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居民身份证 1984年身份证奥运首金

文｜Dedee

这是“1978-1988那十年”的第7篇。闲话少说书接上年，聊聊这个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1984年。

1984年刚开了个头儿，一个直接影响如今国民经济，工商业发展的小文件发布了，即《关于农民个人或联户购置机动车船和拖拉机经营运输业的若干规定》。

文件虽小，却是第一次明确私人购置汽车的合法性，意味着汽车消费无论政策还是产销都将有质的飞跃——将从公款购车的单一渠道转向多元化消费。

一个月后，北京昌平北七家的著名养鸡专业户孙桂英，花了9300元人民币买了一辆二手丰田小轿车。孙家由此成为北京乃至全中国第一个买轿车的农民家庭，不仅乘上了私人购置汽车的第一缕东风，更传达出了一个全新的气象：普通农民依靠勤劳致富，就能拥有购买小轿车的钞能力。

3年前，孙桂英本是一名普通农妇，家里除了丈夫没有任何壮劳力。可丈夫工资低微，根本养不活嗷嗷待哺的一大家子。她前思后想之下，在1981年9月试着养了第一批1000只鸡。

“一年后结算，平均每只鸡纯收入13.7元！等于净赚13700元！我一下子就成为了北京农村的第一个万元户。”

顺理成章的，孙桂英开始把养鸡产业做大做强。而为了保障运输买卖，她不断购入各类交通工具——在养鸡的第二年，就花了1000元巨款买了一辆三轮摩托车。

之后，就是二手丰田小轿车。不久，她又和村里其他养鸡户合伙买了一辆比BJ212加长了半米的BJ121小货车。

普通农妇孙桂英的传奇发家经历，让她不仅成为了北京乃至全中国第一个买轿车的农民，更上了《北京日报》头版。媒体将她誉为“新一代杰出的农民中的女英雄”，还刊登了孙家人一同站在银灰色丰田旁的光荣合影。

没多久，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美联社都注意到了这个普通农妇的这场不普通消费。

《每日电讯报》絮絮叨叨地讲述着这个农民的详细收入：今年，她已向国家出售了492800多个鸡蛋。上一年的家庭净收入达到了12486英镑。某种意义上说，她可以拥有私家车，是中国对于这位勤劳致富的农民的最高褒奖。

农民姐妹们纷纷抛弃之前保命绝技“穷光荣”，开始发家致富。小货车等微型机动车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迫切刚需，国内几家微型汽车厂也出现了井喷现象——天津大发、重庆长安和柳州五菱等著名车厂都先后公布了年产3万辆的生产纲领。

也是这一年，中国与联邦德国合营的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举行了隆重的奠基典礼。合营公司确定到1987年年产能力达到3万辆轿车和10万台发动机；到1990年达到年产轿车10万辆——不仅要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也要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

保定人魏德良创办了长城工业公司，注册资本80万元，公司主要从事汽车改装业务，算是保定的传统手艺。长城工业公司也是后来长城汽车的前身。

年底，政策背书下的中国汽车产业产量同比大增31.4%，达到31.5万辆。更为奥妙的是，当年汽车进口量，更是达到创纪录的14.87万辆。

创纪录的还有奥运金牌数。

这一年，美国洛杉矶举办了夏季奥运会，新中国成立35年来首次参赛，并一气儿拎回了15枚金牌。

开幕式第二天，才练了2年1个月射击的供销社前营业员许海峰，依靠0.5的裸眼视力和566环的最终成绩拔得头筹，拿下了男子自选手枪慢射冠军，打破中国奥运会金牌榜“零”的记录。

据了解，当时国家队的预算不能说是家财万贯，至少也可以说是资不抵债——一支队伍统共就两支进口手枪。而奥运会上用的子弹，还是9年前的过期货。

许海峰回忆：“子弹全部挤在一起，弹头已经氧化了，通俗点说就是长毛了。因为弹头是铅的，时间长了就会长一层白色的毛，我们比赛前还要用油布擦一擦。”

有了许海峰零的突破，此后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表现有如神助：女子10米跳台周继红，男子自由体操、鞍马、吊环三项冠军李宁，男子跳马楼云，女子高低杠马燕红，男子50米移动靶标准速李玉伟，女子小口径标准步枪吴小旋，男子举重52公斤级曾国强，男子举重56公斤级吴数德，男子举重60公斤级陈伟强，男子举重67.5公斤级姚景远，女子花剑个人栾菊杰，以及获得金牌的中国女排。

不过，这次奥运会苏联及其东欧盟国都没来——4年前的苏联夏季奥运会，由于阿富汗战争的爆发，使得美中等许多国家缺席——礼尚往来而已。

这年4月，中国第一代身份证与《居民身份证试行条例》火热出炉。

在此之前，计划经济使得国人老老实实地守着一亩三分地，流动也基本属于被动技能，很少有人会主动地东奔西跑走南闯北，某种程度上社会治安也比较稳定。

曾有一位退位老警察回忆：自己所在的公安局，曾经整整1年没有接到任何刑事案件的报案——直到1978年改革春风吹满地，全国各地超过2000万的待业青年们也开始蠢蠢欲动，或想尽办法找工作，或跑去春风的源头找机遇。

还有一部分越轨分子心心念念地想着要去龙场悟道——于是，他们开始走南闯北踢寡妇门挖绝户坟，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全国立案数量每年递增。

有数据显示，1981年全国公安机关的立案数超过了89万件。其中有不少犯案者的流动性极高，远超东南三省那些信奉“爱拼就会赢”的小商人，简直就是狡兔三窟外加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比如“严打”导火索之一——历时7个月，逃遍6个省，打死打伤18人，最后出动近3万军民才围剿成功的“东北二王”。

这枚有着详细姓名、户籍地址与个人照片的证件，成为了中国人居家旅行与外出务工的必备刚需，以及犯罪分子们直通龙场的新船票——还有许多榜上有名的老通缉犯，开启了三天饿九顿的新时代逃荒故事。

据说刚开始，还有不少大聪明对这张卡颇不以为然，遇到被盘问身份证号码时，会强装镇定现编一串数字，然后……成为了被当场识破加自投罗网的绝佳案例。

也因此，闻名遐迩的第一次严打在第二年迎来这款新的制胜法宝后，出现了突飞猛进般的转折点——立案数量锐减到了51万件。

当然，还有一批人对于身份证的出现，兴奋得无可无不可。他们大多是身处偏远贫困地区的老人，兴奋的原因是能在身份证上看到自己的照片——许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进过城，没有照过一张相。

也多亏了身份证制度，让中国开始统计贫困地区人口，开启了“扶贫”新事业。

同一个月，深圳蛇口工业区300多名干部对区领导层的9位成员发起信任投票，票数不到半数者立马走人。结果，4人离职。

这是时任香港招商局掌门和蛇口工业区创办人袁庚想出来的新招。

这位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著名口号的天才金句王，为了发展蛇口，将招商局做大做强，曾在跑遍全球诸多港口城市，并深度借鉴香港的优良经验，建立了蛇口深水码头、蛇口港泊位、集装箱码头等一系列大型航运刚需。

工业区还试着让区内的三家企业彻底脱离公有制——由此诞生了中国最早的真·股份制企业——招商银行、平安保险和南山港务开发，并茁壮成长发展至今。

袁庚还顺嘴提出“立足港澳、背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的24字管理“真言”，还顺手针对此地的干部，展开了前所未有的“竞争上岗”。

据说，当时蛇口的干部都属于“临时工”。他们的级别与编制只是档案层面的，真正的岗位职务和薪水全凭本事争取。有本事的人才能得民心和民选，没本事的一旦落选，只能卷着包袱带着档案打哪儿来回哪儿去——包括“蛇头”袁庚。

不得不说，不会说金句的情报老手不是好改革家。8年后袁庚离任，招商局总资产从当初他接手时的不足1亿元增长至200亿元。

1984年的“改革先锋之星”属于袁庚，“解放思想之星”是刚刚出任纺织工业部部长的吴文英。

9月，51岁的吴文英前往山东淄博出差——原本这应该是一趟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视察活动，却因为吴部长的金色紧身外衫和一袭裙装，上了无数媒体的头版头条。

以现在的眼光看，吴文英的穿着绝对是平平无奇，时髦度远比不上“左丝巾右扶花”的当代同龄女性，但在当时而言，她的打扮已属于超纲范畴。

面对媒体热议和公众质疑，吴阿姨相当坦然：我穿得好穿得美，是因为有党中央、国务院在后头支持！“我们纺织工业有责任把全国人民打扮得漂亮一点，不要用50年代的着装观点来看待80年代的穿衣问题，不要有‘穷光荣’的想法。”

无数中老年阿姨们终于有了专属的时尚偶像和模仿对象。

3个月后，中国内地第一部时装电影《街上流行红裙子》上映。电影讲述了魔都纺织厂女劳模如何解放思想，穿上漂亮裙子在公众场合展现女性美的小故事。

这部电影氤氲着一股1980年代特有的理想主义，你能找到一切1980年代形容中国年轻女性的美好词汇：清新、养眼、开朗、明亮、质朴、健康、热情、真诚……又有一些傻敷敷。

更重要的是，这部电影源于当时的实际生活——北上广等大城市的年轻姑娘们开始一种名为“斩裙”的battle文化。她们会在休息日穿上最新购买的连衣裙，前往绿地、花园等公共场所公开比美。

电影中有这么一段描述可谓“斩裙”的鲜活台词：“太阳裙故意站到连衣裙身边，比一比到底谁漂亮。漂亮的把不漂亮的打得落花流水，像刀斩的一样，这就叫斩裙！”

这个现象一度被视为“1980年代的杀马特”，可有了之前吴阿姨的强力背书，无数姑娘开始“奉旨斩裙”，电影瞬间成为现象级作品。

而之所以选择红裙子，不仅因为当时红裙是年轻女性最爱的battle道具，更因为它隐含了对过去灰蓝为主色调服饰的强力抗拒，对陈旧观念的彻底释放。

电影的最后，是那群青春洋溢的年轻女工们并排走下台阶。各种红裙随风翻飞美不胜收，所有的热情与美好也随着裙摆翻飞着升空，穿透银幕，击穿每一个渴望美与自由的观众的小心脏。

这年最著名亮眼的瞬间，必须放在最后。

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了自1959年以来史无前例的阅兵式——18000名解放军武警和民兵，24个机械化方队，94架战斗机，首次亮相的洲际导弹和卫星，以及不计其数的群众队伍。

群众队伍中最艺高人胆大的莫过于北大学子。他们用一条宿舍床单配上黑色大字，拉出了当时轰动全世界的四字横幅——“小平您好”。

这个两次预演都没出现过的非正规超纲动作，虽然停留了短短几秒钟，还是将现场记者吓了一大跳。不少人一边按着自己脆弱的小心脏，一边依旧似被巴甫洛夫下了降头一般，将这个瞬间永久记录了下来。于是，全国人民都在第一时间见证了什么叫做“辉煌时刻谁都能有，即便一刻赛过永久”。

之所以要拉横幅，是因为北大学子单方面觉得自己挥着蓝花走队列任务so easy，毫无技术难度。他们在国庆前几天集体扎花的时候，福至心灵地想到了横幅标语这条妙计。

下午四点多，北大学生们按照既定计划拿着花束来到了金水桥边。由写字的东语系大三学生胡圣虎和搞策划的生物系扛把子郭庆滨和常生等人，一起猛地打开横幅——1984年最激动人心的场面和最响亮的问候语就此诞生。

横幅除了四个大字外，还在外围绕以彩带，顶端缀以纸花。所以乍一看，横幅又像一把竖着打开的高大花束。

大学生们做完这件小事后，爽朗地欢笑一阵后继续向前拥去。看到横幅的邓公也爽朗地笑了——这四个字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力透纸背感情真挚，不仅是最朴素亲切的问候，更道出了38年前一代年轻人的心声。

1984年，由张军钊指导，陶泽如与陈道明主演的电影《一个和八个》在被压了整整11个月后终于上映，成为了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

中英签订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将于同日将香港交还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个专有名字，全国人民都在流行一句看似夸张的顺口溜：“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观望。伟大的祖国挥挥手，中国中国一定强”；

《南方周末》创刊。

1984年，波澜壮阔的新时代已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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