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志忠戴的手表（晚潮黄仕忠上学时）

□黄仕忠

1979年4月14日凌晨五点左右，杭州大学中文系78级两个班102名同学，一起踏上了前往绍兴的旅程，奔赴鲁迅故里，参观这位伟大作家的纪念馆，游览绍兴这座历史名城，亲历这文学史上名家云集之地。

然而，43年后，大家回首往事，居然记不得是在哪一时刻离开杭州、到达绍兴的。哪怕有当事人的日记，也是歧见迭出。

马华说：5：10到达绍兴；沈澜和文庆说：六点半到达绍兴；扣林说：七点到达绍兴（招待所）。晓芳说：3：40起床，五点半离开杭州，约两个小时到绍兴；建新说：五点离开杭州……

都是当时记下的日记呵，咋会这样呢？难道说，他们的手表走的不是同一个时区的时间？

对此，黄仕忠在《1979：鲁迅故里参观记》一文中，以“同情之理解”和“理解之同情”的口吻，叙述道：“那时候大多数同学都没有手表……”

结果，不仅时间问题未能解决，而且又引出了新的问题。

杜文庆同学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赴绍时，大多数同学都没手表？这个恐怕不太准确。——俺家庭条件算差的吧，入学之后两个月就戴上了，用的是俺参加高考前做浙东纤夫时的积蓄。[捂脸]。”文庆生长于曹娥江畔，高中毕业后，有几年跟着哥哥拉纤行船于江中，自称“浙东纤夫”。

他仿佛穿越时空，看了一眼他入学时戴的那块表：“抵绍时间应为6时半，无误。”并且下了断语：“马华说的时间，应为从杭州出发的时间。”

仕忠举了下手，弱弱地说：“俺没有手表。……”又心虚地表示：“俺以为别人会和我一样，——谁知道文庆就和我不一样。[尴尬][尴尬]。”那语气，似乎是祥林嫂在说：“我不知道冬天会有狼的……”

文庆用力挥了一下大手：“都第二个学期了，相信大多数同学都有手表！！”

任平见仕忠脸色不好，赶出来打了个圆场：“ 写作辛苦，很周到了。具体参观什么，什么感受，一一略去，符合‘写点生活’的主旨。高。[强][愉快]。”

见仕忠还是没有回过神来，任平又道：“用‘写点生活’的想法去写史，是一大成功。由此，细节，情愫，才一一呈现。[强]。”

文庆嘴上说：“嗯，够辛苦的。”却又一转：“但仕忠兄乐在其中，也就不觉得苦了。”

见状，一众同学齐声安慰：

凌凌：@黄仕忠，收集资料，起草，再收集资料，再补充，再……欢乐诙谐的回忆录中流淌着你的辛苦你的严谨与执着，谢谢谢谢。

卓娅：@黄仕忠，收集资料，起草，再收集资料，再补充，再……欢乐诙谐的回忆录中流淌着你的辛苦你的严谨与执着，谢谢谢谢。

延荣：@黄仕忠，收集资料，起草，再收集资料，再补充，再……欢乐诙谐的回忆录中流淌着你的辛苦你的严谨与执着，谢谢谢谢。

卫东：@黄仕忠，收集资料，起草，再收集资料，再补充，再……欢乐诙谐的回忆录中流淌着你的辛苦你的严谨与执着，谢谢谢谢。[鼓掌][鼓掌][鼓掌][鼓掌]，[抱拳][抱拳][抱拳][抱拳]。

青稚：@黄仕忠，收集资料，起草，再收集资料，再补充，再……欢乐诙谐的回忆录中流淌着你的辛苦你的严谨与执着，谢谢谢谢。[抱拳][抱拳][抱拳]。

诗序：@黄仕忠，收集资料，起草，再收集资料，再补充，再……欢乐诙谐的回忆录中流淌着你的辛苦你的严谨与执着，谢谢谢谢。[抱拳][抱拳][抱拳]。——不过，你寃枉我了。[偷笑][偷笑]。（老樊安慰之余，忍不住夹了点私货，那是另外的故事，按下不表）

吴朝骞也进来为室友鼓劲：@黄仕忠，回忆不易，记录不易，整理不易！感谢仕忠！[强][强][强]。

陈家建新根本没注意到仕忠脸色都发白了，依然秉持真理越辩越明的原则，连珠一串，共发三问：“就是你这篇文章，没有讨论，到底几点出发，能确认吗？住在一招、二招，不也是讨论后有结论吗？？写回忆，其实和你做学问一样，反复推详，才能找到相对好的结论！！！”

诗序鼓掌道：“这三问很精彩。特别传神。[强][强][强]。”令仕忠更是语塞。

二班班长张扣林忽然发现，其实不仅仕忠的写作被质疑，连他公布的日记也被挑战了，于是站出来掷地有声地道：“@江湖生-陈家建新 你不信我写的出发时间，可以去查79年473次列车的时刻表！！”

二班团支书陈建新只好细心解释：“我质疑的是马华说的5点10分到绍兴。你和沈澜以及后来的老杜、晓芳也都是这个说法。现在就以大家的说法为准了。否则，都是原话要尊重，这篇回忆就会留下两个出发时间和到达时间。老杜说的二招也一样，现在多数人认为是一招，他坚持二招，史录当然以多数人意见为准。当然他个人可以保留意见。但我说的是，这类细节，必须先有质疑，展开讨论，才能找到相对准确的结论。这就是我开始质疑的价值。”

说到这里，建新略略提高了嗓门：“[你们]讲错了！你们多人都是说5点10分从杭州出发。我昨天找到我的日记，上面写着：5点从杭州出发！”

文庆笑道：“马华当年一个笔误，竟带来如今这么多口舌。马华应当请客了，负荆请罪。早知道眼下这帮老头老太（包括俺）这么认真，久追不舍，当年俺真的应当记全一点。[偷笑]。 ”

就在他们争论不停之际，黄仕忠的学生廖智敏同学，见老师之被质疑，心中不忍，便用老师所教的文献检索手段，费时费力，从各种途径检索《全国铁路旅客列车时刻表》，最后找到1978年8月1日起实行的杭甬线的时刻表（80年才再次调整，故必为79年所用），发现一大早从杭州开往绍兴的火车有2班。其中473次列车，5：02从杭州出发，6：33到达绍兴。

这么说来，出发时间，建新对的；到达时间，沈澜、文庆对的。

但文献学原则告诉我们，不能只看字面。那时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这样的口号十分流行。小平同志好不容易才让大家放下“姓社”还是“姓资”的执念，提出了著名的“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捉得住老鼠就是好猫”，但在当时还没有能产生明显的效果，所以火车晚点乃是平常现象。那么，晚二十分出发，晓芳便是对的；又晚了半个小时到达，扣林也没有错。

甚至马华的记录也是可以相信的。他的原始纪录是：“晨5：10分车到绍兴”，仕忠编辑成文时，转儿子一观，其子谓“分”字衍，遂删。如今从文献校勘角度来看，将“分”字校改为“发”字，订正作“晨5：10发车到绍兴”，便豁然贯通了。

因此，所有的日记，乃当日/当时所记，都是真实的历史文献，就看您懂不懂得解读啦。

郑广宣踱着方步进来，慢条斯理地说：“对于历史，能精确当然精确好，精确不了也可以模糊一点。——比如某年日月，一大早到绍兴，参观……待有精确记录者拿出实物，如车票之类，一切就迎刃而解了。——至于日记，总是有区别的。各人的着眼点不一样，再说还有事后补记的。”

一班团支书吕立汉倒是随性：“知道年月日，就够精准啦。”

入学当年还没有“选举权”的沈卫东小同学顺竿说：“嗯，一大早，比五点、六点好。[强][强]。”

做了整整二十年组织人事工作的文庆同学，特别强调“需要严谨，由不得一点疏忽和浮夸”，他说：“不管咋样，不管黄长江如何伟大，他的‘大多数同学没戴手表’一说不成立。严谨如黄长江者，也有拍脑门主观臆断的时候。[偷笑]。”

仕忠曾侥幸获聘“长江学者”，现在岭南的中山大学任教，同学有此戏称，亦戏称作“南长江”。

建新道：“当然，写回忆，也允许有一定的文学想象。大家没手表，才更能证明‘四人帮’的可恶。”他后半句话，戏用了那个时代特有的话语逻辑，以作调笑，但前半句，却不经意中又捅了一刀：既属“一定的文学想像”，便非以证据说话，让以文献考据为职业的仕忠老弟躺了枪。

立汉支持文庆之说：“是的，入学时，基本都戴手表了。我们五组男生寝室，问问贺龙、志熙就行了（他们两人可能没有），其他5人笃定都戴手表。”

文庆说：“应该倒过来说：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都戴手表。——尤其是到了第二学期。”

立汉说：“77年缙云中学分配到1张上海牌手表票，申请的老师很多，最后把这手表票给了我。理由是我还没有手表，上课时间难以掌握。”立汉做过多年中学老师，他这话说得充满着自豪。

建新偷笑：“估计你当年经常迟到。”

立汉说：“迟到是不会的，有上课铃声。拖堂是常有的事，——没手表上课，内容安排总没那么精准。”

应沪晨小兄弟悄悄地冒出头来，声援着仕忠兄：“我前两年都没表，是大三才戴的。对父亲说是因选修课得自己掌握时间了，父亲就摘下了他的旧手表。记得有一次，旭东、迎丰和我从湖滨要往保俶路那边的电影院去，向一行人先问路，那行人热情地给我们指了路；然后我们又问走过去大概有多少远，那人还是热情地回答了；我们再问他现在几点了，他的脸色有些阴沉了，看了看表，说了个时间。我们觉得自己好过分了，落荒而逃。”

小应又补充说：“那次出去，就是因为三人都没有手表，又是掐着时间点去看电影。可那人哪里知道我们三个穷学生居然都没有手表。可能他还以为我们另有所图呢，——因此就尴尬了。”

诗序也过来帮了仕忠老弟一把：“是不是大多数，真的该统计一下。进校时我都没有手表。——我可是工作过的！”

立汉则仍在显摆他的新手表：“当时上海牌手表的价位是125元。民办教师月工资24元，够呛的。”整个缙云买表的“指标”就这一张，哥可是出得起大价钱的人：“缙云中学食堂一份红烧肉是一毛二，到杭大红烧肉菜底，一毛八，觉得太贵了，但也得买。——志熙兄说我奢侈。[偷笑]。”一副“哥也是奢侈过”的样子。

大二时（1979），这汉子站立在初阳台上 手表、白牙与阳光共耀。

任平说：“上海表戴了很多年，换表时可以旧换新，但我还去赎回来了。因为那是我下乡当工人的记录。”看来平哥那时也是不赖的。

诗序说：“我的第一块表是朋友送的，18块钱，柳市买的走私电子表。上学后的第一个寒假得到的。”

立汉如阿Q般乜了诗序小D一眼：“你连穿的都是朋友送的，是不是？”

诗序一看苗头不对，赶紧作小D状：“缙中食堂真是好！我们厂食堂，一小碗红烧肉要2毛5。”

立汉“哼”了一声，说：“那时有电子表？”

小D诗序：“柳市买的。那时不仅有电子表，还有盒式录音机。有次我去美院看管建新，聊天间，他说全山石家的录音机磁带是方的。当时我实在想不通：方的话，怎么保证磁带走速均匀呢？后来见到菲力浦砖头机才明白。[呲牙]。”

大家都不知道“柳市”是什么地方，为什么诗序笃定那里在那时就有电子表了呢？为了避免被讥笑孤陋寡闻，暂时没有人追问。

倒是诗序自己作了解释：“我记错了，就是黄华买的。[尴尬]。当时的电子表都是数字显示。我朋友跟我绘声绘色地说当地的盛况。”

建新问：“老樊的收录机也是柳市买的？”

诗序答：“也是那边。据说当时最多的就是收录机，手表，打火机，雨伞，摩托车。”

那地方属乐清县，是钱志熙的老家，志熙答疑：“黄华当时属柳市区，海边。那里走私货很盛。”

诗序：“我没去过，听说后来白象也有了。再后来台州沿海一带也有了。”

周羽强进来，补充说：“上大学时，广州、福建沿海地区有走私的各种手表出现在黑市场，亚敏的弟弟（象山县渔业机械厂的电工）给了我一块全自动的走私表，相当美观大气上档次，真是满心的欢喜，但因为是走私品而不敢炫耀。之后在国家打击走私的形势下，我摘下这块表，藏匿在抽屉深处。后经多次搬家，已不知下落。”

羽强当时是一班班长，陈亚敏同学是班副，待他们结婚后，才在家里把这种“正副关系”重新作了调整，和谐地保持了四十余年。

羽强又说：“其实上大学时对手表并没有多大眼馋，羡慕的是个别同学有盒式录放音机。我视那物为学外语的神器，想拥有却终不得。大学的各门考试我几乎都是优秀，唯有英语nogood，也许和没有听读工具有关。[憨笑][憨笑][憨笑]。”

文庆看他们岔远了，努力校正方向，继续他的问题：“刚刚立汉兄说了，入学后，同寝室除了北长江和许帅，确定都有手表。他们两位需要本人确认。当然，一个寝室不代表全体，但作为抽样调查，也许大部分都戴是事实。”

他说的“北长江”，是钱志熙同学。志熙在北京大学任教，获长江学者称号，故同学有此戏称。“许帅”则是许贺龙同学；贺龙是十大元帅之一，则许老弟自是“许 帅”了。

许帅自己出来解释道：“入学时我也戴手表了。我在供销社当柜员的伯父说：上大学了没有手表不行。他把原本为我堂妹买的手表先借给了我用。”

立汉道：“这叫撑门面。你是许氏家族的荣耀！伯父才会这么做的。[偷笑]。”

贺龙说：“没错，他认为我光宗耀祖了，知道我家买不起，所以主动借表给我。[偷笑]。”

诗序叹了口气：“连‘龙’都带手表了，看来我真属于少数。”他对吕立汉说：“衣服都是自己买的。那次失窃，充门面的两套衣服被偷。朋友们闻讯纷纷解囊相助，一下子收到一百多，因祸得福。[呲牙]。”“失窃”？看来另有故事呵。

文庆点评道：“看来一班比二班富，或者比二班爱面子。——尽管打篮球几乎每次都被二班打得找不到北。”

立汉不愿意了，他马上举证一班也有强项：“排球好像一班厉害。排球有小军、诗序两员大将。”

诗序自己却出来拆台：“排球也不见得。”

阿东顿即@樊诗序，怒斥：“失败主义！[发怒]。”

文庆倒是说得老实：“排球，俺不太了解。当年俺是一班篮球队的主力队员之一。”原来他重点是在后半句，“主力队员”呵！

卫东道：“打篮球不行，主要是二班有卧底。”但阿东不肯说出卧底是谁。

立汉自言自语地继续寻找一班的优势项目：“乒乓球，感觉也是二班的厉害，——杨晨好像是最厉害的。当年一、二班有没有过拔河比赛？”

但没人能够回答，看来一班的体育真不如二班。——可能是因为二班有黄仕忠那傻大个。

凌凌将语话重新引回到手表，说道：“女生好像都带手表的。准确点：女生绝大部分都戴手表的。[偷笑]。”

朱晓萍却说：“我就没有表，有钟。就是那种可以随身携带有盖子的小闹钟。”当然，她没有表，并不能否定“绝大部分是有的”。

陈建华深有感触：“戴手表、穿皮鞋是那个年代身份的象征。我的皮鞋是到杭州后，上街买的，好像是黑色的猪皮鞋，——那时居然有猪皮鞋！——四元一双，皮质较软。手表是戴着进校的，南京产的钟山牌，30元一块。此手表是做木工的舅舅的，木工做一天，工钱一元六角，以此衡量，此表价格也不菲。外甥中大奖一般考上大学，舅舅一高兴，就把刚买不久的新手表脱下来给了我：‘你拿去，先戴着，读大学需要。’就是这只钟山表，记录了大学起始的分分秒秒。大概过了一年，父亲助我买了新手表，才把此表还给舅舅。”

诗序说：“那时鞋店门口经常可见简洁广告：女猪XX，男牛XX。[偷笑]。”

文庆道：“就俺来说，皮鞋和手表是一起‘打包’的。78年11月份或12月份，从俺自己的积蓄中列支。手表也是上海‘钻石’牌，请上海的亲戚想办法买来。”

立汉问：“你读大学前干嘛的？”

文庆有些小得意：“浙东纤夫呀，水上流民。”

仕忠揭了老底：“他家就是小商人出身，难怪那时就去水上‘挖社会主义的墙脚’了。我还在挖番薯，他已经去投机倒把了。”

杜文庆：“78年正月，兄弟分家。这样，春节后去搞副业（自注：用现时的说法即打工）的收入，俺能分到一半。一直至当年4月26日登岸，准备复习迎考为止。[微笑]。合法职业，合法收入噢。部分收入要缴队的。[笑脸]。——说俺家小商人，也有道理。‘解放’前，俺家是开厂的。[捂脸]。”

仕忠：“那是公社没来查你们。一查一个准。哪来‘副业’？明明是‘投机倒把’，是‘资本主义尾巴’，应该割掉！！[拳头][拳头]。”

董小军同学闻言叹息道：“ 浙东纤夫收入不错，毕竟是大锅资本主义的发源地，估计浙南樵夫们同样辛苦，但所获要少很多吧。”

广宣是有故事的人。他在1969年12月参军，1977年3月复员，一年后考上大学。他把大家拉回正题，分享了他的手表故事：

我的手表故事分两段，一是戴表，一是买表。

戴表是在1973年。那年从部队回家探亲，一怕赶车、转车时间上不好掌握，二则是手腕上有一块表，回家也可以适当显摆。于是跟战友借了一块钟山表，探亲时戴上，也确实被乡下发小高看一眼。

买表则是在1976年。部队移防到青铜峡后，当时是不是凭票记不得了，先去商店看了，表没买到，倒是先买了表带。这估计也是绝无仅有的买表模式。第二次才买到一块表，本来是想买上海牌的，可能是上海牌要票，我们部队的没有票，即使有票也轮不到我们，所以买的是东风牌的。

当时上海除了上海牌，还有钻石牌和宝石花牌，上海牌120元，钻石牌好像是100元，宝石花牌似乎是85元；天津则只有东风一款，120元；南京除了钟山牌30元，还有紫金山26元，便宜，但不好买。

上学时我戴的当然是东风手表。买这东风牌手表时，我当兵是第7年，每月津贴26元，所以还是需要近半年的津贴才能把表收入囊中。这块表的遗体还在（见图）。

董小军：东风表不错。只是……长针和短针都停留在2，还有一枚针停留在5，怎么读？250？[偷笑]

听了广宣的故事，董春晓道，“也说说俺买手表的故事”。

上大学时，我没有表。这表，是入学第二年初买的。

这块钻石牌手表，是上海手表四厂出品的，一直戴了八年，好像直到1987年，去厦门开一个中专语文课教学探讨会，逛街时，被一个手表贩子拦住买了一块电子表后，才戴得少了。现在细看一下，可以发现它的表盘已经错位了将近九十度，跟上弦钮几乎重合了，一个表带连接轴掰弯了，另一个不见了。如此重度使用后才废弃，可见那个时代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程度了，而买表的过程也因此记忆犹新。

大概是到入学后第二学期吧，看到很多同学都有手表，并能更方便掌握时间，于是就动了买表的念头。到杭州“解百”手表专柜去看了几次，感觉钻石牌这块表不错，是上海货，17钻，设计也简洁大方，有现代感，就决定买下。80元，虽然不算太高，但我手上一时没有那么多钱，我存下的只有乡下时父亲给的生活费50元，只好再等待时机。不久，父亲又给了一笔生活费50元，钱一下就够了，于是马上去买来。戴在手上，感觉很不错，头几个晚上，睡觉时还放在枕头下，能清晰听到手表嚓嚓嚓的走时声，心里确实蛮美。

七组去关祥家，春晓（左一）笑得最开心 原来是手腕上戴了一只心爱的钻石牌手表。

后来第三学期，一次回家时，手表被父亲看到了，他神情有点不悦地说：“你买手表啦？”我无言以对，毕竟没有请示过他。

作为老干部、南下军人，他对子女一向要求严格，中学时打补丁的衣服，我们穿破了好几套。可能他觉得他当兵好多年才买了手表，你小子当个大学生了不起啦？才读了一年多书就学会享受了，搞小资产阶级那一套，太没有革命传统精神了。——我揣摹着父亲的心思，只能沉默。

如今人们的生活和思想，对比当时，真的隔世了。

春晓用低沉的嗓音，讲述完这个故事，语气颇有些沉重。

建新见状，岔开话，回到正题：“其实1978年，戴手表已经很普遍，所以老杜的说法是对的。我们这个‘联合国’寝室，除了仕忠外，都有手表。包括后来调整后的宝康、马华、建中都有。我们原来的小炯、国华、老马、老杜和我也有。阿东有手表，他起床时看表的姿势我有印象。春晓有没有，没印象了。一般说，手表的来源，很多工作过的同学都是用自己的工资买的，而农村同学，家境好一点，孩子考上了大学，又离家这么远，都会想方设法买一只。结论是：多数同学有手表。”

建新又说：“像郑鸣这样带家传自鸣钟上学的很少见，不知是否还在，可以送入博物馆了。[偷笑]。我也是上海表，120元的，工作第二年买的。那时候要票证才能购买。不知立汉的上海牌为何要125元？难道从杭州运过去要五元运费？”建新的微信名“江湖生”，1971年12月参加工作，这句“我也是上海表”，充满了自豪。

诗序击节道：“不愧生于江湖，记得精准。当时定价是全国统一的。产地便宜一元。上海牌，丽水也是120元。”他终于找到机会，补刀讥讽那个说“定价是125元”的家伙了。

广宣插科打诨：“5元是表带。[呲牙]。”

建新：“表带附送的哦。”

广宣：“ 别想得那么美！[偷笑]。”

说到好表，建新就活跃起来了。他入学前是杭州制氧机厂的工人，那个年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一当工人，就进入时代潮流，社会已经给设定：两年买手表，两年或三年买自行车。买手表，最流行的要买进口表，什么梅花、罗马、英纳克，价格都在200元上下。本来打算多积蓄钱去购买，突然买手表要凭票了，进口表的票还搞不到。所以退而求其次，买了上海表。这表价，是几年里酝酿在心中的。[偷笑]。”

朝骞在温州城里出生成长，对表也不陌生：“ 梅花表（好像是瑞士表）价格180元，我家里买过。记得我大哥结婚时（大概1972、73年），我在温州五马街百货商店排了一整夜的队，第二天一早，我家里人带钱买到。记得很清楚，是裸表，没有表带。”

建新叹气道：“外国人小气啊，连表带都不附送。[偷笑]。咱现在连表哥都送。——好像从1974年初开始，突然买手表要凭票了，把我们这帮青工气得要命。”

立汉插了另一则趣事：一老农进城买闹钟，他看中了一款，便开始讨价还价，指着橱柜里的手表说：“这小的能否送我一个？”

这时，钱志熙也上线来了，为仕忠作了声援：“刚入学时，没有，第二年或第三年买的。瓯江口有一个‘黄华山外’的海面，大批走私船，批发走私表。因而温州一带市面充斥走私表，也让手表真正‘普及’。[呲牙]。我父亲买了两只，我和正在读高中的弟弟各一只。我的贵些，和老樊的同一种。——老樊怎么买到柳市走私表呢？是通过叶葳吗？ ”

叶葳是温州人，对此道尤其精通；志熙的弟弟后来考入杭大物理系，仕忠曾教过他们大学语文。

文庆以早就拥有手表者的身份，拍拍志熙的肩膀，表示慰问：“北长江戴表有点晚。——不过，赴绍时大部分同学戴上了，是成立的。”

郑鸣对仕忠说：“哎，你这么认真的考证啊！”为了表示支持，他补充了一些重要信息：“上大学有没有表，确实忘了，但老樊有一次说，我们寝室（抑或四组）是‘光腕党’，可见大多数人没有表。但依稀觉得任平、陈叶葳、倪建平、李瑜、郑广宣有表。”

看到大家都谈得差不多了，文庆清了下嗓子，总结道：“大家由出发和到达的时间，不知不觉地聊到了手表。再深入下去，南长江又可以凑成一篇当年大学生买手表的故事了。[笑脸]。”

见南长江半天没有吱声，文庆又说：“看来黄长江今天有点忙，或者中午又喝革命小酒了。”

他不知道黄仕忠从中午就开始写上大学戴手表的故事了。只是才写得一半，上课时间就到了，只好中断，匆匆赶去上课。待上课回来，又继续连缀成文，到现在，时间已经过了晚上七点半，都还没吃上晚饭，更不要说是“革命小酒”了。

同时，面对老杜严肃的质问，十分紧张，担心自己的职业操守一旦受到质疑，会影响到在本单位的奖金发放，所以午饭时就赶紧给《钱江晚报》的编辑发了

“我极其认真的同学都这么说了，请您务必帮我将‘大部分同学没有手表’，改成‘有的同学没有手表’。切切！！”

编辑其实是杭大中文系80级的学弟，很是通情达理，立即回复：“好！”见仕忠学兄那般紧张，便宽解道：“说明大家看得极认真，当作文献学研讨了。”

——喂，各位老同学，如果你看到了这里，也请说一说你的手表故事：在上学时，你戴上手表了吗？如果有，什么时候有的，谁给的，有故事吗？

仕忠给有微信联系的同学发放了以上问卷，有回，有不回。

收到的答复，可以分为三类：没有，有的，不记得。

第一组，没有。

十组合影，前排里，王海波（左二）亮出手表 王延荣（左一）瞟来眼神：“没有。一直没有。”

徐小洪：哦，我没有啊。

王延荣：没有。一直没有。

胡志毅：没有。什么时候有，忘了！

陶棣华：没有。大三时才有手表。

吴土法：上学时我没有手表，到大三时才有手表。

赵建中：印象中其时还没有带上手表。

冯迎丰：呵呵，上学的时候没有，后来有了手表。

七组合影，左三施建华，把表亮在学明肩头 右一黄仕忠，亮出的只有白袖子。

吴存存：我进大学时没手表。第一学期放假回家时，我父亲把自己手上戴的表给了我，我不要，他坚持要给。我大学期间一直戴父亲的男式表。虽是温州人，我是毕业后才戴上了女式小巧的电子表。

方元：我上大学才15周岁，还是现在学生上初中的年龄，肯定没有戴手表，也没有想到要戴手表。我记得是大学毕业工作了才戴的手表。这几天看你们在回忆大学生活，感觉很温馨。

陈晓明：没有。[呲牙]。我这个人不爱戴表，记忆中只有一块钟山牌手表，是我大学毕业时娘给的，是块旧表。带了几时，没印象了。我这人对时间有一种比较准确的直觉，除了早上要赶早出差用闹钟外，平时一般不用看表。也许当时工作生活没有那么紧张，没表也不误事。至于后来有了bb机手机，手表更是没有啥用了。[呲牙]

朱承君：第一次离开宁波，第一次坐火车，没穿过皮鞋，没带过手表。好像是第四年才有，具体都忘了。都是寒门啊。[呲牙]。——我有点记起来了，好像是第四年拿什么东西换了一块旧表。当时二楼楼梯口有块黑板，上面常有二手货转让信息。

郑鸣：没有。我带了自鸣钟上学的。[拳头]。家中祖传。

韩兆铭：我好像是临毕业有手表，是日本的双狮牌机械自动表，当时应该属于比较高级的了。我现在带的是瑞士的梅花牌机械自动表，应该属于一般般了，生活水平降低了。（这叫低调的炫耀吧。[偷笑]）

陈晓明：人的记忆是不太可靠的，除非是刻骨铭心的事。记忆中，读大学时是没有手表的，但当年赶火车是怎么掌握时间的？也真说不清。

第二组，有的。故事很多。

◎有的是从父亲手上直接摘下的。

宣传中：有一块钟山牌的旧手表，是我老爸从他自己手上摘下来的最值钱的宝物。

沈小杭：我当时有一只与陈建华一样的钟山牌手表，大小介于寻常闹钟与手表之间。是我父亲从自己手上摘下来，当场给我戴上的。永生难忘。

蒋幸达：有的。不是新的，从父亲手上摘走的。我们农村孩子考上大学，是大喜事，不是我主动要的，是父亲心甘情愿给的。当时年纪小，但要面子，当然很开心，哪会想父亲没表怎么办。父母都是上班族，他们再买呗，无非当时要票，好的牌子一时买不到。父亲是供销社的，多少有点儿办法。——现在自己为人父，想想有点心酸，那时候确实不懂事，读书时花钱也不节省，老向家里要钱。实际上父母工资也都不高。我参加工作时的定级工资，就和父亲当时的工资差不多了。

庄未央：有的。上大学时，父亲给的。现在还记得，去杭州的前一夜，父亲从手腕摘下他的表，套到我手腕上，人瘦，皮表带上洞扣不足，父亲找来钉子和榔头敲出几个洞。瑞士产的梅花表，女表。不知家父为何会戴一块女表，那时没想过，现在想问，也无处可问了。到学校后，没时间观念的我，手表，其实是可有可无的，放假回家后，就把表还给父亲了。

林菊芬（柔吟）：我的第一块表，父亲买的，上海牌。也可能是工作后给的，没印象了。

魏丁：有个旧的手表，我当知青时戴的，上海牌。我爸给的。他戴了十年，给我了。上海牌的手表，应该要100多块钱（据查为120元）。

魏丁（右）：父亲给的表很亮 林晨腕上，那表也是闪闪发光。

◎有的是母亲给的。

董平：我入学时是有个上海表的。离开老家到杭州报到前，我母亲从手上摘下手表，跟我说：“这个表你戴着，大学里上课需要看时间，用得着。”

其实我母亲是教书的，办公室里墙上有挂钟，上下班有值日老师当当当地敲钟，没有手表不一定影响母亲的日常工作，但直至今日，她当时摘下手表的那个瞬间，竟依然历历在目……

沈卫东：妈妈给的。上大学时没有手表，妈妈就把她自己戴的一块表给我用。后来大哥来杭州看我，说家里给了他两百块钱，让他买一块好一点的手表，估计是相对象时撑门面用的。我还陪他去解放路的商店去看表，买了以后，就把他手上戴的表给了我，这也是老爹原来的表给他用的。后来我就把老妈的表还给她了。

金红：我第一次戴的手表，也是从妈妈手腕上摘下来的，女式上海牌。那年我16岁，高中毕业后在家待业，要去县城一家小学代课，母亲就把她自己一直在用的手表给了我。几个月后，我代课结束，又还回她。77年我下乡期间，父亲给我买了第一块表，双菱牌。

◎有的是父母给的或长辈送的。

尚建：第一块表是我下乡时爸妈给买的。上海牌女式表，90元。

陈亚敏（羽强同学代答）：下乡时，有一块上海表，父母给的。因父母爱女心切，即使下乡当农民，也要尽量体面一点。

盛伯钧：有。我78年4月下乡插队，因所在生产大队地区偏辟，收到入学通知书，离报到日期没几天了，急急忙忙办理户口迁移等手续。离家前去报到的前一天吧，我姑姑给我送来一只上海牌手表，记得需120元钱。她与我父亲同在新建染织厂当工人，月工资才三十多元，独自一人带着一个十二岁的女儿生活。那时是一份重礼了。

吴朝骞：有。我第一只手表是考上大学，接到录取通知书时，我妈妈给我买的上海牌手表，用了100多元（好像是120元）。当时来说，上海牌手表是仅次于进口表的大牌表，对我家来说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记得我上学前在一个街办工厂呆了一年多，月工资18元，全数上交，约有200元存款，我妈就用这笔钱买了表。看了友情群，我肯定属有表人士。我现在也在想，温州当时电子表这么多这么便宜，我家为什么这么高消费呢？想不通。这只表跟了我很多年，工作期间一直在用。忘了什么时候下岗。

1979年夏天，七组去华关祥同学家，在木船上合影 春晓、朝骞、学明和菊芬手上的黑带白表，一眼可见。

虞卓娅：我入学时有手表，东风牌，母亲给买的。高中毕业几年后，我是县广播站记者，有天下班，我妈让大表哥陪我去买手表，他们事先已商量好的。我不同意，觉得当时家境不算好，虽然我的全部收入都上交给家里的。——但终究拗不过母亲的意思。买到手表后，心里挺激动的，晚上一个人把手表看了又看。这块表戴了好多年。

岑宝康：手表、皮鞋等都是家里出发时现买的。我只有姐弟俩，打小过得去。（仕忠：看来宝康真是宝宝，从小就被安排得妥妥的）

◎也有哥哥、姐姐（姐夫）给的。

蒋承勇：我有一个上海钻石牌手表，现在还在！我哥给的！77年下半年我考上民办教师时，我哥送我的。我哥其实是农民。

陈岩：大约大二时，哥哥给了只上海表。[憨笑]。所以，大一还没有呢。[呲牙]。

曹布拉：手表是有的，哥哥给的，计时用。我上大学时已经有了近十年的闯社会经历，已经没有了青春饰物的心理作用。

马时明：我姐给的。我上学时已有手表，什么牌子忘了。一年后我姐觉得我戴的表牌子不好，给我换了个上海牌手表，那时算是好表了。

董小军：我姐给的。我姐比我大四岁，1974年，17岁的姐姐离开县城，到国营慈溪庵东农场（现属宁波杭州湾新区）插队务农。相比于那些远赴黑龙江、吉林等遥远省份支边的知青，我姐还算幸运。因为庵东农场不仅离家不远，而且实行的是工资制，工资标准与一般企业相同，知青们则被称为农场职工。我姐插队一年多后向父母提出想买块手表。手表是稀罕物，很难买到，其中最吃香最流行的是上海牌手表，分全钢和半钢两种，前者售价120元，后者为80元。那时，我小叔正为宁波江北慈城镇的一家社队企业（乡镇企业的前身）跑采购，每年都去哈尔滨。或许是东北地区的生活比南方过得更为艰难，人们几无消费能力，手表、缝纫机之类的紧俏物资在当地竟然不凭票供应，如此，1975年春节前小叔顺利从哈尔滨为我姐带回一块全钢的上海牌手表。三年半后，我考上了大学。离家去杭州前，姐姐从手上摘下自己的这块上海牌手表送给了我。我至今仍记得母亲对我说的一段话：“你姐17岁两手空空去农村，你17岁戴着手表去读大学，你们姐弟的生活舵推舵板（意思为相差巨大），你一定不要忘了你姐的这份情。”

周羽强：姐夫给的。上大学前，大约1973年，我姐夫（南京军区某团政委）从内部渠道买了好几块钟山表，兄弟姐妹每人一块，让众邻居羡慕不已。

马华：调查报告阅毕，甚是有趣。我也是有表的，下乡插队时很多知青战友都有，于是央求父母出钱给买了一个钟山牌的，好像只要30元。至于绍兴之行，我日记中的时间应是出发的时间，“晨5：10分车到绍兴”，省略了“出发”二字，造成黄长江考据困扰，诚挚致歉。（仕忠：除了省略二字造成了困扰，你其实是最准时的。现在依然如此，在截稿的最后时刻，及时赶到。）

◎通过自己努力买的。

邵是祥：我是高中毕业在生产队干活时买的手表。

倪建平：我76年下半年花90元买了一只小牛，养了一年多，到78年上半年到草塔市卖了350元，很高兴托上海的伯父搞到一张钻石牌表票，花90元买了。

张玲燕下乡时用自己养的猪换了表。她写过文章，题为《“白戴”的表》，发表在1996年6月1日的《杭州日报》上，是一只“宝石花”，配的是一条白色的尼龙表带。戴上手表那天，民兵连的众姐妹，不知哪位说，燕的手表是“白带”，急得她面红耳赤，大声分辨这是我养猪劳动所得。但低头一看，她自己也忍俊不禁了。

任晓岗：我的印象，第一只手表是钻石牌的，在做学徒工的第三年（上大学之前那年）买的，85元的价格倒是很清晰。老照片里应该有拍到穿短袖衬衫时的样子。但当时好象对此事不甚在意。第三年学徒工资是21元/月。差不多是4个月的工资。那只钻石牌应该戴了好多年。后来就光膀子好多年没戴表。

◎还有一些老大哥，上大学前已有了多年闯社会经历，自然有能力自己置办。

尤炜祥：哈哈，我是戴着手表上学的。因为我上大学前已工作过六年，先后当过中学教师，工人，又参加了《汉语大词典》的编写。有手表是必须的，记得我第一块手表是杭州手表厂的梅花牌手表。

孔小炯：记不清楚了。但我当时应该有表，因为已经在工厂工作好几年了，当时青工的标配是自行车和手表，也是上班的必需品。（仕忠：炜祥和小炯是我们同学中最早进杭州大学的。因为编《汉语大词典》，文革中要求必须“三结合”，即有工人代表参加，他们高中一毕业就分配到了工厂，工厂认为他们识字，就派他们作为工人代表参加了一段时间的编写组，得以认识好多杭大的老师）

童国樑：我在上大学前就有了手表。当时我在鄞县东吴中学任教，月薪28，积了一年，用120元买了块上海牌手表。过了几个月，妈说，你哥哥开小火车，时间要对得准，要好一点的手表，让我俩把表换一下。俺兄在江西玉山矿，是厂篮球队的，要一块好表也在理。这样，就把上海牌换了他的双菱牌。看他神情特别高兴，我也一乐。

张扣林：上学时没有留下对于手表的任何记忆。此前工作多年，应是早就有了手表。

七组野餐会，王郁同学（中）的玉腕上，是铮亮的手表。

第三组，忘记了。

张子帆：忘了。

袁昱明：不太记得了。

李肖波：忘了啊，仕忠兄弟。

方一新：仕忠，记不清了，可能有了。

方青稚：我没有印象了，但是估计大学期间是没有戴的。我不喜欢手腕上套个东西，而且经常要打球，脱戴不方便。哪怕工作后也一直没有带手表的习惯，虽然爰人和儿子各送我一块表，但都没有戴。也许读大学时父母亲送我们兄弟两个各一块表，而我可能就搁置在箱子里了。

黄仕忠：青稚被同学谑呼为“青雅”，是一新的弟弟；由于哥哥是从下乡的公社考上的，招生的老师不知道他们是亲兄弟，就一起招来了。弟弟都有表了，哥哥也应当是有表的吧。仕忠与青稚是室友，也是每天泡在篮球场的球友，记得青稚后来有过一块很大的表，带在手腕上。青稚则在太太的提醒下，从相册中找到了戴表的镜头：

不过，何时带上的，却是不记得了。卫东说：“我跟青稚爬黄山，是80年五一，那个时候（三年级）应该有手表了。”

阿东大方地将手表半露着，青雅却是连手也藏了起来。

沈澜：不知道唉，完全没印象。[调皮]。日记里肯定没有的，但是我们寝室里好像没有钟，大家时间却掌握得挺好，我也没有误过事，这样推测手表大概是有的。[呲牙]。（仕忠按：万一是晓萍、郑鸣那样，只带了个闹钟的呢？）

沈卫东：哪位同学帮我回忆一下，我上大学的时候有手表吗？（仕忠按：阿东那时年纪太小了，长得白净可爱，想来断奶肯定是已有一段时间了，他不记得自己是否有表，大家都表示理解，——幸好后来他自己找到了记忆，已经记录在前面了）

【回音壁】

黄仕忠：因“大多数同学没有手表”还是“有的同学没有手表”，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我趁此对上大学时无表、有表、如何得表，作了一个问卷调查。

我们杭州大学中文系1978级，浙江省内招生，入学时，最小的刚满十五周岁，最大的三十二岁。年幼的，才高一就来参加高考了，其他人，却是从66年到78年的历届高中毕业生、初中毕业生以及小学毕业生（有的同学没有机会读初中、高中），在社会中摸爬滚打了几年乃至十几年。大多数人都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或从小就生活在农村，少数人还有国家职工的经历。由于邓小平同志的特别批示，一部分同学是带薪上学。大部分同学靠助学金：最高18.5，依次为17.5、16.5、14.5 ……我有幸拿的是最高这等，除用于饭菜票、日常用品之外，还想着能买一两本书，每一分钱都要盘算得很清楚，所以数学不行，算术，特别是心算还行。

由于年龄参差不齐，经历各式各样，所以这里呈现的面貌也是多种多样。手表故事，只是窥见我们学习生活的一道小小的缝隙。

作为恢复高考后最初三届大学生之一，我们既是改革开放的得益者，又是四十余年开放历程的亲历者。我们的大学生生活，折射着一个时代的巨大变迁。所以，这“手表的故事”只是一个开端，还有一系列小故事中的大社会正酝酿当中，且待下回分解。

在此归纳一下问卷的情况。

无表者，落落大方。本无多想，既不影响自己读书，如今更觉得是个累赘，于是就挥一挥手，不带走一丝云彩。

有表者，良多感慨。无论“从父亲手中摘下”，“母亲从手中摘下”，还是伯伯脱下，姑姑所赠，舅舅所给，那些个场面，无不令人无语凝噎，雾翳升上眼帘，特别是许多同学如今自己也身为父母，感触尤深。至于有哥哥、姐姐罩着的幸福，自力更生的喜悦，也莫不溢于言表。第一次拥有手表时心动的感觉，亦是记忆犹新。还有送表、借表，用了再还，给了再换，那份亲情，那份懂事，那份郑重，点点滴滴，皆是当时生活的真实记录。

每一位同学的学习生活，都牵动着父母、兄弟、姐妹，牵动着方方面面的社会关系，作为录取率不过百分之五的幸运儿，上学前的场面应是满满的喜悦，43年过去，如今回首“旁观”，却又是那么酸楚；让我们庆幸和感恩的同时，又十分感叹。

以上种种，串联起来，真的好像我们全年级的同学，一起来参加了一场内容完整的话剧演出，每个人都是本色表演，每一句话背后都有着玩味无穷的潜台词，青春飞扬，积极向上，纵然是酸辛的话头，也依然透露出美好，因为那是真正美好的青春！

感谢各位老同学，提供了当时真实的情状和心境，并且同意放到这篇文章里。有些内容他们一直珍藏在心底，从未与人分享过的。

看来每一位同学都是有满满故事的人。而真正的力量和意义，大都是在这日常琐事之中得以体现的；美，也一样。

魏丁：辛苦了，很温暖的回忆。

周羽强：“写点生活”，真是很好。不求完美，只愿真实、真切、真情！[强][强][强]。

孔小炯：以众人之口叙事描己，谐谑之意溢于言表，好玩！

董春晓：吾兄妙语连珠，巧为串联，令同学片言只语也随之焕发光彩，大赞。[强][强]。

任平：@钱家山下 读毕有点感动。手表的故事，是人生的一段经历，它的分分秒秒，是一幕幕往事影像。现在很少戴表了，但手机记录更迅速更详细，所以新的文体“应运而生”。[偷笑]。此所谓：仕忠说表，众友参与；端的好文，体新意长。

吕立汉：一口气读完，有趣！说是新文体，那该冠何名呢？

陈建华：有意思。折射了当时的社会真实。其中倪建平讲到养小牛卖钱的经历也很独特。记得那时牛都是生产队的，他却能自己养还能自己卖，可见诸暨比较宽松，还能甩甩资产阶级牛尾巴。[强][强]。若由高考跳农门往前溯，来自农村的同学当过放牛娃的肯定也不少，也会是朝花夕拾的好题材。

李肖波：谢谢，看见我的名字了。虽然没有提供什么大价值的史料，但能忝列其中，亦有荣焉！

沈卫东：都是历史的真实和真情实感。[调皮]。谢谢你的新文体，很有趣，像话剧，像四十三年前的寝室卧谈会。

金红：源源不断啊。信手拈来，比烹小鲜还简单。

陈建华：@黄仕忠 再接续下去刹不住车了，通过天南海北朋友的接龙，要把当年全国各大学同学都卷进“手表旋涡”去了。[呲牙][呲牙]。

赵延芳：你这个“爱写作的狮子”，出篇文章真像老母鸡下蛋一样，有时隔天一个，有时每天一个，我简直捡拾（读）都来不及！——我因工作后两三年都没有买手表，曾闹出许多笑话…… （以上为杭大师友的回音）

胡晓真（台北中研院文哲所）：盛大演出！真是创造新文体了！！小事物、小事件与个人记忆，这才是对一个时代最好的留念。就像一个私人博物馆收藏的小小物件吧，后面的故事牵动了血肉人心。这时候「上帝视角」可真的要退位，让给每一个小小个人。话说您把“唱和”这古老的玩意儿搞成这样，如果写成长卷该用几尺呀？ 做成册页有几页呀？ 太欢乐了！！[笑][笑]。

华玮（香港中文大学）：确实好玩，没想过、没经历过的好玩！还看到了黄老师“小生时期”的照片，更是特别好玩！也读了[钱江晚报推送的]《鬼附身》，那篇写得真好！

********

黄仕忠：我转给学生们阅读。都是90后，他（她）们的印象也很有意思。选录数条于后：

林杰祥：我特意问了我父亲，他是76年高中毕业，成为民办教师（老师最需要手表，因为上课要看时间，所以印象深刻）。父亲说，76年的时候，基本都是国产表，很贵，父亲工资38元一月，上海表120元左右，戴手表的人也比较少，民办教师7个人里有2人有手表，都是要积蓄小半年才能买的，当时表是炫耀的资本。78年改革开放，那个时候国产表慢慢多了，还是要100—120元左右，同时国外手表也引进来了，当时有不少“咸水表”（走私表），父亲在79年买了单车160元，又在80年买了洋手表，大概50多。80年以后，手表就慢慢普及了，尽管大家还是节衣缩食才能买个表，但是民办教师有一半以上都有手表了。90年左右，潮州市区的钟表店就已经琳琅满目了，那时候开始有电子表，一个差不多1块多，很多中小学生戴，但是质量比较差，如果算上电子表，那么手表都就算是普及了吧。

徐巧越：我想起我爸读大学关于手表的趣事。他是79级的，入学后评助学金，家里困难的优先考虑。学生都一个赛一个的“穷”。有个舍友，天天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后来名单出来了，补丁老兄榜上有名。公示结束那天，他就把带补丁的衣服收了起来，从箱子底摸出一块熊猫牌手表戴上。这让我爸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手表可是稀缺物件，熊猫牌更是名牌，一般的家庭都舍不得买。这是明着装“穷”，实际藏富了，其实班上很多人都这样。他当时才15岁，不懂，就没评上。我妈笑话说：“你就是从小缺心眼”。我大二时，用奖学金给父亲买了一块卡西欧电子手表，可以测温度、纬度、海拔，方便他野外勘探，也想着弥补一下他读大学时的遗憾。这块手表，他现在还经常戴。

陈艳林：其实大家的重点不在几点出发与到达，在于背后所折射的那个年代的生活。手表是“三大件”之一，身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更是必备，但事实却并不完全如此。老师有心做了问卷调查，回复不一而足，还挖出许多故事。最后一句“阿东那时年纪太小了……想来断奶肯定是已有一段时间了”，让人忍俊不禁。故事用微信对话剪辑而成，你一言我一语，性格毕现，像是在看一场话剧，如闻其声，如见其影。

董诗琪：那个问卷就像一个回音壁，原来在那时手表这么珍贵，有这么重要的意义。我带第一块表是什么时候？好像是中考时，不能带电子表，为确定时间，就买了一块机械表。我上大学时，舅舅也送了一块，但太贵重了，拿到后被我妈收了起来，我到现在都没带过，但就是因为从来没带过，反而印象深刻。

蒋思婷：用这个问题来问我们这一代，大多数（这里应可以作“大多数”了吧）同学的回答都应是“戴上了”。我小学时就戴了手表，一块深红的电子表，塑料表带，表芯四周有四个椭圆形的按钮，各有功能。那时总喜欢给下课时间“倒计时”，和同桌紧张地盯着手表小声倒数，若是谁数到“0”正好响了下课铃，那可是要洋洋自得好一会儿。因总是用铃声不断作校正，手表的记忆就全藏在那个“校正”功能的按钮里。从前没有想过手表还有那么多故事，就像自行车、电视机，这种习惯的物件，在爸妈那一代也是充满了不同的意义。

廖智敏：关于手表，想起初中毕业后，因小学时买的表坏了，我妈就带着去钟表店买新表。我看上一块小巧可爱的，但有点贵，舍不得买，就问老板：“这个表可以戴十年以上吗？”老板笑了：“其他孩子都是戴个一两年就想换新的，你居然想戴这么久！”还夸我懂事。接着打包票说：“这个表质量很好，戴十年以上没问题，如果坏了可以拿过来修。”于是在母亲“资助”下喜滋滋买了表，爱不释手。可惜上大学那年，智能手机开始流行，我逐渐习惯使用多功能的手机，只有考试不让带手机时，才会戴手表。去年回去，那家钟表店还在，我却连手表都不戴了。[叹气]。

********

文章初稿写成，我发给朋友们看，得到了许多的共鸣和回音。兹分类排列于后。括号内，前面为现工作单位，后面是入学时间（个别只注考上的大学和入学时间）。

陈尚君（复旦大学，78级研究生）：有趣。

林岗（中山大学，77年入学）：对细节有热情。

费君清（杭州大学77级）：把一件旧事小事写得有趣生动，回味无穷！

张涌泉（浙江大学，77级）：够长的。新文体！

张宏生（香港浸会大学，77级）：这等生活史，又不止是“好玩”了。

梅新林（浙江工业大学，77级）：富有意趣和哲理。

蔡禾（中山大学，77级）：一个出发时间和手表，竟然能洋洋洒洒写出如此趣文，佩服佩服。

魏崇新（北京语言大学，77级）：那时戴手表是身份的象征。

胡可先（浙江大学，78级）：太有趣了，真值得回味！

袁毓林（北京大学，78级）：个人的过往，集体的记忆；历史的见证，巨变的踪迹。赞。

普慧（四川大学，79级）：动员大家一起写回忆录，真是好办法。

姜小青（凤凰出版社，80级）：这种回忆真的很有意思。不免想到自己的第一块手表以及刚戴上的兴奋。

宣明东（新华社，80级）：有许多特殊的内在感受，可谓感同身受！

刘玉才（北京大学，81级）：那个年代过来，有共情。这样的史才有温度。

张培忠（广东省作协，81级）：对于过往的生活，黄老师找到一个独特的观察角度和别致的叙事系列。

陈改玲（浙江理工大学，83级）：生动有料，还可以写成话剧或者调研报告。

田东江（南方日报，85级）：小切口折射大时代。

董宽（中国工人出版社，85级）：生活里的很多细节，沉淀下来更有味道。

彭玉平（中山大学，86级）：老兄是真正会玩的大玩家。

曹家齐（中山大学，87级）：七十年代末，手表还是稀罕物。

骆腾（中山大学，85级）：太有意思了。

康震（北京师大，89级）：太有意思了！

张均（中山大学，90级）：历史的叙述很复杂啊。

孙羽嘉（南方日报，90后）：旧时光看起来，感慨万千呢。

********

刘明厚（上海戏剧学院，76级）：一块手表，在那个时代却是如此珍贵，现在回忆起来恍若隔世。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是太富足了，很多东西和事情不知道珍惜。你的大学同学们很幽默，那个外号叫“北长江”的，其来历听起来特有趣。

吴振武（吉林大学，78 级研究生）：我78年上吉大读研时，我妈把家里最好的手表给我了，大罗马，跟鲁迅先生同款（后来参观上海鲁迅故居才知道）。这手表是文革后期凭票买的，200元。我妈单位分到的票，那时大家希望要120元的上海牌，嫌进口的太贵。因为我妈工资高，大家就同意分给我妈。记得买来时，不仅全家欣赏，邻居也拿去欣赏，都没见识过哈。我估计，那时这种进口货，也只有上海北京有可能有。因为把这好表给我，我妈还需要跟我哥解释几句，非独生子女时代，摆平也不容易哈。

张富贵（东北师大，77级）：哈哈，既像小说又是回忆录！太好玩了！只是“我不知道冬天会有狼的……”应该是——只知道狼在冬天没有食吃才会到村子里来，没有想到狼春天也会到村子里来。

廖奔（中国作协，77级）：呵呵。看来口述史只能是大方向正确，细节不论。又，上大学时有没有表的考古，是一个萧山八千年遗址级别的发现。

尚永亮（武汉大学，77级）：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大学四年，在下既无手表也无皮鞋，真是“四壁生涯贫彻骨”了。——我入学前在工厂。好像本科几年从未想过买表的事。

王兆鹏（武汉大学，77级）：我上大学的第二年才买了一只九元钱的手表。之前是民办教师。

彭小瑜（北京大学，77级）：好玩！机械表没有电子表准，所以听广播时会按照播音员所报时间对表。我有一块西湖牌。

廖可斌（北京大学，77级）：你们这帮老同学确实好玩！当时带不带手表是个大事。

刘丹青（中国社科院，77级）：我昨天为了参加答辩，临时带了一块表去会场，路上想起很多手表轶事，包括第一天戴表的情景。还关注了路上学生的戴表情况，不足1/ 10。也算巧合。还由此复习了“三转一响”的所指。

陈德弟（南开大学，77级）：仕忠兄：这个忆往很有意义，讲述老百姓的故事，最真实，最能反应历史，比正襟危坐写出的“正史”可信得多。老兄选取当年读大学时“手表”主体，既反应了当年国家经济情况，也反应了同学们的“阶级”状况。[强][强][强]。

查洪德（南开大学，77级）：有趣。一点折射生活，高手！[强][玫瑰]。

周大鸣（中山大学，77级）：从公共时间到私人时间的转变。那时，每天有广播，电铃，公共场所有大钟。很有意思的话题。那时是物质匮乏，精神还算富足。你这一玩，我也记不得，上学有没有手表。我觉得你的判断是对的，大部分人没有手表。至少绝大多数不会有新的手表！

卫军英（浙江大学，77级）：我上大一时，家里给买了一块杭州产的西湖牌，价格是37元。因为这块表，我还两次去过玉皇山那边的杭州手表厂修表，好像从中山路向南到山腰上，现在也是皇城根了，忘记当时那么远是怎么去的了。刚戴上表，同寝室的张跃同学还打趣我，说是不是手腕上沉甸甸的不习惯。大概这是他有过的切身感受吧。那时候戴手表的也不多，记得有一次隔壁寝室的张涌泉同学，第二天一早要赶火车什么的，还问我借手表，说是早上看时间。

郑尚宪（厦门大学，78级）：内容很像上大学时晚间寝室的无主题变奏“卧谈会”，形式又像年级开会前同学们陆续到场时的七嘴八舌。看到学生反应中陈艳林所说的“像是在看一场话剧”，立即联想到著名话剧《哥本哈根》。此文发表时，建议加上副标题——《致敬我们远去的青春》。另外，“您戴上手表了吗”的“您”显生分，同学之间还是用“你”好。[仕忠按：接受此意见，已经作修订]

刘勇强（北京大学，78级）：我找到一张大四的照片，才确认至少当时已戴了手表。不知为什么没有戴手表的印象。

勇强兄的手表，在最亮眼位置。

郭凡（广州市社科院，78级）：78年上大学能戴手表的还真不多。我家经济条件不宽裕，我不要家里给我买表，等我大学毕业赚了钱自己买，但家里还是紧缩开支，花120元给我买了一块表，我特别过意不去。遗憾的是没有把表保留下来。

楼含松（浙江大学，79级）：很鲜活有趣的记录。我是大二（1980年）开始有手表的，上海牌。120多元。当时同学中戴手表好像已经比较普遍了。

吴义雄（中山大学，79级）：引起我的回忆。我七九的，安徽大学。属于新三届，但家贫。我整个大学期间都没手表，第一块表，读研究生后省钱买的。

程焕文（中山大学，79级）：我的是宝石花。感觉是八十多元，“三转一响”中的大件啊。

漆永祥（北京大学，79级）：我是在大学二年级，自己攒了四十元买了块手表，什么牌子的早忘了。[破涕为笑]。

徐俊（中华书局，79级）：你们班可以啊，热闹，而且还能有共同话题。那时候手表除了牌子外，主要区分在全钢还是半钢。

孙启军（羊城晚报，79 级）：慢慢看出你著文的意味。有意思，也有意义！这种工作有点田野调查的性质。

我的手表是去大学报到前，父母买的，双菱牌，上海产，印象中似乎也要近百元。当时同学应多半有手表，没觉得是奢侈品，但肯定有人没有的。比如后来班级足球队长老张，来自苏北农村，冬天穿的是家里做的棉袄棉裤，腰间扎的是一条麻绳。老张与我同宿舍，冬日清晨，他钻出被窝，披上黑棉袄，提起棉裤，向右一搭，再向左一卷，然后用力系上麻绳腰带的样子，至今还在如在目前。他就肯定没有手表，因为学校给的20元奖学金，他每月吃饭用度之外，要省下5-8元，寄回去，接济家里。父母送我的那块双菱表，用了很多年，后来有了电子表，就赶时髦换了，直到BP机时代，有了新式计时器，便再没买过戴过手表。那块双菱表应该是我此生唯一拥有过的机械表，也是我戴过的最昂贵的表。

张丽萍（杭州大学历史系79级）：说起什么时候戴手表，还有一件趣事：我们是10月初到杭大报到的，开学约一个多月后，有个男同学用刚刚学到的一句英语，与我们美丽聪慧的团支书搭讪：What time is it now？谁知我们的美女书记当时还没有手表，顿时红了脸。我一开始并不觉得手表有多重要，所以开学之前拒绝了母亲要把自己的手表给我的提议，或许是觉得有的女同学看手表时手臂略略抬起，然后手腕轻轻一转外侧朝上的姿势很美，于是有次写信时与父母说了手表之事。大约在11月底，我收到了父亲托同事捎来的三件东西：一条垫被、一条母亲织的毛裤、一块宝石花半钢女式手表。这块手表我一直戴到结婚前，现在还珍藏着。

陈建根（江西财经学院80级）：文章把我带回到了那个年代。79年同村的学长陈正权考上了江西财经学院，他家里给他买了手表和皮鞋，我把这事在我父亲面前说了一下，我父亲说，你考上也会给你买的。80年我也考上了江西财经学院，家里把养了一年多的猪卖了100多块钱，给我买了60元一只的昆山牌手表，当时还是托关系买到的。再买了一双皮鞋，买了一块布做了一套衣服。卖猪剩下的20多块钱，给我去学校时带上当生活费了。这只猪钱在平时是全家一年的生活零用钱。父母为了子女，宁愿自己辛苦，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我当时16岁了，自己还是不懂事。

赵国瑛（江西财经学院80级）：关于手表，有三点记忆犹深。一是79年在枫桥镇中高考，80年在学勉中学茅草山下高考均没有手表。考试全程靠自己估摸时间，记得当时监考老师会在最后五分钟提醒考生。没办法,做题只有先易后难，尽量赶时间。二是，80年考到江西财经学院，当时八个人一间学生宿舍，只有二个人有手表。上下课只有听铃声。三是，81年我新疆工作的叔叔将自己戴了多年的上海牌全钢防震手表送给了我，当时觉得很贵重。

魏小婉（浙江大学80级）：很多经历都相似，也是不堪回首。[破涕为笑]。上海除了上海牌、钻石牌和宝石花牌，还有孔雀女表。上大学前家里答应给我买上海牌120元的手表，结果第一年家里实在凑不出那么多钱，第三学期，在我们浙大商场，老哥陪我买手表，问我是否买70多元的孔雀女表，我坚决要上海牌，那是大大的男表呀。其实我现在戴的手表仅19块9。[破涕为笑]。

陈维昭（复旦大学，80级）：我在上高中时是戴手表的，当时几乎每个汕头的年轻人都戴着台湾产的手表，叫凤凰牌，上面是有日历的，叫“跳日”，自动上链的，即戴表的手臂一甩动，就自动上好链条了。也不贵，60元一块表。也可以说是潮汕文化的一部分。

沈金浩（深圳大学，80级）：都是人中龙凤，记忆力都不错。79年可能有表的少一点，我们80级城里人入校时基本上有，农村出生的半年内绝大部分也有了。我记得我们九月八日开学，我是国庆节买了手表，钻石好像是100元，要票，我没有票，只能120买一只上海牌。当时饭菜票每月17.7元，基本够吃了。一只手表这个价，算是置了“大件”。 回首这个四十年，中国还是走在干正经事的路上，八四年开始逐渐有人有自行车，十几年后有些人有汽车了。

谷晓恒（青海省文联，81级）：写得太传神了。[强]。我是81年上大学后才有的手表，而且是几个月以后。记得是一块儿“金鸡牌”，上海手表厂生产。之前也戴过，不过是暂时的，是高考的那两天父亲把他的“西铁城”表拿给我戴，考完了自然还回去了。大学里也有同学没有手表，没有统计过，反正总有同学来问你时间。83年我的二哥大学毕业，用他的工资花了八十多元，送我一块儿电子表，是带计算器、闹铃、计时器、灯光的，牌子“卡西欧”，那肯定是全班仅有，恐怕全校也是为数不多的。

王承略（山东大学，83级）：很有趣的一个研究话题。那个时候，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是结婚三大件。婚前一般没有手表。手表一般是长辈赐给，因为学生是买不起的。家庭条件好的，可能有；一般家庭买不起。

夏波（中央戏剧学院，83级）：很细致！那时戴手表不仅是财富，更是身份的象征。尤其是在成年工作或考上大学时，似乎就是就是知识分子啦。[笑脸][笑脸]。

刘晨（南方都市报，84级）：确实好玩，有民间经济史的价值。我1984年考上大学，是爷爷花90块给我买了一块手表，上海产，是不是上海牌记不清了，应该不用票了。

孟彦弘（中国社科院，84级）：我姐八一年上技校，就跟家里吵着要表。我八四年考大学，父母说，考上大学，奖块表，结果，给了块电子表。

史小军（暨南大学，85级）：有趣，角度别致，描写真实细致！记得78年当教师的父亲买了一块蝴蝶手表，也是90元左右，都是全家的大事。[呲牙]。

张求会（广东省委党校，87级）：活历史。文字交往虽然不算太久，但我衷心折服于哥哥姐姐们的志向、心态和作为！你们才是历史转折点正好出现的那一代人，一点不早，一点不晚，刚刚好！这个真有重大历史价值。

涂秀虹（福建师范大学，87级）：这真的是日常生活史，是历史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太有意义太有价值了。非常值得把这些自己亲历的生活记下来，而且，每个人的记忆每个人的视角、立场、情感、态度不同，本身就是历史的丰富面相，如此细腻真实，最为难得。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层面和角度。

徐大军（浙江理工大学，88级）：天呐！黄老师一句“大多数同学没戴手表”，就招来了这么故事。估计他们都把家掀了个遍，才能找到40多年前的手表了。那个广宣同学好厉害，那么多牌子的手表价格现在都能记得牢。……还有您发出的江湖调查令，估计也是让好多同学辗转难眠了。看得出，大家讨论得很欢乐。——我一个看热闹的也看得很欢乐。说明那时没有别的可记，年轻人，这些最关切，所以就历历如数家珍。这可能是当年萦绕在心头多时的一件事。想来还是有点酸楚。

李舜华（广州大学，89级）：我记得我们读书时，正是电子表开始流行时。也不贵。不过我始终没带惯手表。一来大学时从无额外消费，连饭堂一日三餐都是往最便宜里算。二来大约自由散漫惯了，表可有可无。大约是读研后，又赶了南方手表的水货潮，长姊下广东打工，带回来不少款二手分送亲友，水货，我也陆续得了几块，可戴不久就扔在抽屉里。我唯一舍得花钱，省吃俭用了数年，在读博时买了一架尼康相机。下次，写写相机史也是蛮好玩的。

郭丽娜（中山大学，90级）：那时有手表是富豪，手表、单车、缝纫机和收音机四大件。[偷笑][偷笑]。有一万块叫万元户，很吓人，哈哈哈哈。黄老师留下这些记忆，教育下一代。[憨笑][强][强][强]

杨早（中国社科院，91级）：您这些文章，对于学生们理解80年代，大有好处。甚有功德。同时也是陌生化。学生都说最难理解的年代是八、九十年代。

胡传吉（中山大学，91级）：哈哈，记得太清楚了，破案一样。希望时代不要退回到没有手表戴的穷时代。

高伯齐（中大系友，92级）：真好玩，小说一样，反映了那个时代。我应该是上大学才戴的表，具体什么时候戴表，不记得了。90年代初，电子表很多很便宜。这种写法很有意思，像做学术文章，又像拍纪录片，桩桩件件，把一个时代的环境氛围，人物心理，全生动地展示出来了。[强]

黄仕忠：我尝试的新文体。基于微信平台，大学微信群。

高伯齐：也有穿越功能，以今时今日的心态，回看过去的自己和时代。[呲牙]。

黄仕忠：是的。我们都是看戏人，看到了自己在台上表演自己。[愉快][呲牙]。

朱崇科（中山大学，94级）：非常有意思，既有个人历史情感，又有大历史，又有趣。包括之前您写的个人历史散文，都是有趣的史料，很有价值，有些东西当下的年青人已经无法理解了。

赵素文（浙江计量大学，94级）：真是太有意思了，一言一语，口述史的考证辩析，黄老师写得还十分幽默。连我都忍不住想了想，我以前有没有带过手表，小学到高中肯定没有，好像倒是戴过绞丝的银镯子。大学似乎也没有，怎样定时间的，大概就是凭感觉，赶早不赶晚，还有就是跟群。我老妈有手表，脾气又非常急，无论什么事提前两小时就开始催了，所以一般不会迟到。后来大学高年级以后戴，大概就是要买那些装饰型较强的时装表了，也便宜，几十块钱。记忆没错的话，我最早的一块手表应该是银白色的，表盘上面有滚来滚去的钻，表带是手镯式的，两边扣合。已经是90年代末了。后来就有手机了，现在就有，手也不戴了。

刘正平（杭州师大，95级）：检索全国列车时刻表的，这是哪位高足？这个检索文献的意识真好！我上大学的时候，拿了我妈的玉兰牌机械表，那是我爸买给我妈的礼物，上海产的。结果在兰州被小偷偷走了。至今记忆犹新。

俞国林（中华书局，97级）：好玩的。不过，时间稍微有差也正常，因为那时候的列车并不一定完全正点哈。在下前段时间考证1922年10月，梁启超哪天从天津赴南京，也是酱紫考证的。也是用的当时列车时刻表。且对照他晚上要演讲，也还能推算出是乘坐几点几分的快车。

贺贺（广东作家，98级）：挺有意思的，手表这些物件，在一个时代是一种符号，记载了某种时间历史的节点上我们所经历的种种。我第一块手表是父亲在我高中的时候买给我的，已经九十年代了，好像是当时国内的名牌，表盘蓝绿色的，300多元，那时候一些刚参加工作的人一个月的工资大概也就是300-500吧。当时说手表防水，我还故意带着把手伸进水桶里，结果表盘里面冒水雾了。

许庆江（中华书局，99级）：手表是当时很贵重的物品，且很多人都想拥有。记忆中，县城的很多角落都有修表铺。我叔叔有个新买的手表，我手里正玩着磁铁，好奇心驱使，就蹭过去用磁铁吸了一下，结果我叔叔就像触电一样，迅速护起来手表，叔叔虽然生气，但最终忍住并没有打我。

王贺（上海师大,2004级）：确实好玩！当时戴表是身份的象征，我们小时候手腕上还要自己画一块表呢。

林杰祥（北京大学，2008级）：看回音壁，这里应该有1000个读者了，学生是第1001个读者，也读到了第1001个哈姆雷特。这样的文字，如果100年、200年后，后人看到会作何感想？后人应该会相当惊讶，中国从古至今，从未有人如此写作。而这就是俗文学，这就是活的文学，而不是经过精心打扮的小姑娘，不是字句斟酌、套路满满的章奏表议，就像我们从油画时代转进了相机时代一样，记录的是生活，而不是粉饰过的艺术品。后人如果看到这份微信笔谈，看到漫天乱飞的表情包，看到人人都直接复制粘贴，表示同感，应该也会觉得有趣，也相当亲切吧，就像我们看到明清俗曲抄本中的俗字别字，就像看到于右任手写的菜单一样，将生活的东西变成了历史。

高薇（中山大学，2009级）：好玩好玩！我最近刚买了新的智能手表，昨天遇到朋友们还兴高采烈展示了一番，没想到您这边就发来了谈论戴表的文章。

李颖瑜（香港中文大学-深圳，2012级）：这篇太好玩了，微信群聊竟被还原得绘声绘色，还有每个人发信息时微妙的情绪，都被恰如其分地捕捉到了。各种玩笑、妙语，让人捧腹。最绝的是，您的学生竟然真找到了当时的时刻表，果然名师出高徒。还有杭大中文系的氛围太棒了，年轻时是朝气蓬勃的“天子骄子”，如今成家立业，回忆往事，打趣说笑，谑而不虐，拥有这样一群老友，真是宝贵的人生经验！

张奡（中山大学，2018级）：微信聊天何尝不是一种文本。大概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戴了一块塑胶电子表，地下商城20元买的，在2012年实在不算多贵，然而有一个同学借了我的表戴了又看，多次问我“能不能送给她”，这件事比后来我又换了什么表更让我记忆深刻。上初中后，我被奖励了一块一百元的迪士尼手表，很喜欢，表带的漆皮破破烂烂了也不肯换，结果有一天我的表被人当众举起来，大声问：“你是没钱吗？”我满脸通红，原来大家已经会互相问手表的牌子，就这样我开始知道“合群”。到现在，上个月我给爸妈各买了一个电子手环，图的是里面有“久坐提醒”。他们还是挺高兴的，上手也很快。我的经历里，手表没有前辈们那样“从父母手上摘下来”那么珍重和让人感动。只感觉手表始终是一股“潮流”。

张照丽（中山大学，2019级）：父亲说：“我大学时没有过手表，但自己买了一台录音机！”96、97年（大概他大三时），学校评奖学金，前五十名发1000元，五十到一百名发500元，父亲荣获500元，“拽着呢！带着大红花，（照片）在一楼大厅挂了一年，（激动得）证书都没拿稳，掉地上出了洋相……”父亲斥150元巨资，购置了自己人生中第一台电子设备。我初中一年级拥有第一只手表，中学时前后戴过3只手表（手环）——但实际上应是4只，有一只被我彻底遗忘。我现在戴的，是一个月前用自己的学助工资购买的华为运动手环6，查记录，花费289元（现官方店已下架）。

邹双双（中山大学，2003级）：黄老师将做学问的研究精神发挥到极致了！ 深深感叹，研究还真得团队来做！一块手表，一个故事，小故事折射出大时代，那个时代才真的似水年华。“回音壁”中“上帝视角让位”说得真好。人间情，好不过“真”。

我真正拥有的第一块表，并保存至今的，是在日本留学快要回国的时候，那之前有没有带过表，都没什么印象了。高中之前，铃声就是时间，有人帮你管着时间；上大学后，手机看时间。老家就更加不用时间了，看着日头；老家的挂钟就算坏了，也不着急修。回音壁中说得对，那时候我们兴在手上画手表，来不及拿笔的，直接上口咬一嘴。现在有时我也会在孩子手腕上咬手表。

王芊（中山大学，2009级）：微信群组织成文的新文体好玩儿，自称第三人称的叙事手法好玩儿，记录生活史的同时又像是在讨论文献学方法也好玩儿！总觉得手表并不属于生活必需品，而是一种装饰品或奢侈品，和手表有关的记忆，又总是和人情相关。我以前并没有戴表的习惯，看时间的话，手机、挂钟都可以。上中学时的手表，是妈妈、姥爷去韩国、香港出差时带回来的礼物，但那时因觉得并非必需，又不懂得珍惜亲情，一直收在柜子里没戴过。上大学后，离家远走，多年漂泊各地。两年前过年回家，一时兴起，翻出停滞多年的手表，去重新换了电池，带回了工作居住地，才开始养成戴表的习惯。

蔡依萍（浙江大学地质系80级）：想起考上大学时，我妈把梅花牌手表给了我。那是她结婚时的物件，可惜我现在已记不得放在哪儿了。

作者简介：黄仕忠，浙江诸暨人。1978年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历本科、硕士，并留校任教。后往中山大学读博士，现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戏曲和俗文学研究。曾获长江学者等称号。学术著作而外，有随笔《书的诱惑》等。

本文为钱江晚报原创作品，未经许可，禁止转载、复制、摘编、改写及进行网络传播等一切作品版权使用行为，否则本报将循司法途径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