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系列战斗机作用（被恶魔诅咒的悲剧战机）

被“恶魔”诅咒的战机——

美制CW-21“恶魔”战机在中国

本文作者为烦恼的爱，主编为萨沙，如果转载请务必注明

抗战中，中国空军曾使用过多款美制战机，其中一款绰号“恶魔”的战机曾被中国空军寄予厚望，但这款战机，还未来得及在抗日战场上展示“恶魔凶悍”的一面，便因种种意外，永远地消失在了中国上空。

因此，有传言这款战机可能是受到了“恶魔”这个名字的诅咒，从而导致它的从军经历如此坎坷。这款被诅咒的战机，便是美制CW-21“恶魔”战机。

CW-21战机全名为Curtiss Wright 21，绰号“Demon”,是寇蒂斯公司旗下的圣路易制造分部于1938年在CW-A19R教练机的基础上，加以改进而成的一款单座轻型驱逐机。

该机的座舱位于机身的中段，起落架为向后折收式，装有850马力的R-1820G5型发动机，机首部位装备12.7毫米和7.62毫米机枪各一支。

这款战机由于采用了全铝合金半硬壳式结构，且未设置保护装甲和自封油箱，因此全机净重仅有1383公斤，由于重量如此之轻，使得该机每分钟的爬升率高达1440米，最大时速486公里，升限10500米，航程为928公里。

这款战机虽然爬升速度极其突出，水平机动能力也不错，但由于缺少相应的保护措施，火力也不够强大，因此美国军方并不青睐这款小飞机。

为了推销这款战机，寇蒂斯公司再次将目光瞄准了战火中的中国。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寇蒂斯公司就曾大量销售霍克Ⅱ、霍克Ⅲ到中国，38年时其最新型的霍克75M战机也被中国所采购。

因此寇蒂斯公司对CW-21战机被中国采购，报以了极大地期望。

1939年初，中国同意CW-21战机来华进行展示。

1939年1月24日，这架中国空军涂装的CW-21战机（出厂编号c/n21-1，美国码NX19431）经海运抵达缅甸仰光，之后辗转通过卡车被运至云南垒允。

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此时已搬迁至垒允，同年2月28日，这架CW-21战机被中杭厂组装完成，经寇蒂斯公司的试飞员罗伯法索(Fausel)试飞完成后，于3月2日飞往昆明。在昆明期间，CW-21战机为中国空军进行了飞行演示，并同中国空军装备的法制D.510c战机、俄制伊-152和伊-16战机进行了精彩的飞行对抗演练。

其中俄制伊-152战机的驾驶员是我国空军的王牌飞行员黄泮扬。

3月16日（3月7日？），CW-21战机与寇蒂斯公司的另一款新机—霍克75Q战机，在成都为航委会顾问陈纳德上校进行了飞行和火力的联合展示，并与俄制伊-152战机进行了格斗飞行对抗演练。

另有资料称，在成都时这架CW-21战机其实是在陈纳德的亲自驾驶下击败俄制伊-152战机的。

此后，CW-21战机和霍克75Q战机又来到位于重庆广阳坝机场的中国空军第四大队驻地进行飞行演示。

空军名宿徐华江将军曾回忆：“有天突见两架新型的飞机，飞到广阳坝落地，四大队的飞行员，全被两架新飞机吸引到停机坪，大家看到毛邦初也来了，正和两个美国飞行员握手寒暄，另一位同毛邦初先到广阳坝的美国人，给毛邦初讲，那架单翼细尾巴的CURTISS CW—21别名恶魔式，全部铝合金半硬壳式结构，机翼前沿装两挺大提扣，比日本97式战斗机敏捷，更快，火力也大…他又介绍另一架粗大的飞机说：这是寇蒂斯公司生产的P-36鹰式飞机（霍克75Q）…”

“于是飞行员引起一阵兴奋的讨论，多数人主张买CW—21战机，一部分主张买P-36战机。其实我们的讨论都不能算数，主要看毛先生和更高的周主任了。”

“毛邦初命人把P-36战机固定架好，机头对着五百公尺外的大油桶。美国飞行员坐进飞机，校正了半天，对准了，咚咚。两发炮弹把大油桶炸上了半天，于是人人鼓掌叫好。这才是我们需要的飞机。”

“P-36战机与CW—21又起飞表演爬高，CW—21的速度几乎比我们的小苍蝇（伊—16）快一倍，P-36也慢不了多少。”

“他们很快都跑到了一万尺，然后冲下来表演格斗，不到五分钟，CW—21抓住了P-36的尾巴，于是我们更喜欢CW—21了。表演之后，毛邦初征求四大队全体意见，结果是各为半数。”

“两架飞机又飞走了，毛邦初也走了，给我们留下了无限期待…”

CW-21战机在昆明和成都之行中表现优异，中国军方认为这款战机的性能比目前空军装备的各型战机均要优秀。

试飞员罗伯法索在写给寇蒂斯公司的报告中，也称赞该机的性能远远超过其他同类机型。随后，国民政府和寇蒂斯公司展开了艰苦的购买谈判。

中美双方均提出了各自的要求，由于CW-21战机价格较贵，每架战机的售价高达7万美元，这比1937年中国购买的霍克75H战机（此为与CW-21战机一同进行飞行演示的霍克75Q战机的初期版本）足足贵了一倍，因此美方担心国民政府无法及时支付购机款。

而中国方面认为该机结构简单，应全部在华生产，价格方面也应降低，同时根据与日机作战的经验，坚持美方对CW-21战机进行多项改进，包括换装防弹玻璃风挡、机载武器增加为12.7毫米和7.62毫米机枪各两挺、加装机腹副油箱等。

经过多次协商后，中美双方最终于5月31日签订协议：美方提供整机3架，另附27架组件材料由中方组装，来华演示机以优惠价格售与中方。

根据资深航空史机械专家黄孝慈先生的考证，1939年4月2日，日轰炸机群来袭重庆。在重庆待命的罗伯法索驾驶这架刚换装完风挡的CW-21战机紧急升空迎敌，“两分钟后已爬升至一万呎高空，地点约在重庆东方七十哩处，发现日方伊式重轰炸机群（即意制菲亚特BR-20式），法索当即展开攻击，当作第三次攻击时，12.7毫米机枪突然卡弹，改以7.62毫米机枪攻击，直至子弹全部用光，目视一架敌机受伤冒烟而逃，后据地面部队报道，敌重轰炸机一架受伤迫降在鄂西我军防地，人机被俘。”

但是根据中日双方的作战记录，1939年4月期间，特别是4月2日，日方并未派遣飞机来渝。1939年2月后，重庆长时期大雾弥漫，直至5月3日，日军才对重庆展开大规模轰炸。

因此，黄孝慈先生的考证值得商榷。

目前唯一能够确认的是与CW-21战机一同来华进行演示的寇蒂斯公司的另一款新机—霍克75Q战机，在1939年5月5日的一次飞行中失事坠毁。

1939年5月4日，乔治˙魏戈驾驶霍克75Q在重庆广阳坝机场降落，第二天，他驾机前往重庆九龙坡机场，但由于起飞时爬升角度太大，最终这位飞行员失事丧命。

与乔治˙魏戈同来中国进行飞行展示的，CW—21战机驾驶员法索马上驾驶CW—21前往失事现场查看，据法索现场勘查称失事的霍克75Q上的麦德森机炮没有开火的迹象。

这就与陈纳德在相关报告中称乔治˙魏戈，使用刚刚安装的麦德森机炮击落4架日本轰炸机的推断相反。

不过，我军在抗战中确实俘获过一架完整的日军陆航意制菲亚特BR-20轰炸机。

1939年1月31日，曾驾驶航空研究所之长距离研究机创下62小时19分29秒世界滞空记录的日陆航试飞员藤田雄藏少佐及其助手高桥福次郎准尉等6人，驾驶一架名为“天皇”号的意制菲亚特BR-20轰炸机，从包头至汉口，进行3000公里非直线长程飞行试航。

岂料当日汉口大雾，导致日机迷航飞至湖北钟祥附近。

当日机正在降低高度寻找地标之际，被我驻守当地陆军第149师447旅893团，以高射机枪击伤后迫降于沙洋镇的汉水东岸。

日机组成员在逃亡之际，被我守军鸣枪阻止，因拒不投降，被全员击毙。

这一事件曾引起日方极大震惊，被认为是开战以来日本航空界之重大损失。这架BR-20轰炸机被第八飞机修理厂派来的抢修小组，连夜拆卸后运回宜昌，经修理完毕后，飞往成都凤凰山机场。该机被涂装成中国空军标志后由军方接收使用，并以其被俘获的地点，重新命名为“沙洋号”。1940年10月5日，这架“沙洋号”BR-20轰炸机在成都凤凰山机场被日机炸毁，此为后话。

中美双方就CW-21战机的购买协议达成后，这架来华演示的CW-21战机便被送到空军第四大队服役。当时航委会严令该机不得升空作战，但这架“恶魔”战机还是很快便遭遇不测。

“恶魔”的诅咒，首次显现了它可怕的一面。徐华江在回忆录中曾这样记载：“几天之后（作者注：此为6月期间。），CW-21战机飞到了广阳坝，奉航委会命令，交四大队接收试飞，并严令不得升空作战。

四大队由刘副大队长（作者注：此为刘宗武）及三位队长，先后试飞，一致赞美这架飞机的好处。董明德大队长由梁山回来了，时间正是中午，队上刚吃过午饭，他满头大汗的下了他的长途战马伊-16，突然看见了CW-21战机，很高兴，吴廉嗥又报告他有关很多人试飞的经过。

他大笑道：好啊！我也飞飞看。”

“天下事多是该当，仍命吴机务长准备试飞。董明德起飞很顺利，在空中表演了一些特殊动作，也很正常，随后是转小弯、放起落架、进场，要落地时，飞机飘过了跑道中点，他本该加油门飞走，但他已经关了电门，只好硬着陆。董明德发现跑道不够了，紧急踩刹车，刹的太猛，又兼长途飞行疲乏之后第一次试飞，未经详细研究过的新飞机，因而出了意外。CW-21战机已歪斜，拿了大鼎后，翻了身倒地。”

“当我们跑到飞机附近，飞机倒翻扣在跑道上。董明德已被压倒在飞机下边，我们全力把飞机抬起，好几个人爬进去把他拖出座舱，他已是满头流血，人事不知了。可惜一架全新的飞机试飞一下就此玩玩了。”

董明德是空军头号王牌大队——第四大队的大队长，著名的抗战空军英雄。从抗战全面爆发之际就一直战斗在第一线，有胆有识，技战术极佳，曾驾驶伊-16战机，单机出击，在南京城外击退日军的先头部队，将南京城沦陷的时间，硬生生地推后了一天，战功卓著。然而，这样一位英雄人物却因种种原因，栽倒在了这架“恶魔”战机上，使他身负重伤，让人唏嘘不已。

1940年3月间，美方为我国制造的3架CW-21战机全部完成。（出厂编号c/n21-2至4，美国码NX19441—19443）

这批飞机按照我方要求，在武器方面改为12.7毫米和7.62毫米机枪各两挺，并加装机腹副油箱，不过防弹风挡并未加装，但是其发动机换装了1000匹Cyclone发动机。

改装后的飞机重量达到1900余公斤，因此推测其飞行性能要比此前的原型机有不小的下降幅度。

1940年中旬，这3架飞机运抵缅甸仰光，但由于滇缅公路被英国人暂时关闭了，一直到1941年春，这批飞机仍然滞留在仰光，无法运回国内。

经中美双方商定，这3架CW-21战机最终交由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飞虎队）接收使用。

陈纳德对这款战机的性能非常熟悉，但他并不喜欢这款飞机，他在两年前就把它比作“沙丁鱼罐头”。

但他认为这款战机的爬升性能非常优异，改装后的火力也有了保障，虽然没有装甲防护和自封油箱，但它应该能够追的上侦察凯多机场的神秘来客。

因此，他想利用该机优异的爬升性能对付日军的高空侦察机和轰炸机群。这3架飞机随即被编入志愿队，并调赴昆明助战。然而，“恶魔”的诅咒又一次降临在了这批悲剧的飞机上。

这次昆明之行的指挥官是埃里克·希林（Erik Schilling）,这是一位有着一头金白相间浓密头发的试飞员。他将他的两位好兄弟肯恩·梅里特（Ken Merritt）和莱西·曼戈伯格（Lacy Manghberg）挑选进来，一同驾驶那三架CW-21战机。1941年12月24日，他们三人驾机离开同古，沿着铁路向北飞往腊戍。

希林的飞机引擎不停地熄火，他向腊戍同一名路过的志愿航空队维修员询问了这个问题。这位名叫Glen Blaylock的地勤人员认为问题是由燃油引起的，凯多机场供应的汽油辛烷值高达100，这导致了飞机上的莱特公司星型引擎过热。他建议换用辛烷值为87的汽油。此时的希林可能完全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将是此后巨大灾难的导火索。

曼戈伯格的飞机首先起飞升空，驾驶新飞机的他极为兴奋，他在机场上炫耀着各种飞行特技。但由于他的动作非常像日机在进行空袭扫射，因此，英军拉响了防空警报。没有料到这种情况的希林和梅里特以为真有日机来袭，顾不上向驻防部队了解飞行路线和天气状况便匆忙起飞。

下午5点30分，他们进入中国境内。此时，希林的飞机引擎再度出现问题。在距离昆明60英里的地方，飞机引擎全部熄火，希林只能滑翔降落，以机腹接地的方式在一处岩石斜坡上迫降。

由于CW-21战机上并未安装无线电通信器，而梅里特和曼戈伯格手上也没有地图，于是他们只能在附近乱转。一名志愿航空队的无线电操作员报告称，这两架飞机来来回回在他上空飞了20多次。梅里特最终选择在一片硬地上紧急降落，虽然其在迫降过程中受了伤，但仍能行走。

曼戈伯格试图用起落架降落，但却始终鼓不起勇气，在临降落时又拉升飞走。最后一次尝试是在一条河里，起落架碰到水面时，曼戈伯格又想拉起机身，但这回他迎面撞上了一片梯田坡地，飞机油箱破裂，瞬间燃起了熊熊大火。

首先迫降的希林被当地农民误认为是日本人，当晚就把他拘禁了起来。

直到第二天，他才成功说服了这些农民，并把他带到了一座兵站。希林对他战友的灾难一无所知，他在兵站里向陈纳德写了一张令人高兴的便条：“我一切都好，曼戈伯格和梅里特也会一同到达。”

然而，曼戈伯格的尸体被一支中国巡逻队发现，靠着护照的残页，人们辨认出了这具尸体的身份。陈纳德闻讯赫然大怒，他立即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追究希林在那一大堆错误中应负的责任，包括不给他的同伴分发地图，出发前往昆明的时间太晚（陈纳德要求在12月23日必须全部到达昆明），以及在飞机引擎出现故障后没有立即寻找备用机场。

根据志愿航空队关于军官飞行员的新规定，希林被罚款并将他的分队长职务降为一般飞行员。虽然降职的决定最后在希林的抗议下被撤销，但陈纳德还是决定减少了他日后的飞行任务，让他就此失去了成为空战英雄的机会。只是这仅有的三架CW-21战机却再也无法挽回了。

然而多份美方资料指出，当志愿队接手这三架CW-21战机时，这批飞机其实还都是民用规格，因此均没有装备任何武器、无线电和副油箱。希林三人首先在凯多机场安装了副油箱，再前往同古去寻求把这些设备补齐。但他们发现志愿队和英国皇家空军都没有足够的无线电设备给这三架CW-21战机用。因此，这也是飞机失事的一个主要原因。

根据战后希林的回忆，这款没有装备任何武器、无线电和副油箱的CW-21战机的时速能达到535公里，但爬升率却只有每分钟810米，这与中国空军方面记录的1440米的爬升率相差高达630米。不过即便这样，CW-21战机的爬升率依然高过志愿队的主力战机P40B整整90米。

要知道即便是日海航的零式舰战11型和21型，其爬升率也只有每分钟805米。零式战机能够肆虐中国上空长达一年半时间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其引以为傲的超强爬升能力，零战的这个爬升率能够碾压当时中国空军装备的所有战机。因此，这让希林认为他有把握在日本侦察机来得及反应前就将其击落。

这次飞行事故也让国民政府决定颁发一块名为“血幅”的布料给志愿队的飞行员。“血幅”的正上方有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下面写有“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救护”的字样。而“血幅”的首次使用则是从1938年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开始的。

在这次飞行事故中侥幸生还的梅里特，最终也没能逃脱恶魔的诅咒。1942年1月8日，日机空袭明格拉顿机场，志愿队紧急升空进行拦截。那次事故中侥幸的希林、梅里特以及另一位飞行员瑞克特开了一辆吉普车到跑道去看热闹，结果由于飞行员莱特驾驶的战机液压系统出现了故障，在降落时正好撞毁了希林的那辆吉普车。而希林和瑞克特恰好不在车里，逃过一劫。但梅里特却由于正在车上睡觉的缘故不幸殉难。

两位驾驶CW-21战机的袍泽先后离世，让希林一度也预感自己也会死在战场上。不过好像“恶魔”的诅咒对他并没有生效，最终他成功的活到了战后。并在国共内战时期加入了陈纳德的空运队，在临汾战役期间，他还驾驶一架L-5轻型飞机，冒着解放军的防空火力，从临汾战区接走了同事Jim Stewart和一位国民党军官的女儿，这也让他在空运队中名声大振。回国后，他写了一部自传体的回忆录《A Fiying Tigers Rendezvous With Fate》，在文中，他称自己是第一位为P40B战机涂上“鲨鱼牙”的志愿队飞行员。

这位传奇的飞虎队员直到2002年3月18日，才在病床上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可谓善终。

因日本的威胁日益加剧，1941年，英国终于将滇缅公路重新开放，此前滞留缅甸的27架CW-21战机的组件材料陆续运抵云南垒允的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但是这批战机仍然没能逃脱“恶魔”的诅咒。

1941年6月，曾任航委会技术厅副厅长、第二飞机制造厂厂长的钱昌祚担任了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的最后一任监理。他在其自传《浮生百记》中写道：“我于1941年6月1日在垒允接任中杭厂监理。那时中杭厂待造飞机，因霍克伏尔榜两批俱已转售印度，只有CW-21式机三十架。工厂所搭盖的三四座疏散工作席棚已盖就，一座并在对河缅境。唯制造工作，似现停顿。”

我们可以看到，虽然CW-21战机的组件材料已经到了中杭厂，但其生产由于此前日机的轰炸，已经完全停顿了。钱昌祚接任监理后，垒允厂很快就恢复了活力，他在回忆录中说：“至七月一日，已人人有工作……厂方于缅境八莫原已设有仓库，复于九十月间设一发动机装配厂。”

就在中杭厂恢复生产，各项工作正逐步走上正轨时，珍珠港事件爆发了。日军在东南亚一路攻城略地，势如破竹，到1942年春天时，整个滇缅战场的形势已急转直下，一泻千里。垒允地处中缅边境，4月底，日军前锋已经逼近。如再不撤退，滇缅公路有被切断的危险。直到这时，中杭厂才决定弃厂撤走。

然而，CW-21战机却仅仅只制造出了两架。钱昌祚在《浮生百记》中写道：“五月一日下午我见员工已撤离，曾自驾小轿车与王伯修兄巡视大厂，见CW-21机二架已完工待飞。该机样机曾经志愿队试飞认为较P-40B机为适用，惜于由仰光飞昆明途中失事，未参加战争。”

“我又见库房物资充斥包括最近由泛美航空公司试航由美东航路线飞机上带来的，不胜感慨。我下令警卫大队开始焚烧破坏，因无爆破器材，不及视察破坏如何彻底。”

“我自己亲自焚烧监理官舍，见美员俱乐部已被焚，并有多处火起，即驾自用的旧福特小轿车，与王兄同车撤退。原拟由顾德昌驾驶，顾见有一辆空卡车，自去驾驶带走十几名员工。我于下午三时离开垒允，三四年的建设美金百万元的投资，百余万美元的待造飞机器材，由我手中毁弃，当为我终身引憾的一件事。”

中杭厂的老员工叶肇坦也在其回忆录《中杭厂始末记》中感慨道：“一个经过几年苦心经营、花了很大人力财力建立起来的相当现代化的飞机制造厂，竟在抗日战争还未结束时，就这样在片刻间化为灰烬，真太可悲了！许多中杭厂人员谈起当年撤离垒允时的情景——远远看见垒允厂一片大火和浓烟弥漫的惨状，至今仍感痛心不已。”

早在1940年10月26日，垒允遭到日机轰炸前，航委会就内定钱昌祚作为中杭厂的负责人，但却被他拒绝了。因此，对于仅仅完工两架CW-21战机，而为了避免资敌不得不焚毁掉剩余的所有战机这件事，钱昌祚无不遗憾，其在《浮生百记》中写道：“我甚后悔1940年9月未接受中杭厂监理任命。如我接任则轰炸后不久当可疏散复工，三十架CW-21机，可冀于撤退前完工，有利军用，我对抗战当有更大的贡献。”

为什么剩余的CW-21战机组件材料不能及时搬离？为什么中杭厂直到最后一刻才决定弃厂撤离？这还是因为空军无处不在的派系斗争所导致。

早在1942年3月，由于形势所迫，垒允厂就已经有了迁厂的打算。钱昌祚在重庆述职期间，曾建议以中杭厂CW-21机制造部分，迁至昆明第一飞机制造厂。并提出了具有可行性的解决方案：“知该厂尽有余屋，且中杭厂员工自仰光撤退时为西南运输处抢出卡车数十辆，尽有自运能力。”但这个建议却被当时主管各飞机制造修理厂的航委会技术厅厅长黄光锐所给否定了，黄光锐对此的答复是：“一制厂正在整理，不便由中杭厂加入。”

黄光锐是何许人物呢？他又为什么要这样答复呢？原来这位黄厅长就是在1936年的“两广事变”中率领广东空军投效南京国民政府，直接导致广东军阀陈济棠下野的原广东空军司令、空军元老黄光锐将军。

两广事变中广东、广西空军先后投效蒋介石，使得空军得到了统一。但由此却造成空军中派系林立，内斗不断。空军中的中央系不断打压其他地方派系，尤以当时实力最强的广东系首当其冲。原广东航校三期毕业生，也是第一位投效南京国民政府的原广西空军第三队队长（轰炸机队）郑梓湘在回忆录中曾写道：“中央航空委员会下了一道命令，要求全体广东飞行人员须进入杭州笕桥中央空军学校高级班受训六个月。及至六个月训练期满，又来一个甄别试，分为甲、乙、丙等。如属丙等，即被取消飞行资格。

结果，全体人员竟有过半数列入丙等，悉遭淘汰，调为地勤服务员。事实上，这次列在丙等的，却是从前在广东时被认为技术最优秀的。这样一来，当时各人心理上，自然非常的难过，因而自行辞职脱离空军而去的，实繁有徒。直至第二年（1937年）七七事变，政府决心抗战，航空委员会继又发出通令，着以前广东空军人员被取消飞行资格的，不论在职与离职，一律准予恢复飞行资格，重新报到，进入机队，参加抗战…”

黄光锐作为原广东空军的最高指挥官，明着打压是肯定不行的。因此，在投效中央后，他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并担任了笕桥中央航校的校长。七七事变后，他又调任航委会任副主任。但到1939年后，他就被迫出任航委会军政厅厅长、技术厅厅长等职，一步一步的脱离了核心决策层，逐步被边缘化。但黄光锐作为原广东空军的领军人物，即便手中的权利一再被压缩，但也会极力维护原广东空军人员的利益，反击中央系的打压。

因此，当钱昌祚建议以中杭厂CW-21机制造部分，迁至昆明第一飞机制造厂时，马上遭到了黄光锐的婉拒。这是因为第一飞机制造厂其实就是原广东韶关飞机制造厂。这个厂在抗战爆发后便从广东韶关迁到了昆明昭宗，其人员的规模本就不大，最多时也仅600余人，骨干力量也保留了在韶关时的原班人马。

全厂工人中，广东人占了80%，是毫无疑问的原广东空军派系的一员。如果中杭厂进来了，那人员的构成就以中央系为主了。因此，当黄光锐在得到钱昌祚的建议时，第一反应就是中央系准备对第一飞机制造厂动手了，这个建议就是逐步腐蚀的开始。所以黄的拒绝也就来的非常坚决。

由于滇缅战局越发恶化，为了及早定下搬迁地点，4月间，钱昌祚又提出“祥云第五修理厂与一制厂多属粤籍，请以五修厂并入一制厂，由中杭厂迁祥云，负责祥云以西飞机制造工作。”这个方案毫无疑问地被黄光锐再次否决了。因为在这个方案中，很明显要让广东系的第五修理厂让出祥云以西的地盘，这怎么可能让黄光锐答应呢。

因此，钱昌祚只得到了一个答复；“利用一制厂在保山疏建库房。”这就是把中杭厂远远地赶到保山去。而此时的日军先锋已经逼近了垒允，中杭厂实际已失去了迁厂的最佳时机，这也导致了全部CW-21战机组件材料的被迫自爆，已完工的两架CW-21战机据信也在同一时间被销毁。而中杭厂随后在保山遭遇到了毁灭性的大轰炸，这次轰炸直接导致了这个近代中国最现代化，最著名的飞机制造厂永远的消失在了抗战的历史中。

CW-21“恶魔”战机在整个二战中只有中国和荷兰有所装备。与中国不同的是，荷兰装备的24架CW-21B型战机在荷属东印度与日海航展开了激战，不过却被日军的零战打的落花流水。

很难想象，当年驾驶着被现在的我们称之为“打火机”、“纸飞机”的零式舰战的驾驶员们，在面对荷兰空军的CW-21“恶魔”战机时，同样戏称它们是“打火机”、“纸飞机”。因为无论是零战还是“恶魔”都有着同样无法克服的缺点，这只能说明轻型战机完全不是二战空战发展的趋势。

CW-21“恶魔”战机并不是一款成功的作战飞机，它的整机总产量甚至没有超过40架。1946年11月最后一架CW-21“恶魔”战机（出厂编号c/n0001，美国码NX37601）被售予Curtiss Wright先生。

CW-21“恶魔”战机在华那段不堪回首的惨痛经历，与其说是“恶魔”的诅咒，还不如说是派系斗争这个“人祸”所造成的。这样的争斗，几十年后甚至还在上演。

1987年7月，已故资深航空史学家陈应明先生在给中国航空史泰斗姜长英老先生的信中曾这样写道：“《航空史研究》第6、9期，均有广东的黄严、部玉麟的文章对8.14空战报道有根本出入，可能是原空军的派性罢！那场空战是以四大队（作者注：此为中央系）为主，而三大队的17中队和五大队的28中队（作者注：此为广东系）均有参战。但原始资料及中日双方官方档案资料中均未有报导他们的战果，而现在却冒出来了，有何旁证根据？而且言过其实：如：6期8页倒数3行：…打下敌机5架，友队也在沪杭一带击落二架…其中就有陈瑞钿击落敌机一架的胜利记录。1983年陈瑞钿来北京，我和潘国空去采访，陈击落第一架敌机是在8.16那天的。…9期40页第7行：…共毁敌机四架，杭州南京也由敌机被击落…这也只提28中队战果，绝不提四大队…”

“日前四川航空联谊会一位魏同芳也写一篇纪念8.14的文章。他是原9大队，飞寇蒂斯A-12“雪力克”攻击机的。那天，确实“雪力克”也参加空战，而他把日期写在8.14当天，且自吹自擂个人击落日机4架，这些自吹的文章，硬是把自己安到8.14空军节那天，确实张冠李戴、贪天之功，我没有同意在会刊上发表。解放后，人们都不敢提国民党空军参战。现在政策改变了，有些人就在此大吹大擂，自作历史，我们国家真是“一时偏左，一时偏右”历史应要有原始资料，加以对比分析，而且要敢于判别真伪，那就需要我们认真去深入探讨，不能人云亦云，自制矛盾，要有根据。”

CW-21“恶魔”战机，作为一款在华完全没有参战记录，且数量极少的轻型驱逐机，本没有多少写点。但是透过这架默默无闻的小飞机，我们还是能够窥探到当年我国的整个抗战环境到底有多复杂、多艰难。

因此，笔者不禁感叹，我们国家能够坚持抵抗八年不投降，其实已经是最大的胜利了。

最后感谢何国治老师、张青松老师对本文顺利完成所提供的帮助。

主要参考文献：

《中华民国飞机百年寻根》，作者：黄孝慈。

《天马蹄痕：我的战斗日记》，作者：徐华江 翟永华。

《空军战斗要报（1940年10月5日）》，作者：航空委员会。

台北国史馆藏《俘虏日陆航伊式重轰炸机之摄影》。

《寇蒂斯CW-21恶魔(Demon)轻截击驱逐机》，作者：冯国震。

《Fiyght in the China Air Space 1910-1950》,作者：Malcolm Rosholt（美）。

《China`s Wings Encyclopedia of Aircraft and Aviation in china until 1949》，作者：Lennart Andersson（瑞典）。

《Flying Tigers 1941-1942 Claire Chennault and His American Volunteers》,作者：Daniel Ford（美）。

《飞虎雄风 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战史》，作者：许剑虹。

《寻找梦想的边疆，中国航空1934—1942的烽火岁月》，作者：谭立威。

《民国广东空军沧桑史》，作者：郑梓湘。

《飞将军黄光锐》，作者：陈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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