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极其教育意义（鲁迅的国民性）

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华盖集·忽然想到（七）》

鲁迅和老舍都是著名的爱国主义作家，被人称作“最彻底坚持国民性探索与批评的作家”，深刻的民族忧患意识、对民族命运的关注都使两人十分注意国民性的改造，于是两人的作品里都渗透着对国民性的研究、批判。

鲁迅

老舍

“国民性”，即一个国家的人民由于生存的自然环境所决定的生产方式，从而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心理、社会意识，由此产生出自己稳定的、独特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形态。这种结构形态反过来又是国民的社会心理、社会意识定型化，形成牢固的社会风俗、习惯传统。两者发福交错影响，经历历史积淀，就形成为国民性。

从严复和梁启超这些中国最早的启蒙者开始，“国民性”就成为不断被讨论的话题，他们意识到中国人在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影响下已失去了活力，梁启超认为中国国民性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奴隶性。他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列举了“国民劣根性”的六大要点：一曰奴性，二曰愚昧，三曰为我，四曰好伪，五曰怯懦，六曰无动；严复则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方案：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

当然，鲁迅和老舍走的是另一条道路：以文学的教化，塑造典型人物，蕴含哲理思想，借助文学批判国民劣根性。

鲁迅：“幻灯片事件”后，开始关注国民劣根性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又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地满足着，即一天一天地堕落者，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坟·论睁了眼看》

1902年，鲁迅留学日本。当时日本民族主义高涨，思想文化界开始流行讨论国民性的热潮。

鲁迅由此也开始思考与国民性有关的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他在后来说过这样的话，“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造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日本的“幻灯片事件”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片中的中国人以及围观的中国人，两者产生的麻木中国人形象深深地刺激了青年鲁迅，开始“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事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他深深感到了民族性的弱点和劣点，认为“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 ，因此他决心“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 ，揭露国民性。

《阿Q正传》被视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代表作，而阿Q也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形象。通过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描写，小说集中展示了鲁迅所揭示的诸种国民劣根性的表现：质朴愚昧又圆滑无赖；率真任性又正统卫道；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争强好胜又忍辱屈从；狭隘保守又盲目趋时；排斥异端又向往革命；憎恶权势又趋炎附势；蛮横霸道又懦弱卑怯；敏感禁忌又麻木健忘；不满现状又安于现状。（他人总结的阿Q性格十大特点）鲁迅就是想塑造这样一个集所有劣根性于一身的典型人物，进而对他进行全面、毫不留情地批判，形成启迪意义。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呐喊·自序》（1922）

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谈得最多的一是“看客”，二是“奴性”。他后来写的很多小说和杂文，都谈及了中国人面子观念、看客心态、马虎作风，以及麻木、卑怯、自私、狭隘、保守、愚昧的劣根性等等……

老舍：以传统文化批判民族劣根性

《昔年》老舍

我昔生忧患，

愁长记忆新。

童年习冻饿，

壮岁饱酸辛。

在中国文学史上，创作中涉及到国民性批判这一主题的作家为数并不算少，其中也不乏郁达夫、沈从文等等这样的“大家”们，但是只有老舍能够在继鲁迅之后，将国民性批判贯穿于他的小说创作的始终，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继鲁迅之后的又一位倾力于国民性批判的伟大作家。一部分原因当然是青年老舍受鲁迅影响很深。

老舍旅居英国期间，开始了文学创作，并积极思考“国民性”。英国发达的现代工商业和全新的文化带来了全方位刺激，老舍怀着忧虑与希望重新打量以往他置身其中的古老文明，“文化的反观视域被打开”。 通过对比，他切身感受到国人精神上的落后，并决心以文学的方式来改变。

与鲁迅相同，老舍也在作品中揭露和批判了民族的劣根性，比如《猫城记》揭中这样写猫人观看大鹰（一位爱国英雄）的头的盛况：“看的人们并不批评与讨论，除了拥挤和互骂似乎别无作用。没有人问：这是谁？为什么死？没有。我只听见些，脸上的毛很长。眼睛闭上了。只有头，没身子，可惜！”令人马上想到鲁迅的《药》和《示众》。

不同的是，老舍的小说中主人公总是传统老北京市民，他想写的正是这些老北京市民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典型的市民性格。因此，有人说“如果说鲁迅通过对农民灵魂深处的弱态与弱点画出了‘沉没的灵魂’，那么，老舍则是通过对市民阶层、市民性格的艺术表现，来达到对国民劣根性的解剖。”外国研究者罗季奥诺夫认为，读老舍是了解中国人的方式。

令人遗憾的是，老舍对于国民性的批判，总是没有鲁迅深刻。

老舍的“幽默”会一定程度上冲淡他的批判意味，让人觉得这批判不够有力，不够一针见血。即使老舍在批判国民性的某些方面有超越鲁迅，如：折中、敷衍、妥协、怯懦……

如果说鲁迅是“思想型作家”——这类作家有着哲学和历史的背景，思想尖锐超前，对现实有着自己一套想法，能够以思想为武器进行斗争。而老舍则是另一种类型的作家——文化型作家，他笔下的人物形象总是与传统文化，社会习俗，文化环境紧密结合一起，因此老舍经常强调“当一种文化烂熟之后，人们从中获得的不是凝聚力和向心力，而是把全部的精力都集中到吃、喝、拉、撒的节目中去了。”

鲁迅、老舍的思想过时了吗？

鲁迅在进行国民性批判的时候，习惯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个角度去批判。老舍则执着于从批判传统文化的视角入手，去探讨、研究和分析国民性的一切问题。这是二者的不同。

鲁迅，1936年病逝，在灰心与绝望中去世。

老舍，1966年投湖自杀，无所留念。

我们能发现，纵使他们一生苦苦追求改造国民性，也未能在死前看到一个圆满的结局。

当今中国遇到的各种问题：国民素质，官员素质，信仰危机，道德危机，诚信危机，公德缺乏，内耗争斗··其实都还是国民性的问题。所以，鲁迅、老舍的思想永不过时，我们仍需重读鲁迅、老舍，寻找革新我们国民性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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