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好不好玩（了解了大寨的环境有多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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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寨村位于山西省昔阳县中部，县城东南约5公里处。西北与武家坪村相连，东与金石坡村接壤，东南与大南山、井沟村毗邻，南与三都乡郭家庄、洪水乡长胜岭等村交界'。村志中记载，据传说是因为此地有军队驻扎，所以得名大寨,不远处还有一地名叫小寨。在北方战乱期间随着人口迁移，逐步有人在这里定居从而形成村庄。

一，名不经传的小村

从大寨男性原籍来看，这是个移民构成的村庄，其中绝大多数都来自于邻近的平定和昔阳县内。其中，贾姓是大寨村的第一大姓，占据了人口的六成左右。在民国四年版县志中唯一出现的大寨村人，即为嘉庆年间的优贡贾维翰。相比之下，陈永贵是到1920年代才随父亲陈志如从昔阳县石山村流落至此，到大寨地主贾存元家来生活。

韩丁有如此记述：大寨的许多人以前是乞丐，他们在虎头山住下来是因为那儿的土地没人要。人们说大寨是“三穷五多”,即人穷、地穷、村穷、羊信多、雇农多、卖孩子的多、自杀的多。有时还要加“一多”——灾害多，形成了“三穷六多”的命运。

大寨所在的昔阳县位于太行山麓，已经是山西东部边陲之地。对于山西的地理特征，清代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有如此描述；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关中而外，吾必首及夫山西。盖语其东，则太行为之屏障，其西则大河为之襟带；于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勾注、雁门为之内险，于南则首阳、底柱、析城、王屋诸山，滨河而错峙；又南则孟津、潼关，皆吾门户也。

整体来说，山西的地理位置相当重要，特别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民族之间常有冲突，自然成为了兵家必争之地。谭其骧曾经讲到：山西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时期，往往是历史上的分裂时期。这是因为山西处于黄土高原的东部，它对河南、河北、陕西的关中地区而言，都是居高临下的，这在过去一刀一枪打仗时，是很占优势的地势太行山(太行山以西，元代正式开始有山西这个名号的行政建制)、吕梁山、五台山、黄河、汾河构成了山西境内重要的山川河流，形塑了三晋大地的地形地貌。

行龙指出，明清以来人口压力的日渐加重，人口与土地的矛盾日渐突出，开荒垦田、放荒毁林、水土流失、灾荒频仍成为山西农村社会经济生活的主流，该地区对水的争夺，集中的表现就是水案的频发(行龙，2010:27～33),由此他也强调以水为中心的解释，来切入区域性社会关系和地方社会史的讨论(行龙，2008;王铭铭，2004)。当然，在传统农耕社会中，水对于地方社会来说都是重要的自然资源，干旱抑或洪灾都对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重大影响。这对位于北方山区的山西来说，显得尤其重要。

尽管地域划分上昔阳仍可划归晋中地区',但是其已位于与河北赞皇县交界的东部，并不处于晋商集中的平祁太区域。明清时期，从晋南到晋中大部分地区随着商业兴起，民风也发生改变。此时的昔阳仍称乐平县，一直是民风淳朴、尽力耕织和勤俭少讼之地(张正明，2003:184～194)。尽管没有多少富商大贾，但想必多少也会受到些影响。

二，卷入战乱与革命

如果从人口发展上来说，元末明初是山西历史上人口增长的重要节点，晋商的崛起则是经济商贸社会繁荣的重要象征(行龙，2011:4～5)。近代以来中国进入“革命风起云涌、战争动乱不断”的时代，变革与图强、战争与革命等等改变了国家版图中的众多地方，山西自然也不例外。对于山西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是两股力量，一个是阎锡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在山西的统治。对于脆弱并不稳固的中华民国政府来说，相对于其他地区，山西有着相对稳定的统治。

以昔阳为例，从民国元年(1912年)乐平乡恢复县置(1914年乐平县改名为昔阳县),一直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日军入侵以来，没有发生任何战乱。只是在民国七年(1918年)到民国九年(1920年)连续三年水旱灾害，最终还导致民国十年全县饿死2833人。另外一种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在山西的发展。这两种力量此消彼长，部分是因为日本对华的侵略战争，使得国民党在山西的稳固统治从此不再。

日军的进攻与国民党的溃败，为中共组织的抗日及其自身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尽管当时以“敌后”游击战为主要形式，但以陕甘宁为样板的革命根据地模式也逐步在山西发展起来，在山西境内以各大山系为依托建立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和晋西南等抗日根据地。

日军在占领山西期间，不仅从资源上进行掠夺，也尝试进行“社会控制”,表现为用武力控制村庄的同时，力图对人口与乡村社会加以改造。对于昔阳来说，由于处于正太线附近，日军在由河北的井阱和娘子关一带攻入山西后，很快就占据了昔阳县城，并且长期控制了县城周边地区，在各村建立“维持会”等“伪政权”。大寨正好位于县城附近，旁有平辽公路(平定至辽县的公路，辽县即今天的左权县),大寨因此也不断受到日军骚扰，陈永贵正是在此时出任大寨村的代表。

由于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形成，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活动是在国民政府的统一组织下进行。在山西主要为牺盟会，以及各地成立的战地动员会和联合政府等等。日军占领昔阳县城后，昔阳原政府官员也和八路军一起到达皋落镇⁵,组建抗日民主政府，此镇位于该县东部与河北省赞皇县交界的太行山区。

日军以昔阳县城为据点，控制了南北走向的重要交通线——平辽公路。中共领导的抗日组织，自从1938年开始分成昔东和昔西(抗日办事处)两个部分，大寨地处平辽公路东边的一区，行政区划归属上为昔(阳)东县委。直到1945年9月，昔东和昔西重新合并为昔阳县。

岳谦厚指出：山西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的中枢根据地，八路军虽经发展壮大并向整个华北乃至于华中地区迅速扩展，但山西抗日根据地担当的基本角色及其领导地位却始终未曾发生改变。华北抗战的指挥中心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在整个抗战期间始终转战于山西各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太行与太岳地区。

陈存恭也强调：山西省的人口、面积与农业资源占全国的比例偏低，但山西战场的掌控对于中国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中日八年战争和国共战争都发生决定性的作用。

山西在整个抗日战争之中的重要战略地位，从另外的角度来说，则意味着为维持战争需要较多的物力、财力和人力的支撑，最大限度的“动员群众发展生产支援抗战”。正如岳书中写道：山西人民为增强抗战动力，保障抗日军民军需供应，积极发展生产，组建代耕队、垦荒互助组、生产互助组、纺织合作社等劳动组织，开展劳动竞赛，使整个山西抗日根据地区域变成了八路军坚持华北抗战的“兵站基地”。

不仅如此，山西抗战付出的代价也很大，昔阳县位于正太线以南，日军通过娘子关后很快就沦为敌手。据岳谦厚等人根据相关资料的统计，昔阳县从1937年11月23日的潘掌惨案，到1942年1月31日在县城及所属村落共发生了31其日军屠杀惨案，其中昔阳县日本宪兵队制造的两起最为严重：1940年1月9日的昔阳屠城，受害人数为300人：1940年11月18日的昔阳田川村惨案，受害人数为386人。

周总理说:大寨的环境真是太恶劣了，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还能创造奇迹，真是不容易！

结语

由于地处交通线附近，大寨受到日军严密控制，直到抗战末期中共才得以在大寨发展党员。《村志》记载，1945年上级党组织派共产党员邢玉清到武家坪和大寨开辟工作，领导土改运动并开展建党,仍然处于秘密状态。到抗战结束，国共内战全面爆发，1947年7月1日根据太行区党委的指示，中共昔阳县委正式公开。当时在太行区工作的李雪峰回忆：为了准备公开党组织，早在4月份区党委已作了部署，采取逐步公开的办法。先公开区委以上领导机关，县委书记的政委称号一律取消，并在先进村试点，听取群众反映。

在行政区划上，由于民国六年(1917年)实行区村制，大寨隶属昔阳县第一区。直到1953年5月区下设乡，实行区乡村制，大寨划归昔阳县第一区武家坪乡。1954年9月，撤销区级建制，改为直属武家坪乡。此后经历合作化，成立农业生产合作制，最后到人民公社时期，大寨在1961年7月称为大寨大队，属于大寨公社，公社驻地在武家坪。1967年大寨公社驻地由武家坪迁至大寨大队。相比武家坪村的面积和人口来说，大寨是一个自然村的规模。在这个过程中大寨作为“典型”,随着地位不断上升从而实现了地方行政中心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