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笔下的临河（舒非汪曾祺侧写）

原载1988年5月4日《文艺报》

汪曾祺应安格尔和聂华苓夫妇之邀，赴爱荷华参加国际写作计划，来回都取道香港，我有幸两次都会到他，在南国阳光充沛的秋初与岁末。尤其是后一次，还陪了他两三天，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一

汪老今年六十有七（1920年出生），外表看来比实际年龄小。虽然双鬓凝霜，但他那神采奕奕的眼睛和与眼睛配合得天衣无缝的两道浓眉，时时显现出活力和睿智。正如诗人顾城所说：“北京作协开会，整个会场有一双眼睛最聪明，那就是汪曾祺。”据说这次赴美，颇有几位中外女士赞汪老眼睛很亮，这是后来汪老得意地悄悄告诉在香港的好朋友董秀玉。

汪老中等身材，背微微有点儿驼。皮肤是健康的褐色，连手指也是，使人感觉不像长期伏案灯下，倒反而像经常在户外活动似的。

他说有次和友人在北京一家小茶馆对饮，邻桌有一老者默默注视他，末了对旁人说：“别看此人相貌平平，笔下功夫可不同凡响。”汪老觉得奇怪，问何以得见？老头儿答曰：“单凭执盏的三根指头就可看出！”

二

接触之中，我觉得最有趣莫过于见到汪老“笑”；他把头歪过一边去，缩起脖子，一只手半掩着嘴：就这样“偷偷地”笑。那模样，直叫人想起京剧《西游记》里的美猴王，当捉弄整治猪八戒得逞之后，闪在一边得意洋洋，乐不可支，愈想愈开心。

汪老如此陶醉的情景并非时时可见，只有在他谈到那些有趣非常或值得玩味的事才露出来。看到那种从心底由衷发出的笑，你也会被感染得快活起来。比如在返北京前夕，我陪他去银行兑换钱。他把口袋里的整叠美金掏出来，因为面值不等，有五元十元，也有一百二百，汪老数了几张便不耐烦了，他回头对我说：“我最不懂数这个，越数越糊涂。”我说帮他数，他说不必了，一把将钱递给银行职员。看银行职员一张张摊开来点，汪老笑了，那神情仿佛是将一件苦差事聪明地推搪了，于是喜上眉梢。

据说在爱荷华作家交流座谈会上，汪老觉得讲多了创作经验没啥意思，灵机一动，忽然取出他自己画的国画作品（带到美国送陈若曦的），那幅画很简单，只在角落里画一支梅花，题了款，其他皆空白，汪老讲演的题目便临时改成“中国画空白与小说的关系”。到会听众当然欢迎，因为这是个不容易听到的、很富中国美学意义的题目，翻译却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汪老提到此情形便觉得好笑，像小学生干了什么恶作剧的事一般。

三

我们的话题自然聊到沈从文，因为谁都知道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学生，而且沈老一直也只承认汪曾祺是他的弟子。汪曾祺相当敬佩沈老，他说不仅沈从文本人，“师母和孩子们也都是情操、境界很高的人”。沈老将稿费捐给湘西，家里人人皆赞成。

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教书时，汪曾祺修他的课，他笑说，沈老常把他的小说（当时汪曾祺念一年级），拿去教四年级学生的课。

我问汪老，沈从文后来不写小说了，是否会不甘心，汪老认为也未必，他说沈从文研究古代服饰，也是侧重文化艺术的角度，与小说创作实际上是很有共通之处。

四

讲到鲁迅，汪老说：“鲁迅是伟大的。”“在鲁迅之前，白话小说只是试验阶段，都未成熟，到了鲁迅，一个成果才出来。”

他认为鲁迅是痛苦的先驱者，而“沈从文不痛苦，却很寂寞”。

汪老对自己如何评价呢？他答曰：“是乐观的。”其实，我们从他的小说亦可领略得到。

五

有朋友说汪曾祺的小说是比较淡的，又有些朋友说汪老的小说很有味道，两种说法加在一起，便是“淡而有味”。他的作品，人物与作者往往有点距离，即作者不竭力渲染着色，只是用怡淡的白描，将人物勾勒、烘托出来，留下很多空间，让读者去思索和补充，因此很堪咀嚼和回味。

“有人说我的小说跟散文很难区别，是的。我年轻时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限。”

“不直接写人物的性格、心理、活动。有时只是一点气氛。但我以为气氛即人物。一篇小说要在字里行间都浸透人物。”

“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我也不喜欢太像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故事性太强了，我觉得就不大真实。”“对我所未见到的、不了解的，不去以意为之作过多的补充。”

我想，汪老这种“淡而有味”的小说是很考功力的，倘若没有厚实的基础、深遂的思想和丰富的人生阅历，写出来的，可能味如嚼蜡了。

六

《受戒》是汪曾祺脍炙人口的名篇，在这诗一样的小说里，我们见到这样一位农家少女：

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

有一双美丽眼睛的姑娘，还有一双漂亮的脚丫子：

她挎着一篮子荸荠回去了，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下一串脚印。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

小说描绘的是一个勤快、老实、憨气却又不失聪慧的刚出家的小和尚和漂亮、伶俐、活泼多情的农家姑娘的故事。背景是中国农村山明水秀的天地，人情乐天知命，风俗淳朴温厚，人和自然融合在一起。

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飞远了。

语言文字鲜活考究，富音乐美，读来可以琅琅上口如诗歌，却又毫不费力和刻意，信笔而至，行云流水，姿态横生。

汪老说沈从文曾批评一位当代作家，说：“写景是不能用成语的。”

汪老说舒婷的散文也不错，比如她写夏夜，说“揉撷一路虫鸣”，某某则不，说：“虫叫被脚步声吓跑了。”

《受戒》篇末注明“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这个“梦”，其实是汪老自己的初恋故事。

七

我们谈到一位颇有浪漫传说的女作家林徽因，汪老认为当年有不少作家文人倾慕她的气质才华，但是，他郑重地加了一句：“不至于‘乱’。”

很正色的一句话，可以感觉到汪老在这方面传统的观念，他自己亦承认受儒家影响较大。

说到张爱玲，汪老说：“国内长期不提是不对的，不过，海外也捧得太高了。”

我们谈冰心，汪老说冰心值得尊重：“现在国内，老中青、左中右的作家都尊敬她”，冰心散文，虽“小”，但美，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我想起不久前，一位朋友告知我一件意味深长的事；假如有年轻人上门求题词，冰心经常不假思索，挥笔写下：

淡泊以明志

宁静以致远

八

有人将沈从文、汪曾祺、钟阿城、贾平凹等名字串连起来，认为他们一脉相承，代表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小说极重要的一支。

汪老也提到阿城和贾平凹。他认为贾平凹写得多，高峰已见到，阿城则未，他曾为文评论阿城的“三王”，认为他有可能成为“大作家”。虽然很久没有新作，而且一直扬言要投笔从商，汪老相信阿城始终要回到小说创作的道路上来。

这次，他们有机会在美国重逢，阿城告诉汪老，在与人接洽生意时，常因不知觉地观察起对方而忘了谈判些什么。

谈到这些，汪老又笑了。他说阿城在美做独行侠，啃面包逛艺术馆、博物馆，并非一般的走马看花或如教科书上写的去“照本宣科”一番，而是很下功夫在学习，从独特的角度观赏。汪老十分欣赏这一点。

艺术是金字塔，涉猎愈多基座愈宽厚稳固，塔尖方能拔得高，他摇头说：“国内有些作家太缺乏和忽轻这方面的修养。”

九

临走的前一天早上，我们办完琐事，因为还有些时间，我建议汪老就近去看看中华文化促进中心举办的“石鲁回顾展”。汪老很高兴，连声说好。

那天阳光明亮，我们步上大桥，整个维多利亚港宽阔的海面尽入眼帘，海水蓝湛湛，几条船，拖着晶亮跳跃的浪花在疾驰。

汪老望着海景，对我讲起在美时，曾见到梵高的原作。他说以前见的均是复制品，已深感其震撼力，这次看到原作，更是吃惊，因为“太棒”了。他用手指比画，形容梵高用的颜料有多厚，他说有一幅“自画像”，头发一根一根都是很厚的颜料，“简直像用毛笔画的，而不像是用油画刷子”。

在美国时，他也对一些黑人的雕塑、陶瓷感兴趣，他说那些佚名作品，造型、线条自然大方，浑然天成，很简单，却很有味道。

十

爱荷华大学的一位黑人教授，在听过汪曾祺的演讲后十分佩服，他专门邀请汪老到他家中深谈。他对汪老诉说美国黑人最困扰的问题—“无根”可寻。因为美国黑人最多只能查上三代，再往上便是奴隶，而奴隶是无族谱的。不错，黑人奴隶皆来自非洲，但究竟是非洲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则无法知晓。

“美国黑人没有祖国，甚至连非洲国家也不认同他们，因为他们是美国人。”汪老转述黑人教授的悲哀，说：“那是最深沉的悲哀。”我相信，因为汪老是扎根很深的中国作家，他比一般人更深爱着民族的传统、神髓和精华。

十一

有人说石鲁是中国的梵高。原因是两位画家甚有相似之处：一样狂热追求绘画艺术，穷毕生精力；一样是死后作品才愈受推崇、珍视；更悲惨的是两人都患精神分裂，都死于艺术创作的旺盛之年—不同的只是：梵高吞枪自杀，而石鲁死于癌症。

我们在三个大厅的每一幅作品前驻足良久。有些作品，汪老看得很仔细。有的画，画面寥寥几笔，非常潇洒，汪老说那得自“八大”。他指着其中一条幅，有菊有石，画面原来四平八稳，突然，在下方，冒出一株用三锋尖笔画的劲竹。汪老说这是神来之笔：“构思时绝对想不到的，而因为它，画面才活起来。”

几到汪老对着一幅小小的画会心微笑，我俯身一看，原来是石鲁晚年随心所欲之作，题款龙飞凤舞：“不知是荷花。”

汪老说自己作画，很少用颜料，只有淡墨和浓墨之分，“有一次需要点绿色，我便挤了点菠菜汁上去”。

十二

集小说家、画家、书法家、剧作家甚至美食家于一身—汪老能烧一手好菜，他在家管烧菜，“一脚踢”，太太要帮他买菜他都不肯，因为“那是构思的过程”。—我问哪样为主？汪老说当然是小说创作了，“那才真正显示我生命的价值。”他说画画、书法是玩儿的，而写剧本是“混饭吃”。汪老是北京京剧院的高级编剧，几次要求退休，剧院都不肯放，因为是“金招牌”。

汪曾祺早慧，二十岁便开始写小说，近半个世纪，居然总共只出了四五个集子，篇篇掷地有声，确是贵精不贵多的典型！

汪老说自己下笔很快，在昆明开会，同房的作家见他犀利“快笔”，大为惊讶。实际上他花很多时候打腹稿，“吃饭也想，炒菜也想，走路也想，就像十月怀胎，成熟了，才将腹中小说誊到稿纸上。因此，我们见到汪老的手稿，一手飘逸俊秀的行书，通篇稿子从头至尾几乎不动一字。

“开头和结尾都要先想好，小说想讲什么亦要想清楚。”

“年轻的时候，别人这样写，我偏不，我常要跟别人不同。”

汪老记性特别好，他说当年念大学，上课老懒得做笔记，要考试了，便等同学睡下后，将笔记借来翻翻。此次赴美，演讲或写文章，引用古典诗词、典故或古代小说，也都是信口而出。

那年写《沙家浜》剧本，有一次，学员将第二场三场的原稿弄丢了，急得要哭，汪老说不怕，“我可以从第一个字起，一字不漏地背到最后一个字”。

汪老平日花很多时间读书，问他都读些什么？汪老说：“读闲书。”古典的，外国的，什么都看。也不做笔记，只是偶尔在书眉或扉页上写几个字，那是提醒自己，彼时彼地读到此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198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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