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毛泽东视察来到哈尔滨（1950年毛泽东视察来到哈尔滨）

前言

贺子珍，是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他们相识于井冈山，一起度过了环境、条件最为困难的十年，但是因为性格和误会，贺子珍负气出走，去到苏联，至此两人天各一方.......

图丨毛泽东和贺子珍

井冈山一枝花

1909年农历八月十五，正值桂花飘香的时节，在井冈山永新县，一个女婴出生了，喜悦的父母为这个刚出生就很漂亮的女婴取了一个娇滴滴的名字——桂圆。

上学后，小桂圆嫌弃自己的名字太过绵软，便把名字改为自珍，改名为贺子珍是在与毛泽东结婚后，在中央苏区，贺子珍为前委保存文件，把自珍写为子珍，自此，贺子珍这个名字就沿用下来了。

少女时代的贺子珍是不折不扣的小美人，她的美貌在永新县是出了名的，被称为“永新一枝花”。

永新县是一个盛产英雄好汉的地方，贺子珍从小就对各路豪杰耳濡目染，读书的时候，最爱看的也是劫富济贫的武侠小说。

15岁的时候，贺子珍第一次接触到革命，那个时候，共产主义的思想、俄国革命的成功不断传入永新县，这些新消息、新思想深深地吸引了贺子珍，她才不管封建的“男女有别”那一套，主动结交新青年，传阅新书新报，还去参加孙中山纪念会，领导班上的学生造反，并加入青年团。

1926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政府开始北伐，革命进入高潮时期，贺子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入党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参加了永新党组织开办的政治夜校，不久后，北伐军到了永新，成立了国民党永新党部，贺子珍以跨党分子的身份参加了县党部的领导工作，她也是永新县的第一任妇女部部长。

图丨贺子珍

1927年，永新县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临时县委，16岁的贺子珍离开学校，和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一起当选了当地的政治委员。

初夏的一天夜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传来，打开门，同为永新县委委员的刘真闯了进来。“刘真大哥，怎么了，县里发生什么事了吗？”

“子珍，县里出事了，6月10日凌晨，反革命向我们动手了，逮捕了你哥哥在内的80多名同志，还杀害了不少党内干部！”

贺子珍一听，心里沉重下来，“反革命动手了.....”

刘真着急地说道，

“我们现在要向社会各界发出宣言，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在永新屠杀民众的罪行，向国民党上级党部请愿，大力营救被捕同志，号召革命民众起来与反动派决战。”

贺子珍同意，

“刘真大哥，你写吧，大家都说俄国十月革命好，那是人民奋斗牺牲得来的，我们国家也要像苏联那样，不怕流血牺牲，也要与反动派斗阵到底！”

刘真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夜，一篇万字的《宣言》出来了，正好，刘作述、欧阳洛等一部分县委委员从反动派手里逃了出来，立马就赶来汇合，一行人做出了分工：一部分人走上街头散发《宣言》，另一部分人在贺子珍的率领下，前往国民党行政公署请愿。

图丨贺敏学

几天的努力下来，尽管民众对于永新事变反响热烈，但是国民党行政公署方面的计划却屡屡受阻，贺子珍心里十分着急，立刻召开了中共永新临时县委紧急会议。

会议中，贺子珍首先发言，说已经过去了十多天，营救工作却没有任何进展，事实证明，是不能对国民党抱有太多幻想的，只有以牙还牙，发动武装暴动，用枪杆子打败反动派，才能把自己的同志救出来。

在场的同志们表示赞同，但也提出疑问，“现在永新的武装已经落到敌人手里，赤手空拳怎么与反动派作斗争呢？”

贺子珍理性分析，

“可以联络附近的宁冈、莲花、安福几个县的革命武装，联合攻打永新县，只要夺取县城，就能救出被捕的同志们！”

第二天早上，贺子珍就准备回到永新组织暴动，在送刘作述离开的时候，贺子珍向他保证，

“作述大哥，我以前在吉安工作了两个多月，和安福、莲花县的同志都有联系，如今我定18号为永新暴动日，已经分别请两县可靠的人去联络了，过两天就会有答复的。”

图丨永新暴动遗址

刘作述点点头，对于这个还不满18岁的小女孩，产生了一种佩服的情绪，

“子珍啊，宁冈农民自卫军的首领袁文才是你哥哥的同窗好友，他们的武装力量很强大，你能不能让你哥哥通知一下袁文才？我想，袁文才若是知道你哥哥有难，一定会出山营救的，只要他肯出山，我们的同志就都有救了，不过你哥哥被抓了，怎么送信是个问题。”

“作述大哥，你不用担心，送信我有办法，我妹妹还在县城的舅妈家，我可以通过小妹给我哥哥送饭的机会，把信带进去，再把消息传出来，到时候，我亲自去接袁大哥。”

刘作述放心了，他翻身跃上大马，“子珍，保重。”

事情不出贺子珍所料，安福、莲花相继给出答复后，袁文才那边也伸出援手，贺子珍按自己事先考虑好的，策马前往宁冈迎接袁文才。

贺子珍来到山坳口，忽然看见冲出一队人马，定睛一看，正是袁文才，两个人拥抱在一起，袁文才轻轻地拍着贺子珍的肩膀，“子珍，一接到你哥的信，我就跟王佐商议下山了，放心，我一定会救出你哥的，把永新端个底朝天！”

7月18日凌晨，袁文才、王佐一声令下，敢死队员一个个如猛虎归山一般，冲到城下，架起云梯便奋勇争先地往上爬，城墙上的反动派没有任何准备，不少都慌了手脚。

在敢死队和反动派在城墙上殊死搏斗的时候，王佐已经登上城墙，一枪干掉了城头的反军，接着，他拿出身上佩戴的大刀，朝着敌人左劈右砍。

反动派大都是地主和土匪武装，哪里比得上吃苦奋勇的农民军，没一会儿，这些反动派就抱头鼠窜了。

爬上城头的敢死队打开城门，袁文才、贺子珍率领农民军杀进了城，反动派丢盔弃甲，农民军便沿路拾取，收缴武器弹药。

就这样，三个人率领农民军一路杀进了监狱，来到贺敏学的牢房，袁文才让人砸开铁锁，与伤痕累累的贺敏学拥抱在了一起。

贺子珍打开所有的牢房门，救出了全部同志。不久后，刘作述带领的永新暴动队也杀了进来，一行人在体育场的大草坪上，和宁冈自卫军的袁文才、王佐胜利会师！在人们的欢呼声中，贺敏学走上主席台，大声宣布：“我宣告，永新暴动胜利啦！”

图丨贺敏学

暴动成功后，贺敏学被推选为中共永新县委书记、永新县革命委员会主席，随后，宁冈、安福、莲花和永新四个县组建了赣西农民自卫军，王新亚任总指挥，袁文才、王佐、贺敏学任副总指挥。

后来，敌人又向永新发起了猛烈的反扑，暴动队伍不得不撤出县城，向井冈山进发，贺子珍也是永新向井冈山撤退的共产党员中唯一的一名女性。

井冈山爱情

9月29日，秋收起义失败的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千余人上到井冈山。

王新亚是双方的介绍人，在贺敏学和袁文才上到井冈山后，他选择带领他的农民自卫军向湖南进发。

图丨毛泽东同秋收起义部分同志合影.

在湖南浏阳，王新亚和毛泽东会合，他向毛泽东介绍了永新的情况，讲了袁文才和王佐的队伍，以及地理位置，就是通过王新亚，毛泽东确定了井冈山的群众基础和地理条件比较好，于是带领队伍转移至井冈山。

当毛泽东衣衫褴褛，跛着化脓的脚，出现在井冈山的时候，贺子珍一把就将他按在椅子上，随手拿起一块毛巾，小心翼翼的帮他擦脚，嘴里还在念念叨叨责怪他的不小心。

毛泽东当时就被感动到了，等到看清贺子珍的模样时，更是被惊呆了，他心想，井冈山竟然有这么年轻漂亮的女孩？可能是谁家的孩子吧。

袁文才走过来，向毛泽东介绍，这个大眼睛的17岁少女，就是井冈山的女战士，并且是“头面人物”——贺子珍。

袁文才介绍到，“别看她只有17岁，已经是老革命啦！”贺子珍有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毛泽东走过去握住贺子珍的手说，“很好，以后我们一起奋斗吧。”

就这样，袁文才、王佐率领的农民自卫军和毛泽东率领的革命军，开始在井冈山一同战斗生活。

图丨茅坪八角楼

最开始，毛泽东因为脚伤，住在步云山养病，后来，在袁文才的建议下，搬到了茅坪的八角楼，而八角楼与袁文才的家只有几步之遥。

毛泽东进进出出，总是要路过袁文才的家门口，那时候，贺子珍疟疾初愈，身体虚弱，经常躺在袁文才家门口晒太阳，毛泽东见到她，总是要走过去同她说几句话，问问她身体恢复的如何，时间长了，两个人也算是熟悉起来了。

后来，毛泽东有事出发前，都要去找贺子珍，敲她的门，贺子珍走过去，“有话到窗口说”，然后把窗子拉开一条小缝。

毛泽东来到窗口，对贺子珍说，“我要走了”。贺子珍心想，“你要走，管我什么事，干嘛跟我讲。”

毛泽东也知道贺子珍的房门是敲不开的，不过依旧每次出行前都跟贺子珍打声招呼。

贺子珍当时对毛泽东态度冷漠，主要是因为她已经心有所属。欧阳洛曾任湖北省委书记，写的一手好字，贺子珍钦慕欧阳洛的才华，但从未将自己的好感表达出来。

图丨欧阳洛

毛泽东似乎知道贺子珍的心意，便把欧阳洛已经牺牲的噩耗告诉了贺子珍，贺子珍刚开始根本不愿相信，后来被证实，毛泽东说的确实是真的，自己暗恋的人真的已经牺牲了，贺子珍慢慢也就放下了。

一个月后，贺子珍被调到前委担任秘书，去到攀龙书院三楼办公，贺子珍没有意识到，这次调任，是袁文才有意为之。

一天傍晚，贺子珍遇见了袁文才，两个人站定聊了一会儿，忽然，袁文才笑眯眯地对贺子珍说，“我们想替你做件好事。”

“什么好事啊，大哥？”

“想给你提个媒，对方是毛委员。”

贺子珍又惊讶又害羞，“不行啊，大哥。”

“怎么了？莫非你看不上毛委员？”

“我不是那个意思，这样多不好啊。”

袁文才有点严肃地跟贺子珍说道，“子珍，我和王佐都是这个意思，你是知道的，我们不会害你。”

贺子珍点点头，“我知道的，但还不是时候。”

袁文才表示理解，“嗯，那以后再讲吧。

其实，贺子珍不知道的是，袁文才和王佐早就把她看做自己的亲妹妹了，所以他们才想出这么一计，用贺子珍拴住毛泽东，他们想通过这桩婚姻，将毛泽东长久的留在井冈山。

王佐疑心比较重，他不相信工农红军能够长久呆在井冈山，也害怕毛泽东会吞并自己；而且袁文才当时的相好陈白英，对于袁文才和贺子珍密切的关系很是不满，经常指桑骂槐地骂贺子珍，气的袁文才打了她一耳光。

不过也就是通过这件事，让他开始考虑帮贺子珍做个媒，妥善处理一下自己和贺子珍的关系，而博学多才的毛泽东明显是最佳人选。

为了让两个人培养感情，袁文才才把贺子珍调到前委工作，近水楼台，经常在一起的两个人，相信也会碰撞出火花。

前委有了专职秘书，也就有了常设机关，毛泽东经常来到攀龙书院三楼，向贺子珍询问工作。他看到了贺子珍整理的材料，一手娟秀的毛笔字写得工工整整，所有混乱繁杂的文件井井有条，觉得非常满意。

图丨攀龙书院

更让毛泽东觉得满意的是，他在与贺子珍的交谈中，发现她对湘赣边界的历史、地理、以及风土人情都非常熟悉，而且语言天赋好，能够听说各路方言。

尽管毛泽东早就听说贺子珍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战士，但是如此直观地感受到贺子珍的才华和能干，还是让他心动了一下。

于是，他向贺子珍提出，陪他到宁冈、永新两县的部分农村去做社会调查，贺子珍也不扭捏，大大方方的回应，“当你翻译？好啊。”

1928年春节前夕，贺子珍就一直陪着毛泽东在宁冈、永新两县的村庄做社会调查，毛泽东也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发现贺子珍是一个联系群众能力很强，很善于鼓舞人心的女孩，更让毛泽东感觉欣赏的是，贺子珍工作时候雷厉风行、泼辣干练，私下里却温柔贤惠、落落大方，这种刚柔并济的姑娘，任何人都会喜欢。

2月18日，毛泽东回到茅坪，向贺子珍提出邀请，一起要去象山庵整理调查资料，贺子珍爽快地应答，“你不嫌弃我字丑就行啊。”

图丨象山庵

在象山庵，他们一共待了7天，除了正常的工作时间，两个人还一起散步，有了更多了解彼此的机会，正是通过这些倾诉和聆听，两个人互相产生了爱慕之情。

可是，毛泽东越是察觉到贺子珍对自己的爱恋，内心越是觉得痛苦，他坦诚地向贺子珍讲到了妻子杨开慧，虽然杨开慧已经牺牲了，但是在毛泽东的心里，还占有一席之地。

3月初，湘南特委军事部长周鲁来到井冈山，传达中央为处分毛泽东在秋收问题上的“错误”，而开除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

因为记错了文件，竟然传成了开除毛泽东党籍，同时，湖南省委决定撤销前委，毛泽东改任师长，率井冈山红军两个团前往湘南支援农民暴动。

经过几次无效抗争，毛泽东带领红军上了路，离开前的晚上，毛泽东和贺子珍说了很多话，并要求贺子珍暂时回到永新去，等到他从湘南回来后再去接她回来。

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和湘南暴动武装来到井冈山，工农革命军的两个团也从湘南回来了，两支部队胜利会师。

图丨井冈山会师

5月，毛泽东一直忙于建立红四军的事情，直到7月才稍稍空闲下来，这时，他想起了还在永新的贺子珍，于是给永新县委书记刘真写了一封信，要求贺子珍回到井冈山。

等了5天，还不见贺子珍回来，毛泽东有点着急了，他又给刘真写了一封信，“刘真同志，你是怎么搞的，特委马上就要成立了，决定调贺子珍同志担任秘书，为什么总是不放人，你的组织观念去哪了？”

毛泽东把这封信交给勤务员龙开富，让他务必把贺子珍接回来。刘真看到信后，知道毛泽东是真的发火了，赶紧让龙开富把贺子珍带回茅坪了。

久别重逢的两个人一见面就握着彼此的手问东问西，互相询问对方这段时间的生活。突然出现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这引起了朱德、陈毅的好奇，他们到处打听这女孩是谁。

袁文才笑着说，“她叫贺子珍，是毛委员的.....恋人吧。”朱德、陈毅等人明白了。

图丨井冈山的女同志

贺子珍是一个很大方很爽朗的女孩，她很快就和朱德的妻子伍若兰，以及军部宣传队的一群女战士混熟了，她仍然在特委担任秘书，但只有一有空闲时间就往宣传队跑，跟一群小姐妹混在一起。

5月中旬，袁文才眼看两个人的恋情没有任何进展，心里着急，却苦于没有机会提醒一下，正巧赶上一位战士结婚，成婚当天，毛泽东、朱德等人都去庆贺，吃饭的时候，袁文才故意问毛泽东，“毛委员，哪天喝你的喜酒啊？”

王佐更是直接，“毛委员啊，你和子珍不早些办了事，还等什么啊，不要等出事来噢。”

朱德喝了几杯酒，也跟着说起玩笑话，

“润之，你看我和若兰，一个胡子，一个麻子，两个人马马虎虎过，也蛮好的啊，你跟子珍应该早些成婚，这样生活上也有个照应。”

图丨伍若兰和朱德

陈毅也跟着起哄，

“是啊，两情相悦，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眼下军务不忙，喜结良缘，正是好时候！”

在人们的哄笑声中，贺子珍红了脸，毛泽东看向贺子珍，发现她用亮闪闪的眼神看着自己，并点了点头。

王佐见状，头一个拍案叫好，“又有喜酒喝咯！”

出走苏联

婚后，两个人着实过了一段蜜里调油的日子，不过因为形势和生活条件比较差，两个人在相伴的这十年间也算是受尽苦难。

尤其是贺子珍，长征时候，挺着大肚子，还在后有追兵的情况下，生下一名女婴，结果连仔细看眼孩子的机会都没有，就匆匆忙忙送了人，自己继续拖着病弱的身体追赶长征队伍。

到了陕北，贺子珍身体非常差，以至于连最基本的生活和工作都很难维持，这让要强好胜的贺子珍感觉不甘，加上陕北当时有不少有文化的年轻男女，让毛泽东不自觉的忽略了贺子珍，她的心态发生了自己都无法控制的改变。

图丨毛泽东

贺子珍提出要走，因为在长征时候被敌机炸伤，贺子珍体内留下了当时未能取出弹片，她多想去好一点的医院，动手术把这些影响自己生活的弹片取出来，她太希望自己能够早点康复了。

这时候，贺子珍又一次怀孕了，这已经是她第十次怀孕了，她感觉自己结婚十年，已经完全失去了少女时期的风华正茂，如今只是不停的在怀孕生子之间徘徊。

当毛泽东知道贺子珍要走的想法后，极力挽留，他知道，贺子珍如此坚决地离开，跟自己脱不了干系，所以他放下了所有的面子，

“子珍，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有在三种情况下落了泪，一是我听不得老百姓的哭声，二是我跟身边工作人员感情深了，舍不得他们离开；三就是长征时候，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可惜的是，当时的贺子珍去意已决，所以毛泽东这番掏心掏肺的话并没有让贺子珍有半点动摇，毛泽东很了解她的个性，也曾经说过，“我和子珍两个人，一个是铁，一个是钢，谁也不让谁，钢铁相撞响叮当。”

1937年，贺子珍离开了延安，10月份，她到达莫斯科，在苏联的日子，是贺子珍一生悲剧的开始。

图丨贺子珍在苏联

抱着想要恢复健康心愿来到苏联的贺子珍，被告知这些弹片已经被头骨、肌肉、肺叶包住，没有任何取出的希望，只能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忍受这种痛苦。

后来，在苏联出生的小儿子因患肺炎不幸夭折，毛泽东知道这个噩耗后，很担心贺子珍一蹶不振，便把女儿娇娇送到苏联，才算挽救了身处“地狱”之中的贺子珍。

可是她的不幸还没有结束，一年后，她听说了毛泽东再婚的消息，一时的冲动和轻率，让她一辈子失去了毛泽东。

她只能把所有的希望寄托于女儿娇娇，还有同在苏联的毛岸青和毛岸英哥俩身上，这个特殊的“一家四口”相互扶持，虽然过得苦，也算是拥有了一些幸福和温暖。

图丨贺子珍和娇娇

随着苏德战争的爆发，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雪上加霜的是，娇娇得了肺炎，就是夺去小儿子生命的疾病，这使得贺子珍更加敏感焦虑，她把孩子从国际儿童院接回家，替人打工，省吃俭用给娇娇买药买食物，好在有惊无险，娇娇渐渐康复。

一天，国际儿童院的院长突然造访，来到贺子珍家中，派头很大的院长既没有询问娇娇的病情，也没有任何寒暄，只是用命令的语气说道，“娇娇的病已经好了，可以回到集体中生活了。”

贺子珍一听着急了，“不，孩子的病还没完全好呢，现在还不能回到儿童院去。”

“不行，你应该马上去干活，你的毛线活好久没交了。”

“院长，我要照顾女儿，有些活暂时没法去做，以后肯定补上。”

听了贺子珍的话，院长轻蔑的说道，“哼，你不劳动，不干活，难道让我们来养活你们这些懒家伙吗？”

要强的贺子珍不愿意了，她反驳道，“我从来都不偷懒，没少干事情，我的口粮也是用自己的劳动换来的，没有白吃饭！”

图丨贺子珍

为了证明自己说的是对的，贺子珍伸出了自己粗糙皲裂的手，院长无言以对，却还在嘴硬，“谁给你的权利让你带走孩子的？”

“一个母亲的权利！你们太残忍了！”

“你就是想待在家里不干活，你这个懒虫，当心我把你送进疯人院！”院长气势汹汹地威胁贺子珍。

“我怎么疯了？你有什么权利，你又凭什么把我关进疯人院？”

院长盯着贺子珍，放下一句狠话便离开了，“走着瞧吧！”

虽然两个人发生了争执，但是贺子珍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她还需要尽快赶出欠下的毛线活。

一天，贺子珍正在拼命赶织毛线，听到敲门声后，贺子珍没有防备地打开房门，一群穿着白大褂的彪形大汉把她团团围住，二话不说，拖着她的胳膊就往门口拽。

贺子珍一面挣扎，一面大声问道，“你们是什么人，凭什么抓人？”

“精神病院的，让你去住院。”

贺子珍回想起了院长的话，她拼命反抗，“我不是疯子！”白大褂不屑的说，“疯子会说自己是疯子吗？”接着，野蛮地将贺子珍拖出门，塞进了一辆汽车。

图丨李敏和贺子珍

睡梦中的娇娇被吓醒，惊慌失措地看着自己的妈妈被抓走，趁着没有人注意到自己的时候，娇娇跳窗离开了房间，她躲进小森林中，但是没过多久就被儿童院找回去了。

回到祖国

时间一转眼来到了1946年，王稼祥和妻子朱仲丽来到莫斯科，因为王稼祥是中共高级领导人，苏共这边专门给他派了一位联络员——尼古耐夫。

在莫斯科，王稼祥见到了不少在苏德战争中的幸存者，知道了他们的情况和遭遇，，期间，聊到了贺子珍。贺子珍是王稼祥的老战友，他们一起经历过长征，知道贺子珍如今下落不明，便决定寻找贺子珍。

一天，他对尼古耐夫说，

“我们有一个中国女同志，叫做贺子珍，还有一个女孩，叫娇娇，现在还在苏联，请帮忙打听她的下落，我希望能够见到她本人。”

尼古耐夫答应帮助调查，几天后，回复王稼祥没有找到，王稼祥没有放弃，终于在一次与留学生的谈话中获悉，久无音讯的贺子珍竟然被关在疯人院！

图丨朱仲丽和王稼祥

王稼祥大吃一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毛泽东，然后通知尼古耐夫，“贺子珍现在在伊万诺夫城精神病院，请你把她的详情告诉我。”

几天后，尼古耐夫回复道，

“是有一个叫做贺子珍的人住在伊万诺夫城精神病院，她神经不好，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她的女儿去了国际儿童院生活。”

王稼祥立马提出，要求接贺子珍来到莫斯科见面，尼古耐夫帮忙转达，一个星期后，尼古耐夫却说贺子珍不能来到莫斯科。

朱仲丽马上说，“那我们到伊万诺夫去看她！”

尼古耐夫不说话。

“我们是一定要见她一面的，最好连孩子一起，一起送到莫斯科来，我有医生，我们要亲自检查她的病情。”

在王稼祥夫妇的坚持下，尼古耐夫继续请示上级，可能是有关方面意识到，当时关押贺子珍是一种报复性的迫害，所以一直没能给予答复。

图丨王稼祥和朱仲丽

最后还是王稼祥依靠一口流利的俄语，跟苏共上层领导反映，苏联政府才同意让贺子珍离开精神病院，返回莫斯科。

贺子珍在一位苏联同志的陪同下，到达了国际大厦旅馆，走进房间，她看到了两年未见的女儿。

和娇娇相见后，两人被送到王稼祥夫妇的住处。看到老战友王稼祥，贺子珍讷讷的说道，“王同志，你好。”

王稼祥和朱仲丽观察了一下，发现贺子珍神智清醒，只是眼神有些迟钝，反应也有点慢。几个人坐下以后，王稼祥询问了贺子珍的情况。

“你觉得哪里不舒服吗？”

“我有些心烦......我现在口齿不顺，好几年没讲中国话了，小孩子同我讲话，一半俄语，一半国语，我只能在生活方面简单的说几句俄语。”

图丨贺子珍

随着聊天的变多和深入，贺子珍的口齿和脑筋才慢慢灵活起来，说话也比较多了，知道国内形势大好，贺子珍高兴得直点头。

晚饭前，尼古耐夫来接她，王稼祥对她说，“请你好好休息，把身体养好，一有机会，带你回国。”

尼古耐夫也跟贺子珍说，“我会如实向上级反映，你可以提些要求，比如去哪玩？我想你永远不会再回精神病院了。”

苏联方面经过几天对贺子珍的观察，同意了“贺子珍神智完全正常”这个结论，她终于不会再去精神病院了，在苏联，10年苦难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当贺子珍伤痕累累的回到祖国时，毛泽东也是感慨万千，年初，他同意王稼祥夫妇帮助贺子珍从精神病院接回国，5月30日，致信时任东北局妇委书记的蔡畅，请她好好照顾贺子珍。

8月，贺子珍带着女儿娇娇和毛岸青抵达哈尔滨，先在东北财政部任机关总支部书记工作，后调至哈尔滨总工会干部处做工运工作。

第二年，她随机关迁至沈阳，和自己的妹妹贺怡见了面。

图丨贺子珍和贺怡

被阻拦的见面

与同样要强的贺怡相比，这时的贺子珍已经苍老了不少，心境更是凄凉，贺怡一心想要为姐姐争个名分，力劝她能够回到毛泽东身边，而贺子珍已经心如止水，并未有太多的奢望。

不过在贺怡的坚持劝说下，贺子珍还是犹豫了，思来想去，她和娇娇分别用中文和俄文给毛泽东写了信。

毛泽东收到女儿的来信，很是兴奋，当时就用电报回复了，对于贺子珍，毛泽东没有直接回复。

1949年3月底，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至北平西郊的香山，江青因病去苏联治疗，把女儿李讷也带走了，毛泽东的身边，除了毛岸英，没有任何家人，他越发的想念娇娇这个自己几乎没怎么见过面的女儿。

过了一个月左右，毛泽东交给贺怡一个任务，就是去把娇娇和毛岸青接过来，贺子珍没什么意见，主动帮孩子们收拾行李。

图丨毛泽东和李敏

娇娇问贺子珍为什么要收拾行李，贺子珍微笑着解释娇娇可以去见爸爸了，当娇娇问到妈妈去不去的时候，贺子珍的笑容凝固了。

她勉强挤出一个不自然的笑容，“妈妈不去，你和岸青哥哥先去。”孩子们很想念爸爸，高高兴兴上路了，贺怡带着两个孩子，一直把他们送入双清别墅。

贺怡非常直接地对毛泽东说，“主席，我这次来，一是送孩子们过来，二是来替我姐姐找地位的。”毛泽东蹙紧眉头，走向书桌，提笔写下几行字：

“子珍，向你问好，娇娇在我这很好，我很喜欢她，望你能保重身体，革命第一，身体第一，他人第一，顾全大局。”

这封写给贺子珍的信表明了毛泽东的态度，他拒绝了贺怡的请求。

贺子珍那边，娇娇和毛岸青一走，她立刻感觉到了孤独，她克制不住对女儿的思念，给毛泽东写了第二封信，

“娇娇和岸青都到你那去了，我一个人感到很寂寞，我相信你一定会把他们教育好的，这不用我多说，我工作很好，身体好一点，请你注意身体。”

图丨娇娇（李敏）和贺子珍

贺子珍没有收到毛泽东的回信，但是她收到了娇娇的来信，

“亲爱的妈妈，你好！我在爸爸这里很好，你想念我吗？我很想念你，爸爸问你好，希望你保重身体。”

某天，毛泽东约见贺怡，两个人谈到了贺子珍的情况，毛泽东说，“你让贺子珍到这里来，这是历史造成的事实了，我们还是按照中国的老传统办吧。”

毛泽东没有细说“老传统”究竟是什么，但是贺怡明白，他可能是要同贺子珍恢复夫妻关系，承认历史造成的这个事实。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贺怡亲自去接姐姐到北平，她们乘坐火车，到达山海关站的时候，上来两个同志，自称是组织派来的，他们表示，贺子珍和贺怡两个人不能进入石家庄，只能南下，到贺敏学那里去，这是组织决定的。

贺子珍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有人在阻挠她和毛泽东的见面，她沉默着，反而是贺怡在一旁据理力争，但是这个决定不会被改变。

两个人板着面孔，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并以开除党籍作为威胁，贺怡和贺子珍只能转车来到上海。

图丨贺子珍（左下）和贺敏学一家

1950年2月27日，毛泽东来到哈尔滨视察，中午，他来到休息室准备休息一下，看见弹簧床，毛泽东吩咐秘书叶子龙，“我不习惯睡这种软床，还是换木板床吧，顺便把我的行李拿来。”

叶子龙刚刚转身，准备要走，毛泽东又补了一句，

“你顺便向市委的人打听打听，贺子珍现在在什么地方？身体好不好？过得好不好？”

叶子龙笑一笑说，“是。”没过太长时间，叶子龙就回来了，跟毛泽东作了汇报，“主席，贺子珍同志已经离开哈尔滨先到了沈阳，现在又搬到上海去了。”

毛泽东一怔，“她为什么搬到上海去？娇娇这孩子怎么没有告诉我？”

“我问了，那边说贺子珍同志嫌东北的天气太冷，上海天气暖和，所以才搬走了。”

图丨叶子龙和毛泽东

“那她现在住什么地方。”

“她住在上海的交际处，生活很好，陈毅和陈丕显给她配备了警卫和厨师，外出也有车，身体也不错，主席，你放心吧。”

毛泽东一时思绪万千，“那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分配工作？”

“贺子珍同志还在休养，她在苏联受了很多苦。”

毛泽东无可奈何，摆了摆手，“下去吧......本来想见一面的，那就只能以后再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