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的青铜铭文按照内容分为四种（从天德到人德西周铭文中）

西周传世文献中，无论是《诗经》雅、颂之章，还是《尚书》的《周书》部分，“德”既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也是西周王朝统治者教化天下的主旋律但《诗》《书》由于历代传抄之故，多有衍文及篡改，虽有超过 200 处提及“德”，也不能准确地看出它的发展演变过程；而西周金文则由于刻在青铜器这个独特的载体上，基本保持了文章原貌因此，本文将从西周青铜器铭文内容入手，结合青铜器分期断代，简单分析西周“德”观念的从天德到人德的发展演变轨迹，现在小编就来说说关于商周的青铜铭文按照内容分为四种?下面内容希望能帮助到你，我们来一起看看吧!

商周的青铜铭文按照内容分为四种

西周传世文献中，无论是《诗经》雅、颂之章，还是《尚书》的《周书》部分，“德”既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也是西周王朝统治者教化天下的主旋律。但《诗》《书》由于历代传抄之故，多有衍文及篡改，虽有超过 200 处提及“德”，也不能准确地看出它的发展演变过程；而西周金文则由于刻在青铜器这个独特的载体上，基本保持了文章原貌。因此，本文将从西周青铜器铭文内容入手，结合青铜器分期断代，简单分析西周“德”观念的从天德到人德的发展演变轨迹。

“德”字形演变

西周“德”治思想溯源

在“率民以尊神，先鬼而后礼”的殷商时代，商人的“帝”具有浓厚的自然神灵的特征，是自然的主宰。此时“德”尚未已成型的状态出现，比如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中指出：“我们翻遍卜辞，没有发现一个抽象的词，更没有一个关于道德智慧的术语”。

商朝祭祀图

“德”真正具有道德含义是在西周时期，具有道德观念的“德”的出现淡化了神明在人们生活中的主宰性，“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全新的极具人文色彩和人道关怀的伦理文化”。

郭沫若在《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一文中也提到，“在卜辞和殷人的彝铭中没有德字，而在周代的彝铭如成王时的《班簋》和康王时的《大盂鼎》都明白地有德字表现者。”

周推翻商的成功使“德”的观念被充分展现了出来。周以属国诸侯取代受命于“上帝”的商的变革中，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凭借正直的品格和不懈的努力使人心所向打败了荒淫的商纣。其中统治者的自身的修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不是天神和祖宗身的庇佑。这场战争使当时有思想有智慧的人意识到天命靡常，民情可见的道理。

周灭商之惊心动魄超乎想象!

周人把获得天下的才能、品德等主观因素也称之为“德”，有了这种“德”就能获得中国的“民越疆土”，就能“永保民”而“至于万年”。这就是周朝“修德配天”的思想。

《诗经·大雅·文王》中“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周人“修德配天”思想的提出，体现了不同于商朝的信仰制度。殷人的帝神不具有理性色彩，而周人的上帝具有自身的价值取向，会根据价值判断选择降灾还是降佑。周人的这一思想是对殷人天命观的重大修正，它赋予上天以伦理的品格。

周文王姬昌作《周易》

在周人看来，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根据地上的帝王能否“修德”而转移的，因此，“命不于常”，并运用这一理论论证了周取代殷是符合天命的合理性。于是“德”便弥补了神灵退位之后的精神空缺，成为了周朝成为重要的治国理念。

铭文中“德"观念的演变

在东西两周八年的历史中，“德”观念的内涵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从周人惟德是依的天德，到忠于王室的臣德，再由贵族之德到泛指个人道德修养。德观念的演变历程生动地反映了周人宗教意识的日益淡化和理性精神的逐渐增强，并内在地改变了中华文明以后的发展方向。

一、 天德——文王之德

在西周金文中，从成王时的《何尊》开始，到宣王时的《大克鼎》，出现“德”字的青铜器共有15件。《何尊》中有“惟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一句，是西周金文中最早出现的“德”。此时的“德”主要指文王之德，此铭中还有一句“肆文王受兹大命”，由此可以看出这种“德”与“天命”密切相关。这里的“德”因而有“天德”的含义，即符合天命的德行。

何尊，高 38.8 厘米，口径 28.8 厘米，重 14.6 公斤，1965 年于陕西省宝鸡县贾村塬出土

这种“德”也多见于《诗》、《书》中：“文王之德之纯”(《大雅·文王》)，“帝谓文王，予怀明德”(《大雅·皇矣》)，“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周颂·清庙》)，“惟克天德，自作元命”(《尚书·吕刑》)。这些都指文王之德，亦即“天德”。

这些诗篇对“德”字的运用情况看，西周初年的德观念与殷商时代的德观念确实是一脉相承的关系。这种德是惟周天子才有资格拥有的，但是与殷人以为的天命不变不同，西周的“天德”并不完全是指上天的意志：“天”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最高主宰，有着绝对的权威，天子是秉承天命来管理下民的，同样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

《大盂鼎》铭文拓片

《大盂鼎》铭文就说，“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西周统治者鉴于殷亡的教训，经过历史的反思，终于认识到神并不能元条件的保佑人，“天命靡常”，“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命是不可信的，也是可以随时转移的。在此基础上，周人提出了“敬德保民”的思想，这种“天命观”相对殷人来说更为“理性”。因为祖先神灵是自己家族的神，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会保佑自己下界的子孙，而作为自然神的“天”，对下界的保佑就是有条件的了，按照周人的看法，必须有德才能获得上天的保佑。可见，天命并非是永恒不变的。周人的“天德”概念，包含了“天命靡常”的理性因素。

“惟我周王，灵承于旅，克堪用德，⋯⋯我周王享天之命”(《周书·多方》)

“惟乃王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用于上天，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周书·康诰》)

“天命靡常”，“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周书 ·蔡仲之命》)。

商王因失德而失天命，周王因修德而受天命

西周的德观念已经不再像殷人那样局限于天的范围，而是开始向人间逐级沉落，“人”的色彩逐渐增强。为与上文“天德”概念相对应，称其之为“人德”，西周德观念的演变自西周初年就已经开始了，这种变化最早体现在由天子之德向大臣之德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天德”向“人德”转变的第一站。

二、臣德——贵族卿大夫之德

《大盂鼎》“今我唯井禀于文王正德”，写穆王以文王之德为典范效法而禀受之，也是指“天德”。但随后穆王说“今余惟令女盂召荣 ，敬雍德经”，对盂提出了具体要求，命令盂辅助荣谨敬地协和道德及准则 ，实际是要求他遵守贵族卿大夫之德，这也标志着“德”的含义开始了由天德向人德的转变。所谓“人德”，一开始指的是“臣德”，即贵族卿大夫之德。

大盂鼎，通高 102.1 厘米，清道光年陕西省岐山县礼村出土

恭王时的《师鼎》中先后出现了8 次德，但所指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铭文开始的“臣朕皇考穆穆王，用乃孔德孙屯，乃用心引正乃辟安德⋯⋯惠余小子肇淑先王德”，也是讲恭王死去的父亲穆王能够遵循天德，但随后恭王又说“惟余小子肇淑先王德”，夸奖他能够继承先王的德行，这实际是说贵族卿大夫也要有德行，这种“臣德”实际就是要他们忠心耿耿侍奉周王室。

西周恭王五祀卫鼎通高36.5厘米,口径34.3厘米

从西周中期开始，金文中的“臣德”越来越多，并逐渐形成了比较固定的套话 ，如 “帅型皇祖考秉明德”、“克哲厥德”等说法，意思是要效法先祖先考忠于周王室的好德行，秉承并加以发扬光大。厉王时的《番生簋》、宣王时的《大克鼎》等多件器物都体现出了这种趋势。“臣德”的提倡，表明周王朝在实行宗法制的同时，加强了对贵族卿大夫的伦理教育，要求他们政治上忠于王室以确保其统治的牢固。

西周中期青铜器，于清朝光绪十六年（1890年）出土于陕西扶风县法门寺窖藏

三、民德—— 普通平民之德

西周唯一一篇提出“民德”的铭文，镌刻在近年新发现的西周中期偏晚的《遂公盨》之上。铭文从“天命禹敷土”至“成父母。”为第一部分，以禹对民的功绩说明推广德行的重要性；第二部分从“生我王、作臣”至“康亡不懋”，写德治对于整个社会的重要性；第三部分从“孝友”至“永御于氓”，写如何从个人角度培养“德”，最后一部分从“遂公曰”至铭文结束，写遂公再次强调奉行德的重要性。

遂公盨是2002年北京保利公司从境外购回的一件商代青铜器,

今依李学勤隶定的文字将铭文列出：“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乃廼差地设征，降民监德，廼自作配饗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厥贵唯德。民好明德，顾在天下。用厥绍好，益干懿德，康亡不懋。孝友，訏明经齐，好祀无覞。心好德，婚媾亦唯协。天釐用考，申复用袚禄，永御于氓。遂公曰：民唯克用兹德，亡侮。”

与以往的铭文不同，在这篇铭文中，“德”的含义有了明显的变化。本铭主要是要求广大民众讲求德行，即“民德”。“生我王、作臣，厥贵唯德。”是说无论是为王还是为臣，都要以有德于民为贵，而“民好明德，顾在天下”，则直接提出了“民”也要好德。这表明遵循“德”的范围已经从王和贵族上层扩大到了普通庶民身上。

西周等级制度示意图

庶民的称谓起源较早，在《大盂鼎》中就提到了“庶人”，他们是隶属于国家或贵族的生产劳动者。西周中期开始要求讲民德，并将保民看做德政推行的重要方法，反映了西周德治的深化，也标志着西周礼乐文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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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从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可以明显看出，西周“德”观念有一个逐渐发展演变的过程，它的含义在逐渐变化，适用范围也扩大到整个社会。青铜器因其独特的载体，使得我们能够了解这种观念演变的历史足迹，既有助于对西周社会中思想观念的把握，也为我们研究西周艺术史打下了一个良好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