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奋强拍过哪些影片（影响我走上演艺路的那些老电影）

【编者按】因为长得像《闪闪红星》中的潘冬子，欧阳老师自幼就有个演员梦。后来结缘王扶林导演，出演87版《红楼梦》的贾宝玉，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从演员到导演，欧阳老师在影视界辛勤工作多年。这篇长文是他回忆自己演艺之路的性情之作，非常感人。

文/欧阳奋强毒药大神

一九六四年三月，我出生在成都的一个工人家庭。我爸工作的粮站辖区范围里有市中心的东风电影院。每次我爸给电影院送粮的时候，我会跟着去，这样可以去看电影。看的第一部电影是《打击侵略者》，一部打仗的电影，讲的是抗美援朝，好看啊！可以说，当时文革所有放映的电影我都看过。

后来放《闪闪的红星》的时候，有人觉得我长得非常像演潘冬子的祝新云，就对我说：如果你生在北京，家里有关系，潘冬子肯定就是你演了。

（上图是电影《冰山雪莲》里面的我）

我爸只是笑笑，觉得这是一件天方夜谭的事情。在我后来演了《红楼梦》之后，还有人这样对我说：哎呀，著名演员来了……我听了这话很高兴，可接下来的话就气死我：你演的潘冬子演得真好！

让我产生去做演员得念头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但要做一个演员，以我的家庭出身来说，又是可望不可及的甚至是渺茫的，不知道怎么才能走上演员的这条道路。

演员就是银幕上、画报上、报纸上的人，是要抬头才能看见的；低下头就是自己的路，就会不由自主去另外一个朝拜这些演员，那就是春熙路。

春熙路离我家很近，春熙路上有个工艺品商店，一楼的柜台里面有石膏做的潘冬子塑像，雪白一片，冬子戴着八角帽。

去了那个商店就会看上半天，站着看够了就蹲下继续盯着，柜台的玻璃就像镜子一样清楚照出我的样子：自己真的和冬子很像！

光看是不够的，我要妈妈给我买一个。

妈妈舍不得，因为太贵了，石膏像定价四元五角。在当时来说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花这么大一笔数目的钱买一个只能看不能吃的东西，是一种奢侈和浪费。

粮站工作还有另一个优势就是在供应粮食的单位里面还有市新华书店，我爸和他们很熟，每次有新的连环画，我爸总能买到，我有一大箱子的连环画。

喜欢看书的习惯就是从那时培养起来的。

这些连环画我很爱惜，不会借给任何人。有次有个叔叔来我家，看见这些书，就想借一本去看。我答应了，让人写了一张借条后才借给人家。那个叔叔刚走，我就不放心我的书了，硬要我爸带着我去叔叔家，找他还我的书。

我爸也希望我学个手艺，我姑父是重庆歌舞团的，在来成都演出的时候在重庆买了一把二十五元的小提琴，是一件非常昂贵的乐器。到了成都后姑父教我拉琴，整天就是哆来咪法嗦，枯燥得狠，而且不成调，发出很难听的声音。

只要我一拉小提琴，邻居就说：欧阳又在杀鸡、杀鹅了。

对拉小提琴我没有一点兴趣，但我姑父和我父母希望我学会，会拉小提琴算是一个特长，有了这个特长长大以后就可以不下乡、好找个工作。

每天练琴，我爸虽然不懂就在旁边监督我。只要我爸不在身边监督，我就拿着小提琴发呆。

我爸见我这样，摸着我的头：娃娃，不喜欢我们不练就是了。

我是儿子，是家里的长子，我爸对我的管教很严厉，他要我走正道；因为我们家没有任何背景，就是一个普通的市民：走了正道才能找到一个工作，才有一口饭吃。

我爸历来教子的信条是：黄荆条子出好人！――黄荆条子就是一种植物的枝条，打在人身上很疼，也就是俗话说的“棍棒下面出好人”的意思。

我爸工作的粮站离我们家有五站地，为了节省车费，我爸上班都是步行；如果我跟着去，这一路是我们父子俩的世界。从家到我爸的单位走路要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我爸就给我讲故事，《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等就是在那个时候讲给我听的。

和我爸一起上班、在路上听我爸讲故事，是我那时最大的精神食粮；而我以后喜欢讲故事也是受了我爸的影响。

十二岁的时候，我学会骑自行车上学。

每当我骑着自行车穿梭在这个城市大街小巷，路上会经过红照壁的四川剧场和四川人民艺术剧院。偶尔会看到一些穿着虽然是和我父母一样普通衣服但气质不凡的男女进出，不禁会多看几眼，心里非常羡慕他们。

省人艺当然是演出话剧为主，演话剧的人都说普通话，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太好听了，在我看来会说标准普通话的人非常不起了。

记第一次去四川剧场看的演出是折子戏专场，那时是刚刚粉碎“四人帮”不久，老剧目都拿出来演，那晚真的是名家荟萃，有陈书舫的《秋江》、周企何的《迎贤店》、唐云丰的《柜中缘》等，也不知道他们唱的是什么，就觉得好听和好笑，还好看。

看电影是跟着我爸蹭的，到四川剧场看戏是和伙伴们也知道怎么不买票就能看到演出――我们几个孩子骑着自行车从省人艺的大门进去，进去后把车停好，由院子里面通向后台的门进入剧场。进去之后肯定是没有坐位的；没有关系，后面几排总是有空位的。

看话剧，让我觉得非常新奇和不可思议，他们的演出就像磁铁一样牢牢吸引住了我，深深地打动了我。

也就从那时开始，话剧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变得高大起来。地位高，所以没有敢想过考省人艺，一个绚丽、斑斓多彩的梦想。

省人艺再往前就是锦江宾馆，锦江宾馆是当时成都最大也是最高级的地方，外形方头方脑的不是那么起眼，可怎么看都那么漂亮；宾馆还那么戒备森严，进出的人基本都穿着中山装，手里提着黑皮包，表情很严肃也很了不起！想来，那个地方应该不是一般人可以去的吧。

也从来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宾馆我和北京来成都选演员的电视剧《红楼梦》导演王扶林见了第一次面，从而改变了我的人生。

骑着自行车到处玩耍是我们那时的最大乐趣也是第一位的；读书对于我们来说是次要的。

特别羡慕、特别佩服我们班的班长周建，因为他是市少年宫故事队的队员；他可以经常不上课到刚成立的革命大院讲故事，风光不说还总是被人夸。

羡慕和佩服他，就会巴结他，在学校就像一个影子一样整天跟着他――拿现在流行的话就是给班长做马仔――想跟着他学讲故事，那样的话我也可以去东城区少年宫了。

不久机会来了，东城区少年宫要演出一个小歌舞节目，需要招收合唱队的队员，老师见我长得乖和周建的关系又好，就把我招进了合唱队。

说是合唱队其实连台都不能上，就是在幕后帮腔的。在我看来已经很不错了，合唱队的队员好歹也是少年宫的人了。

排练的时候，合唱队的唐老师一边指挥一边皱起眉头。

“哪个同学是左撇子（跑调）？”

大家谁都不承认自己是左撇子，都认为自己是唱准了的，就静静的看着唐老师。

唐老师不知道这个跑调的声音是从谁的嘴里发出来，就来了一个测验，把所有人逐个叫出来独唱。

这一招真灵，一唱我就显脸了，跑调的是我，当场唐老师就把我开除了。

离开合唱队的时候我是一步三回头啊，因为真的喜欢少年宫的这些活动，自己又不够条件，那种心情别提有多难受了，这也是我遭受的第一次打击。

周建很义气地对我说：我教你讲故事。

他就随便找了一张报纸，是批林（彪）批孔（夫子）的文章，让我读给他听。这个不难，和周建那么亲密，久而久之我还是学到了一些东西的，就学着他的调调读了一遍。

周建一听还可以，又告诉我一些技巧，比如怎么断句、怎么强调、该做什么样的表情。他这样点拨我，我就更加上道了，完全找到了感觉。

感觉找到了，周建就带着我去了少年宫故事队，讲给故事队的老师听。老师一听，不错，说：你到故事队来吧！

高兴啊，真的成了少年宫的一员了。

可是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我去了故事队还是轮不到我上场，我是替补队员，每次故事队出去讲故事我还是像一条尾巴一样跟着大队。

看着其他队员在台上讲故事，心情可复杂了：我什么时候可以登台讲故事啊？！什么时候才不是板凳队员啊？！

终于有次我可以登台了，讲的是革命故事《赔茶壶》，就是讲解放军打破了大娘的茶壶，要赔给大娘的故事。我把军民鱼水情讲的声情并茂，把听故事的人感动的哗哗的。

从这个故事开始，我就成为故事队的正式队员了，随着故事队步行到各个学校讲故事；那里成立了革命大院，我们就去新成立的革命大院讲故事。

也因为这个故事我讲的好，《成都日报》刊登了我讲故事的照片。照片就是一张小小的圆圆的那种，报社的记者和编辑觉得我长得乖，所以登了这么一张小照片。

这已经很了不起了，照片登上报纸，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的。拿着那张报纸，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

这还不算什么，电视台还来给我录像了，这个故事在电视台播出了。遗憾的是，那时电视机不普及，没有多少人可以看到；我父母和妹妹都没有看到我在电视里风光的样子。

电影《春潮急》的导演向霖伯伯就是看了我在电视上讲的《赔茶壶》的故事后决定让我扮演女主角的孩子。

在拍《春潮急》之前我就认识殷向霖伯伯了，他的爱人是省川剧团的，我爸的朋友陈国新的家也住在省川剧团院子里。我经常去他们那里玩，每次他们看见我，就说：欧阳，来一个！

所以，当向霖伯伯在电视里看到我之后，决定要我去演这个农村孩子。他先是到了我就读的纱帽街小学，找到我的音乐老师罗老师，说是准备让我去拍电影。

当峨影通知我爸，让他带着我去峨影试镜的时候，我爸问人家：峨嵋电影制片厂在哪里？

人家说：在西郊的罗家碾。

第二天，我爸骑着自行车奔向了峨影。峨影的位置很偏僻，正在修路，一路颠簸到了峨影厂大门。把守厂大门的还是解放军，戒备森严，一般人进不去。

我爸对解放军说：是《春潮急》的剧组请我们来的。

解放军很热情，手一指：进门左拐就是。

进去之后就看见了《春潮急》的牌子，再进去到了一个房间，一看里面已经坐满了人，有导演、摄影、美工等，也有来试镜的其他小朋友。

导演还是让我讲故事，我讲的仍旧是《赔茶壶》的故事。后来他们要我表演一些其他的东西，我就学着打仗电影里面英雄们的样子，把手做成枪，嘴里发出“劈劈啪啪”的声音。把我爸吓了一跳，以为我在玩，赶紧阻止我。

导演向霖伯伯说：没有关系，让他自己继续发挥！

试完镜没有几天，剧组就通知我，去云南拍《春潮急》。

（上图：电影《春潮急》里面的我）

《春潮急》我演的还不错，接着向霖伯伯拍《冰上雪莲》的时候，又要我演了一个藏族孩子。

（上图：电影《冰山雪莲》里面的我）

在两年的时间中，我演了两部电影。

现在回头看我扮演的那两个角色，觉得完全不像：我是一张娃娃脸，胖乎乎的，农村孩子和农奴的孩子怎么可能长成我那样的？但那时电影对可爱孩子的定位就是那样像小苹果的脸。

在《春潮急》摄制组，我认识了张可一叔叔，张叔叔告诉我，一定要把文化学好，一定要多看书。

张叔叔的姐姐在省图书馆工作，张叔叔是北方人，我学着北方人的叫法叫张阿姨--四川人叫阿姨是嬢嬢。

每次去图书馆，我会借五六本或者更多的小说拿回家看，看得我废寝忘食，舍不得放下一会儿。

有次我爸回家看见我不好好学习又在看小说《铁道游击队》，很生气地夺过我手里的小说撕了几页，又狠狠地扔了出去。等我爸转身走开了，我赶紧拣起那些书页，小心翼翼把它重新粘好，又忐忑不安的去了图书馆。

张阿姨也没说什么，我心里还是难受：把书弄坏了，对不起阿姨也对不起她对我的信任。

她没责怪我，仍旧借书给我。我知趣地就少借几本，三、四本就可以。

在家不能那么随意地看书，我就在课堂上看，上课看、下课看，连体育课我也不上了，就在教室里窝在坐位上看。

上课看小说比较危险，老师会收缴书的甚至会撕书。

我就把数学和语文的封皮包住小说，这样老师就不容易发现了。最终还是被老师发现，收缴不说，我最怕老师通知我爸来。我爸来了学校，知道这个事情，回家肯定又要挨打。

让我纳闷的是，老师这次没有通知家长！奇怪了！

第二天在上厕所的时候发现老师正蹲在那里看收缴的那本书。

老师也有些尴尬，对我说：这些都是禁书，现在不容易看到啊，我也顺便看看！

哈哈，老师也喜欢看书啊！那好，我就和老师达成了共识：我上课可以看书，但借的书一定也要借给他看。

这是两全其美的事情：自己可以放心大胆看书了，还讨好了老师也逃过了被我爸暴打的一劫！

拍完电影《冰上雪莲》不久，在毛主席逝世周年前成都市川剧团排演现代川剧《蝶恋花》，需要一个演毛岸英的小孩子，他们不由自主就想到我。

川剧团的人找到我爸说这个事情，我爸不同意：娃娃的学习重要，演戏会耽误学习的。

人家说：现在是暑假，不会耽误学习的。

这样我爸才同意我去了川剧团排练，演毛岸英，我是甲组。

《蝶恋花》这个戏很火，演的一发不可收拾。团里的领导就想把我招进川剧团做学员，就把教育局和劳动局的领导请来看戏，就是希望他们同意把我和韩超特招进剧团。

进入剧团我当然愿意：一是可以演戏，二是那时上山下乡还没有中止――我是家里的老大，肯定会下乡，三是当了学员就算工作了，可以拿工资了。牛！

我爸坚决不同意我进剧团，要我继续上学。

为了达到进入剧团的目的，我开始放肆地在学校打架、逃课、不做作业、回家装病、绝食、故意失眠不睡觉，折腾了一个多星期，把我爸闹得头疼了，说：我依（服）了你哈！

这样，我成为成都市川剧团的随团学员，算是参加工作了。

把工资交回家里，是有出息的一个标志。

第一次拿到的工资是6元钱，我把工资交给我爸，把我爸高兴的不得了，让我去红星路口一家老牌的牛肉馆买了一碗牛肉汤，五毛钱。那汤很浓，有很多牛肉，买回家再加一点蔬菜，香得不行。至今，我还喜欢喝牛肉汤。

也是从第一次拿工资开始到我拍完《红楼梦》，我的工资都是如数交给家里的，父母每月给我两元钱的零花钱。

两元钱也够我花的，一是我不喜欢穿衣打扮，二是我不抽烟，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书；而且书可以凭关系借到，省去了自己买书的开销。

说到穿衣打扮，到我拍《红楼梦》的时候，我一般都穿我爸的工作服，也不觉得有什么。有段时间流行喇叭裤和牛仔裤，我爸的工作服是劳动布的，我就把裤子改了改，穿上也很好看。

我爸骂我：啥子人穿这种裤子？流氓和阿飞才穿这样的裤子！穿衣打扮是虚荣心的表现！

哦，好青年是不穿这种裤子的，那不穿就是了，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不穿这样的裤子，不喜欢打扮，可不代表我没有虚荣心不出风头，这种德行表现在我平时说话的时候。

川剧是用地道的四川方言念唱的，我喜欢讲普通话，觉得洋气和有文化。比如上街这个词用四川话就是上该，解放军是改放军；我用四川话就是上街、解放军，是普通话发音，人家听到觉得怪怪的。

团里当时的美工、现在是著名画家的谭昌荣说：你这个发音不对！

我嘴里不说，心里说：你晓得啥子哟，这样说话才好听呢，人家话剧演员都这么说！

这样说话我一直没有改变过来，我也不想改变，因为我还是不那么喜欢川剧，喜欢话剧，感觉那才是艺术；而且我又是随团学员，也没有什么正式的拜师，就是跟着团里演出。

在成都川剧团我演过《白蛇传》里的小沙弥、《绣缛记》里面的书童等。古装戏服穿起来好看，都是用丝绸和段子做的，华丽和贵气得很，我从来没有穿过这么好的衣服，而且是古代人穿的衣服，真是太有趣了。

主演们演得很好，唱得也好，那是要有很深的功底才能做到主演位置的，听他们的唱腔是一种享受，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可以达到这个水平，这么一想又很泄气！

俗话都说台下十年功、台上十分钟！这话一点都不假。

在做演员理想上，如果我可以自由选择，那我一定选择去做话剧演员，说着普通话塑造伟岸、高大的英雄形象。

年龄小、不懂事的我，有次演出的时候居然在台上站着就睡着了。幸好旁边的人一脚把我踹醒，才没有丢脸和把戏给弄砸了。

心思转到了去做演员上，峨影总是来找我拍戏，成全了我的这个理想。

峨影一来借人，团里的领导就不高兴了，说：你们老是来找他拍戏，不如你们把欧阳调走算了！

领导这么一说提醒了我，在西昌拍《枫》的时候我就给峨影的党委书记兼厂长杜天文写了一封信，大概内容是：我在剧团，因为经常出来拍戏，没有学到什么功夫；老是出来拍戏吧，又不是峨影的演员，希望您把我调到峨影厂去。

回到成都，骑上自行车向着在郊区的峨影一路狂奔，找到杜天文书记说了自己的苦衷和理想，明确希望可以调到峨影工作。

很幸运的是，我遇到的都是好人――滕进贤（他后来是电影局的局长）、殷向霖、周力、米家山这些好人，在没有送礼没有请客的情况下，他们都无私帮助了我，把我调到了峨影。

十六岁的我是峨影刚刚成立的演员剧团的第五名演员，也是年龄最小的演员；后来演员剧团陆续有了潘虹、孙淳、傅莉莉、张丰毅、祝延平、尚丽华等人的加入。

在峨影工作，我和著名演员涂中如住一间宿舍。他是学话剧的，我普通话不标准，他就教我绕口令、台词、表演，职业演员所要求的基本素质都是涂老师教的。

还有原来是照明工、后来成为导演的周力—周力的导演作品有电视剧《南行记》、根据严歌苓小说改编的电影《避难》—周力老师教了我不少演戏的技巧、做人的道理。

那时的米家山已经是年轻有为的导演了，他对我这个特型演员从不“歧视”，总是把我当作朋友对待，经常鼓励我。

这些人使我这个才十几岁不懂艺术的人但是又热爱艺术的年轻人懂得了很多，把我带进了艺术的世界。

（上图是拍完《红楼梦》之后我在电视剧《死水微澜》剧组担任副导演，拍摄期间出去演出和邓婕、张国立、张晓敏、刘信义、赵军等人的合影）

到峨影拍的第一部电影是《年轻的朋友》，主演是方舒、周里京、张铁林等。

方舒、周里京、张铁林拍这部电影的时候都是电影学院的学生。方舒和张铁林在八十年代初就拍了一部著名的电视剧《有一个青年》，插曲《青春啊青春》就是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歌，是那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评选出来的听众喜爱的十五首歌曲之一，可见这部电视剧的影响有多大。

尤其是方舒，她是童星出身，演过《烈火中永生》的小萝卜头。人家是童星还考上了大学，我怎么不去考大学呢？我自问。

拍这部电影的空隙，就从桂林去了重庆，穿着戏里角色的军装去看望我的班长周建。周建已经考上了军医大，是一名真正的军人；我是戏里的军人，但算是军人吧！

都是有一腔抱负的好青年，我们见面就是畅谈未来的理想，感觉这个世界就是我们年轻人的。

聊着聊着那个问题又来困扰我了：我为什么不去考大学？

我知道我是娃娃脸，身高也不够高，属于特型演员，总不能演一辈子别人的弟弟、别人的儿子吧？只有考大学才是我的出路。

这个出路不好走，也就只能安心演戏了，只要有角色我就去。

峨影的导演李佳模去潇湘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虹》，就打电话给演员剧团的团长说要我去演一个主要角色江豪。

正在峨眉山拍长影的《我不是猎人》跑龙套的我，一听是主要角色，兴奋得打电话问李家模导演是什么样的角色。

导演说：不是主要角色，是男主角。

拍了那么多的戏，都是配角，现在可以演主角了，说什么我也得去。

第二天早晨，披着月色、迎着朝霞从剧组住地洗象池逃跑了，来到峨嵋火车站乘上火车回到成都，到峨影宿舍取东西准备马上奔赴长沙。

在厂门口我遇见了峨影副厂长徐连凯。他看见我，脸一沉：你马上回《我不是猎人》剧组，把戏拍完。

原来剧组告状告到了厂里，没法我征尘未洗又回到剧组。

回到剧组，导演和所有人没有责备我，接着拍我的戏，在十多天把我的戏拍完了――他们是在赶拍我的戏，好让我去潇湘厂拍《虹》。

在电影《虹》中我演女一号的弟弟，女一号是剧中我的姐姐，由张玉屏扮演，她比我大一岁，我们的关系就像戏里姐弟感情一样好—后来是她把我推荐给王扶林导演，让我到成都见我一面，看我合不合适扮演贾宝玉。

（上图：电影《虹》剧照，最右就是张玉屏）

拍完这部戏，我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城市，互相保持着通信。我写信给张玉屏，说：阿姐，如果有机会，你也推荐我上戏，不管戏份多少，都没有关系，就算到北京耍了一次。

到北京是我最大梦想，那里有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故宫、颐和园和长城。

她给我回信：有机会一定向导演推荐。

在峨影演员剧团的几年，我成为板凳演员：每天早早地我就主动去剧团打扫卫生、灌好开水，有人不想来团里报道就叫我给他们打个勾。

现实摆在我面前，让人心灰意冷，就想到了改行；峨影厂也有工人，比如照明车间、置景车间，我不想当工人，我想当编剧，我爱好文学。

只要有时间我就会去峨影的图书馆看书，在图书馆我遇到了武汉儿童艺术剧院的东方闻樱。

东方是到峨影拍摄电影《台岛遗恨》，她在电影里扮演哑女，戏份不多，就有很多时间在峨影的图书馆看书。

一来二往我们熟悉了，聊起以后的路，我说我不想做演员了，做演员太被动了，以后去做编剧。

东方说：我不做编剧，我要去做导演。

她要做导演的理想把我着实吓了一跳，要知道做导演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得有多大得学问啊！她坚决地说：我以后就是要做导演。

拍完《红楼梦》之后我改行做导演是和认识东方闻樱分不开的，原动力是来自于东方闻樱的。

没有想到的是，我们在《红楼梦》剧组一起拍摄了三年的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