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其人（反对孙中山的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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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凡任天下大事者，不可不先破成败之见。然欲破此见，大非易事。必知天下之事，无所谓成，无所谓败，参透此理而笃信之，则庶几矣……”

01 广义的辛亥革命

前几天，孙中山的玄侄孙，孙伟勇先生在《大公报》发表〈辛亥革命对全球海内外华人的意义和启示〉中认为：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革命的成功，开创了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开了中国进步的闸门，传播了民主共和理想，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和中国社会变革。”

对于辛亥革命，我们通常在狭义上理解它，是指自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夜武昌起义爆发开始，至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帝退位为止的历史事件。

但若从广义上去理解辛亥革命，则是指自十九世纪末，也就是从1894年孙中山成立兴中会开始，迄辛亥年成功推翻清朝统治，在中国出现的连场革命运动。

若从广义上去看辛亥革命，就与本次个人所要谈论的书籍『梁启超与清季革命』有了直接关联，因为该书被认为是，对梁启超自1894到1911年间有关政治言论的背景、动机及影响进行有系统的叙述和分析，正好就吻合这一时期。

不仅如此，在学者黄克武先生看来：该书是首度把梁启超对辛亥革命直接、间接的贡献点出来，而且也分析了梁启超与辛亥革命之间为什么始合作而终分离的原因，继而分析了梁启超采取的路向跟辛亥革命以革命派为中心的革命路向的差距。

不过，该书为什么是被命名为『清季革命』，而非广义上的『辛亥革命』，在个人看来，一方面是为避免造成了误解，毕竟我们通常使用的是狭义上的辛亥革命；

另外一方面，清季革命涵盖范围更广，像清政府自鸦片战争以来内部实行的一系列变革与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的辛亥革命，皆可囊括其中。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对于梁启超这一人物而言，无论是清政府自行的变革，还是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的广义上的辛亥革命，其都以各种形式深度介入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从清季革命这一背景下来理解梁启超，或许视野会更为宏阔。

02 梁启超与清季革命

那么张朋园先生这本书，从内容上看，他论述了梁启超先生求变革的中西思想基础、戊戌变法之前启蒙国人的思想内容、在日流亡期间的思想政论以及社会活动以及在此期间与革命党之间的合与分、综述梁启超在社会上的言论影响力等等。

可以说几乎把梁启超在1894-1911年间所涵盖的一切重要的思想政治内容以及社会活动都做了一番细致缜密的分析。

但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可能借由本书更关注与思索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梁启超在清朝廷自行革命的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功能性作用？

第二个问题，梁启超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到底在哪里？第三个问题，梁启超为什么会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从合走向分？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其实可以从戊戌变法、清末新政、立宪运动这三起历史事件来看，但由于本书对于后两者的阐述皆非重点，因此，在这里仅主要针对戊戌变法简要论述一二。

对于戊戌变法，想必我等学过高中历史课本的而言，自然对其不会陌生，但本书的着力点倒不是在叙述戊戌变法的历程，而在于阐述在这起事件之前，梁启超为这场运动铺垫了怎样的思想基础？

那在个人看来，比较重要的就是六个字：开民智与兴民权。所谓开民智，实际上就是解放思想，就是要解放社会各阶层的思想，所以梁启超提出了一系列儿童、妇女教育改革以及科举制度改革的想法与方法；

所谓兴民权，也就是在民智开启之后，真正要达成的目的，让百姓能够有自己当家做主的权力。在梁启超的认知中，西方所谓人人有自主之权的所谓自主之权，指的就是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

至于其实现其路径，自上而下而言，就是君必须认识其地位：“臣也者，与君同办事者也。如开一铺子，君则其铺之总管，臣则其铺之掌柜等也，有何不可去国之义！”

从自下而上而言，百姓应当认识真正开铺子的主人，是国民自身，权在于我，不可任随掌柜与总管胡作胡为，颠倒本末。

那这些思想实际上，在所谓戊戌变法的改革内容中都得到了展现，比如，在教育系统改革方面，筹办了中国第一所官办现代大学-京师大学堂，废八股文、乡试会试及生童岁、科考试，改考历史、政治、时务及四书五经，以及定期举行经济特科等。

在政治体制方面，则是虚君共和，也就是君主立宪制，是在保留君主制的前提下，通过立宪，树立人民主权、限制君主权力、达成实务事实上的共和主义理想。

也就是梁启超先生希望在这个制度条件下，能够实现由民主投票机制选出执政者，以及有宪法来约束政府权力和保护人民基本权利。

这一政治理想自然是美好的，只是很可惜落空了。梁启超作为戊戌变法的主要推手之一，其为这场清朝廷自变革运动，铺垫了在教育系统、军事系统、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等方面的思想建设方案。

只是这场仅持续103天的变革事件，使得诸多方案成了空中楼阁，也沉重打击了梁对试图借由清朝廷实现国家复兴的信念。

03 梁启超对革命的贡献

对于第二个问题，梁启超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到底在哪里？在本书作者张朋园先生看来，辛亥革命作为一场革命运动，其力量至少有五方面：

一是革命先觉者的启发力，二是报馆的宣传力，三是知识分子的号召力，四是江湖会党的凝聚力，五是新军解体的离心力。

那梁启超先生实际上在这个方面都做了一定的贡献，但归结起来重点就是两方面思想启蒙与政治实务活动。

在思想启蒙方面，像当时革命的两大主义，一是民权，一是民族，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以及流亡日本时一直在撰文宣扬；

远在宣传革命最为用力的《民报》问世前五、六年，任公所主撰的《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报》所发表的类似《变法通议》、《立宪法议》、《新民说》、《新史学》一系列启蒙文章。

促成了当时一大批国人由蒙昧无知走向思想觉醒，思考社会变革的重要议题如：权利、自由、民族、国家、立宪、民主、共和等。

再有，就是本书张鹏园先生所提及的梁启超后期与革命党人之间论战的三大核心议题：

第一，对于民族问题，革命党人认为要推翻满族人的政治体制，极力强调要恢复汉族人治天下的传统，但梁启超却认为不主张排满，因为在他看来，满族人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所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比较狭隘的民族主义，隐含着“大汉族主义”的偏颇。

第二大议题，就是民权问题。双方皆同意政治革命的必要，但民主党主张民主政体，任公主张承袭原有制度加以改革。

第三是民生问题。革命党认为土地国有，则民生问题即可解决；任公则认为国家富强之道，必须发展国家与民间资本。

而梁启超与革命党人对于这三大核心议题的争论，一方面就像是本书作者张鹏园先生所言：

任公立于反对地位，对革命党有监督鼓励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在1912年宣布中华民国成立的时候，提出的是“满、汉、蒙、回、藏五族共和”的理念；

而另外一方面，同样也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促进当时的社会各阶层去思考我们究竟要建立怎样的一个新型的政治体制。

胡适曾经在其日记中提到：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心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如此之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

从政治实务活动方面而言，徐佛苏在《梁任公先生逸事》一文中说：“辛亥革命一举成功，无甚流血之惨祸者，实大半由于各省议员根据议政机关，始能号召大义，抵抗清廷也，又大半由于各省谘议局之间有互助合作之预备与其目标也。

而各省议员之能决心合作，实大半由于议局之领袖曾受清廷驱逐请愿代表之耻辱，及经宪友会密谋地方革命之激动也。

而昔年国会请愿之能监促清廷，设立各省谘议局，畀人民以议政之权力者，实大半由于梁先生能以精神及著作领导余等之奋斗也。此可知民国之成立，梁先生实有间接之大力。”

也就是说辛亥革命能够如此轻易地推翻清廷，而且还避免了大范围的流血牺牲事件的发生，梁在其中的贡献不言而喻。

04 梁启超与孙中山的合与分

对于第二个问题，梁启超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到底在哪里？在本书作者张朋园先生看来，辛亥革命作为一场革命运动，其力量至少有五方面：

一是革命先觉者的启发力，二是报馆的宣传力，三是知识分子的号召力，四是江湖会党的凝聚力，五是新军解体的离心力。

那梁启超先生实际上在这个方面都做了一定的贡献，但归结起来重点就是两方面思想启蒙与政治实务活动。

在思想启蒙方面，像当时革命的两大主义，一是民权，一是民族，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以及流亡日本时一直在撰文宣扬；

远在宣传革命最为用力的《民报》问世前五、六年，任公所主撰的《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报》所发表的类似《变法通议》、《立宪法议》、《新民说》、《新史学》一系列启蒙文章。

促成了当时一大批国人由蒙昧无知走向思想觉醒，思考社会变革的重要议题如：权利、自由、民族、国家、立宪、民主、共和等。

再有，就是本书张鹏园先生所提及的梁启超后期与革命党人之间论战的三大核心议题：

第一，对于民族问题，革命党人认为要推翻满族人的政治体制，极力强调要恢复汉族人治天下的传统，但梁启超却认为不主张排满，因为在他看来，满族人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所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比较狭隘的民族主义，隐含着“大汉族主义”的偏颇。

第二大议题，就是民权问题。双方皆同意政治革命的必要，但民主党主张民主政体，任公主张承袭原有制度加以改革。

第三是民生问题。革命党认为土地国有，则民生问题即可解决；任公则认为国家富强之道，必须发展国家与民间资本。

而梁启超与革命党人对于这三大核心议题的争论，一方面就像是本书作者张鹏园先生所言：

任公立于反对地位，对革命党有监督鼓励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在1912年宣布中华民国成立的时候，提出的是“满、汉、蒙、回、藏五族共和”的理念；

而另外一方面，同样也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促进当时的社会各阶层去思考我们究竟要建立怎样的一个新型的政治体制。

胡适曾经在其日记中提到：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心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如此之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

从政治实务活动方面而言，徐佛苏在《梁任公先生逸事》一文中说：“辛亥革命一举成功，无甚流血之惨祸者，实大半由于各省议员根据议政机关，始能号召大义，抵抗清廷也，又大半由于各省谘议局之间有互助合作之预备与其目标也。

而各省议员之能决心合作，实大半由于议局之领袖曾受清廷驱逐请愿代表之耻辱，及经宪友会密谋地方革命之激动也。

而昔年国会请愿之能监促清廷，设立各省谘议局，畀人民以议政之权力者，实大半由于梁先生能以精神及著作领导余等之奋斗也。此可知民国之成立，梁先生实有间接之大力。”

也就是说辛亥革命能够如此轻易地推翻清廷，而且还避免了大范围的流血牺牲事件的发生，梁在其中的贡献不言而喻。

05 梁启超的扁平化认知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这这些原因并非根本原因，比如：李喜所先生在『孙中山与梁启超』一文中就认为：孙梁合作的失败，反映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改造中国问题上革命和改良两条路线的尖锐对立。

还有人认为梁作为封建官僚转化而来的资产阶级，一方面不愿放弃旧有的统治体制，另外一方面又得为了资本利益，试图透过朝廷自改革获得更大利益，并且认为梁于革命仅是短期客观促进，其后期的论战与阻扰是罪过等等。

但关于此类言论，个人不大认同，先不论这种阶级分析观念是否合理，仅针对罪过而言，实在是有失公允，前文个人也业已阐述了部分贡献，在这便不必过多重复。

另外，持这种史观之人，在评判孙时，又会以其他人的贡献成果，来作为所谓更高一层的评判标准，分析其所谓局限性之类的，但这种分析方法也有禁区，比如：他不会也不敢以现在的某某分析以前的某某的局限性。

倘若不能将自己深入这一历史处境中，体认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并根据当时的情势以及对该人整体性的理解，深度挖掘其思想变化之因，而单单仅用某种分析框架套用与代入，个人认为实不可取。

梁启超曾说：“凡任天下大事者，不可不先破成败之见。然欲破此见，大非易事。必知天下之事，无所谓成，无所谓败，参透此理而笃信之，则庶几矣……

苟通乎此二理，知无所谓成，则无希冀心；知无所谓败，无恐怖心。

无希冀心，无恐怖心，然后尽吾职分之所当为，行吾良知所不能自己，奋其身以入于世界中，磊磊落落，独往独来，大丈夫之志也，大丈夫之行也！”

我想，这既是梁启超先生在清季革命中一系列政治事务活动的信念，也是张朋园先生所著『梁启超与清季革命』所要诠释的价值理念所在。

参考资料：

[1] 张鹏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

[2] 徐佛苏 ，《梁任公逸事》

[3] 胡适，《胡适日记》

[4]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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