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北京历史（重读顾颉刚）

顾颉刚

多年前，读鲁迅《故事新编》里的《理水》，讲到一个“吃吃讲话”的学者，“把鼻尖涨的通红”说：禹是一条虫，鲧是一条鱼。知道这是在调侃顾颉刚。后来，又知道，顾颉刚是“疑古学派”的掌门人，怀疑中国的上古史最坚决。

这一段，翻过头来认真看上世纪20年代以后的各史家著作。突然觉得，真有必要重新认识顾颉刚。

顾颉刚，1893生于江苏吴县，字诚吾，号铭坚。

1912年，于吴县县立中学毕业。翌年入北京大学预科，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就是后来的哲学系。

1921年，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助教，兼北大预科国文讲师。

1926 年，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出版编著《古史辨》第一册。

1927年，任中山大学文史教授，后兼任历史语言研究所主任。

1929 年，任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随后兼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历史组主任。

1934年，在北平与谭其骧创立“禹贡学会”，检制历代地图，研究沿革地理，并出版《禹贡》半月刊。其间，兼任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故宫博物院理事。

1937年，任北平研究史学研究所研究员。“七七”事变后，离开北平赴四川。

1940年，担任迁至成都的齐鲁大学史学教授，曾主编《责善》、《文史杂志》、《大众知识》等刊物。

1943 年2月，与傅斯年、李济、罗香林等人发起组织中国史学会。

1948 年3月，当选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9月，当选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史学组会员。

1949 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间艺术研究会副主席。

1956年，点校《资治通鉴》4册出版。

1978 年，点校“二十四史”平装全套共241册、精装本全套共129册，全部出版。晚年，担任中国史学会理事等职。

1980年88岁去世

顾颉刚与叶圣陶

大概在不少人心目中，顾颉刚的确是个“破坏者”，因为他疑古，而且影响巨大，在他那里，春秋以来的中国古史框架几乎完全被打碎了。

早在1923年，顾颉刚在给钱玄同的信中即说到，他对清代著名的考古辨伪学者崔东壁的不满——

他（崔东壁）的著作有二点我觉得不满意。第一点，他著书的目的是要替古圣人揭出他们的圣道王功，辨伪只是手段。他只知道战国以后的话足以乱古人的真，不知道战国以前的话亦足以乱古人的真。他只知道杨、墨的话是有意装点古人，不知道孔门的话也是有意装点古人。所以他只是儒者的辨古史，不是史家的辨古史。第二点，他要从古书上直接整理出古史迹来，也不是妥稳的办法。因为古代的文献可征的已很少，我们要否认伪史是可以比较各书而判定的，但要承认信史便没有实际的证明了。崔述相信经书即是信史，拿经书上的话做标准，合的为真，否则为伪，所以整理的结果，他承认的史迹亦颇楚楚可观。但这在我们看来，终究是立脚不住的：因为经书与传记只是时间的先后，并没有截然不同的真伪区别；假使在经书之前还有书，这些经书又要降做传记了。我们现在既没有“经书即信史”的成见，所以我们要辨明古史，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凡是一件史事，应当看它最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的。

在这封信里，顾颉刚提出——

我很想做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把传说中的古史的经历详细一说。这有三个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这封信里说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泰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随后，顾颉刚真的按照他所说的设想去做了。

顾颉刚与禹贡学会同仁搞田野考察

三，顾颉刚，何以成为“破坏者”

顾颉刚有深厚的家学底蕴，又自小形成了桀骜不驯“怀疑”个性——十余岁的时候，他边读《纲鉴易知录》，就边在“辨伪”，写了小字条加在书中。这使他上世纪20年代的辨伪，迅速引起巨大社会影响。具体过程不详赘述，如下评价即可见一斑——

蔡元培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是颠扑不破的方法”。

钱玄同称这个学说“真是精当绝伦”。

胡适说：“《古史辨》（注：顾的辨伪之作）是中国史学界一部革命的书”，“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

郭沫若说：“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一个卓识。……他的识见委实是有先见之明。……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的”。

当然也有不同意见，徐旭生认为，自1917年蔡元培主持北大开始，“三十年来疑古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当时大学几乎全被疑古派把持”。

顾颉刚何以会成为“破坏者”呢？只能从清末民初的大环境里，才能得出正确答案。

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碎了“泱泱大国”的自恋美梦。几乎所有志士仁人都在寻找自强救国的道路和方法。顾颉刚，也是在这种岌岌可危的局面下，受到极大震撼的。他在1926年说——

这时候（注：指清末），正是国内革新运动勃发的时候，要开学校，要放足，要造铁路，要抵制美国华工禁约，要请求政府公布宪法，开国会，梁任公先生的言论披靡了一世。我受了这个潮流的涌荡，也是自己感到救国的责任，常常慷慨激昂地议论时事。”“又在报上见到《国粹学报》的目录……买了一个全份，翻读之下，始惊骇刘申叔（注：刘师培）、章太炎诸先生的博洽。”“听了太炎先生的演讲……我自愿实心实意地做他的学徒。

青年时期

顾颉刚接受新学说，始于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他在《玉渊潭忆往》中说，梁启超可说是树立了一个从未有的批判态度，要把一切政治和文化重新估定价值，一种新时代意识就这样进入了自己的意识里。而章太炎学问范围比梁氏缩小，只要把古今学术思想估定其价值，专批判自己读过且较熟悉的古书，感受就较切较深。

进入北大后，蔡元培提倡学术自由，陈独秀宣扬新思想，坚定了他打破旧思想的要求。

到他读过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文后，又使他确定了大胆怀疑源远流长的古史体系的学术方向。

1916年，顾颉刚成为北大正式生。毕业前一年爆发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其实，于此的其前后几年，皆为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这也是顾颉刚思想的成熟阶段。

著名学者刘起釪评论说，是五四运动，使顾颉刚成为站在史学领城里反封建传统的主将。

从学术上说，对顾颉刚起到巨大引领作用的，是胡适和钱玄同。他自己讲——“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樵）、姚（际恒）、崔（述）三人的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二人的启发和帮助。”

1953年与夫人孩子合影

四，顾颉刚，是否只是个“破坏者”

顾颉刚，当年以“破坏者”面目出现的时候，只有23岁。但“人小鬼大”，破坏力强烈。20年代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史著作，不少只从东周讲起，以前的都被认为是“伪史”了。重要的几本，另文介绍。

顾颉刚的立论，也不是没有漏洞。例如，鲁迅调侃他说大禹是条虫，其所依据的，是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这显然不太站得住脚。

以致，连王国维也看不下去了。他比顾颉刚大16岁，资格名气都大得多。他认为，尧舜禹都很可能是历史上存在的人物。

于是，王国维在其任教的清华，专门开了一门课，叫“古史新证”。尽管他属于清朝遗老，且据说是因为溥仪被迫退位才投湖自尽。但是，他称得上是近代中国史学史上最早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这就是他的双重证据法。

然而，不妨将王国维和顾颉刚的见解，看作是数学中的“渐近线”——方向一致，无限趋近。他俩的目的，都是在摧毁旧的史学体系的基础上，建立新的中国史学体系。

顾颉刚，在1926年《古史辨自序》中，明确表达了这个意愿。所以，著名学者余英时才在1981年说，不得不承认，顾颉刚是中国史现代化的一个奠基人。

顾颉刚要“破坏”的，如他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所说，是必须打破四项传统观念：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在相当程度上说，他的这“四个打破”，已被大多数历史学者所接受。

顾颉刚与俞平伯等

顾颉刚非“破坏性”而属“建设性”的贡献，更在于他严谨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

1951年起，顾颉刚着力研究《尚书》。创立了分校、释、译、论的方法——第一，本文，以唐石经为底本，加以分段、标点、校勘、改字；第二，注解，集合各代人经说，每句取其一家（十之八九为近代人），作为翻译之根据；第三，译文，即根据注解来，其非增字不可处以符号标出之；第四，评论，说明此篇之真伪问题，指出其在历史上之地位，并提出篇中难解决之问题。

1962年，顾颉刚完成了对《尚书》最难的一篇《大诰》的今译，发表于《历史研究》当年第四期。

他说，研究《尚书》的最终目的，是“要认识古代的真面目，看清整个历史的环节”。

对《大诰》的研究，顾颉刚又搞了一次“破坏”——破坏了延续2000多年的文王、武王、周公仁的美好形象。他说：“在春秋以下的书里，为了周王朝和儒家的长期宣传，在人们的印象里，好像文王、武王和周公都是十分仁慈的，文王又是一个对商王朝忠心耿耿的臣子，只因商王纣暴虐过度，武王救民于水火之中，才不得不出师伐纣；周公东征则是第二次救民之师。凡是他们所到的地方，殷的人民都捧了箪食壶浆来欢迎，唯恐他们来得迟了。实际上，周的疆土和势力的扩大，以文王时为主，武王只是在文王的基础上发展了的，这读了《大诰》就明白。殷、周的斗争原来是东、西方两个大奴隶主国家的利益矛盾，其结果则是西方对于东方的血腥镇压，这看了周公东征以后东方各民族搬得七零八落就可以知道。”

他在《〈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与评论》中，证明《世俘》当为西周记载。他在文中列单如下——第一 ，杀人，除纣及其二妻自杀外，杀纣臣、殷王氏数百人；第二，征伐，所伐有方来、越戏方、陈、卫等近百国，所服有五百余国；第三，禽御(车)，约八百余辆；第四，俘馘，约几十万名；第五，狩猎，所得栏畜及野生畜约万头；第六，器物，其中玉器约十八万块；第七，祭牲，约三千余头。

这个单子，真实地反映了武王克殷，以掠夺为其目的，以武力镇压为其手段，在两三个月中派兵遣将，用血腥的铁腕获得了彻底的胜利，建立一个新王朝。他说：“这是得到当时历史的内在最本质的真实，跟后来周人所宣传的人本主义的说法和战国诸子的‘仁政’理想以及许多唯心主义者的见解恰恰立于完全相反的地位”。

顾颉刚在史学研究中，从不趋炎附势，从不随波逐流，从不臆测揣摩，从不无据而言。

他可能很古板，但的确是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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