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迷茫（第六章边缘人）

第六章　边缘人我们在考察了家庭政治中的礼义和委屈之后，还要进一步来看，这种正义观念对每个人意味着什么义者，宜也家庭生活若能做到因礼成义，就要让每个人各得其所，现在小编就来说说关于第七章迷茫?下面内容希望能帮助到你，我们来一起看看吧!

第七章迷茫

第六章　边缘人

我们在考察了家庭政治中的礼义和委屈之后，还要进一步来看，这种正义观念对每个人意味着什么。义者，宜也。家庭生活若能做到因礼成义，就要让每个人各得其所。

那么，人人各得其所是什么意思呢？简单说来，就是让每个人实现其人格的价值，按照一个人应有的方式过日子，使他在更完全的意义上成为一个人。如何成为一个人，我们在第二章已经简略谈到了。首先，在家庭生活中过日子，是人格的最基本要求，可概括为“以家成人”；因为赌气自杀，是通过赌气来实现自己的人格价值，可以概括为“以气成人”；为了面子而自杀，则是通过挣面子这种外在方式，实现人格价值，可以概括为“以面成人”；而通过想清楚过日子的道理，按照礼义，在日常的过日子中实现人格，则是“以理成人”。我们在第三部分会分别讨论对人格的这四种理解。在本章，我们就首先来看，当地人如何理解一些边缘人的自杀。

6.1　疾病

研究边缘人的自杀，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中国的自杀者当中，精神疾病究竟意味着什么。研究者发现，中国的自杀人群中有大约63％的人患有精神疾病。这个数字虽然不如西方国家的90％以上那么高，但毕竟超过了半数，也不能算很低了。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中国的自杀者有无精神疾病，而要深入到精神疾病的文化意义。

我们在第一章已经看到，在西方精神医学中，自杀一般被认为是精神疾病导致的；在《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DSM-IV）中，有无自杀意念，甚至被当做判断有无抑郁症的指证之一。而在孟陬，我却看到，精神疾病患者的自杀，往往被当成自杀的例外。在一般人的眼中，多数自杀不是精神疾病导致的；即使这些自杀者患有精神疾病，他们的自杀也往往不被当做精神疾病的一个结果。要理解当地文化对自杀与精神疾病关系的看法，我们首先要考察几个典型的精神疾病患者的自杀能力。

我在田野研究中遇到过好几个有明显精神疾病的自杀个案，但总是难以了解他们的详细情况。我的受访者往往对这样的个案不感兴趣，甚至也推测我不会对他们感兴趣。当我问起这样的自杀来，他们会说：“那不算，是个疯子。”比如，兰皋的一位向导向我讲了一个叫求美的女孩的自杀，告诉我，她是因为被一个男人勾引，后来又遭到父母的责备而喝农药死的，随后我又问他，村里还有没有别的自杀个案。他想了想说：“也有，可是不像求美这一个字这么有教育意义。比如，我的表弟就喝药死了。可他是个傻子，不算。”（参见6.3）

同样，武都的一个人跟我讲了好几个个案后，儿乎忘了他亲弟弟就是自杀死的。我问起他来，他说：“那不算自杀，他疯。”（参见6.3）娘娘庙村的一个年轻人有明显的抑郁症，而人们也找不到别的什么原因导致了他的自杀。他的一个朋友就对我说：“他自杀是因为抑郁症。”他的言下之意是，他没什么可说的，因为是抑郁症，而不是什么更重要的原因导致了他的自杀，因而我就可以不必研究他了。

人们并不是毫无医学常识。农民们知道精神疾病有时候会导致自杀。但他们认为，这些自杀不是典型的自杀。当我说我要研究自杀的时候，他们就认为，我只研究那些有点社会原因、有教育意义的自杀。那才是典型的自杀。

当然，人们在谈到典型的自杀时，也可能说：“她忒受罪了，差不多都疯了，所以自杀。”“他自杀前变疯了。”这些自杀者在自杀前往往表现出精神疾病的症状，但人们不认为这些病是他们自杀的最终原因，而是认为，那些导致他们得病的因素，才是自杀的真正原因。疾病和自杀，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结果。

我们在考察葛曼的自杀时谈到了，像“小姐”这样的边缘人的自杀，也被认为不算自杀。她们的自杀，也不值得研究。研究者们不断指出，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区别就在于，自杀往往被赋予积极意义。〔1〕自杀是勇敢的反抗，自杀者往往是好强的烈性人。疯子、傻子、“小姐”等边缘人没有完整的人格，所以，人们不认为他们的自杀是因为勇敢和人格价值。在很多情况下，某些人虽然患有精神疾病，但他们的自杀并不是这种精神疾病导致的，他们自杀的实际原因和动机与别人没什么不同，但他们的自杀还是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不被当成典型的自杀。所以，当我采访的村民说他们的自杀不算什么的时候，他们的意思是，虽然这些人自杀了，但他们的自杀并没有社会意义和积极因素。

孟陬民间关于精神疾病的词汇有“魔怔”、“傻”、“疯”等。其中，“魔怔”的含义最轻。其含义本来是邪魔附体导致的行为不正常。现在，人们若是说谁魔怔，那一般就是指，此人行为奇怪，但还没有完全变成疯子或傻子。医学上诊断的抑郁症，就常常被称为“魔怔”。

“傻子”和“疯子”是对有精神障碍者的一般说法，而两者并不相同。傻子是智力迟钝的人，疯子是精神错乱、胡言乱语、行为躁狂的人。在一些村子，我偶尔会看到一些精神不正常的人在街上游逛，一时并不容易区分，他们究竟是傻子，还是疯子。当地人有时候也并不区分这两个称呼，甚至把光棍和乞丐也称为疯子或傻子。

6.2　魔怔

一家媳妇若是自杀了，我一般比较难从她婆家的人那里得到准确信息，因为他们总会回避自家的责任。但武都村的玉英的情况却不是这样。我在问起玉英的小叔子，他嫂子为什么自杀时，他很爽快地讲了起来。因为玉英明显有些魔怔，她的丈夫似乎可以不负责任。他说：

“一开始，俺嫂子老是不高兴，说她不想活了。我跟她聊起天来，她总说活着没意思。她老是说：‘我就是想跑到地里去好好哭一顿。’那时候我有个错误的看法，我觉着她因为跟俺哥关系不好，才会这么想。俺哥的脾气是不好，他们老是吵架。后来，她找医生看了看，医生说，她得的是更年期综合症。我这才明白，她这个状态不是因为跟俺哥的关系，是因为她的病。

“她在得这病以前，老跟俺哥吵。她出身好，家里边富，她爹还是个挺有名的书法家，字写得好。俺这个嫂子也聪明，爱交往人，特别能干，知书达理。她也非常好强，别人比她强了就不行，她就得想办法超过别人。可是俺们这个家庭不一样，是一般人家。俺哥上过学，可是念的书也有限，又不怎么能干。俺嫂子跟俺哥不投脾气，就觉得俺哥没什么能耐。俺哥干活也一般，挣不了多少钱来，俺嫂子就老嫌他不好好干活。他们也常为这个吵架。俺哥那个脾气，一急起来就摔东西。为这个，至少摔坏过两口锅，好几张桌子。我好几次亲眼见他为这个掀桌子。

“自打那个医生说她有病以后，俺哥就不怎么跟她吵了。医生跟俺哥说，老吵架对她身体不好。俺哥知道了她有病，就想方设法不刺激她。可她还是好不了，总是特别烦。虽然俺哥因为她这病容忍她，她的状况还是越来越不好，睡不着吃不香。我有时候就问她：‘你为什么不欢喜呀？’她说：‘活着不如死了好。你不觉着死了比活着好得多吗？’你听，这是正常人说的话吗？

“从医生说她有病后，过了半年，她就吃安眠药了。那天晚上，俺哥不在家，在地里干活呢，我也在地里干活。那是麦熟的时候了，地里活多。因为那一段俺嫂子老是说死呀死的，俺哥不敢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可是地里有那么多活，他也不能不收麦子呀。俺嫂子睡着得特别晚，得有十二点了。俺哥看着她睡着了，觉着不会有危险了，就去地里干活了。快早晨了，他才回来，俺嫂子就已经吃了安眠药半天了。那天我也是早晨才回的家，有人就跑来跟我说：‘忙去你哥院里。’我知道出事了，忙到他这院里，俺嫂子早死了。她那年46岁。”

他讲完之后，我问：“你嫂子是个怎么样的人？平常事她都能想得开吗？”他说：“俺嫂子上过学，是个聪明人，也不死心眼子。一般的事她都想得开。”我又问：“那她这回怎么想不开了呢？”他笑着说：“她有病啊。再聪明的人也会得病啊。她是挺能干的，那也架不住生病呀。一开始我觉得她这状态是因为老跟俺哥吵架，后来我发现我不对了。”

玉英的小叔子几次强调，他当初认为嫂子的状况是因为和他哥的吵架是错了。我想让他解释一下为什么认为自己当初错了：“你怎么就认为自己原来的想法不对呢？”他说：“俺们知道她生那个病以后，我就意识到，她的这种状态不是因为吵架，是因为生病。”

我又问：“那你认为她的病和吵架没关系吗？”他说：“有时候我也觉得生病和心理状态有关系。像前几天，我生病了，一跟朋友们聊天，就不觉着难受了。说上几个钟头的话，我也不觉着累。要不然，我站上几分钟就受不了。她这病当然跟吵架有点关系，要不俺哥知道她这病以后就不跟她嚷嚷了呢。”

虽然他承认，夫妻之间的吵闹还是和玉英的病有关系，但他从未认为，那所谓的“更年期综合症”会是吵闹的一个结果。他用自己的感受来描述这一关系，好像她的病只是有点心理症状的肌体疾病，只要她处在一个较好的环境里，病情就会缓解一些。

但从我的被访者所描述的情况来看，很可能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导致了玉英的抑郁状态。别的村民们也认为，玉英后来的状态应该就是夫妻的频繁吵架造成的。即使我的被访者，一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但在医生做出那个诊断之后，他却完全改变了先前的看法。我问他为什么这么聪明的人还会有想不开的时候，他的回答是，即使是聪明人也会生病。他谈起这种心理障碍来，就好像在讲一种无法通过“想开”克服的生理疾病似的。

凯博文教授曾经谈到，中医喜欢用生理概念来描述心理疾病。〔2〕而这正是玉英的小叔子所做的。由于医生的诊断，他认为导致玉英变得魔怔和不满的，不是家庭争吵，而是某种生理性的变异。

玉英的丈夫后来不再和玉英吵了，因为她有病。这并不是因为他认为争吵导致了疾病，而是因为他觉得争吵会恶化她的病情。换言之，他已经把玉英看做了一个与正常人不同的病人，将她排除在了正常的家庭生活之外。

我不敢断言，玉英小叔子究竟是真的认为争吵没有导致玉英的疾病，还是仅仅想减轻他哥哥的责任。但玉英的病确实成了她丈夫的一个借口。疾病彻底改变了人们看待她的状况和自杀的角度。这病使人们把她当成了一个不正常的人，把她排除出了正常的家庭生活，于是，她的自杀就不再是对丈夫的反抗，而是疾病导致的自然结果。疾病与我们在第五章看到的神秘解释起到了非常类似的作用。

凯博文认为，精神疾病的躯体化可以帮助中国人获得政治上的安全。在20世纪70年代那样的政治环境中，把精神疾病理解为躯体性的，而不是当做政治性的反抗，就可以避免政治上的麻烦。而在家庭政治中，躯体化同样帮助全家避免了家庭纠纷。虽然玉英的抑郁和自杀好像都是家庭矛盾导致的，但医生的诊断却使她的自杀减弱了这层意义，好像和典型的自杀不同，不是出于反抗的目的。

这使我想到了田野研究中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社会原因导致的精神疾病和完全病理性的精神疾病的意义有何区别？颇有几个人是因为家庭原因导致的精神失常。比如，渐离的一个媳妇青云因为和婆婆有激烈的冲突，而变得魔怔了，总说自己能看到鬼，还喝过农药。娘娘庙村的一个媳妇愁予的丈夫是个混混，整天打她，后来丈夫还坐了监狱，她也变得疯疯癫癫的，结果喝农药自杀。虽然这样的自杀明显和精神疾病有关，但人们在谈到这些案例时，还是会说，家庭矛盾是导致自杀的原因，而精神疾病不过是间接的原因而已。

他们会把精神疾病当做家庭矛盾的一个结果，自杀是同一原因的另一个结果，而不是精神疾病的结果。于是，这些自杀者都被当做典型的自杀，反映了自杀者出于委屈的反抗。玉英的小叔子虽然一再强调她的自杀是疾病引起的，但其他村民，特别是玉英的娘家人，却完全不这么看。他们虽然也并不否认玉英确实有病，但并不认为这病就可以掩盖玉英丈夫的责任，如果她丈夫好一点，玉英就根本不会得这样的病。

人们往往觉得，有病理性的或遗传性的精神障碍的人的自杀，更多是疾病造成的。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自杀也并不只是一个医学问题。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茹蕙的例子。

茹蕙是七坡村一个40多岁的妇女，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在1999年上吊身亡。娘娘庙镇的医生告诉我，她有明显的精神障碍。

茹蕙的一个亲戚说，她的母亲和两个哥哥都有精神病。她娘家村的人都知道茹蕙的母亲精神病很严重，她总是跑到街上去胡言乱语。她大哥也病得很厉害，在18岁自缢而死。她的二哥起初没有发病。但他在中学毕业后找到了一份工作，因为过分高兴而一下子变疯了。不过他后来治好了，没有再犯病。

刚结婚的时候，茹蕙也没有什么异常。她不言不语的，老实文静，和街坊邻居相处得很好。但是，她在生了一个孩子之后就变了。她不会像自己的母亲和哥哥那样到处乱跑，而是胡思乱想。发生什么小事，她都会琢磨上半天。比如，有一次她的耕牛掉到水坑里淹死了。这在农村里不是什么稀奇事，谁也不会太当一回事。但是茹蕙没完没了地想这事，好像无法承受这个损失。连续一个多月她都难以释怀。她的公公婆婆觉得她不对劲了，就相互告诫说：“不管她要什么，咱们都尽量满足她。”过了几个月，她情绪稳定了一些。

他们后来分了家。茹蕙和她丈夫到另外一个院里住去了。据人们说，这倒不是因为茹蕙和公婆处不好，而是因为她对一些小事太较真了，所以就容易和人们发生冲突。但这些冲突一般都不大。

茹蕙并不是随时都这样，但隔一段就会严重一些，那时候就会和丈夫因为很多小事吵架。比如他们在地里干活的时候，经常就会因为怎么干活争起来。茹蕙要是想用什么法子，就一定要丈夫听她的。她丈夫的脾气也不大好，经常受不了她这态度。但他还是努力满足茹蕙的要求。

大约在茹蕙死之前两个月，她得了胆囊炎。她到娘娘庙镇医院里去，医生说那不是什么严重的病，就给她开了一个方子。但茹蕙总是认为自己得了特别重的病，不相信娘娘庙镇的医生。她坚持要去更好的医院，于是走了县里甚至市里的好几家大医院，得到的诊断都是一样的。茹蕙总以为她丈夫和儿子在骗她。她的小姑子跟我说：“有一次是我跟她去的医院。回来的路上，我叫她到我家去吃晌和饭。她在我家央求我说：‘俺儿子现在15岁了，我也没有什么怕的了。你们怎么就不能跟我说实话呢？要是这病治不好了，咱们也不用到处去找好医生了。你跟我说，医生到底是跟你怎么说的？什么我都能承受。’”

凡是茹蕙想要的东西，她丈夫和儿子都尽量满足，但这一次，人们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告诉她的了。

关于她的死，七坡村人有比较流行的一个说法：在她自杀前两天，茹蕙突然说，他们看的那个黑白电视不好。她丈夫和儿子立刻就上县城去买了一台彩电回来。那天晚上他们一起看这台彩电，茹蕙又说：“这台电视忒小。”第二天，她丈夫和儿子又去了一趟县城，给她换了一台大彩电。一个村民对我说：“他们把电视抬回来，茹蕙好像满意了，什么也没说。两天以后的晚上，老两口坐着看电视，他们的小闺女在另外一个屋里，他们儿子出去了。茹蕙的男的靠着被摞打了个盹。他一睁眼，看不见茹蕙了。他到处找，最后发现，他媳妇在门洞子里上了吊了，那时候已经死了。”

我最早从七坡村的一个村民那里听说茹蕙的故事，后来采访了她的小姑子和她娘家的亲戚。她娘家的亲戚告诉了我她家的情况，说：“茹蕙不像她娘和她哥那么严重，可是也偶尔魔魔怔怔的。”这是我一个重要的向导，曾经给我提供了很多自杀的线索，但在我没有特意问起茹蕙的时候，她从未提到过这件事。她说：“她这个你问不出来什么，那不算自杀。她一家人都魔怔。”

我在孟陬遇到的疑难病症患者不止这一例。比如在龙堂村，一个女人秋兰得了肾炎，却认为自己得了不治之症，疑心了半年多，上吊死了。她和丈夫关系很好，丈夫据说颇有些怕老婆。而因为她家里从来没人精神有过问题，她以前也没有魔怔过，所以谁都不认为她那是有病。人们还是说，她的自杀仅仅是因为想不开。但由于她和丈夫实在没有什么过节，更多的人就说她是遇见鬼了。她是在野地里一个小破屋里上吊的，所以一开始谁也找不到她。

据说，她向儿子托梦，告诉他自己在哪里，大家就找到了她的尸体。在兰皋，一个总是头疼的人目前总是怀疑自己得了脑瘤。在他的一个叔叔出殡之后，目成用孝袍把自己吊死了。人们都认为他不可能魔怔了。他的口袋里有一封遗书，上面写的都是人们如何继承他的财产。于是人们说，一个有病的人不会写这么清楚的遗书。大家怀疑他还是因为家事自杀的。他此前和妻子没有什么矛盾，但人们还是觉得，应该是他妻子的坏脾气导致了他的死。

与秋兰和目成相比，茹蕙的病未必更重。虽然娘娘庙镇的医生说她确实有病，但人们大多不是根据医生的诊断做出判断的。他们的主要根据是，茹蕙娘家好多人有病。

七坡村的人都说，她家里没有多少严重冲突，他们的争吵是家家都有的那种小的误会和口角。因此，她的自杀不该有别的原因。但在和她小姑子进一步谈了一次以后，我认为事情恐怕要更复杂些。

虽然茹蕙确实和公婆没有严重冲突，但他们的关系并不好。她小姑子说：“俺嫂子忒敏感了，俺娘受不了她。他们知道她有病，千方百计满足她的要求，可还是过不到一块去。忒不方便了，这才分的家。分家之后，俺哥住得离俺爹他们特别远，两家都不怎么来往了。”茹蕙的公婆虽然尽量容忍茹蕙，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关系好。因为茹蕙的病，人们自然会尽量不招惹她，以免她过于敏感；但长期这样下去，老人们都受不了。在别人家看来很普通的小事，在茹蕙看来可能就会变得特别敏感。老两口之所以对茹蕙如此宽容，并不是因为他们关系特别好，而是因为他们无法把她当成一个正常的儿媳妇来看待。换言之，她不被当成家庭的正常成员，而是一个应该特别注意的病人。这才是他们分家的真正原因。

茹蕙和她丈夫之间的关系也与此类似。她丈夫的脾气也并不好，但他还是尽量满足她的要求，听她的话。他会尽可能容忍她那些地方，但这并不说明他们的关系好。像关于电视机的那个事，丈夫和儿子确实满足了茹蕙的过分要求，但那是因为担心她犯病，而不是因为他们对她特别好。而茹蕙的小姑子也告诉我，其实这件事并不像人们传说得那么离奇：

“他们家里是有一台黑白电视，他们早就准备买一台彩电了。那一天，俺哥跟俺侄子买了台彩电。他们买回家，那台电视画面不好，俺嫂子就唠叨了几句。他们又去换了一台大点的，效果好多了。他们看了一晚上电视，就睡觉了。第二天早上，俺哥发现俺嫂子找不着了，就琢磨，她怎么起得这么早呢？他就往外走，在门洞里发现俺嫂子吊在那儿，死了。”

她还谈到，茹蕙死前还有一件事让她不高兴：“她上吊前几天，她闺女上段庄的天主教堂去了。俺嫂子知道以后，跟她闹了一顿。她上吊的时候，她们这事还没有完呢。这也许是她上吊的一个原因。”我在《麦芒上的圣言》里谈到，当地农村一些人对天主教徒有成见，所以家长大多不愿让孩子去天主教堂。〔3〕茹蕙因为此事和女儿生气，是可以理解的。

茹蕙家里有很多麻烦事，有很多原因可能会促使她自杀。我当然不是说，她没有精神疾病，或她的自杀不是疾病引起的。上面说的这些事，看来都不足以导致她的自杀。最可能的原因，还是她的疾病。但我关心的是，为什么人们把她的自杀归结为精神疾病，但在秋兰和目成的例子里就不这么做。茹蕙与另外两个人的区别在于，人们已经把她明确认做了精神病患者，她娘家人的病尤其使人们这样认为。而秋兰和目成一直被当成正常人，过正常的日子。虽然他们怀疑自己有病也有很长时间了，但人们还是不认为是精神疾病导致了他们的自杀。

在当地人的观念中，魔怔的人处在正常人和疯子之间。一方面，他们还有相对正常的家庭生活；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常常不被当成正常的家庭成员。他们的自杀有可能是家庭矛盾导致的，也有可能是精神障碍导致的。如果人们把他们当成正常人，他们就不会认为这些自杀是精神障碍导致的；如果人们把他们当成魔怔的人，精神疾病就成了他们自杀的主要原因。而由于魔怔的人的地位较有弹性，人们也可能从不同角度看待他们的自杀。因为大家把玉英和茹蕙当成了魔怔的人，她们的家庭矛盾就显得不重要了。她们的自杀也被当成非典型的自杀，是由精神疾病引起的，而不是由委屈导致的反抗行为。

6.3　癫狂

我在6.1谈到，兰皋的向导对我讲了求美的故事后，不大愿意谈他自己的表弟的自杀，因为那是个傻子。我求他还是讲一下，他就简单地讲了这个过程：

“我那个表弟超远是个傻子。你要是第一次见他跟他说话，会觉着他挺知事、挺精神的。他跟你打招呼说话，都挺好的，可是你要再往下说，就不行了。他都20多岁了，还是不会干活，整天什么也不做，就知道吃。他白天到处跑，疯玩。附近几个村里都知道俺们村有这么个傻子。谁也不把他当人。他有时候在公路上骑着一辆车子，看见一个俊点的闺女就追人家，跟人家喊。有一天，他又跟我说些个没用的话。当时有好多人呢，他又那么冒傻气，我看不下去了，就扇了他一巴掌。他回到家就喝了药死了。他娘跟他姨也都是傻子。”

虽然超远表哥的叙述非常简略，我们也足以看出，超远的自杀并不是他的病导致的。他虽然很傻，总是做些糊涂事，但他自杀也是因为委屈，和别人没什么不同。当我的向导微笑着讲到他自己如何打了超远耳光，然后他又如何喝农药自尽时，我感到非常惊讶。而他最后指出超远的母亲和姨也是傻子，是为了强调超远确实是个傻子，这个个案实在没什么可研究的。他这么简单地讲完此事，并不是在描述一个个案，而只是向我指出，此事是多么没有研究价值。

但这个村里的另外一个人告诉了我更多关于超远的事：“虽然他有点傻，但超远还是种地干活的。每到麦收的时候，他不像别人那样，把粮食都存起来。他把收来的麦子到处乱放，满院子都是。过不了多少日子，老鼠就给他吃没了。他没吃的了，就得去打点零工挣钱，比如帮大队里干干活什么的。他有了钱也不过日子，都用来喝了玩了。”

超远不藏粮食和乱花钱确实是不过日子，但这并不能证明他在智力上是个傻子。兰皋另外一个人说：“超远的爹可和他不一样，是个聪明人，比一般人都聪明。可惜，他娶了个傻媳妇，从此也就不好好过日子了。爹娘都不管超远，他得不到什么管教，也就变成傻子了。超远的爹死得早，他娘出门了。超远必须得挣钱自个过。”超远的姥姥家是西堂村的，滋兰和我说过她家的情况。她说：“我忒知道她了。超远的姥姥就是个傻子，找的西堂的婆家。超远的姥爷就因为娶了个傻媳妇失望了，不好好过，到处靠人。超远的姥姥知道了，一气之下就回了娘家。超远的娘是老大，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仨孩子都在西堂长大的，爹娘都不管他们。两个闺女都傻，可是男孩不傻。”

根据这些人的说法，超远的姥姥是这个家族中的第一个傻子。她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外孙也都是傻子。那么，超远之所以傻，首先是因为遗传。但无论他还是他的母亲和姨，先天失教是导致他们傻的重要原因。因为没有得到教育，超远从小不懂得怎么过日子，这一点更使人们觉得他是傻子了。

超远的娘虽然也智力迟钝，但她还是结了婚，生了几个孩子。超远却没有结婚，也就不能过正常日子。他虽然也干活，但人们都“不把他当个人”。于是，他的表哥可以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打他耳光，好像他不知道丢脸似的。即使在超远因为这一耳光自杀之后，人们也不认为他的表哥负有多大责任。他自己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甚至在轻松地微笑。

这倒未必是因为超远的表哥多么残酷，而是因为他认为超远就不该享受正常人的尊严。对于像超远这样的边缘人，谁也不该为他的死负责，也没有谁替他追究。人们可以逗他们，取笑他们，向他们咆哮，羞辱他们，而都不必负什么责任。如果这样的人生气了，人们不过一笑了之。有人说：“人们就把他们当小孩一样逗。”这些边缘人确实和小孩很像。他们和小孩一样，不结婚，没有成为一家之长，从而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在社会意义上，他们被排除出了正常人的范围。有些宽厚的村民说，超远要是受到正常的教育，就未必是个傻子了。因为无法通过教育长大成人，超远仿佛永远是个孩子，被人们也永远当成孩子来看待。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很难假设，他的傻究竟只是因为没有教育而不会过日子，还是真的有生理性的原因。

有个村民更详细地讲了他自杀那天的经过：“有一回，超远和另外几个年轻人给村委会干了点活。村委会的一个干部是超远的表哥，给他们发钱。他这个表哥知道，超远一旦拿了钱，很快就会花完，根本不会用来过日子。他就说：‘我给你拿着这钱。等到浇地或是买化肥的时候，我再把钱给你，你用在正地方。要不，我怕你一下就花光了。’他这个表哥是好意，怕他浪费钱。可是超远不懂这个。他看别人都拿了钱了，自个拿不着，就不干了，跟他表哥嚷起来了。他这个表哥急了，嫌他不识好人心，就扇了他一巴掌。超远气哼哼地回家去，就喝了药死了。”

在这个讲法里，超远的表哥反而不像他自己说得那么残忍。一方面，他知道超远的毛病，怕他乱花钱；但另一方面，他也挺关心超远的生活，希望帮他过得好一点。超远不理解他的一番好意，反而和他嚷嚷，他才打了超远一巴掌。

我们在葛曼的故事（参见4.1）里已经看到，边缘人虽然社会地位很低，遭受歧视，但他们并不是没有常人的情感。葛曼虽然是个“小姐”，人们不把她当正常人看，但她因为遭到人们的歧视，无法与石磊结婚，还是会受到伤害。而超远的表哥在谈到求美为什么自杀时评论说：“坏人也有尊严呀。”不仅坏人有尊严，傻子和疯子也有尊严。他们自杀，就是因为他们希望被当做正常人看待。换言之，导致他们自杀的，是关于人格的一个悖谬。要求被当正常人看待，是一个最基本的心理要求；不被当正常人看待，当然会让人感到委屈；但从当地社会的角度来看，人格却是有条件的，只有结了婚，有正常家庭，过正常日子的人，才算得上完整意义的人。

我们可以通过四荒的故事来进一步看这个悖谬。我在6.1已经谈到，武都有个人在介绍了几个自杀个案之后，几乎忘了他的亲弟弟就是自杀而死的。他的弟弟就是四荒，患有精神分裂症，于1990年自杀。

我所采访的，是四荒的三哥。他的大哥也有很严重的精神病，在四荒死之前几年失踪了。他三哥，也就是我采访的那个哥哥，有个儿子患有很严重的抑郁症，被他父亲锁在家里。因此，他的家庭也是有精神病史的。

四荒年轻的时候并没有任何患病的迹象，因而也结了婚。在18岁他参了军。他是在部队里的时候犯的病，犯病后被送回了武都。他哥哥这样讲他的状况：“一般情况下，人们看不出来他疯。他能在地里干活，就是干得不忒好。他隔一段会犯一回病，就在街上来回走，念念叨叨的，总是叉着两只胳膊，低着个头子。一般是在春天，他容易犯病。”

因为四荒的这个病，他媳妇经常抱怨。一个村民说：“他要是早就犯病，也就不可能结婚了。他老早就结了婚，生了俩闺女，这才去参军。他从部队上回来以后，又生了个儿子，现在有18岁了。四荒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干得不好，他媳妇老唠叨。有一天，他们又在地里一块干活，他媳妇又嫌他干活笨，说得挺厉害。四荒受不了了，回家就喝药死了。”

表面上看，四荒自杀的原因是和他妻子的争吵，而这也和我们看到的很多典型自杀没多大区别。他的自杀，应该就是对他妻子的责备的反抗。当然，他妻子也总是抱怨不公。人们说：“她没想到自个的男的会变成这样。跟这么个疯子怎么过日子呢？”我们在超远的故事里已经看到，超远的姥爷就是因为娶了个傻媳妇而开始靠人的，他父亲也因为媳妇傻，不好好过日子了。四荒的妻子也应该和他们一样，感到了挫败和命运的耍弄。当然，有精神病的人没有主动做什么对不起自己的亲人的事，他们似乎对这种不公无法负责。但那些与精神病人结了婚的人，又该向谁抱怨自己的委屈呢？

一个村民告诉我：“在四荒死后，他二哥就老是帮着四荒的媳妇干活。他60多岁了，是个老光棍。按照风俗，哥哥的媳妇要是守了寡，可以嫁给她小叔子，但一般不能嫁给大伯子。所以，这个女的就没嫁给四荒的二哥，可是老跟他一块干活，就跟两口子似的。四荒的儿子特别不高兴，觉着他娘不该这么做。”

但另一个村民告诉我，四荒的媳妇不是在四荒死后才和他二哥那么好的。早在四荒活着的时候，他就怀疑他二哥和他媳妇靠着：“四荒还没死的时候，就老说他媳妇和他二哥靠着，常为这个嚷嚷。有一回，他跑到他二哥院里去，砍了他二哥一菜刀。他二哥伤得可不轻，流了一地的血。”有人把四荒这次行凶当做他的疾病的一个表现。四荒的一个女邻居对我说：“他忒多疑了。有一回他跟我说：‘你知道她嫁给谁了吗？’我知道他是说他媳妇呢，就说：‘她嫁的是你。’‘不对，’他特别认真地跟我说，‘她嫁给你了。’也许得这病的人都这么着吧？俺一个亲戚也常这么说话。”

村民们不能确证，四荒的媳妇在他活着的时候是不是就和他二哥靠着了，但他们都知道四荒经常这么怀疑，而且在四荒死后，两个人的关系差不多公开了。他们解释说：“四荒是个疯子，也不能干活，他媳妇干不完地里那活。当然这个哥就帮帮她了。”不管这个怀疑是不是对的，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四荒的疑心也是他与妻子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

四荒和超远不同，是在结婚生子之后才变得不正常的。于是，他和他妻子都觉得自己很委屈。人们谈起这个案子来，有时候对四荒同情多些，有时候对他妻子同情多些。一方面，他妻子无辜地与一个疯子过日子，当然是不公；但另一方面，要把四荒完全不当正常人看，不仅让他妻子可以随意指责他，而且还自由地去和别人好，也是不公平的。两个人似乎都有一些道德资本。人们可以理解，四荒的自杀，是对他妻子的一种反抗；而另一方面，因为他是个疯子，他们又认为这样一个疯子不会过日子的基本技能，是没资格反抗的。虽然很多人还是对他颇为同情，但即使他三哥也不把他的死当成典型的自杀。

6.4　综论

本章是我们讨论人格问题的第一章。我们首先从边缘人谈起，通过他们尝试理解自杀与精神疾病之间的关系，并由此进入对人格的思考。

在中国自杀状况的相关统计数字出来之后，颇有人认为，中国自杀者当中之所以没有那么多精神病患者，是因为中国人不愿意看心理医生或是缺乏医学知识，其实有很多精神病患者并没有统计进来。但我们在这一章看到，农民们并不像学者们想象得那样无知。根本原因，还在于背后的文化观念。

一个受现代精神医学影响太深的人或许很难接受我们所说的，精神病人的自杀不被当成自杀这种讲法。但这并不是只有当代中国才有的现象。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谈到过，在英国现代早期，虽然法律规定要惩罚自杀者的尸体，但因精神病自杀的人是例外。可见，即使在欧洲，有精神疾病的自杀也曾被当成非常典型的自杀。当然，精神病患者的自杀被排除在外的原因是不一样的。在现代早期的英国，精神病患者的自杀被认为是无意识的，因而不算犯罪；而在当代中国，精神病患者的自杀之所以不被当做典型的，是因为他们不被当成正常的人。

只有身心正常，能过正常日子的人，才有资格自杀。根本问题，还在于如何理解人性。在16世纪的英国，自我保存被当做基本人性，有意违背这一人性的，就是违背了自然法；但无意杀死自己的，并没有违背自然法的目的，所以是无罪的。而中国人并不从这个角度理解人性。在他们看来，只有有能力并认真过日子的人，才是正常人。这种正常人的一个特点就在于，他们会处在复杂的家庭政治中，有可能用自杀来面对家中的权力游戏。而精神病患者没有这个可能。

疯子、傻子、“小姐”、乞丐、光棍等都被认为没有完整的人格，因而被排除出了正常人的社会群体之外。人们认为，他们的自杀不算自杀。不仅那些确实因为精神疾病引起的自杀不算自杀，而且这些边缘人因为家庭原因的自杀，也被认为不算典型的自杀。这一现象呼应了我们在本书第二章所谈到的，对人格的社会性理解，即：一个正常人，首先是能正常过日子的人，也就是能建立和管理自己的家庭的人。像康娱这样的人虽然还是不认真过日子（参见4.2），但他毕竟是个正常人，有一个自己的家庭。人们只能从道德上批评他不过日子，却不能像对待疯子、傻子那样欺负他。

边缘人被排除于正常人之外，不能过正常日子，因而就没有资格自杀。由此可以反观自杀的意义。虽然我并不同意把中国文化中的自杀简单说成积极的讲法（这是典型的以基督教文明的标准来衡量中国文化），但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自杀毕竟是悲剧，却不是人人都有资格去演的悲剧，而是只有过正常日子的人才配演的悲剧。我们在第二部分所描述的几个自杀个案，除了葛曼的之外，都是典型的自杀。那些自杀者的生活虽然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他们过的日子都是正常人的日子。他们能够自杀，能够因为自己的委屈和反抗得到人们的批评或同情，已经使他们同不配自杀的疯子区别了开来。在孟陬人的理解中，自杀是正常人的一种特权，因为自杀往往包含着对人格价值的正面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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