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取威虎山讲的是什么故事（关于智取威虎山史实的两个表述）

2012/10/18关于《智取威虎山》史实的两个表述

《中国集邮报》2012年9月7日第7版“学术探究”发表了杜德玉邮友对“《智取威虎山》邮票第六枚严重拖延发行”问题的探究，提到了该套邮票的设计人杨白子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发现一幅杨子荣与少剑波、常猎户、小常宝在红旗下握手亮相的半身剧照，一问是江青审查过的，于是决定用这一幅照片。”《中国邮票史》第六卷是这么记载的，但我在2000年的《集邮》杂志上相关的文章指出该照片的发现地点是在“人民美术出版社”，由此，杜邮友无法判断谁是谁非。

以上两文的出处是应是源自同一份原始资料，那么究竟是“《人民文学》编辑部”还是“人民美术出版社”呢？单从文字上的确很难判断谁是谁非，因为设计人员是“偶然发现”的，所以两个地点的可能性都存在，更何况书的权威往往要高于杂志的文章，因为集体编写的文史书稿大多是几经专家讨论和推敲后而最后定稿的，具体史实甚至很可能是邮票设计当事人杨白子本人亲自审定过的。

不过我以为从历史的背景和关联的史实判断，事发“《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可能微乎其微，因为文革一开始后没几个月，除了《红旗》杂志、《人民画报》以及对外宣传的刊物如《中国建设》（英文、日文）北京周报（英文）等屈指可数的几家可以继续出刊，《人民文学》和《集邮》杂志等全国几百家杂志都陷入了“停刊整顿”的境地。

文化领域作为文革的“重灾区”，处境更为艰难，1969年文化部以及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的大批人马都被赶到了湖北咸阳的向阳湖“五七干校”，作为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下属的“《人民文学》编辑部”不仅早就关门多年，而且连所有的工作人员几乎都被扫地出门，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的人员被编入了这所五七干校的“第四大队”。可以说，在1970年，“《人民文学》编辑部”不仅牌子没有了，甚至连相关的概念都支离破碎了。而新的《人民文学》复刊的事那是在五年之后的1975年底的事情了。

文革初期和中期，期刊杂志如此，出版社也几乎全部关门，记得1970年全国只出版了一本书，叫《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汇编》，是由新华书店印行的，根本就不要出版社。而“人民美术出版社”因为大量印行毛主席画像，印象中几乎是文革初、中期非常难得的一家出版社。

综上所述，邮票设计人员杨白子发现的“胜利会师”照片的地点应该是在“人民美术出版社”而非“《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导致这一失误的原因可能有三个，其一可能是编写者的笔误或排版时的误排；其二 可能是杨白子在回忆访谈时的口误；其三可能是编写人员在对整个大时代大环境的相关史料把握上不是特别地稳健和周全。

同时在撰写此文时，我还发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发现一幅杨子荣与少剑波、常猎户、小常宝在红旗下握手亮相的半身剧照”的具体人物文字表述上出现失误，这也包括我自己2000年的表述也有同样的失误，字里行间的“少剑波”应该为“参谋长”。因为在文革初期，江青就一再把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与小说《林海雪原》进行了严格的切割，她所把持的舆论导向很清楚地指出，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是在江青亲自指导下产生的，而《林海雪原》则是不折不扣的“大毒草”，原书作者曲波作为“少剑波”的原形，更为江青所不容，所以在1968年之后的京剧《智取威虎山》无论是舞台剧本还是1970年电影彩色影片，一律是严格地以“参谋长”取代“少剑波”的，这在当时的样板戏表述中是一条不可触动的“高压线”。换言之，“参谋长”是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英雄人物，而“少剑波”是黑小说《林海雪原》带有小资情调的人物。

最后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根据我的印象，《智取威虎山》邮票第六枚“胜利会师”的彩色照片原图应该就是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彩色影片”的电影剧照，希望有电影海报的收藏者能协助提供相关的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