乃生活在西汉末年的一位高人。史载，此人家中富裕，但喜欢周济他人，崇尚侠义气节，在社会上，被定位为豪杰；在家里，戴良又是一个大大的孝子，母亲喜欢听驴叫，他就经常学着叫，让母亲高兴，而且技艺不断提升，达到了惟妙惟肖的境界。戴良因此孝名远扬，被举荐为孝廉，他坚辞不受，又被司空府召用，亦坚拒。在汉平帝时，虽一度出任侍御史，但王莽篡位，即称病回归乡里。戴良最后隐居山中，悠闲自得，得享高寿。

再如，可以通过学驴叫表达友情。

汉魏时期，有一个叫王粲的大才子，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一员，不但在当时深受曹操、曹丕父子信任，而且还被后世(南北朝)的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勰誉为“七子之冠冕”。然而，和前面说到的那位戴良的高堂老母一样，此人也特别爱听驴叫。王粲为曹氏父子篡汉兴魏的大业鞠躬尽瘁，41岁时英年早逝，曹丕以曹操接班人的身份前去祭奠。葬礼上，这位后来的魏文帝向同来吊唁的部下大声呼吁：“王粲平生最喜欢的就是驴叫了，让我们共同放声，一起学驴叫，为他送行。”于是，曹丕带头开嗓高叫，手下人立马应声狂吼，一时间驴叫四起，声震云天，说一句大不敬的话，搞得葬礼现场恰似春情躁动的驴圈。

类似的故事还可以讲述一个。西晋文学家孙楚也是学驴叫的高手，他的好友、官拜侍中的王济，则特别喜欢听他学驴叫，二人每次会面，王济总要让孙楚叫几嗓子，每次也都听得如痴如醉。这样两个人诞生在同一个时代、生活在同一个地方，真是天作之合。后来王济去世，前来与遗体告别的孙楚说道：“你平时就爱听我学驴叫，现在我为你最后喊一嗓子吧！”然后就毫无顾忌地放声大叫起来。

历史上，喜欢学驴叫、听驴叫的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又岂止以上几位。唐朝末年的高僧普化禅师喜欢学驴叫；北宋理学家，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创作者张载，也喜欢学驴叫。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详细介绍了。

愚以为，喜欢听驴叫、学驴叫的凡夫俗子无疑更多，只是他们没有机会被人写进文章、传至后世罢了。中国有着漫长的农耕历史，农耕文明时代五花八门的生活样态，总会给在这种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中国人的心灵深处，打下或这样、或那样的深深烙印。本文提到的几位大（或较大）人物，他们在进入层次不同的“庙堂”以后，偶尔（或时不时）会想起昔日近在咫尺的生活场景，是十分正常的事。学几声、或听几声驴叫，不过是心灵深处某种情愫的一种难以抑制的张扬，用一句时尚的话语来表述，此之谓“忘不掉的乡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