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节的夜晚（母亲节里忆奶妈）

孙俊堂

我并没有奶妈，兄弟姊妹中也只有三妹是在外奶大的，她叫“奶妈”，我们也跟叫。叫了几十年，叫着叫着，我们老了，“奶妈”走了，我们再也叫不到了。

农历三月二十九，我家有三人同为这天生日，两个双胞胎妹妹和她们之后却好也出生在这一天的弟弟。

每年的这一天，是初夏季节，草长莺飞，麦苗儿返青拔节，桃杏树叶里藏着青翠欲滴的小果实。姊妹们伫立在村口，翘首了望着南山远远的乡间土道。一会儿我扒住你的肩膀踮起脚尖，一会儿你按住我的背使劲蹦起，盼着，盼着那个熟悉的身影快快出现。

来了，矮小的身材，头上裹一块白羊肚手巾，左手提着一个竹篓，右手也提一个圆圆的柳编的小篮子，两只小脚迈着碎步子，使劲儿赶路。我们飞也似的迎上去，她顾不上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拉着她奶闺女的手，亲昵地问道：“闺女，俺孩想娘了？”然后，将提的篓子、篮子放在我们手里，抱起奶闺女和我们相跟回家。

说实话，盼奶妈的到来，口馋的是篮子里面的食物——“圪圞”和发面烧饼。

“圪圞”是一种食物，直径15--20厘米左右，圆圆的，边上捏有花边纹，中间有5厘米的小孔，一条红头绳上辫三个铜板小钱，叫“锁儿”，从小孔中穿过。传说，这“圪圞”与李自成起义部队有关系，因战事紧张，部队作战顾不上吃饭，就做成这种干粮，挂在脖子上，行军作战时就可吃到东西。后来如何又作为孩子生日的礼物就不得而知了。

发面烧饼大约是10厘米大，一般是20个。在粮食匮乏那个年代，能够吃到这些东西是心里甭提有多高兴。尽管姊妹们多，这较为庞大的数量还是够每个人分到一个的，当然三妹多分点，其它人是不敢啃声的，毕竟大家是跟着沾人家的光了。

“圪圞”和饼子是用一半白面，一半玉米面做成的。那时农业集体化时期，每人每年能分到几十斤麦子是不容易的，所以做这些东西只能“参假”。那“参假”也是个技术活，玉米面多了粘合度不够，饼子很容易开裂。作为孩提的我们并不懂得制做这些“参假”的奢侈品时奶妈的不易，那是她平日里节俭或东家借西家换的，并且，到妹妹十二周岁才止。

奶妈出生在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山沟里，没有登过一天学校的门，大字不识。十多岁嫁给一个也是家贫如洗的农家，婚后陆续生下三个男孩，本来就家贫，添了能吃得“崽”们，常常是吃了上顿愁下顿，无奈之下只好将三儿子送给别人抚养。之后，又生下一女孩，喜得夫妻俩眉开眼笑，再困难也舍不得给人了。但命运好像专和她作对，出生不到百天的女儿不幸夭折，她整日以泪洗面。此时，我的母亲却因生下双胞胎妹妹奶水不足而焦虑发愁。经人介绍找到奶妈，奶妈一听是个女孩就不假思索欣然答应。

妹妹的到来给她一家带来了欢乐，渐渐成立全家的掌上明珠。按照约定，我家每月应付奶妈5元的抚养费，可能有三年之内断断续续付过，到五年上，由于父亲的工资捉襟见肘，已累计欠下75元了。快五年了，孩子长高了，一声声爹，一声声娘不离口，破窑洞里传出的是甜蜜的笑声。但是这种亲昵的呼叫声，似乎给他们家带来的却是烦躁和不安，因为孩子是人家的，到这个年龄主家就该来领走了，这是他们最怕到来的时刻，成了一家人的心病。

如何能阻拦主家领走孩子，奶爹可是费了不少心机，最后脑子里闪出个念头，在抚养费上试试吧，企图用我父母的软肋来要挟以此达到目的。于是他背着奶妈悄悄找人给父亲写了封信，大意是欠下抚养费不给，孩子不能领走。再说你家也有闺女了，钱我们也不要了，孩子留下就行。收到信的父亲一脸茫然，深感对不起他们，便想方设法借钱。那时的75元也是个大数数，先将费尽周折借到的50元送去，答应过段时间一定交清。这事让奶妈知道后气得一连几天吃不下饭，边流泪边嗔怪丈夫：“你这事做得太让我抬不起头，闺女是人家的，咱亲是亲，但也不能用这种办法呀！”过了几天，自己抱着妹妹送了回来，并把父亲给的钱也交给我娘，说：“孩子大了，应该回到你身边。钱，俺也不要，就当闺女是咱两家伙着的。”就这样，奶妈忍痛把妹妹送回，但妹妹每年生日这天一定要来，我们每年也要想跟去给奶妈拜年。

有意思的是在我就读完小时，来到奶妈的村庄。学校破烂不堪，宿舍窗上无玻璃，甚至连纸都没有；食堂一天三顿是清汤抿面，生活十分艰苦。奶妈知道后没说二话便将我被褥卷起，拉我回到她家。那时奶爹已病世，她大儿子参军在外，生活所迫，年仅15岁的二儿子参加集体劳动，尽管这样也摆脱不出家中的窘境。日子过得虽然紧困，她总是怕我受苦，隔段时间借白面给我改善一下。至今让我记在心中的一件事是给我买钢笔。上学途中，我不小心将唯一的一支钢笔丢失，没办法只好实话告诉奶妈。可是她手边无六毛钱可为我买一支新的，看着我着急的样子，她跑到村小队会计家说借用人家几天。回来后她在笔帽上缠上一根细绳，吩咐我一定小心，不能再丢了。接下来的几天里，奶妈在一早放鸡的时候特别注意，在母鸡出窝口时就一个接一个地抱在怀里，然后腾出右手，将二指头塞进鸡的肛门内来回揣几下，感觉这只鸡今天要下蛋就将它关在下蛋窝里。一上午奶妈忙忙碌碌，只要听到母鸡“呱蛋”的叫声，第一时间跑到鸡窝前，取到蛋后三步并作两步跑回家，将雪白的鸡蛋轻轻放在小瓷坛子里，并抓一把玉米奖励一下下蛋的鸡。有时鸡叫过后窝里仍是空着，她就一脸茫然，失望地摇摇头。十多天，奶妈人不离鸡窝，两只眼睛盯着那个坛子。看着鸡蛋上到那个坛子的脖子口，她拉着我的手说，差不多了，走，咱到供销社吧。奶妈抱着小坛子，我在后面紧跟着。一颗颗鸡蛋放在秤盘里，供销社的售货员掂起秤杆，秤砣来回拨来拨去，最后平平地落在星准上，“一斤八两”，然后算盘子上下拨动，“一六六，六八四八，共一块零八分。“要钱还是换东西？”售货员算完问道。“换支水笔，再秤上一斤盐，还有些常项就拿上两个糖蛋吧！”奶妈说。看着我手握着斩新钢笔，嘴里泡着甜甜的糖果，奶妈的脸上露出憨厚的微笑，那一刻我感觉到一股暖流在周身窜动，她慈祥的笑容深深刻印在我心中。

1973年的正月初六，我们姊妹们和以往一样，相跟去给奶妈拜年。与往年不同的是奶妈没有到村口迎接我们，进入小院，立刻从她破旧的窑洞里传出的是撕心裂肺的嚎哭声。她那送出去又领回来的三儿子，在村上农业学大寨农田基本建设中，在排除哑炮时被吹入天空殒命了。窑洞里站满了亲邻，恸哭的声音，悲戚的气氛。奶妈痛哭后是昏厥，人们赶快用手指切她人中处，半天才能缓过来，缓过来又昏过去，昏过去又救过来，那场景才能真正实体验到什么叫悲痛欲绝。我们的脸上都也流着长泪，伴着奶妈哭泣，可怜着这位命运多舛奶妈。

三儿子与我同岁，儿时的我们曾在一个炕上睡觉，一同上学、挽猪菜、河里戏水；晚上一同偷采桑叶、苇叶......如今，17岁的我们，一个进入师范学校学习深造，一个为“战天斗地”付出青春年华。时至今日，在我心里始终有个打不开的结。因为那时父亲是一个单位的负责人，正好下乡包队在这个村，也不断地在奶妈家吃饭，况且还有历史欠账。奶妈这个时候完全有理由向我父亲提个要求，让给三儿找个工作，或者就是个临时工，抑或也能躲此一劫。多年后，我曾问道奶妈为什么不张口呢？她淡淡地说：“你爹是给公家当家的，咱是农村户口，我不能给他找麻烦，让他犯错误。”

随着我参加工作，成家生子，见到奶妈的机会渐渐少了。那年父亲患病去世，办完丧事，弟妹们又该要返岗上班了，留下孤独的母亲孩子们很不放心。得找个人陪伴娘一段时间，谁合适呢？思来想去，娘说想让奶妈来。奶妈比娘年长几岁，可能吗？没想到妹妹一个电话奶妈就答应了，“你们都上班，我和你娘作伴儿，放心走哇!”

和娘作伴几个月后奶妈才离开我们家，之后再没有见到过她。

再次来到奶妈家的时候，是她出殡之日。还是那个熟悉的破窑洞，还是那盘睡过的小土炕。墙壁上又多了些许烟熏过的暗烟色，装鸡蛋的那个小坛罐尘土遮身，依旧静静地放在那里。这是她几十年没离开的地方，也是生命终极的地方。黑色的棺柩停在高低不平的地上，棺木已经封了口，我们无法再看上她一眼，只能跪在棺灵柩前焚香祭拜，默默祈祷，面对着亲切面孔的遗像，情不自禁地落下思念与惭愧的泪花。

值此母亲节，撰文献给热心厚道，无比亲爱的奶妈！

作者简介：孙俊堂，网名常青树， 山西武乡人。武乡县作协会员。 曾参与一轮、二轮《武乡县志》《白和村志》《白和村孙氏家乘》编纂工作，《武乡图片集》第一辑编辑、第二辑责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