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池口之战吴国有灭国危险吗（扶余国从前2世纪立国到494年东扶余国被高句丽灭国止）

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在东北南部的貊族开始大迁移。一部分北移与濊族接近。当时，东北共有四个古族系：东北南部为古商族（汉族）系；东北西部为东胡族系；东北东部为肃慎族系；东北中部为濊貊族系。“夫余”首次见于中国史籍记载是《史记·货殖列传》：“（燕）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山海经·海内西经》载：“貊国在汉水（今辽河）东北，地近燕，灭之”燕以其地置二龙湖古城。燕秦汉魏都曾在辽水以东建立障塞，为春秋战国时期燕国构建的辽东郡军民镇戎体系。燕国障塞是燕国点线式长城体系的一个特点，比如辽西郡著名的赤峰市境内狗泽的狗泽都、辽宁省境内水泉的阳安都、大凌河的白庚都、酉城都；辽东郡著名的辽河的襄平、江海的上下障、吉林省境内辽河源头的四平二龙湖古城及吉林省境内鸭绿江中上游右岸的通化市、白山市，存有大量的长城遗迹。这些长城，还是以“点线式”障塞形制为主体，构成了历史上中原王朝统辖东方渔猎诸族藩属的大本营。燕塞—襄平—侯城—二龙湖古城—真番障塞线考古调查新发现据史籍文献记载，战国燕是最早在东北地区拓疆治边、修筑长城、设置郡县的中原国家。《史记·朝鲜列传》亦记载：“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障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从中可知辽东郡治襄平城（今辽阳市区古城）是通向真番障塞和朝鲜障塞的两条交通主线的枢纽 。 首次在吉林省通化市浑江中游及支流富尔江、蝲蛄河、大罗圈沟河两岸崇山峻岭上和沟谷隘口间，新发现和新了战国秦汉时期 180余处（段、道、墩、座）具有典型中原文化特征的“塞垣”“列燧”“列障”“列堡”“列隘”及“列城”遗址。使沈阳—抚顺—通化—集安—临江（含朝鲜慈城郡）—长白（含朝鲜惠山市）之间的障塞7 2连成完整的一线，此线已发现障塞设施总数超过300处（段、道、墩、座），长度达 850公里，其主要形制为“点线式”障塞结构，仅“鸭绿江长城”中上游段形制为“线条式”长垣结构与“线段式”短垣结构。终点则是辽东郡真番障塞。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长春地区从原来的单民族聚居区，发展为多民族的聚居地区。史籍《后汉书·东沃且传》、《三国志·沿传》都记载当时在长春一带濊族等多个民族活动的情况。

西汉初年，扶余人成为长春地区的主体居民。于公元3世纪建立了政权，史称扶余国。其前期和后期的王城就在今吉林市和长春市农安县一带。扶余国以农业为主，畜牧业很发达，手工业也较发达。“其国殷富”，“方二千里，户八万”。东汉末年，扶余王城共有3万户，总人口约20万。

扶余国的都城是扶余王城，扶余族所建，吉林市地区最早出现的城市之一。扶余王城是木栅城。城市形状是圆形。扶余王城分前期和后期。前期王城在吉林市，后期王城在长春市农安县。西晋以后扶余国势衰落。公元285年西部鲜卑族入侵，扶余王自杀，扶余国第一次灭国。第二年晋武帝派兵帮助复国。公元346年扶余王城由喜都迁到农安。470年南部高句丽族入侵，破城54座，村落1400个。493年，北部勿吉族（满族先民一支）入侵，扶余王逃到高句丽，其国灭亡。扶余建国600多年。农安一带为高句丽所占领，又统治了200多年。到了唐朝时期，为防唐朝征讨，高句丽沿辽河南起营口，北至农安修筑了一道长长的土垒，史称千里长城。

北魏至唐初，东北东南部为高句丽疆域，原来的扶余故都为高句丽的扶余府。668年，唐破高句丽，这时属唐的河北道。由渤海都督府管辖。713年，肃慎族的后裔粟末靺鞨在其首领大祚荣的率领下，建立了渤海国，并设5京15府62州，在原扶余都城所在地设立扶余府（一度又称为书山府、隆州府），定为国都，其下辖有扶州、仙州。后迁都“敖东城”，但扶余府仍为渤海国文化经济中心和第一大城市，经济文化发达人口稠密，总人口已近50多万。

《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载，“（夫余）国之耆老自说古之亡人。”“其印文言‘濊王之印’，国有故城名濊城，盖本濊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自谓亡人，抑有似也。”《后汉书..东夷传》则明言夫余所居“本濊地也”。夫余与濊之关系，前已论及。唯言其者老自称古之亡人，因东明出自索离，后人乃附会“古之亡人”系指东明而言。事实却不是如此，史籍虽未载述东明出走所带的人数，但决不会举族而至，正确的理解应为：东明既非孤身一人，但随员亦不会太多，显然，他们不能代表夫余全族的来源。耆老自谓古之亡人，是指全族而言，绝不是仅指东明等王族而言。《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又记濊族“其着老旧自谓与槁离同种”，而实际上扶余人来自于北夷的索离人于贝尔加湖逃至东北地区而别建国家。而索离人为濊族的北支。

夫余，史籍中又作“夫徐”、“扶徐”、等。夫余之名最早见于《史记》和《汉书》。据《史记·货殖列传》云：“夫燕,……北邻乌桓、夫余，东给濊貊、朝鲜、真番之利。”《汉书·地理志》作：“北隙乌桓、夫余，东贾真番之利。”《后汉书·抱娄传》云：抱娄“自汉兴以后，臣属夫余。”由此可见，夫余的建国大约是在西汉建立的前后，亦即公元前三世纪左右。

关于夫余的起源及其建国，亦可以从它的建国传说中得到印证。《论衡·吉验篇》载，“北夷索离国王侍蝉有娠，王欲杀之。脾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后产子，捐于猪泅中，猪以口气嘘之，不死，复徙置马栏中，欲使马借杀之，马复以口气嘘之，不死。王疑以为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东明，令牧牛马。东明善射，王恐夺其国也，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掩流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渡，鱼鳖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余。故北夷有夫余国焉”。东明建立夫余国的传说，在《三国志·魏志·乌桓鲜卑东夷传》刘宋裴松之注所引《魏略》和《后汉书·东夷传》中亦有类似的记载。所不同的是：把“真离”，《魏略》写作“真离”，《后汉书》则写成“索离”，把“掩溉水”，《魏略》写作“施掩水”而已。从这个传说中，可以推知，夫余即起源于北夷素离国，是紊离国的王族东明逃难到夫余之地后建立的国家。

索离国王的随身婢女怀孕了，国王要杀死她，婢女说：“有一团象鸡蛋那样大的气体，从天上掉下来，所以我怀孕了。国王因此没杀死她。后来她生了个孩子，被迫扔到了猪圈里，猪用嘴巴向孩子哈气，孩子被移致马厩中，马又向孩子哈气，所以孩子能不死。而国王却迷惑地以为这孩子是上帝的儿子，于是就叫他母亲收养他，并给他取了个名字叫“东明”，经常叫他去放马。东明善于射箭，国王怕他夺了自己的江山，于是想杀掉他。东明便逃跑了，向南逃到掩施水边，用弓拍打水面，鱼鳖便浮出水面架成桥，东明才得渡过河去。他过河后鱼鳖散去，追兵便不能过河了。东明就在夫余国建都称王。

扶余国最早在史书出现的地方是《史记》，在卫满朝鲜于公元前107年被灭国时就已存在。后来在解夫娄时，宰相阿兰弗（有“右辅”的意思）假借“天帝”的话而篡位，解夫娄东迁。为分辨这两个扶余，史书一般称前者为“北扶余”，东迁后的为“东扶余”。　解夫娄之迁迦叶原也，托之国相阿难弗之梦，迦叶、阿难皆是佛名，是时佛书犹未入中国，而犹云尔者，亦犹檀君之托桓雄也，是亦不足深究矣。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卷五四盎叶记则直接断言，夫娄率部东迁迦叶原为东夫余的传说/是后世僧徒伪撰，认为朝鲜古籍中有关东夫余的记载多不可靠。这也是现在中国学者中流行的观点。因而才将北夫余、东夫余都视为夫余的别称。至西汉时期，被划入玄菟郡。汉武帝年，扶余开始向汉朝进贡。汉顺帝永和元年（136年），扶余王曾来到洛阳。之后到了三国时代，辽东半岛被公孙氏支配。后来扶余受到鲜卑的攻击，慢慢步向衰亡。至晋太康时，为慕容廆所破，旋即复国。最后在北魏被高句丽所灭亡。唐薛仁贵征高句丽，尝攻拔之。金朝置蒲与路，明朝置福余卫，皆扶余之音转也。

东明，是传说中的夫余始祖。关于夫余的建国传说，在许多史籍中均有记载，其中最早的为东汉王充撰著的《论衡·吉验篇》。　　橐离国王出行时，他的一位侍婢怀了身孕，国王归来后大怒，欲处死这位侍婢。侍婢对他讲：“当时见天上有一股气，如鸡子大，将于我身上，故而怀孕。”国王余怒未息，就将她囚禁起来，后来这侍婢生了一个男孩。其后，国王命人将其生下的这个小男孩扔到猪圈中，群猪以口气吹他，得以不死。　　国王又令人将其扔到马圈中，想让群马将他踏死，但群马如群猪一样，以气吹他，他仍没有死。国王以为这个男孩一定是神人之子，便收养了他，并为他起名东明。　　东明长大后，勇武善射，国王担心他会篡夺自己的王位，心生猜忌，便又动了杀机。东明知道后便逃走，当逃至淹水时，没有桥，而追兵又已临近，东明以弓击水，有无数鱼鳖聚浮于水上，形成一座“大桥”，东明乘桥过后，鱼鳖便自动散开，追兵不能渡水，东明得以安全地逃到氵岁人的居住地区，建立了夫余国。　　各史所载东明事迹大致如上述， 但是必须指出的一个问题是， 这一建国传说与高句丽始祖朱蒙建国传说如出一辙。两者相较，朱蒙建国传说晚于东明建国传说。　　高句丽始祖东明圣王姓高， 名朱蒙， 出自夫余。夫余国王偶遇一女子，自称河伯之女，名柳花。夫余王将其带回国中，幽闭于密室。忽一日，有日光照射于柳花之身，移身躲避，日影又追逐其身，因而怀孕，不久后生出一个五斤大的肉球。夫余王将其丢到猪狗群中，猪狗不肯吃，又将其丢到大路上，牛马则避开它而不肯践踏。又丢到野外，却被飞来群鸟用羽翼覆盖。最后，夫余王想用刀剖开它却砍不破，只好还给了柳花，柳花便将他包裹起来放在温暖之处，不久便有一男孩破壳而出。　　这位男孩7岁后英勇无比，因而得名朱蒙。朱蒙在高句丽语中是善射之意。 朱蒙越来越受到诸王子的猜忌，最后在母亲的支持下，率三位心腹逃往国外。在南逃途中遇到河流，欲渡无桥，此时夫余追兵又至，情急之下，朱蒙对水大喊：“我是天帝之子、 河伯外孙， 现在身后追兵至， 我该如何过河？”话音未落，便有鱼鳖成群而至，转眼间形成一座大桥，朱蒙等人得以过河，而鱼鳖随即散去，追兵不得渡。后来，朱蒙便率人来到纥升骨地区，创　建了高句丽王国的前身——卒本夫余。　　将夫余与高句丽两个建国传说相比较可见，除了后者更加丰满、完善和更富戏剧性之外，其基本内容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尤其是朱蒙与东明音相近，且朝鲜半岛史书《三国史记》更称朱蒙为东明圣王，这就不能不使人产生疑问， 朱蒙与东明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目前学界的看法不尽相同， 其中主流观点认为，是高句丽借用了夫余的建国传说，原因是夫余建国于高句丽之前， 其建国传说的记载也早于后者数年。因此，后者应该是在高句丽逐渐强大起来后，为使自己的历史更悠久与辉煌，同时也是为了显示王族的神圣性而在夫余建国传说的基础上进行了艺术加工而形成本民族的建国传说。　　有关东明的纪事仅见于历史传说之中， 东明应当是有其原型， 而此人必定是一位对夫余民族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物。因此，我们也应将东明视为夫余的始祖。这些历史传说虽并非历史事实，但其中必然有真实的成分。

在距今两千多年生活在东北南部的貊族开始大迁移。一部分北移与沿族接近。当时，东北共有四个古族系：一个是东北南部的古商族（汉族）系；二是东北西部的东胡族系；

《汉书·王莽中》记载：“莽策命曰：‘普天之下，迄于四表，靡所不至。’其东出者，至玄菟、乐浪、高句骊、夫余。”夫余本属玄菟郡管辖，献帝时，夫余王求改属辽东郡。其中原因如《三国志》所云：“夫余本属玄菟。汉末，公孙度雄张海东，威服外夷，夫余王尉仇台更属辽东。”献帝时，公孙度割据辽东，籍田、治兵，“东伐高句骊，西击乌丸，威行海外”，“公孙度雄张海东，威服外夷，夫余王尉仇台更属辽东。时句丽、鲜卑强，度以夫余在二虏之间，妻以宗女。”，“又有扶余、濊貊之用。”从考古学文化研究成果看，夫余国纳入朝贡制度以后汉文化传播到夫余地区，并产生了强烈影响，以吉林市为中心，南到通化地区北部，夫余文化明显吸纳较多的汉文化因素，如在榆树老河深二期文化出土了汉式铁制生产工具、锸、凿；四乳四蟠纹镜、四乳八鸟纹镜、四神规矩镜、七乳七兽纹镜，鎏金铜带钩和错银铜带钩，以及五铢钱等[16]；吉林市帽儿山夫余墓葬中曾出土精美的漆奁盒、耳杯、勺和丝织品等。[17]（P6-7）在夫余国的中心地今吉林市地区甚至发现单纯的汉文化遗存，李文信先生认为出土于龙潭山车站至东团山子间之铁道两侧的汉族文化遗物，种类多，出土范围广，此绝非东北土著民所有，为汉人移住此地颇久，人数甚多，毫无容疑。[18]若如李文信先生所言在夫余地区出现了汉人聚居点，说明夫余与宗主国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夫余为北方的古国名，亦作凫臾、扶余，是古东北亚民族濊貊别族所建。高句丽和百济的王室都是来自夫余人。此外，北沃沮、东沃沮、濊等都是夫余的兄弟民族。那里谷物丰盛，余粮颇多，所以夫余人的性格都很温厚。大约在战国或西汉初，黑龙江松嫩平原南部，即今郭尔罗斯草原（松原大庆南部地区）大部及吉林省中部地区，濊貊族的一个支系夫余族，是北方松嫩草原的主民。夫余族以农业为主，畜牧业很发达，手工业也较发达。于公元3世纪建立了政权，建起了个夫余王国。其国殷富，“方二千里，户八万”，是东北地区第一个民族政权国家。

魏晋之际，夫余国向魏、晋朝贡。三燕（前燕、秦、后燕）时期（337-407年），夫余国有城和村两级建制。410年（晋安帝义熙六年），高句丽国好大王伐夫余国，“攻破城六十四、村一千四百”。因屡遭鲜卑、高句丽的攻击而衰落，494年（北魏太和十八年）被勿吉所灭，居民分散迁徙。

夫余国最强盛之时，疆域达到万里长城以北，南达高句丽、东达挹娄、西接鲜卑，方圆约二千里。夫余国与中原王朝关系密切：汉时归玄菟郡统辖；魏时臣服于辽东公孙氏政权；晋时又常去中原朝贡。夫余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国家，由橐离国王子东明南下所建。一部分居民东迁并成立了东夫余国（后为高句丽所灭），立世约700年。

周边国家

东明建立的夫余国是奴隶主所有制国家。建国初期,国势很强盛。其统治阶级为了满足奴隶主贵族的利益,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对外经常发动战争。　　西汉时，夫余首先向东发兵征服了挹娄。但是，挹娄人利用其险要的地形和弓矢，经常起来反抗。曹魏文帝黄初年间（220-226年），挹娄人又起来反抗夫余的统治，“夫余数伐之，卒不能服也。”从此，挹娄人摆脱了夫余的统治，夫余也无法再对挹娄人进行奴役。

夫余同周边民族国家的关系中，同高句丽的联系是比较频繁而密切的。据《后汉书·高句丽传》记：“高句丽一东夷相传以为夫余别种，故言语法则多同。”这说明高句丽和夫余有着密切的文化关系。高句丽建国初期，同夫余保持了亲密而友好的关系。朱蒙王十四年（前24年）秋八月袱“高句丽朱豪王母柳花亮子东扶徐，扶徐王金蛙以太后礼葬之，遂立神庙。冬十月，朱蒙遣使扶徐馈方物，以报其德。”这一故事，确切地反映了当时夫余与高句丽的友好关系。　　后来，随着国力的日益强盛，夫余对高句丽发动了战争。高句丽琉璃王十四年（前6年）春正月，夫余王带素向高句丽派遣使臣，强使高句丽交质子，琉璃王惧怕“夫余强大，欲以太子都切为质，都切恐不行，带素患之。”于是同年冬十一月，带素率兵五万进攻高句丽，适逢大雪，人多冻死，无功而还。高句丽琉璃王二十八年（9年）秋八月，夫余王带素遣使高句丽，致书日：“夫国有大小，人有长幼，以小事大者礼也，以幼事长者顺也。今王若以礼顺事我，则天必佑之，国柞永终。不然则欲保其社樱，难矣。”对夫余的这种威胁，高句丽琉璃王自感“立国日浅，民居兵弱”，决定“势合忍耻屈服，以图后效”。　　于是回报夫余王带素曰：“寡人僻在海隅，未闻礼义，今承大王之教，敢不惟命之从”。　　此后，高句丽一方面尽量避免与夫余的正面冲突，另一方面加紧强化自己的军事力量，准备与夫余的战争。琉璃王三十二年（13年）冬十一月，夫佘又发兵侵入高句丽，高句丽王派子无恤率兵抵抗。无恤以兵少，恐不能敌，于是“设奇计，亲率军，伏于山中以待之。”待夫余兵来之后，伏兵突然发动进攻，大败夫余军。从此，夫余在军事上对高句丽无法占优势，开始逐渐处于被动状态。　　高句丽大武神王三年（20年），夫余王带素为了缓和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派使臣到高句丽送去了一头二身的赤乌，但是形势的发展对夫余越来越不利。高句丽大武神王得到赤乌后则回报说：“黑者，北方之色，今变而为南方之色。又赤乌瑞物也，君得而不有之，以送于我。两国存亡，未可知也。”由此可见，此时高句丽已不畏于夫余的强大，而且还露出了吞并夫余的意图，而夫余却陷入了被动的局面。　　高句丽大武神王四年（21年），高句丽先发制人，派兵攻打夫余。翌年，又对夫余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高句丽军逆沸流水（今浑江）而上，进入夫余的领土。当高句丽军逼进到夫余王城南界时，夫余王举国出战，但仍未能挽回局势。在激战中，夫余王带素也被杀死。“夫余军既失其王，气力摧折，而犹不自屈”，重重包围高句丽军，终于击退了敌军。在这次战争中，夫余虽然击退了高句丽的入侵，但是失去了大片土地，损失巨大。　　夫余王带素战死之后，统治集团内部围绕着王位继承问题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和尖锐的矛盾。夫余开始走向四分五裂。带素王弟见大势已去，国家将亡，于是率百余人逃到鸭绿谷，杀死当地的海头王，强使其百姓臣属于己，并且在易思水滨建立易思国，自称易思王。　　高句丽太祖大王十六年（68年），夫余易思王孙都头，也终于向高句丽投降。带素王弟逃跑后不久，夫余王从弟则对国人说：“我先王身亡国破，民无所依，王弟逃窜，我亦不肖，无以兴复”。于是也率万余人投奔到高句丽。高句丽把他封为王，并安置在椽那部，以其背有络文，赐姓络氏。高句丽的这种作法，使更多的夫余贵族投奔到高句丽，极大地削弧了夫余的国力。此后一段时期，夫余和高句丽的关系，在史籍中儿乎没有记载。根据《后汉书·夫余传》载，“夫余……去玄菟千里。（此时的玄菟，即指第三玄范郡，今沈阳稍东卜柏官屯）可知，夫余己西迁到今吉林省西北部地区。

中原王朝

在夫余的对外关系中，同中原王朝的关系是主要的，而且是最基本的。　　夫余建国之后，和中原王朝建立了既频繁而又密切的关系。因此，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也较深。如夫余人食用姐豆，揖让升降等生活习俗与汉族接近。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载，“汉时，夫余王葬用玉匣，常豫以付玄芡郡，王死则迎取以葬”。可知，夫余与汉朝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　　西汉时，夫余受玄冤郡管辖，是汉朝的一个地方政权。汉朝通过玄芜郡行使管辖权。王莽时期，也曾向夫余派遣过使臣。始建国元年（9年），王莽为了向外夷展示其威力，派遣五威将到四方颁发印缓。据《汉书·王莽传》记：“其东出者，至玄菟、乐浪、高句丽、夫余。”所谓颁发印缓，即是加封夫余王为王，授给印信。始建国四年（12年），王莽为了驱逐北方匈奴势力，强征高句丽兵，但这些兵“皆亡出塞，因犯法为寇”，追击他们的辽西大尹田谭也被杀死。这就激怒了王莽，此时莽将严尤奏言：“貂人犯法，不从验（指高句丽朱蒙王）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今狠被以大罪，恐其遂畔，夫余之属必有和者，匈奴未克，夫余、濊貊四起，此大忧一也。”但是王莽不听劝谏，命严尤征高句丽。尤诱高句丽候骆至而斩焉，传首长安。莽大悦，下书曰：“更名高句骊为下句骊，布告天下，令咸知焉”。从此，夫余和王莽新室断绝了关系。　　东汉初年，“东夷诸国皆来献见”。武帝建武二一五年（49年），“夫余工遣使奉贡，光武厚答报之，于是使命岁通”。从此，夫余又与中原往来不断。但此时高句丽国力日益强大，不断向外扩张，于和帝元兴元年（105年）进犯辽东，寇略六县，玄菟郡被迫从新宾县兴京老城迁到沈阳稍乐_几柏官屯。后来，不知是何原因，双方之间发生了冲突。　　安帝永初五年（111年），夫余王始“将步骑七八千人寇钞乐浪（按，玄菟之误），杀伤吏民”。夫余的这次军事行动，暂时恶化了与汉朝的关系，但不久双方又恢复了友好关系。安帝永宁元年（120年），“遣嗣子尉仇台，诣网贡献”。对此，东汉安帝“赐尉仇台印缓金彩”，以示友好，从此双方的关系又重新得到改善。　　尉仇台到东汉朝贡之后，双方的关系超出了单纯的使臣往来和对外贸易的范围，甚至在军事上也进行了合作。安帝建光元年（121年）秋，高句丽太祖大王卒马韩，濊貊一万余骑围玄芡城时，夫余王“遣子尉仇台，领兵二万，与州郡并力讨破之，斩首五百余级。”　　翌年，高句丽与马韩、濊貊寇辽东时，夫余王又遣兵助汉救破之。 这些军事合作，充分说明夫余和东汉之间的亲密关系。此后，夫余和东汉继续保持了和平友好关系，尤其是顺帝永和元年（136年），夫余王亲自访问东汉后，其友好关系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为了对夫余王的敬重和表示友好，当夫余王归国时，东汉顺帝特作“黄门鼓吹、角抵戏以遣之”。桓帝延熹四年（161年），夫余继续“遣使朝贡”。不久，双方关系又紧张起来。桓帝永康元年（167年），夫余王夫台“将二万人寇玄冤，玄冤太守公孙域击破之，斩首千余级。”后来，双方关系又很快恢复正常。灵帝熹平三年（174年），夫余王“复奉章贡献”。总之，夫余和东汉虽然发生过一些冲突，但其对东汉基本上保持了友好的臣属关系。　　东汉末年，整个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原处于群雄割据、战乱不已的状态。东汉王朝实际上已无法维持对全国的统治。此时，夫余的西部边境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原辽东太守公孙度趁这有利时机不断排斥异己扩充自己的势力，俨然成为东北之一，势力很快强大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夫余无法和中原来往，只好同公孙度建立关系。“公孙度雄张海东，威服外夷，夫余王尉仇台更属辽东。时高句丽、鲜卑强，度以夫余在二虏之间，妻以宗女。后来，魏将司马鼓讨灭公孙势力后，夫余又跟曹魏建立了关系。　　曹魏时期，夫余与魏政权建立了友好关系。魏文帝延康元年（220年）三月，夫余向魏派遣使臣，称臣纳贡。魏齐王正始年间（240-249年）幽州刺史毋丘俭讨高句丽时，“遣玄冤太守王顽诣夫余，夫余王位居遣大加郊迎，供军粮”。 可见，夫余与曹魏的关系也是很密切的。　　到了西晋时期，夫余受护东夷校尉的管辖和保护。晋武帝时（265-290年），夫余经常派使臣到晋朝朝贡。其后，慕容鲜卑开始崛起，称雄于东北，直接威胁夫余的存亡。太康六年（285年），慕容魔首先发兵袭破夫余，“夫余王依虑自杀，子弟走保沃沮”，此后，慕容魔经常入侵夫余，掠夫余人为奴，卖于中原地区。晋武帝对此事非常重视。他以不救夫余的罪名，罢免了护东夷校尉鲜于婴，并下诏日：“夫余王世守忠孝，为恶虏所灭，甚憨念之。若其遗类足以复国者，当为之方计，使得存立”。同时又下令，对掠卖为奴的人，以官物赎还下司、冀二州禁市夫余之口。这样，夫余在晋朝的帮助下得以复国，但此时夫余已极为衰弱。东晋穆帝永和二年（346年），慕容毓派“世子丁隽帅慕容军、慕容惜、慕与根三将军，万七千骑袭夫余，丁隽居中指授，军事皆由任烙，遂拔夫余，虏其王玄及部落五万余口而还。铣以玄为镇东将军，妻以女”。 夫余又一次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从此，夫余一缴不振。　　四世纪后半期，高句丽南压百济和新罗，西占辽东郡，国力进一步强大起来。于是把进攻的矛头又指向了夫余。东晋安帝义熙六年（410年）高句丽广开土王亲征夫余。据《好大王碑铭》记载，广开土王在此战中，给予夫余致命性打击，占领了王城，“凡所攻破，城六十四，村一千四百”，夫余国的绝大部分疆土被高句丽占领。但夫余并没有灭亡，只是其政治中心向北迁移。北魏文成帝太安三年（457年）十二月，“夫余国遣使朝贡”，说明夫余不仅还存在，而且与北魏也确立了称臣纳贡的关系。　　五世纪末，勿吉人强大起来。据《魏书·勿吉传》记：“勿吉国，其人劲悍，于东夷最强……。”说明勿吉已成为东北地区一支强大势力。北魏初，勿吉越过张广才岭向西发展，开始进攻夫余，占领了原夫余的大片土地。北魏孝文帝时勿吉驱逐夫余，夫余王被迫“携妻擎南逃”，于高句丽文咨明王三年（494年），投降了高句丽。至此，夫余国在我国东北存在七百多年后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