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顶顶当年假唱如今逆袭（萨顶顶和龚琳娜所谓的世界音乐）

作者：老月亮

还没见过刘钊，我就在他的公司里开了一个会。

北京东城区的一栋老楼里，住户和企业杂居在一起，辗转找到这个叫做“战马时代”的公司时，他们的员工不好意思地给我倒了一杯水就匆匆上了楼，loft 几乎没有隔音，一个有力的声音一直在我的头顶回荡。

“我觉得我已经够商人的了，没想到他们比我还商人！”

战马时代创始人 刘钊

这是一个推广本土音乐和世界音乐的经纪公司，手上握有不少中外民族音乐人，老板刘钊带过 HAYA 和杭盖乐队，在2012年自立门户。

去年，战马时代筹办了一个室内音乐节，将三组图瓦音乐人带到了中国，有世界上第一组走向国际的呼麦乐队恒哈图，也有一边呼麦一边玩摇滚的亚塔乐队。

在国内更有名一些的是珊蔻，但珊蔻最初得到的并不是美誉。她的作品《Lost Rivers》被称为“世界上最难听的歌”，珊蔻在这首歌里尖叫了 8 分钟，传闻中，没有人能坚持听到第10秒。

2018战马音乐节现场，珊蔻与乐队现场

会议进行到了珊蔻部分。珊蔻还有十几天就要在中国办个人巡演了，刘钊的声音明显多出了几分焦虑，他拿彩虹合唱团给员工们举例：

“金承志就是一个郭德纲，总是能收集到段子，只不过是苦情段子。你们得找到大众关注的东西，没有人在乎你所谓的、有想象力的世界音乐。”

刘老板的焦虑落在了演出的现场体验，他向员工放了最后一句话：“如果我们做的只是一个普通的音乐会，这个产品就变成垃圾了，珊蔻就变成了一个烂评弹！”

会议结束，偷听完毕。我带着对世界音乐、民族音乐和珊蔻的票为什么能热卖的困惑，也匆匆地走上楼去。

刘钊意识到“世界音乐”这个概念的过时，是在五六年前，他和蒙古歌手乌仁娜在金鼎轩吃饭，刘钊问乌仁娜：“姐，你怎么看世界音乐？”

21岁才开始学习汉话的乌仁娜放下筷子，甩给他一句话：“世界音乐这个概念在欧洲早就烂大街了”。

这么想的人不止乌仁娜，在 Billboard 中国组织的一次对谈中，朱哲琴等业界人士们对世界音乐的态度都很一般：

“世界音乐首先指世界各民族的传统音乐，后来变成了商业唱片的一种分类，也出现了许多流行乐与民族乐混合的作品……基本上还是严格地从西方发达的视角去看待东方音乐。”

这个在上世纪60年代产生的概念也早就被西方人自己批判过了。

1999年，Talking Heads 乐队的主唱 David Byrne 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叫做“我讨厌世界音乐”的文章，对这种高高在上的分类方式公开处刑：将人和文化视为异国情调是一种疏远的机制，这往往意味着剥削和种族主义。

无奈的是，唱着牧歌在六十多个国家巡演，拿过许多大奖的乌仁娜，在刘钊最初从台湾引进她唱片进入内地时，三张专辑在三年里只卖出了1000多张。

乌仁娜前年回到年少时求学的上海演出，还是挂上了“世界音乐”的标签，其中一场态度一般的对谈，被报道的标题是“世界音乐的中国思考”。

追溯一下，音乐人们摆脱不了这个标签，可能还得“怪罪”萨顶顶。

世界音乐第一次，现在看来也是唯一一次被媒体大面积报道，还是2008年，萨顶顶穿着金色的民族服装，捧回了一座“BBC世界音乐大奖”的奖杯。

《万物生》轰动了全国，听惯了港台流行乐的大众，不知道民乐还能带电，梵语哼起来还挺有节奏感，世界音乐在国内成了一个新鲜词。

萨顶顶完成过一次“文化反攻”，有歌迷给她发了一封邮件，说关淑怡在自己的演唱会翻唱了《万物生》，受到了香港歌迷的热烈欢迎。

一篇叫做“神秘音乐人萨顶顶：对关淑怡的翻唱淡然视之”的报道称，萨顶顶作为一个具有国际水准的著名音乐艺术家，表示只要能发展音乐，自己不会在乎这些：

“这种追求世界和平，追求世界和谐的境界让萨顶顶在音乐艺术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不过，刘钊对萨顶顶并不看好，他认为萨顶顶的水平并没有当年媒体吹捧的那么高：“萨顶顶不过是高晓松制作的一个产品，包装出来的一个概念。

就像朱哲琴和何训田，龚琳娜和老锣，这是最早一批世界音乐人的一个玩法，一个歌手配一个制作团队，他们只是需要一个民族唱法的歌手。”

萨顶顶一开始甚至并不是个民族歌手，2008年还没过完，萨顶顶就被一名叫周鹏的歌手拉下了神坛。

有网友发现，号称中国第一电子女声，代表作《咚巴拉》和《自己美》的歌手周鹏和萨顶顶相貌和声音都非常相似，萨顶顶的歌迷都炸了，开始细数周鹏声音和演唱技巧跟萨顶顶有天壤之别的种种，最终还是萨顶顶本人出来认了：“我从小就爱给自己改名。”

这个出生于河南平顶山的歌手在山东青岛长大，大学念的流行音乐专业，在2000年开始信仰佛教，自学了梵语、藏语、蒙古语后，她的音乐风格才从迪斯科开始转变。

即便是后来打着世界音乐旗号走天下的萨顶顶，在接受外媒采访时，也否认了这个标签。她对英国《卫报》说：“我希望大家提起我的时候，不是做世界音乐的萨顶顶，而是萨顶顶这个名字。”

不提世界音乐，萨顶顶还有蒙古族的外婆作为民族根源的背书，当年和她在一个青歌赛上拿过奖的汉族龚琳娜就更为艰难了。

学民乐出身的龚琳娜当年唱的跟老锣参加了一次世界音乐节后决定离家出走，开始钻研“中国新艺术音乐”，《忐忑》爆红之后，龚琳娜试图用自己的影响力推广更严肃的古诗词和民族音乐，她在综艺《歌手》不顾节目组反对唱了一首《庭院深深》，拿了那一场的倒数第一。

一边试图从西方话语中的世界音乐跳脱，一边又不得不依靠世界音乐本身所持的商业属性走入主流和国际，不提世界音乐，“世界音乐人”本身还剩下什么，不光是萨顶顶、龚琳娜的问题，也是刘钊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刘钊不是少数民族，他从前也是个听打口的摇滚青年，还组过自己的乐队。

大学毕业之后，刘钊一边在音像公司做编辑，一边给音乐杂志写一些乐评，如果不是《吉祥三宝》的话，刘钊说不定会成为一个大V级的音乐博主。

十几年前的一天，刘钊接到了为专辑《天边》做责任编辑的工作任务，《吉祥三宝》本来只是蒙古族歌手布仁巴雅尔和妻子、小侄女日常娱乐的创作。

在协商内容时，布仁巴雅尔不是很愿意放这首歌，刘钊当时的老板态度很坚决，告诉他：“听我的没错，把这首歌放进去”，最终将《吉祥三宝》放在了专辑的第二首。

没有付推广费，没有特别的宣传，蒙语版的《吉祥三宝》像一颗炸弹一样火遍了全国，唱片公司老板又急急地找了一个音乐人，为这首歌配上了汉语歌词。

刘钊回忆道，有人就凭借卖这么一首歌，在零几年赚了一两千万，成为了行业里可以给别人讲故事的人。

这件事对刘钊冲击很大，这个听 Lou Reed 的青年从前觉得民族音乐一点也不酷，也激不起他的认同感，可这首用自己民族语言唱出来的传统歌曲却取得了这样的成绩，为什么？

背着这个问题走到现在，刘钊给出的答案很“商人”：

“这个产品的流通性好，它的主题是家庭，这是人人心里头都有的一个东西，它又混入了蒙古族和非常中国的元素，这个东西是不容置疑的。

在歌唱形式上，当时只有付笛生式的对唱，没有什么作品有一家人的对话感，这就属于产品的差异化。那种轻松愉快的、互动性很强的作品，当时的摇滚乐是给不了的。”

在寻找答案的路上，青年刘钊不分白昼地听遍了各地的民族音乐，帮乌仁娜发行过专辑，与此同时，黑豹、唐朝的声势过去之后，中国摇滚已经停滞了很长时间，他开始感受到摇滚乐的“没意思”：

“当时的那些乐队我觉得水平不够，我听过的好东西太多了，你要我下调标准接受当下的音乐，很难。”

好奇心满足之后，刘钊开始真的被民族音乐吸引，“至少民族音乐是独一无二的”，这个在中国土地上自己生长出来的种子，怎么也跟自己有关系。而那种差异化所构建的艳丽色彩、神秘的仪式感，比千篇一律的模仿有意思得多。

他开始想要帮民族音乐一把，想让更多人听到自己觉得美好的东西，而一个文青决定要做民族音乐的推手，一开始往往是糊的。

2008年，刘钊递了辞职信，从北京跑了云南，与友人一起创办了香格里拉民间音乐保护协会，他对别人说，自己要去拯救民族音乐，改变一些什么。

在云南，刘钊的阻碍不是当地政府，不是一片混乱的 NGO ，是那些他想要拯救的民间艺人。当刘钊真的把善款送到民间艺人手里的时候，他们反应平平，接受就接受了，生活还是生活。“弹民乐只是他们的工作，他们并不会觉得因为这些钱，他们在做的事情就多了什么价值”。

刘钊发现，民间艺人也不过也是普普通通的少数民族年轻人，他们最想做的事是去城里打工，去蹦迪，吃好吃的，过更酷的生活，他硬塞给别人一些钱，让他们回家好好研究一下牛角琴，这是强人所难。

而回头望望自己，刘钊终于承认了，“我没有那么高尚”，拯救民乐不过是为了自我感动，顺便逃避生活，他没有认真想过如何做一个“推手”。

“你告诉别人你本民族的文化有多棒，多值得保持是没有意义的，他也听不进去。

我当时在想，如果我做出一个民间音乐的偶像，像那些男团女团一样，他们才会真正的理解本民族的音乐能做成什么样，才能有真正的认同。”

于是，靠笔吃饭的刘钊决定先从艺人经纪做起，他回到了奇迹更可能会发生的北京，找当时已经拿了金曲奖的 HAYA 乐队聊了一夜，毛遂自荐。

从 HAYA 乐队持续成长，演出费涨了数倍，到杭盖乐队上了《中国好歌曲》，都是文青刘钊变为“幕后推手”刘钊的后话了。

如果简单定义世界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加西方音乐的话，那么在这个概念在中国成为标签之前，刘钊更关注的是民族音乐，或者说，音乐本身。

在刘钊看来，世界音乐的概念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不过是一些人在瞎忽悠听众，说起自己选择合作的音乐人，他提到了生命力、创造力、独立性，唯独没有提民族或者世界。

就像他自己归纳的：好作品是唯一的意义和道德。

“一些人说珊蔻难听，我觉得他们很可笑。”刘钊说，自己第一次听《Lost Rivers》时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他自己就是听先锋实验音乐过来的，不会用好听和难听评价一首歌。

刘钊觉得，那些批评珊蔻的人的世界里，支配他们的只有好吃不好吃，好听和难听，好看和不好看，似乎没有中间值，没有别的东西，这是很可怕的。

能让刘钊这样用力维护，也许是因为珊蔻真的很符合那个“有生命力、创造力”的标准。

这位图瓦女歌手在大草原上成长，高中就开始接受专业的音乐训练，她是图瓦第一个唱呼麦的女人，因为在民族传统观念中，女性呼麦会带来不孕不育。

珊蔻会在演出时用白色的纱包裹着自己，因为那是中世纪女人受限制的模样，她那样登上舞台，就是在宣誓：自己是一个可以自由歌唱的人。

《Lost Rivers》写于1991年，苏联解体时，珊蔻居住在莫斯科，她看到了街上开过的坦克，无处不在的军队，人民吃不饱饭，所有人都看不到希望。

那是人们内心的悲伤、愤怒和恐惧，珊蔻说，一个失去控制的国家，就像迷失的河流，因为遭受了灾难而干涸，“我唱的是问题，是失去的生活”。

可在当下的时代，不会有太多人在关掉“像便秘一样的尖叫”之后，去花时间了解一个音乐人的。

此时的刘钊已经成为了一个“商人”，像是要摆脱掉那个出走云南的自己似的，他把合作的音乐人都叫做“产品”，他所面对的不是世界，也不是音乐，是市场。

“文化就是文化，商业就是商业，我们是一个要把文化内容做成商业产品的公司。我觉得那种精英式的自上而下的态度是有问题的，大家都在说好内容，但是你真正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想过什么是好内容吗？其实都没有。

所以我并不相信所谓的精英和文艺青年，我觉得他们并没什么脑子，也是人云亦云，而且擅长道德绑架。在一个市场里，根本没有什么大众和小众，只有卖得出去和卖不出去。”

朝着这样的方向，刘钊一开始选择的演出场地不是 live house ，而是大城市里的大剧场。

他将票价定在合适的范围内，一开始就吸引了那些本身就习惯在剧场消费的观众。对于一部分观众来说，进剧场就像进电影院，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刘钊并不觉得这些音乐一定要给本来就懂的人看，那些第一次听到珊蔻的人，也可以后来才懂她。

刘钊对于剧场灯光、音效的要求接近严苛，为了提升体验，他甚至想尝试把蒙古包搬进音乐厅，也成功把就酒水带进了剧院。

他说，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一定要做到一个最正确的东西，搭建一个更好的舞台，这样观众才会一进场就明白好的音乐是怎么回事。

去看过战马音乐节的人都知道，这些演出中，每首歌的间隔都会有一个解说环节，会有工作人员上台向观众描述下一首歌的内容和背景。

这样的设置跟 Adele 几年前的一件“伤心事”有关。Adele 是战马时代负责宣发的员工，战马时代早期为恒哈图乐队安排巡演时，上海的一家剧场卖得很好，现场来了1600多人。

Adele 在恒哈图乐队演出现场

可恒哈图唱到第三首歌时，就有大爷大妈带着小孩子往外走了，他们以为是一个类似凤凰传奇风格的蒙古乐队，没想到一个演出还能这样硬核。

刘钊急了，他揪住身边的 Adele，让她上台为大家翻译下一首歌的歌词，Adele 不知所措，也不知道上台该说些什么，那是刘钊唯一一次发她的脾气：“你他妈现在赶紧给我上去，你要不上去你就背包滚蛋！”

Adele 已经慌出了眼泪，只好一边抹眼泪一边上了台。奇迹般地，已经离座的人开始一个一个往回走，竟然没有人再离开了，大家安安静静地欣赏完了一场精心准备的演出。

为了被理解，这样的尝试数不胜数。Adele 写过无数篇公众号文章，试图在音乐人的作品和时事间架一座桥梁，刘钊带着团队办了一场又一场演出，开始有穿着潮牌的年轻人要求和音乐人们合照，说唱歌手鬼卞也注意到他们，主动询问是否有机会可以和恒哈图或珊蔻合作。

战马时代演出现场

虽然毫不客气地 diss 了文青，刘钊还是抹不掉自己身上文青的那一部分。他调笑自己在寻找客户时，人家没看一眼音乐人的介绍就问：你们有流量吗？也会感慨自己的朋友说，刘钊这个精力用在做房地产上，早就发达了。

今年，战马时代签约了几位国内的音乐人，有已经小有名气的鲸鱼马戏团主创李星宇，彝族音乐人贾巴阿叁，也有不为人知的西藏后摇乐队天声。

刘钊与彝族音乐人贾巴阿叁（左）

天声乐队的成员都居住在青海西宁附近，他们基本上都属于当地的公务员系统，每周的固定时间都会在一起排练，雷打不动，不久前，有一个往返于西宁与远郊城市驱车来排练的团员还出了车祸，好在人没有受伤。

天声有自己的艺术项目，他们会花很长时间布置一个旧仓库，在里面放装置艺术，还用车把设备运到了海拔三四千米的山顶，办一场无人观看的演出。

天声乐队

刘钊对他们喜欢得不行，他说天声太可爱了，自己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送给他们，除了女人。

当然，在认识天声乐队的第一天，刘钊就告诉他们，我对你们没有任何的市场预期，你们也别对自己有这种预期。

他把天声形容成了一副画：天声就是艺术，我希望他们自由地表达，签约他们就像买了一副画，好不好看，别人管不着。

商人刘钊和文青刘钊好像从来不打架，他在矛盾中找到了一个舒适的位置，独资的战马时代创立以来，几乎从没遇到过经济问题，他偶尔会抱怨市场和受众的不完美，还是一直强调“好好做一点事”。

刘钊一直相信，美好的东西是有价值的，只要战马时代不死，他就会一边做事，一边等，总会有民族音乐偶像出现的那一天。

不过，到那一天，这个偶像也许只是他的产品之一，听听刘钊的愿望就知道了：

“我要把好作品变成大家理想的一个产品，一个梦中的产品，一个很好玩很好玩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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