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职务（郎官知制诰的升迁）

唐前期从武则天到玄宗朝，就开始有了知制诰，如崔融、张九龄等人，大都以高官（如侍郎，官品高于中书舍人的正五品上）的本官去知制诰。这些早期的知制诰，可归纳为第一型知制诰，未固定常设，跟唐后期的那些第二型知制诰不同。

本文要讨论的是，德宗以降，那些第二型郎官知制诰的升迁和地位。由于这一型的知制诰，其本官官品都低于中书舍人，所以他们在任知制诰一段时间后，如果继续出任词臣掌诰，则他们可能会有两个升迁途径：一是升任为中书舍人，但继续留在舍人院草诏；二是同样升为中书舍人，但以中书舍人的本官，被召入学士院草诏，成了翰林学士。这两大类中书舍人，学界一般都没有划分清楚，容易混淆。为免混用误解，可分别称之为（一）舍人院中书舍人；（二）学士院中书舍人。

唐代史书对第二型知制诰升迁为中书舍人，有一个很常见的套语，往往形容他们是“正拜中书舍人”或“正授中书舍人”，且不管是在舍人院或学士院升为中书舍人，都可以用“正拜”或“正授”两字。例如，杨嗣复，“长庆元年〔821〕十月，以库部郎中知制诰，正拜中书舍人” 。赵骘，“咸通初，以兵部员外郎知制诰，转郎中，正拜中书舍人” 。刘太真，“名著南宫，望归西掖，迁驾部郎中知制诰。……建中四年〔783〕夏正授中书舍人” 。以上是在舍人院正拜中书舍人的例子。

至于在学士院正拜中书舍人，可举两例。高釴，长庆“四年〔824〕四月，禁中有张韶之变，敬宗幸左军。是夜，釴从帝宿于左军。翌日贼平，赏从臣，赐釴锦彩七十匹，转户部郎中、知制诰。十二月，正拜中书舍人，充职如故” 。所谓“充职如故”，就是高釴在正拜中书舍人后，依然充任翰林学士这个“职”（使职）如故，可知他是在学士院升任中书舍人。宋申锡，“文宗即位，拜户部郎中、知制诰。大和二年〔828〕，正拜中书舍人，复为翰林学士。” 检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可证实高釴和宋申锡，确实是在学士院“正拜”中书舍人 。

白居易任知制诰后升中书舍人，也属“正拜”（他自己则形容为“正授”，意思相同），但他是继续留在舍人院草诏，没有被召入学士院。《旧唐书•穆宗纪》长庆元年（821）十月条下说：

以尚书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为中书舍人。

这便是一种“正拜中书舍人”的现象。白居易稍后又从中书舍人出守杭州，写了《杭州刺史谢上表》时，提到这件事：

生归帝京，宠在郎署。不逾年擢知制诰，未周岁正授舍人。

白居易

从白居易的行文语气看来，他显然对他能以主客郎中知制诰，未满周岁就“正授舍人”，颇感得意，因为按照敕令，知制诰“正授”中书舍人，须有一定的时间：

大和四年〔830〕七月，中书门下奏：“伏以制诰之选，参用高卑，迁转之时，合系劳逸。顷者，缘无定制，其间多有不均。准长庆二年〔822〕七月二十七日敕，始令自员外以上及卑官知者，同以授职满一年后，各从本秩递与转官。……自今以后，从前行郎中知者，并不许计本官日月，但约知制诰满一周年即与正授。其从谏议大夫知者，亦宜准此。即迟速有殊，比类可遵，并请依长庆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敕处分。”敕旨依奏。

上文所谓“知制诰满一周年即与正授”，其中“正授”两字，即指正授中书舍人之意。“正授”两字和“正拜”一样，表示任知制诰者，原都是在出任一种使职，一种“不正规”的使职，所以他们在任使职满岁后，便可以正式升任为正规的职事官（即中书舍人）。这个“正授”，有“扶正”的意思，也就是说，某某官员，原先担任不正规的使职，现在转为正规的职事官了。如果按照砺波护等学者常见的说法，所有使职（包括知制诰），乃“令外の官”，那么他们现在任知制诰满岁后，便可“正授”、“正除”为中书舍人，成为“令内の官”了 。

据上引长庆二年七月敕，知制诰到底要任职满多少年后，才能正授中书舍人，“缘无定制，其间多有不均”，也就是没有定规。从长庆二年起，才定为一周岁。白居易正授中书舍人在长庆元年十月，那时还没有这条敕令，但他对自己能够在知制诰未满周岁的情况下，即正授中书舍人，感到自豪，看来当时正授中书舍人，虽说无“定制”，应当也要一两年的等待时间。

白居易从主客郎中迁任中书舍人，在职事官阶上固然是一次颇快的升迁奖励，但从“接近皇权”的观点看，他在舍人院任中书舍人，恐怕远远不如他的朋友元稹那样，任知制诰后迁中书舍人，但却是在学士院，成了翰林学士，更接近皇权。白居易任中书舍人的时间也非常短，从长庆元年十月，到长庆二年七月，任期不到一年，就调守杭州刺史。这以后，他做过苏州刺史、秘书监、刑部侍郎、河南尹等官，品阶虽高，但不外乎闲散或牧守一类的高官。他从来没有做过节度使或宰相，在唐史上不算是一个接近皇权的高官。

然而，白居易的好友元稹，同样以郎中充任过知制诰，但后来他的权势，就比白居易大多了，官至宰相和节度使，主因是元稹显然比白居易善于“营钻”。陈寅恪即形容他为“极热中巧宦之人” 。例如，他从荆州江陵士曹贬官回京后，便平步青云，在宪宗元和十五年（820）五月，以祠部郎中知制诰，约两年后就官至宰相，升迁神速，靠的就是他跟几个宦官的亲密关系。《旧唐书•元稹传》对此有颇详细的记载：

穆宗皇帝在东宫，有妃嫔左右尝诵稹歌诗以为乐曲者，知稹所为，尝称其善，宫中呼为元才子。荆南监军崔潭峻甚礼接稹，不以掾吏遇之，常征其诗什讽诵之。长庆初，潭峻归朝，出稹《连昌宫辞》等百余篇奏御，穆宗大悦，问稹安在，对曰：“今为南宫散郎。”即日转祠部郎中、知制诰。朝廷以书命不由相府，甚鄙之，然辞诰所出，敻然与古为侔，遂盛传于代，由是极承恩顾。尝为《长庆宫辞》数十百篇，京师竞相传唱。居无何，召入翰林，为中书舍人、承旨学士。中人以潭峻之故，争与稹交，而知枢密魏弘简尤与稹相善，穆宗愈深知重。河东节度使裴度三上疏，言稹与弘简为刎颈之交，谋乱朝政，言甚激讦。穆宗顾中外人情，乃罢稹内职，授工部侍郎。上恩顾未衰，长庆二年〔822〕，拜平章事。诏下之日，朝野无不轻笑之。

此段记载，写元稹的官历和得官过程，值得细读，可大大加深我们对唐代知制诰、中书舍人和翰林学士的认识。元稹先以祠部郎中知制诰，这点跟白居易以主客郎中知制诰相似，但接下来，两人的官历便大不相同了。白居易知制诰后，只不过升迁为舍人院的中书舍人，便出守杭州，从此远离皇权中心。元稹则一步一步向皇权靠近。关键就在于他知制诰时，诰文写得“敻然与古为侔，遂盛传于代，由是极承恩顾”，跟着被穆宗“召入翰林”。在翰林时，他得到两个升迁。他的本传只简单记载“为中书舍人、承旨学士”。如此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乃正史典型的写法，没有其他细节，但此事涉及唐后期知制诰、中书舍人和翰林学士及承旨这几种官职的微妙关系和轻重地位。元稹的这段官历是很生动的案例，值得再细考。

元稹

元稹在学士院时，写过一篇《承旨学士院记》，里面纪录了他自己的官历：

元稹，长庆元年〔821〕二月十六日自祠部郎中知制诰、行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仍赐紫金鱼袋。其年十月十九日，拜工部侍郎出院。二年〔822〕二月，拜本官、平章事。

换言之，元稹在820年五月任知制诰，历时不到一年，就在821年二月被召入翰林，可谓神速，甚得恩宠。更让人讶异的是，他一入翰林那天，竟同日得到三样东西：迁为中书舍人，升为翰林学士，赐紫金鱼袋。这点，在他的《承旨学士院记》自述中，还未能清楚表达出来（须细考补充才清楚）。但他的好友白居易为他写的《元稹除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赐紫金鱼袋制》中，就很清楚地呈现了：

尚书祠部郎中、知制诰、赐绯鱼袋元稹，去年夏拔自祠曹员外，试知制诰。而能芟繁词，刬弊句，使吾文章言语与三代同风。引之而成纶綍，垂之而为典训。凡秉笔者，莫敢与汝争能。是用命尔为中书舍人，以司诏令。尝因暇日，前席与语，语及时政，甚开朕心。是用命尔为翰林学士，以备访问。仍以章绶，宠荣其身。一日之中，三加新命。尔宜率素履，思永图，敬终如初，足以报我。可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赐紫金鱼袋。

所谓“一日之中，三加新命”，即指元稹一天之内，同时得到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和赐紫金鱼袋这三样无比的荣耀。紫金鱼袋是三品高官才能有的章服。元稹的官品未到，原不能衣紫，现在由皇帝赐给他紫服金鱼袋，自然是一种特殊的“皇恩”。这一年，他才不过43岁，就能衣紫，非常年轻。

不过，白居易所写的这篇制文，对研究唐代官制的学者，最珍贵的一点是，它清楚告诉我们，元稹是以中书舍人的本官，去充任翰林学士。他不是到舍人院去当中书舍人，而是到学士院去当翰林学士，本官为中书舍人。这篇制文也收在宋代所编的《文苑英华》，在此关键处的文句为“可守中书舍人充翰林学士” ，清楚记载元稹是以中书舍人的本官去“充翰林学士”，文中有个充任使职的典型用语“充”字，文意明确。

实际上，元稹被召入学士院，不但是任翰林学士，而且还是翰林学士承旨。所谓“承旨”，即众翰林学士的“头目”，权力更远大于一般的翰林学士。据元稹自己的描述，任承旨者，“凡大诰令、大废置、丞相之密画、内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专对，他人无得而参” ，可谓大权在握。唐史上有不少翰林学士承旨，后来都因此升任为宰相，包括元稹。他本人在任命后，写了一篇谢表《谢恩赐告身衣服并借马状》，毫无保留地表达了他对皇恩的感谢：

选居近地，便令入院。当日召见天颜，口敕授官，面赐章服，拔令承旨，不顾班资，近日宠荣，无臣此例。发言感泣，指日誓心，苟无死节之诚，愿受鬼诛之祸。

元稹一入翰林，便如此神速被任命为承旨，从他的官历看，确实如他自己所说，“不顾班资，近日宠荣，无臣此例”。他如此得宠，以致其他宦官“争与稹交，而知枢密魏弘简尤与稹相善，穆宗愈深知重”。这种高调作风，自然引起其他人的忌妒。河东节度使裴度便“三上疏，言稹与弘简为刎颈之交，谋乱朝政，言甚激讦。穆宗顾中外人情，乃罢稹内职”（翰林学士又别称为“内职”），授他工部侍郎出学士院了事。但“恩顾未衰”，不久又任命元稹为宰相。“诏下之日，朝野无不轻笑之”，反映了当时人对他营钻之功的鄙视和醋意 。

元稹之善于结交，在《唐会要》还有一段记载：

〔长庆元年（821）〕六月，武儒衡以谏议大夫知制诰，膳部郎中元稹继掌命书。稹常通结内官魏宏简，约车仆，自诣其家，不由宰臣而得掌诰。时人皆鄙之，莫敢言者，独儒衡一日会食公堂，有青蝇入瓜上，忽发怒命掣去之曰：“适从何所来，而遽集于此？”一座皆愕然，儒衡神气自若。

元稹之所以能掌制诰，靠的是他的诗名与文采，以“文”为进身之阶，但他牵扯上宦官的关系，终不免令“时人皆鄙之”。

选自中华书局出版《唐代高层文官》（赖瑞和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