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时期重视德治而出现的治世（从汉初的无为而治到武帝推恩置县）

自周天子统一天下，分封诸侯，历经800余年，周室渐趋无能，大权旁落，华夏进入春秋战国两个时期，天下纷争不断。直至秦始皇横扫六合，一并九州，整个天下才再次实现了统一。

但是秦始皇的统一和周天下的“统一”大有区别：

周王朝时期，天子分封天下，实行无为而治，天下各自由当地诸侯国公室自行管理，周王室极少插手。也正是这种极为松散的管理制度，才导致春秋时期诸侯国做大，周天子的威信一日不如一日，最后形同虚设。

秦王朝时期，非分封里郡县，实行中央集权制，由皇帝直接管理天下各地，各地再无地方诸侯管辖一地的情况。且天下各地的文字、度量衡等等全部实行统一，再也不是周王朝时期各地自有自己一套算法的情况。

可正是这种制度上的转变，导致各个地方的诸侯后人，觉得自己的文化受到了打压甚至消泯。这是对自己当地百姓的一种身体和精神的打压，于是才有了秦末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其实所谓农民起义，背后的领头羊还是那些为了自己的地位权柄的六国贵族。

而到了西汉时期，又很快再次经历了黄老无为而治以及皇帝中央集权这两大制度的轮换转替。汉初，再立分封，效仿就是无为而治，而到了武帝时期，西汉的权力运作模式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集权，成了一个时代的主题。

而不管是从周到秦，还是到汉朝的制度转变，无非都是两大原因，一是当权者的处事性格，二是为了适应天下的情况而为之。尤其是汉朝时期，之所以也会出现两者截然相反的权利运作模式，更大的原因都是为了适应不同时期国家的时局发展情况。

秦时，秦始皇横扫六合、东并六国，虽然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统一，但是整个天下也因为战争而被打的千疮百孔。而哪怕是实现了统一的秦国，其实也并不安稳，外有北方草原的匈奴之祸，内有六国贵族的蠢蠢欲动。

且秦始皇本身更是一个雄心壮志的帝王，甚至不会满足于整合九州之地的功名，他的野望，还包括北方草原和南粤密林，以及两者之外的浩瀚土地。

所以秦朝自建立到灭亡，从来都不是一个安稳和平的国家，而是个对外战乱频发，于内难得安稳的动荡王朝。

而秦国正是在如此不稳定局面下，采用发家严苛的治国模式，不断压榨民生，导致天下怨声载道，才会被六国贵族找到机会，发动了剧烈的叛乱。于是乎，建国不过几十年，且国内根本没有实现休养生息一直动荡不安的秦国，又再次被长期的战争摧残，不论是土地还是人心，早就已经千疮百孔，不堪重负。

而在这一片残垣断瓦之上建立起来的西汉，要做的，就是与民休养生息，恢复国内生产力。而不是效仿秦朝，继续强行使用皇权去进行权利和利益的捆绑，继续压制百姓。否则，将会对人心带来更大的压力，而那样所带来的后果，恐怕和秦朝无异，哪怕西汉的命运，也将如秦朝一般被快速颠覆。

正是有着霸秦的前车之鉴，汉朝的统治者显然不会在这个前人已经摔倒过的坑上再摔一跤。所以汉初便选择了于民安稳的无为而治，以求在人心上进行拨乱反正，再启分封制，也降低了地方百姓和贵族对于汉王朝的怨言，以此减轻汉室执政的压力。

毕竟刚刚在一片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在当时也根本无法依靠一己之力去做到安抚整个天下，还不如将这些责任如同封王一般分封给各地诸侯，让他们去处理干净，自己也乐得清闲。最后还能直接摘果子吃，这不香吗？

所以在此时施行无为而治无疑是最优的选择，萧何大力倡导黄老之法，而后萧规曹随，依旧以黄老之学治国，再到后来吕后摄政的长期时间内，西汉施行的治国之术都是黄老的无为而治。

但是就像周朝一样，长期的无为放权，无疑会让各地地方诸侯的势力逐渐做大，到最后形成难以收拾的局面。比如吕后摄政期间，天下大权几乎就被吕氏诸侯王被揽断了。到后来，因为吕后的倒台，尽管吕氏诸侯王悉数被灭，可刘氏本族的诸侯王，依然是继任皇帝心中的一根刺，难以拔除，但又无从下手。

虽然无为而治的功效显著，西汉很快就恢复了经济劳动力，不久还出现了了文景之治的盛世。但是长时间的分权却还是让皇帝的统治者出现了大问题。各大诸侯国割据一方无视中央皇权，导致地方上一直以来都是各自为政，藐视皇权。

显然，无为而治的弊端，在经历过周朝之后，再一次落到了西汉头上。尽管西汉的统治者也早早发现了这个问题，但是一直以来就无能为力。正如汉文帝时，贾谊便认为诸侯势力的急剧膨胀，必然会成为巨大的隐患，便向文帝提出了要削弱诸侯势力的主张。

“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新书·藩强》”

可碍于当时的西汉才刚刚平定吕氏叛乱，不仅是时局不稳，皇室更没有多余的力量去对付地方诸侯。所以面对各大诸侯国的威胁，汉文帝只能忍气吞声，甚至还把贾谊这位名臣推出来斩了，以堵诸侯之口，避免各地诸侯兴兵进京。直到汉景帝时期，国家拥有足够的实力之后，景帝才开始有能力对诸侯下手。

汉景帝刘启即位后，中央皇权和地方诸侯势力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汉景帝便暗地和御史大夫晁错开始谋划削藩之策。公元前155年，晁错正式向景帝上《削藩策》。

“削权诸侯——《汉书·晁错传》”

晁错在其中陈述诸侯的罪过，请求削减封地，收回旁郡。等到楚王来朝，更是和汉景帝设计，打算以其为薄太后服丧时以淫乱为名，诛杀楚王。

但最后汉景帝还是迫于各诸侯的影响力，只得下诏赦免死罪，改为削减东海郡作为对楚王的惩罚。在此不久前，还有两年前赵王的刘遂获罪，削去其河间郡；胶西王刘昂因为售卖爵位时舞弊，削减其六个县。此时的汉景帝还在和群臣商议削夺吴王刘濞的封地事宜。

凡此种种削藩的表现，诸侯们自然不会甘心就这样被汉景帝钝刀子割肉般一个一个慢慢等死，所以以吴楚两国为首的七大诸侯国便开始通谋相约起兵。于是七国大军便以 “请诛晁错，以清君侧” 的名义，举兵西向，这就是西汉历史上的吴楚七国之乱。

为了安抚诸侯国，也是出于对诸侯国实力的忌惮，当时的汉景帝选择了效仿父亲汉文帝，把功臣晁错给推出去替自己挡了刀子。但是这次显然没有当年那么简单，尽管汉景帝杀了晁错认错，七国还是没有罢兵。

所幸此时的西汉出了一个救世主——周亚夫。汉景帝启用前丞相周勃之子周亚夫，终于在三个月之间平定了这场轰动一时的七王之乱。可叛乱虽然解决了，但诸侯国的实力还是没有得到真正的削弱和有效的控制。而这也是西汉皇帝迫切且必须完全的事情，否则重蹈西周覆辙就在眼前。

西汉第一个针对诸侯且行之有效的策略还是汉武帝时期，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不得不说“推恩令”是一个极为高明的政策，成功的通过委婉的办法削弱了大诸侯的实力。“推恩令”要求诸侯的封地不再只由嫡长子继承，而是要分封给所有的子弟享用。很明显，推恩令是一个十分明显的阳谋，就算诸侯们知道这是一个坑也不得不往里面跳。

在推恩令推出以前，诸侯国的传承就和皇位一样，只由一个子嗣继承，这就导致诸侯国的势力在一代一代的传承中得不到半点削弱，反而会因为每一代的积累会越来越强，而推恩令便直接改变了这一现状。

一个蛋糕由一个人吃变成了多个人吃，每个人吸收的能量自然就少了。伴随着这样一代一代分而化之，到最后，一个巨大的诸侯国就会变成无数个弱小的地方势力。而随着传承的时间越久，各个小诸侯之间的联系就越远。会完全形成一个互不关联的独立山头。最后皇室在再去一个一个收拾，便如同秋风扫落叶，一扫一大片。

而且还根本不怕诸侯王不答应。首先毕竟本身的封地没变，而分封给的都是自己的孩子，“手心手背都是肉”也没什么大不了，对其子嗣来说反而更公平。其次这样一来也可以极大的避免诸侯子嗣们的争权内斗，相信没几个父母愿意看到自己的孩子手足相残。

当然，“推恩令”虽然成功的削弱了诸侯国的实力，却也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只能是一时之需，而不是长久之计。这只能在实力方面形成集权，但不能在精神层面达到集权，国家此时的集权并不是分化，而是集中。

而这个问题同样也是在汉武帝时期得到了解决。以董仲舒的儒家思想代表们，向汉武帝提出了“大一统”理论，以儒家的纲常之理，去实现思想上的统一，以神权去绑定君权，加深在百姓心中君权的伟大。也正是因此，才有了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结果。也是到此时，统治者们才真正找到了可以取代黄老之学的治国之术，那就是儒家的三纲五常。其实在此之间虽有儒家，然还没有那个国家真正以儒学来治国的。

从汉初对于国家的集权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吸取了周、秦两朝经验的汉朝，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根据社会发展状况及国家实力变化，不断的调整着自身执政模式，最终在汉武帝时期在政治体制以及思想文化层面上，完成了大一统的建设，使汉朝成为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第一个完美实现了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不仅仅是地方上的大统一，更是思想上的大统一。得益于此，中华文明得以成为传承数千年的文明古国，统一的思想早已根植于我们中华民族的血脉与思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