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识到体系的构建（专题研讨徐）

迈向自主知识体系的自主概念建构 : 跨学科观点

【编者按】2022年4月2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繁荣至今，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已成为必要和可能议题。值此中国人民大学建校85周年之际，为加快建构中国公共管理与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交叉科学研究院、《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杂志邀请社科领域的杰出学者召开 “迈向自主知识体系的自主概念建构 : 跨学科观点”研讨会。本次研讨会主要讨论社会科学如何提出自主性的概念，特别是如何用跨学科方式提出新概念，同时又如何在跨学科研究中坚守本学科边界等基础且重要性议题，力邀 (拼音排序) 刘守英、李维安、唐世平、王绍光、王天夫、辛向阳、徐勇、薛澜、燕继荣、杨光斌、张文显、周黎安等知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从不同角度对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问题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和探讨。

事实与逻辑：成体系的概念建构

徐勇

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

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随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国学者在基于中国经验构建具有本土性概念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总体上看，现有的概念建构更多的是基于一定经验，表现为个别的、零碎的、孤立的、互不关联的状态，可以称之为“概念孤儿”。由此需将概念带入学术体系，为“概念孤儿”寻家，将事实意义的概念转换为学术意义的概念，从而推动概念建构的体系化。

第一，基于事实经验的“概念孤儿”。概念既是社会科学的基本单元，也是社会科学体系的基石。人们把所感知事物的共同本质特点抽象出来，加以概括，建构具有内涵和外延的概念，成为人类学术知识体系的基本单元。概念除词组以外，包括短语，是学术思想最为精炼的表达，成为学人的标识性身份。人们借助概念学习了解相关知识，从而不必重复对事物的观察和了解。可以说，一部学术史，就是一部概念的建构史。中国很早就有对人类社会的认识，但受农耕文明的经验思维影响，缺乏由清晰的概念和知识体系构成的社会科学。现代社会科学率先由西方兴起。在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西方人创造了大量概念，形成系统的学术知识体系。梁启超认为：“大抵西人之著述，必先就其主题立一界说，下一定义，然后循定义以纵说之，横说之。”这是中国社会科学不得不向西方社会科学学习，也是深受其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任何概念都是有限的，不可能穷尽所有事实和经验。人们的认识不能仅从既有的概念，而应从事实经验出发。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国学者基于事实经验创造了诸多概念。而概念在被创造的时候，相当程度上是具有某一种直觉。叶娟丽教授等在《中国乡村治理研究本土化概念建构的三个层次》一文中列举了诸多由中国学人基于中国经验事实建构的概念，包括：政权经营者、政治锦标赛、逆向软预算约束、压力型体制、悬浮型政权；社会化小农与韧性小农、农民理性与村社理性、半熟人社会与后乡土中国；分利秩序、中坚农民、村庄当家人与政府代理人等。

中国学者从开始学习西方社会科学概念，到根据中国事实经验构建本土性概念，反映了中国学人的学术主体性。这些概念不是照搬套用西方，而是来自本土经验，是对经验的概括和提升，对丰富知识体系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对于政治学这类外来学科而言，本土性概念反映了学术自觉和自主性。但中国学人的概念建构还处于初始阶段，需对现有的概念建构加以反思，以进一步推进概念建构和学术发展。从中国学人建构的概念可以看出，概念建构的主要依据是中国事实和经验，是对一部分事实的理论概括，属于事实意义上的概念。由于人们接触的事物有限，获得的经验有限，所创立的概念往往是个别的、零碎的、孤立的、互不关联的。此类概念可称为“概念孤儿”，即缺乏知识体系支撑的孤立的概念，并非由一个个概念相互联结形成的知识体系中的某个概念，不是概念家族中的一个成员，尚不具有学术意义。缺乏知识体系支撑的“概念孤儿”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受到相当限制，也难以经受住学术竞争的冲击。所以，在解释中国事实的过程中，我们有发言权但是没有话语权，就是因为我们提出的概念还不能广泛地接受世界知识市场竞争的冲击。

第二，基于逻辑思维的成体系的概念建构。尽管人们创造概念是从一个个具体概念起步，具有“概念孤儿”的特性，但如果只停留在发现一个事实便建构一个概念的基础上，建构再多概念都属于缺乏相互联系的“概念孤儿”。这种概念难以为人们所接受和传播，并构成人类知识体系的一部分。说明仅以事实现象为依据建构概念远远不够，这与我们历史上的经验思维相关。人们的认识除了要以事实为依据以外，还要透过现象，发现现象内在的特性和相互之间的联系，具有逻辑思维，这是我们所欠缺的。通过逻辑思维，建构由一个个相互关联概念组合而成的“概念家族”，将概念体系化，并形成系统的理论。在这个概念家族当中，有祖父、有父母、有儿子、有孙子，它们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性。以《资本论》为例，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在英国率先产生并成熟，所以马克思之所以要到英国去，是因为可以近距离地触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跳动的脉搏，认识资本主义现象。中国学人之所以能够自主建构一些概念，就是因为我们中国学人离中国大地更近，我们更容易在田野当中获得我们新的知识，以田野事实为依据来建构一些概念，这是我们和马克思所相通的地方。但我们比马克思所欠缺的在于，他并非就有限的事实现象来创造概念，而是通过现象发现事实现象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从而建构起一个个具有相互联系的概念，最后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

所以我们看到《资本论》这本书，它实际上由一个个概念所构成，包括商品、货币、资本、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劳动、劳动力、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量、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原始积累等，可谓一个概念大家族。此概念家族按照一定关系排序，形成相互联系的结构。正是通过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概念的支撑，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和规律，形成了系统的知识体系。在该知识体系中，每个概念都是体系中的一员，均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而不是互不关联的“概念孤儿”。正是依靠这一围绕资本产生的系统知识体系，使人们得以从整体上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状况和内在规律。因此，我们中国学人更应该学习马克思《资本论》的学理表达，而不仅仅是《共产党宣言》般的政治表达。

摆脱“概念孤儿”困境要求将概念带入学术体系，为概念孤儿寻“家”。学术体系是指某一学科的若干有关事物或某些意识相互联系的系统而构成的一个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如政治学是以国家为中心展开并包括多种内容和若干概念构成的学术体系。学术体系相当于各门学科的“家”。不同学科有若干关键要素构成的不同的“家”。进入“家”有门槛，需要学习，掌握基本的理论知识。人们所创造的概念，也需要进入学术体系，成为有“家”的学术概念，而非“概念孤儿”。

学术之“家”首先是本土性知识体系的“家”。由本土现象调查和研究产生的概念具有本土性，是对本土现象的概括和提炼。而本土性的概念也要安放于本土性的学术体系之中。由于引进的外国社会科学尚不能更好地解释中国实践和经验，中国学者构建了许多具有本土性的概念。只是这些概念尚处于个别的、零碎的、孤立的、互不关联的状态。因此，需要建立对中国实践和经验的总体认识，在总体认识的基础上建立起具有本土性的知识体系。其次，学术之“家”是更广泛意义的“家”。本土化概念建立在本土经验基础之上，既要在本土学术体系中安放，但也需要在超越本土经验的更大范围的学术体系中寻找自己位置。

第一，只有借助一般性知识才能建构本土性概念。概念建构者在建构概念时必然会运用所掌握的知识。“乡政村治”不是对事实经验的简单概括，而是从国家政权及其与人民关系的角度加以概括，概念背后凝结了大量的一般性知识。“乡政”是指国家在农村的基层政权设立于乡镇一级。“村治”是指在乡镇以下设立村民委员会这一组织属于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性质。“压力型体制”是从政府体制和政府行为的角度加以概括。没有政府体制和政府行为的一般性知识，很难提出这一概念。

第二，在建构本土性概念时，势必与一般性知识体系中的某些经验性概念形成对话。知识生产与其他生产一样遵循“先占”原则，即先行的生产者往往将其生产的知识提升到一般性，成为具有普遍性的知识。因此，在一般性知识体系中包括两类知识：具有经验性或价值性的特殊知识；超越经验性或价值性的普遍知识。后者如政治学中的国家、国家权力、国家结构、国家职能、国家建制等概念。但两类知识往往混合在一起。

第三，本土性概念的建构可以丰富一般性知识体系。一般性知识体系是一个系统。这一系统并非封闭的，而是不断丰富和充实的。中国学人基于中国事实和经验建构的本土性概念不仅在于解释中国，而且可以丰富和充实一般性的知识体系。权利是政治学的核心概念。但权利的获得是一个历史过程。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权利来源和性质都有所不同。西方是“天赋人权”，我也提出“祖赋人权”的概念，引起了学术界的不同看法。其实“天赋人权”之前就是“祖赋人权”，洛克的《政府论》就是在批判人权的基础上建构起“天赋人权”的概念。换言之，没有“祖赋人权”，何谈“天赋人权”呢？这其实就是通过建立本土性的概念，打破了原有知识体系的限制，进而丰富一般的知识体系。

因此，我们要有逻辑的思维，把我们的概念建构由“概念孤儿”变成一个成体系的概念家族，这是我们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个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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