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仓帮父亲（陈仓拯救父亲）

编者按

近日，由北京文学期刊中心举办的《北京文学》2021年度优秀作品评选结果揭晓，包括《北京文学》（精彩阅读）的原创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新人新作6大门类的35部作品和《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转载的6部中篇小说入选，是当代文坛创作队伍和年度创作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

陕西作家陈仓作品《拯救父亲》获得散文类年度优秀作品。今日，文学陕军邀您共赏散文《拯救父亲》。

01

病 危

爹是一尊活佛，没有寺庙的活佛，或者是被佛派来的，他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先养我，再化我。但是爹逢人就说，不是他儿子我呀，他坟上的草都长多深了。按照他的意思，是我救了他，我像他的救命恩人。不过，我感觉恰恰相反，好比一个泥水匠，他揉了一团泥巴，捏出了一尊菩萨，似乎是他造就了菩萨，其实是菩萨成全了他，让他借着这么一个机会，有了普渡芸芸众生的法力。

陈仓与父亲

事情得从2017年冬天讲起。大姐有一天打电话来，说爹病了。我当时非常忙，第二天要去山东东阿，有几千块的红包要拿，而且已经订好了机票。爹已经八十岁了，以往也经常生病，比如便秘啊咳嗽啊感冒啊，无论轻重都被瞒哄过去了。他的理由只有一个，我离家远，又忙，不要打扰我。这一次，大姐打电话的时候，明显是强忍着泪水的。我问爹怎么了？大姐说老毛病犯了，已经送到了医院。爹从来拒绝进医院，这次应该是比较严重。我试探地问，我要不要回来？大姐没有任何犹豫，说回来吧，爹说欠你了。

“欠”是我们村子的方言，就是非常非常想念的意思。爹能说出这个“欠”字，看来情况有些不妙。

第二天大清早，我就改变了行程，从上海绕道杭州，坐火车回到了丹凤县城。我推开病房门的时候，看到病床上有两个人，一个是大姐，一个是爹。大姐靠着床头坐着，怀里抱着爹，像抱着巨大的婴儿。两个人静静地，似乎都睡着了。护士轻手轻脚地跟过来，对着病房外指了指，示意去外边说话，以免吵醒他们。护士告诉我，爹患的是心血管疾病，心肌已经大面积梗死，加上肺部出现感染，所以呼吸十分困难，医院已经下过两次病危通知，大姐之所以那么抱着爹，是为了缓解爹的痛苦，让爹能好好地睡会儿。护士说着，眼泪就流下来。

我回到病房，大姐已经醒了，她笑着说，你刚到吧？我说，刚下火车。大姐把爹从怀里轻轻地放下来，然后对着爹的耳朵说，爹呀，你看看你儿子回来了。爹嘟哝着说，哪个儿子回来了？

爹原来是有两个儿子的，哥在十九岁的时候发生车祸去世了。我说，爹呀，你不认识我了吧？爹似乎真的不认识我了，闭着眼睛没有吱声。我说，我是喜娃呀，我刚从上海回来。爹似乎被扎了一针，惊了一下，眨巴着睁开了眼睛，然后挣扎着要从床上下来。我按住爹，说你想吃什么吗？爹没有一点推辞，说想吃锅盔。大姐看到爹一下子精神起来，就笑着说，爹你偏心。

爹说，我怎么偏心了？我对儿女的一碗水都是端平的。大姐说，这些天，每次让你吃饭，你总是发脾气，说我要害死你，你看看现在，你儿子一回来，你马上就要吃东西了。

爹一辈子最爱的就是锅盔，当年出门干活的时候，有个锅盔作为干粮，是很幸福的。如今生活变好了，大部分人已经不吃锅盔，改吃大肉包子，或者改吃芝麻大饼了，但是人的身体最忠诚于自己。贫贱不能移，富贵不相忘，无论生活发生了多少变化，胃口一点都不会变。虽然锅盔硬邦邦的，没有添加任何味道，但在生命岌岌可危的时候，爹挂念着的还是锅盔。

我亲自去街上买锅盔。昨晚刚刚下过的一场雪，把县城后边的凤冠山、前边的丹江河、中间的房檐屋顶，打扮得十分素净。加上天已经放晴，阳光淡淡地照着，像涂了一层淡淡的红粉胭脂，行人呵出浓浓的雾气，像戴上了轻轻的面纱。锅盔并不难买，作为陕西八大怪之一，不仅是当地最具风味的一种食品，也是几代人在这块土地上最美好的留恋，所以街头巷尾，有的专卖锅盔，有的兼卖羊肉汤，老头老太或者小媳妇大闺女，他们的摊子多数摆在自家门口，支着一个炉子，放着一张桌子，围着几条板凳，并非当成生意来做的，而是当成一种生活来过，像在热情地招待着客人一样。

我带着一个火烧火燎的大锅盔回到病房，大姐已经给爹穿好衣服、擦好脸让他勉强坐起来了。爹毕竟几天滴水未进，我害怕干巴巴的难以下咽，就搅了一大碗糖水，把锅盔掰开，在糖水里蘸一蘸，然后一口一口地喂给爹。这种吃法，也是爹教我的，小时候，爹带着我扛着床板，去河南那边赶集，来回整整一天，中间吃一块锅盔充饥，遇到口干舌燥难以下咽的时候，爹就带我来到小河边，掰一块锅盔，放在潺潺流动的溪水里泡一泡，如果小河里有鱼，鱼儿们闻到味道，以为遇到了龙王爷请客，自然会馋着嘴纷纷游过来，亲一亲，咬一咬。被溪水泡过，被鱼儿亲过的锅盔，虽然有一点若有若无的腥咸，不过却软软的滑滑的，在咀嚼和吞咽的时候，有甜丝丝的味道掠过舌尖。

医生查房的时间到了，看到爹精神起来，就把听诊器搭在爹的胸口听了听，说昨天还滴水不进呢，今天怎么胃口大开，而且吃的不是流食，你们私下里给他吃什么灵丹了吗？护士笑着指了指我，说灵丹就是他的宝贝儿子，估计看到儿子回来了，心里高兴吧。

其实，我已经注意到了异样，爹在吃锅盔的时候，不再像以往一样，能从他的目光中，看到他的享受，体会到香喷喷的味道，把你馋得直流口水。但是这一次，他的目光是呆滞的，无神的，焦点不在嘴里，似乎已经游离到了世界之外，或者已经失去了注意力，而且嘴巴毫无节奏，我喂一下他，他就张一下，我不喂他，他并不主动要求。他不像在咀嚼食物，倒像一台水泥搅拌机，那么机械，那么麻木，只有力量，并无欲望。

我想，爹最大的事情永远是吃，这是活着的象征。如今爹不在乎吃饭，他只是表现给我看的。他以吃的方式和礼仪，表示他见到儿子的喜悦。

中午的时候，元明哥来了，他是我的大堂兄，突然出现在医院，意思是明白的，来见爹最后一面。我们家族，父辈们兄弟四人，如今只剩下爹一个人了。大伯是滑进茅坑里淹死的，大佬是得胃病死的，小佬是得肺炎死的，除了小婶还健在，其他三个婶婶从没有认真看过医生，都死得稀里糊涂。我们堂兄弟也是四人，各自成家添丁进口，已经散落在天南海北了。三十年前，由于邻里关系纠纷不断，元明哥有点归隐空门的意思，带着嫂子顺河而下，搬到了“关门不锁寒溪水，一夜潺湲送客愁”的武关少习山。元明哥自小信佛，经常去周边的寺庙帮忙洒扫，还带回一些经书，在家里认真地抄写研读，后来娶了一个同样信佛的媳妇，所以他们家一日三餐都吃素，他们到别人家串门子的时候，大家请他们吃饭，都会从地里铲一些泥巴，把碗反复擦洗几遍，不沾丝毫腥荤，大葱大蒜等五辛佐料都是不放的。

有一年，元明哥突然打电话给我，要我帮忙购买一本经书。我想不就一本经书吗？上海这么多名刹古寺，又有那么多高僧大德隐居其中，我就满口应承下来，说买到了送给他。哪承想，跑遍各大新旧书店，静安寺、玉佛寺也问了，还讨教了几位法师，都没找到那本经书，最后在图书馆查到了，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孤本，可见元明哥的修行之深。我原本有些迷惑，他们夫妻两个算不算出家呢？如果是出家的话，那不是有违清规戒律吗？在我们老家，所有人是分不清佛和神的，什么是寺什么是庙，就更是区分不开了，但并不妨碍我们祈福许愿。后来才明白，元明哥修行的，确实不是寺也不是庙，皈依的不是道观也不是佛门。但不管信仰任何宗教，其本质是积德行善，这就足够了。

记得大半年前，大姐打电话告诉我，元明哥回家看望爹，摸着自己的山羊小胡子，摇着头叹着气说，爹过不了今年年关。这话传到爹耳朵里，爹一下子失去了求生的欲望，经常坐在门枕上，尤其喜欢在黄昏的时候，呆呆地看着门前的山头，似乎白云飘过的高出山头三尺的地方就是他要离开的路。就那样过了春天，爹开始嘟哝着为自己准备后事。首先，爹带着大姐，在房前房后、山上山下、地尾村头，仔仔细细地转了一圈，告诉大姐哪些庄稼地、哪些自留山、哪些果树是我们家的，地畔和山界在哪里，哪块地适合种麦子，哪块地适合种玉米，哪棵树打的核桃是夹仁的，哪棵树结的柿子适合漤着吃。爹最放心不下的是几块地，再三叮咛不能撂荒了。大姐说，如今又不缺几把粮食。爹说，我们都是这些地养大的，它们是我们的家当，不好好种的话，家就算败掉了。其次，爹带着大姐去坟地，哪些坟里埋着亲戚，和我们什么关系，都指认得清清楚楚，包括无后的哥呀，子孙不在身边的亲人呀，交待过年过节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给他们上坟送灯。

最后，爹开始着手给自己准备老衣，都是暗红色绸缎的，挂在家里的阁楼上，隔三差五地拿出来，放在太阳下边晒一晒，然后披在身上比划着大小。另外，爹一有空闲，就拿着毛巾去擦自己的寿木，还提着铲子去给自己的墓培土，爹的寿木和墓都是自己好多年前就造好了的。寿木被他擦得黑漆漆的一尘不染，墓被他培得又高又大，像一座小山，而且在后边栽上了一棵核桃树，说是长大了，既可以打核桃，又可以福荫子孙后代。

爹看到元明哥来医院看他，目光顿时变得恍惚起来，像一个灯泡遇到了高压。我明白，爹又想起了那个预言，以为元明哥和上天走得很近，所以他的预言应该是灵验的。

我拉着元明哥离开病房，找了一家餐馆，点了几个素菜，然后坐下来聊天。元明哥忧心忡忡地说，我说的不假吧，二伯看来日子不多了。我把话题支开了，我总觉得，上天有时候也是欺软怕硬的家伙，面对爹这样吃尽苦头的倔老头，要拿下他，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趁机向元明哥了解了几个关于家族的问题。爹虽然还可以说话，但是思路已经不太清晰了，很多事情已经回忆不起来了，甚至连人都不认识了，如果元明哥某一天也老了，我们家族是从哪里迁徙来的，我们的老先人叫什么名字，具体埋在什么地方，都搞不清楚的话，是不是就有些可悲呢？首先，我们把爷爷叫dià，这个字到底是怎么写的；其次，我们的爷爷和奶奶叫什么名字；第三，我们的老先人埋在什么地方。元明哥告诉我，几辈人都那么叫下来，确实没有人晓得dià字怎么写；我们的排行是“宜治先元正”，爷爷是“治”字辈，叫陈治坤，奶奶不晓得名字，只晓得姓周。听到奶奶姓周的时候，我内心顿时有了一丝温暖，这就意味着，在我的血管里流动的，有四分之一周氏血脉，换一句话说，凡是姓周的，都和我有着血缘上的关系，我在这个世界上并非那么孤单了。

至于老先人埋在哪里，元明哥给我讲了一个故事。由于我们的成分不好，老是受人欺负，所以当时的队长以改河修地为名，要求我们把老太爷的坟迁走，而且不能侵占平地，实在没有办法，最后就安葬在了山上。不承想，挖墓穴的时候，大冬天的，泥巴不仅没有上冻，而且从下边冒着热气，因为那座山叫九龙山，无意中把老坟埋在了龙脉上。我说，假的吧？元明哥说，怎么会是假的，老太爷的尸骨是我背上去的，而且是我挖坑埋下去的，所以我们这一族出了多少人才，你看看你们，当官的，发财的，剩下我，拜拜佛，念念经，虽然没有出息，也算是积德行善的事情。

我说，老太爷埋的那个地方，上边有一棵大树，下边有一眼泉水，确实是一块风水宝地。元明哥说，再好的风水也要有德性，没有德性的人把他们的老祖先埋在那里试试，肯定就不灵了。我们村里另外一族，也是老太爷死了，请风水先生选了一块坟地，据说在龙头上，但是出殡的那天，有一条流浪狗，钻进厨房找东西吃，主人拿起菜刀砍了一刀，不偏不倚地砍在狗头上。狗受伤了，使劲地逃窜，正好跑到那块坟地，流了一滩血。狗血是辟邪的，也是破风水的，老先人埋在龙头上有什么用，后人全部败掉了。我说，这个是假的吧？元明哥笑了笑，说真的假的不晓得，如果后人有德性，给狗喂一根骨头，风水就不会失灵了。

我和元明哥吃完饭回到医院，爹的病情和早晨一样，并没有出现回落，除了插着氧气管，输着液，已经好转多了，仍然靠在大姐的怀里，静静地躺在床上，而且发出均匀的呼噜，这声音显得少有的安详，似乎世界已经太平，痛苦和疾病已经远去。

元明哥也许意识到自己的判断是失误的，就悄悄地告辞了。他在踏上公交车的时候，还是不忘回头叮咛一句，你们小心一点，有什么事情早点通知我们。

02

孝 顺

县医院位于北新街中段，有一个坐南朝北的院子，对面是百年老企业葡萄酒厂，再朝前就是当地一景凤冠山；背后是一片民房，走过一条狭窄的弯弯曲曲的小巷子，就是“南结吴楚，北通秦晋”的丹江了。

大姐连续几天照顾爹，没有好好地睡过一觉，所以我在附近的宾馆订了一间房子，逼着大姐好好休息一下，到天亮的时候再来换班。晚上十点多，大姐把爹像孩子一样哄睡，然后走偏门去宾馆。经过几间平房，大姐告诉我，前一天晚上，有个男人三十几岁，被送进我们隔壁那间病房的时候还有说有笑，不一会儿心脏病发作，抢救了几分钟，还是死了，现在就停在那几间平房里。我说，为什么停在那里？大姐说那是太平间。我放慢了脚步，认真地打量了一下，它是水泥的，四四方方的，蹲在黑漆漆的夜色中，和普通住房并没有什么差别。不一样的是，它没有一扇窗户——人需不需要窗户，或许就是活和死的区别吧？活着总是需要一扇窗户去透气去眺望，而死了永远就用不着了。它的门是有的，这是活人与死人共用的最后一个通道。门是不锈钢的，上边挂着一把大锁，在静静地保护着什么……

此时，偏门吱咛一声开了，从外边深深的巷子里拐进来一个人，他戴着一顶黑色的鸭舌帽，遮挡住了大半张脸，在昏暗的灯光下看不清面目。他竟然认识我们，淡淡地问了一句“你爹怎么样了”，然后迅速地消失了。我恐惧地想，人如果没有灵魂，仅仅是尸体的话，似乎并没有什么威胁，也没有想象的那么恐惧，我们多数时候恐惧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比如鬼。

我返回病房的时候，爹的呼噜声还在，并不响亮，也不匀称，穿过夜色像一只落于蜘蛛网内的扑棱棱的蝉，一会儿挣扎，一会儿停止，夹杂着几声咳嗽和喘息。我坐在旁边，借着窗外的一盏路灯，仔细地打量着爹，爹的脸全是皱褶，没有任何舒展的地方，像一张麻纸被揉成了一团。爹的眼睛深深陷了进去，双眼皮耷拉着；鼻子歪向一边，嘴巴咧向一边，几乎连到了耳根，像刚刚遭到人的撕扯和毒打；下巴瘦瘦的，像被刀削过一样；胡子花白而稀疏，像干旱时候歉收的庄稼……爹的身体像木乃伊，似乎被掏空、被榨干了，没有血气，没有五脏六腑，只有浓烈的药水味和腐烂的气息。呵，在我的印象中，他是背着三百斤东西健步如飞的，是每顿饭可以吃五六个馒头的，是凭着双腿当天从县城打个来回的，是见到村里的寡妇们还可以眉飞色舞地开开玩笑的……我真不敢相信，爹怎么说老就老了呢？几乎一夜之间就老了呢？

陈仓与父亲

我在心里一直有个盘算，等什么时候放假了，我要和他一起，骑着自行车，吹着口哨，穿过一排排杨树林，再下一次南阳看看卧龙岗；我要和他一起，带着干粮，背着床板，凌晨三点起床，听着鸡鸣狗叫，再去河南卢氏赶一次集；我要和他一起，在烈日炎炎的夏天，站在绿油油的玉米地里，再举行一次薅草比赛……这一切已经不可能了，我真后悔，这么多年干什么去了呢？我总是埋怨生活有多艰难，工作有多忙碌，其实都是借口而已，我忙碌的哪一件事情和爹有关？和天伦之乐有关呢？没有天伦之乐的人生，不过是毫无生趣的人生罢了。

夜已深了，除了偶尔传出病人痛苦的呻吟声和护士小跑的脚步声，医院暂时恢复了平静。我没有看手机，此时此刻，我不在乎手机微信上那铺天盖地的信息，我不在乎世界，只在乎卧病在床的爹，只有爹能静静地支配我的时光。我轻轻地握着爹的手，爹的整个手，包括手指头，都生满了茧子，像一块珊瑚礁一样，冰冷，生硬，粗糙。我认真地体会着爹呼吸的节奏，仔细观察着爹的每一个小小的动作。凌晨三点的时候，爹咳嗽加重，喉咙里起痰了，像灌满了胶水一样，发出呼呼啦啦的声响；然后，爹像蚯蚓一样开始抽搐，一会儿抬起左手朝着空中抓一抓，一会儿伸出右手撕扯着床单，一会儿捏起拳头朝着床头砸去……

天已经开始放亮了，麻雀陆陆续续地醒过来了，还有几只喜鹊站在杨树梢上喳喳地叫着，很久没有听到这种吉祥的叫声了。大姐早早地回到了病房，说自己眼睛一闭就做噩梦，刚刚梦见爹变成了一个呱呱坠地的孩子，跳啊跳啊又变成了一个肉球。我安慰大姐，这不算什么噩梦，而且喜鹊都在叫了。大姐说，喜鹊是靠不住的，咱妈去世的那天下午喜鹊叫得更欢了。

爹的手一下一下地有节奏地抓着，大姐笑着告诉我，爹这是在种地呢，前几天就这样子，问他在干什么，他一会儿说在摘枣皮子，一会儿说在拔草，一会儿说在破柴火。我看了看爹的动作，那么优美，那么熟悉，那么古老，但是爹不在家里，不在庄稼地里，而是在病床上。一个在病床上种地的人，一个在生命最后一刻仍念念不忘种地的人，他一辈子种下去的，已经不再是庄稼，而应该是他自己，他把自己一点点一点点地种进了时间的长河中。

大姐说要给爹洗漱了，让我出去吃饭，不用急着回来。我坐在巷子深处，捧着一碗羊汤正喝着，突然意识到忘记带钱了。但是小城民风淳朴，我准备回去取钱的时候，旁边有个陌生小伙子说，我请客，赶紧喝吧。摊主也告诉我，你下次一起付，趁热喝吧，不然就冷了。我还是有些不好意思，急急地喝完羊汤赶回医院取钱。当我推开病房门的时候，一下子呆住了……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靠着走廊，顺着半遮半掩的门缝盯着病房里发生的一切。

事后才晓得，爹便秘严重，需要使用一种叫开塞露的药，而且由于卧床不起，下身出现红肿，需要用硫酸镁溶液进行擦洗。每天早晨等爹醒来，大姐第一件事情就是给爹通便，她拿出几张废旧报纸，铺在爹的身子下边，然后帮爹把裤子脱下去，把一个葫芦状的白色塑料瓶插进爹的魄门，把药水挤入爹的体内，等待三五分钟，药水就会生效，大便就会流出来。在这期间，大姐必须端着盆子，耐心地在后边接着……大姐第二件事情是给爹擦洗身子，她先打来一盆开水，加入硫酸镁搅一搅，把手伸进去试一试，太热就兑凉水，太凉就兑热水。爹身体好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娇气，但是如今生病了，却敏感起来了，不能烫，也不能冷。呵，天啊，爹赤裸着下身……老实说，大姐给爹插入开塞露的时候，端着盆子接着大便的时候，卷起报纸的时候，整个过程十分平静，没有捂着鼻子，也没有厌恶的表情。

我并不意外，因为在老家，给老人端屎倒尿的例子普遍存在，这是作为子女应尽的孝道。但是接下来，令人吃惊的是，我看到我的大姐，她佝偻着身子站在床边，拿着毛巾，蘸着药水，擦拭着爹的下身，而此时此刻的爹是完全赤裸着的，某个部位红肿得像两个拳头……

我终于明白什么才叫伟大，什么叫真正的孝顺，我真的不敢肯定，我能不能做到这些，记得曾经和爹一起洗澡的时候，我都不敢正视爹的下身。在这个世上，有很多人，端一碗水给老人都不高兴。再仔细想想，大姐这么对待爹，也是自然而然的，妈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大姐从此肩负起了照顾爹又照顾我的责任，在大姐的眼里，我和爹都是她的孩子，当妈的在孩子面前，还有什么好顾忌的呢？

爹的病情是在第二天下午急转直下的，医生把我单独叫到了办公室，向我通报了会诊结果，大意是心肌又出现了部分梗死，而且肺部出现了并发症，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询问医生，还有什么办法没有，医生摇了摇头，说县医院条件有限，他们都尽力了，最好的药也都用过了，如果说还有办法的话，那就是赶紧转院，去西安治疗，比如做支架手术。医生解释说，按照拍出来的片子看，起码需要安装三个支架，总费用大概七八万块，农村医保大概报销百分之五十左右。钱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八十岁的人了，身体又这么虚弱，能不能做支架手术，做支架手术的意义有多大。正好，有一位大爷来找医生，说自己有一位朋友做了三次支架手术，花了十几万块，后来还是照样死掉了，要他说呀，他们土农民，何况又那么一把年纪，多活两年，少活两年，也没有太大差别，无非多吃几碗饭、多受几年苦而已，而且做完支架手术，必须天天吃药。

大爷说，你爹那么倔强，平时都不好好吃药，如果不坚持吃药，支架得不到维护，那钱就等于白花了。

我犹豫地回到病房，爹的心绞痛也发作了，像一条搁浅在沙滩上的鱼，使出最后一点力气，伸手挠自己，抓自己。大姐哭了，又爬上病床，把爹紧紧地搂在怀里。护士也哭了，就给爹打了一针药，估计是杜冷丁什么的，但是没有制止住爹的痛苦。爹仍然挣扎着，到最后的时候，也许没有力气了吧，目光十分游离、散淡，像手电筒的电量即将耗尽，也像一块方糖即将化尽。原来，人在绝望的时候，目光里不仅无光，也不存在绝望，而是空空洞洞的。

在金钱、活着的意义和儿女的道义之间，我权衡再三，本来已经选择了放弃，但是，面对绝望的爹，我忽然又改变了心意。我告诉大姐，我们转院吧。大姐开始是沉默的，过了几分钟才问，关键还是钱的问题，大概需要多少钱？我说，大概需要七八万块。大姐说，你带回来的烟呀酒呀，爹舍不得吃舍不得喝，都被他寄在小店里卖掉了，他这件毛衣穿了好几年，给他买了件新的，三百多块呢，也被他一百多块卖掉了，他辛辛苦苦积攒了一辈子，有些钱都储存了三十多年，你晓得他有多少存款吗？直到前几天，估计是身体不行了，他才告诉我们，还不到七万块，我开玩笑说，拿些出来给我花花，你晓得他怎么说吗？他的钱谁也别想惦记，要一分不少地留给自己儿子。

大姐又讲了一个小插曲，刚来医院的那天，医生给他检查身体，听诊器刚刚搭到他的胸口，就被他一把推开了，说人家要掏他的钱，因为他的存折就装在贴身的口袋里。

我明白大姐的意思，如果去西安做手术花掉七万块，爹一辈子积攒的七万块，就被抵消了，就被清零了。那么，爹的一生是不是也被清零了呢？爹经历那么多苦难、绕那么大圈子，是不是又回到起点了呢？从爹的角度而言，这七万块是他用一生换来的，确实比他的生命更重要，几乎就是他生命的象征，也是他活着的意义所在，他根本不愿意全部花在自己身上，而是分文不少地交给我，因为这是他精心准备的遗产，他要以继承这笔遗产的方式证明，他的血脉香火被我继承了下来。

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爹是不能被抵消的，他一生的路不是圆的，他并没有回到起点，他是活着或者死去，似乎对他自己意义不大，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在历史的长河中也留不下任何痕迹。但是，对我们就完全不同了，爹活着，我们的家就活着，爹死了，这个家就死了。大姐的提醒也是有道理的，我们最最纠结的，不好意思说出口的，归根到底不就是担心钱吗？如果我非常有钱，或者爹不在乎存钱的话，我还会权衡手术有没有意义吗？我反反复复推算了几遍，最直接最简单的账目是，如果去西安做手术的话，扣除医保报销的那部分，再加上其他开销，应该需要七万块，在这个数目之内，我还是承担得了的。

为了减少折腾，不花冤枉钱，不跑冤枉路，不陷入进退两难的处境，我决定立即动身，先到西安把一切咨询清楚，再决定是否把爹转过去。我踏上了最后一趟火车，当我坐在车窗前，看着已经灯火阑珊的小县城，再想一想那空空洞洞随时都有可能熄灭的目光，我的泪水禁不住流了下来。

我直奔西安某某三甲医院，从医院墙壁上的宣传栏看到一位专家：主治医师，医学博士，美国某某大学医学博士后，主要从事心血管疾病的临床、基础研究，擅长各种心血管疾病的介入治疗，尤其是复杂或重症冠心病的介入治疗，在心血管疾病方面造诣很深……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溜进了住院部，笑眯眯地向护士打听这位医生，我说我不是推销药品的，也不是来看病的，我有一个学术方面的问题想请教他。护士看了看我这个光头，有些怀疑地问，你也是医生？我说，是啊，不过，我是下边医院的，我很崇拜他，这次来西安培训，想顺便看看他，我刚刚打他电话，一直不在服务区。护士说，他忙着呢，现在还在手术室。我说，难怪了，你看看他的手机号码对不对？我把手机递了过去，护士看了一眼说，错了。我说，原来他换号码了，你把新号码给我吧。

我骗取了医生的电话号码，然后下到三楼手术室一打听，这位医生确实在做手术。夜已经很深了，好多门诊已经关门，只有手术室外边灯火通明，三五成群的人站在楼道，在焦急不安地等待着，有人在等待着把病人送进去，有人在等待着病人出来。手术室旁边的墙上，有一个透明玻璃窗口，不时地会被打开，像是监狱会见犯人一样，医生站在里边，家属站在外边，用麦克风进行交流，把手术中间出现的情况及时通报给家属，比如需要增加一根支架，比如出现其他异常。治疗方案的更改，都需要征求家属同意，在相关资料上签字画押，手术才能继续进行。

我一下子陷入深思，如果爹被送进去了，正躺在手术台上，那个窗口突然打开，麦克风里忽然传出自己的名字，我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看到医生摘掉口罩，脱下血淋淋的手套，告诉我，哪里哪里又堵塞了，在造影检查的时候，原来计划搭三根支架，如今最好搭上四根，甚至是五根六根，我应该怎么办呢？在众目睽睽之下，在良心与金钱的天平上，想一想自己所剩不多的账户余额，再想一想爹紧紧捂在胸口的那些存款，我能说出一个“不”字吗？

老人生病是痛苦的、煎熬的，对于家属又何尝不是一种煎熬呢？

我苦苦地等待了三个小时，在凌晨一点多的时候，终于见到了那位主任医生，我像拦路喊冤一样，冲上去拦住他。他长得高高瘦瘦，又白白净净的，给我的第一印象，天生就是当医生的。医生看了看我带着的资料，痛快而坚定地说，你明天把病人转过来，我们系统地检查一下，然后才能商量治疗方案。真不愧是优秀的医生，他看我有些犹犹豫豫的样子，然后又补充了一句，你放心吧，年龄不是问题，我的病人不少八十多岁，搭支架还是传统药物治疗，我没有见到病人是不太好下结论的。

他简单一句话就打消了我的许多顾虑，我立即通知大姐，做好准备，等天亮之后，就办理转院手续，为了防止两百公里的途中出现不测，干脆花费四千块叫一辆救护车，配备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

爹是第二天中午被送到西安的，正好有一个病人走了，空出了一个床位，就顺利地住进了重症病房。大姐问我，你是不是托了关系？不然要排很长时间的队。确实如此，夏天的时候，有个在北京工作的朋友，把他妈从渭南转来这家医院，在楼道里奄奄一息地等了两天，哭着打电话向我求助，我找到了报社的记者，还找到了机关干部，最后都解决不了。我告诉大姐，哪里有什么关系啊，是我们运气好，也是爹的福气好，遇到了国家扶贫攻坚，这家医院的扶贫组在县医院蹲点，为我们开通了绿色通道。

此时，爹的呼吸相当困难，像一个破风箱；爹的腹胀严重，像一面牛皮鼓；爹的整个腰部已经发紫，像被蒸熟的紫薯；爹的下身肿大得更加厉害，像绑着两个充气的气球……护士们忙作一团，更换病床，吸氧，吸痰，挂吊瓶，清洗红肿，插入导尿管，她们的每个动作、每个细节，都那么专业，又那么规范……几个小时之后，她们的衣服被汗水浸湿了，生命在她们的面前条理清晰起来，我们悬着的心也慢慢踏实起来。

这家医院位于城南，不愧是陕西地区最好的，已经晚上九点多了，四处都排着长长的队伍，有挂号的，有抓药的，有化验的，有呆坐在地板上哭泣的，也有看透生死的微笑者，上上下下的电梯都很拥挤，每个人心急如焚又抱着希望，有人被匆匆地送进来了，有人被缓缓地推出去了，也有人一脚就迈入了天堂。只有这时候，你才晓得有病的人真多，世界并不太平，世事如此无常，生命如此脆弱。我站在病房的窗前，顺着长安路朝北几公里望去，可以隐约地看到古老的城墙，顺着雁塔路朝东望去，可以清晰地看到庄严肃穆的大雁塔，宛如一口口青铜器，经过上千年的加温被烧红了，满满地盛装着所有流逝的时光和岁月。

我看了看躺在病床上的爹，想起曾经带着他，爬古城墙，登大雁塔，吃羊肉泡馍，那时的爹多么健康，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还一直地笑话我，变成城里人了，上楼都要喘气了。仅仅七八年过去，他竟然枯瘦如柴，生活不能自理了。时间也许是铁的，是一把无形的铁锤，不经意间，仅仅几下子，就把爹抽空了，把爹砸碎了，而且碎得这么可怕，像一把玻璃渣子，似乎没有复原的可能。

大姐问，窗子外边是什么地方，好漂亮啊。我说，东边那个就是大雁塔，唐僧从西天取经回来之后念经拜佛的地方；北边那些是城墙，城墙里边有个钟楼，钟楼旁边有一家饭店叫同盛祥，羊肉泡馍特别香。大姐说，前几年经常出门，去新疆给人家摘棉花，去内蒙古煤矿给人家做饭，每次在西安转车的时候，都是匆匆忙忙的，还没有逛过西安呢。我心里一酸，说等爹的病好点了，我带她好好逛逛去，包括兵马俑和华清池。大姐说，还是算了，我哪里有心思呀。

各种检查和化验结果都出来了，医生指着黑乎乎的毛玻璃状的胸片，非常吃惊地告诉我，爹的肺部出现大面积积水。我想不通，不是心血管疾病吗？医生解释，这是心脏衰竭引起的，他的身体条件还不适合搭支架，而是要赶紧治疗肺积水。晚上十一点多，医生派助手把我叫到办公室，下发了第一份病危通知书，我没有仔细阅读通知书都写了什么，也没有在意都交代了什么，毫不犹豫地签了字。原来，每个人无论是什么身份，都无权处理自己的最后时刻，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也没有掌握在上天的手中，而是掌握在活着的亲人的手中。

爹的重症病房不大，里边安排了两个床位，另外一个患者是杨陵农村那边的，大概五十多岁，他正在进行着血透，他的身体和一台巨大的机器连在一起，正在自动地运转着，发出恒定的轰鸣声，像一台排放污水的小水泵，把他的血液循环往复地抽到体外，进行净化处理之后再输回他的血管。几个小时的血透结束的时候，已经凌晨两点了，这个身体发胖浮肿的男人，用轻微的嗡嗡声告诉我，也许在告诉他自己，这是最后一次血透，明天他就出院了。我以为他痊愈了，说那恭喜你呀，终于可以回家了。他以嘲讽的口气说，是啊，回家等死去了。大姐悄悄地告诉我，他肾衰竭已经到了晚期，是由糖尿病引起的，已经花了十几万了，他本想继续治疗的，但是老婆决定放弃，说治不治都是一样的，干脆回家吃吃中草药，儿子明天过来接他回家。

男人似乎听到了议论，说儿子是开车过来，刚刚花了十几万买的，牌子是福克斯，他喜欢黑色的，但是儿子选了红色的。我说，年轻人嘛，红色的漂亮。男人说，我还没有坐过，这车子怎么样？我说，这是美国品牌，看上去非常不错，空间比较大，安全性能也好，就是耗油量有些大。我心里犯起了嘀咕，不是需要钱看病吗，为什么还买车呢？但是反过来一想，也许他们是对的，对于绝症患者而言，就像选择安乐死一样，重点是活着的人。如果倾其所有去看病，那么一家人的日子都会陷入灰暗，如今买了一辆车，结果就不同了，起码活着的人活得更好了。

我正想着呢，他的老婆从外边回来，在床上支起了餐桌，摆出一顿丰盛的晚餐。老婆埋怨说，糖尿病人呢，死活要吃这么多大鱼大肉，真是不要命了！他像自言自语地说，这是死刑犯的上路饭呀，你还能管我吃什么？

我真有点佩服他的老婆，和其他家属不一样，她显得十分轻松，似乎这不是住院，是在住宾馆。她从塑料袋里拿出一件棉袄，是黑色的，告诉男人吃完饭试一试，明天路上风大，得穿暖和一点。她又拿出一件外套，是深绿色的，在身上比划着，说刚刚买的，八十五块钱，问贵不贵，颜色是不是太艳了。大姐说，一点都不贵，这么绵乎的料子，颜色也好看着呢。她得到夸奖，就咋咋呼呼地说，来西安一次不容易，你们也趁机转转去吧，尤其回民一条街，甑糕，果子，蜜饯，好咥的太太，而且有不少清真寺，对面的鼓楼和钟楼，简直像画出来的一样。

整个晚上，爹的病情没有加重，但也没有什么起色。毕竟是大医院，医护人员都是二十四小时值守的，尤其对重症病人照顾得非常仔细，还有一台心电监护仪，心率，血压，呼吸，血氧饱和度，除了一个个数字，还有一条条曲线，像股市行情一样，病人的生命体征在屏幕上一目了然地显示着，一旦出现异常就会报警。我本来要找宾馆，轮换着休息一会儿，但是爹每次睁开眼睛，就会搜寻我们，似乎看到我们，他就踏实了，如果有人不在，他就非常迷茫。

大姐说，爹怕他一口气上不来，我们不在身边，尤其你这个儿子。

这就是送终。在农村人的心里，他哪怕受了再多的磨难，忍受了一生的孤独，在临终的那一刻，只要儿女们守在身边，他就算有福气的人，就心满意足了。

第二天早晨，我下楼去取化验单，顺便又买了一些早点，当我回到病房的时候，另一张病床上换成了另一个人，那个放弃治疗的男人已经被接走了。我无法想象，他坐在儿子新买的汽车里，看着楼房、树木、池塘、田野都在迅速地后退，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在迅速地向前，提前冲向生命终点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03

奇　迹

爹转院之后，定时排尿，用开塞露通便，擦洗红肿的下身，这些非常难堪和不舒服的事情，仍然由大姐这个女儿承担着。大姐为了避免尴尬，总以吃饭呀交费呀，尽量把我支开，惹得大家纷纷地说，现在看来，还是养个女儿好，养个儿子关键时候是指望不上的。有人故意嘲笑我，你不是娶了个大上海的媳妇吗？你把媳妇叫来伺候几天吧。我媳妇不算千金大小姐，但是在家里从来不下厨，依靠洗衣机洗洗衣服可以，收拾收拾杂物可以，帮儿子清理清理屎尿可以，如果让她来照顾几天爹，倒水喂药都没有问题，让她和大姐一样，去擦洗爹的身子，那肯定不行，不是她不愿意，而是忍受不了如此的尴尬。

爹原来脾气非常好，大姐从小到大没有受过一根指头。但是由于被病痛折磨，他变得十分暴躁，有一次，大姐端水让他喝药，他一把把水打翻了，说自己解不下手，都是被大姐坑害的；还有一次，大姐放开塞露的时候，估计不小心弄痛了他，他一脚出去踢在大姐的脸上，踢出一大块淤青。大姐经常抹着眼泪说，什么时候才是头啊？到底遭了什么孽啊？我就会安慰大姐，爹肯定会好起来的，我们尽力就行了。我的心态，确实慢慢恢复了平静，因为我既不是医生，又不是死神，作为儿子把爹送到医院，唯一能做的就是对治疗方案进行选择，承担由此带来的所有风险，然后把钱源源不断地存进医院的账户。

有位送外卖的小哥说，挣钱像便秘，花钱如穿心。我说，挣钱就像流汗，花钱总像流水。每次交钱的时候，姐也心疼地说，哗哗啦啦的，像流水一样。

第四天黄昏，迟迟不见下雪的西安城，下了这年冬天的第一场雪，虽然雪下得不大，很快就被消化掉了，大家还是乐坏了，见面就问，你晓得吗？外边下雪了！似乎老天不是下雪，而是一次深呼吸，或者撕碎了阎王爷的生死薄，让人吐出了郁结在胸口的一股闷气。我的情绪受到了感染，趁着去银行转账的机会，在大街上走了走，那零零落落的雪花，像一只只小精灵，要安慰我似的，伸出舌头轻轻地舔舔我的脖子，偷偷地碰碰我的脸，痒痒地揪揪我的耳朵，趁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躲起来了，躲进我的皮肤，躲进我的内心，留下一丝冰凉的梦幻的气息。

我买了两个烤红薯，这也是爹最爱吃的，又给大姐买了一件橙色的羽绒服，大姐身上的棉袄袖子已经烂了。回到医院的时候，爹看到红薯有些高兴，但是放在嘴边咬了咬，还是放下了。大姐也连连地夸奖说，棉袄不仅好看，而且暖和。但是在身上试了试，就脱下来装进柜子，意思是等到过年的时候再穿。

最艰难的时刻，是那天晚上十点左右，爹突然睁开眼睛，死死地盯着天花板，惊慌地说，有鬼。我朝着天花板看去，除了一盏灯，什么都没有。我说，那是灯，怎么会是鬼呢？鬼怎么可能发光呢？爹又盯着病房的门，惊慌地说，那是鬼。我走出门看了看，不时地有病人或者护士从楼道里穿过。我说，都是人，这个世上哪里有鬼呀？即使有鬼，你儿子我在这里，你还怕什么啊。

爹轻轻地嘟哝了一句“那是你妈”，眼睛就恍恍惚惚地闭上了，旁边的心电监护仪随之叫了起来。

爹陷入了昏迷。大姐真是太累了，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好好休息了，本来躺在楼道的条椅上眯瞪一会儿，但是听到动静，立即冲过去把医生们叫了过来。抢救的时候，大姐隔着玻璃窗使劲地抹泪，我则望着远处的大雁塔，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着。也许菩萨显灵了，也许是医生们医术高明，经过一个多小时，各种数字爬上了正常值，只是非常不稳定，像坐过山车一样，一会儿冲上顶峰，一会儿滑入低谷。爹勉强地恢复了意识，但是已经不认识我们了，他像刚刚睡醒一样朦朦胧胧地问，这在哪里？我说，在医院。爹说，在医院干什么？我说，你生病了，我们在给你看病。爹说，我要回家收麦子。爹的季节错乱了，大冬天的呢，竟然说麦子黄了，要收了。

助理医生再次把我叫到了办公室，语气沉重地告诉我，爹估计不行了。我说，不行了是什么意思？他说，就是不治了。我说，大概还能坚持多久？他说，我们的判断过不了今晚。我说，现在十二点了，离天亮还有几个小时，你们的意思是等不到天亮？他说，除非出现奇迹。

我有些情绪失控地说，我有个大堂兄，出家当了和尚，或者是道士，他掐指算了算，预言我爹活不过今年，你们是医生呢，不能和他一样神神道道的吧？奇迹是什么东西？奇迹不就是希望吗？既然还有希望，我们就得尽最大努力。

主任医生赶了过来，向我解释，从感情上来说，希望还是存在的，现在还有一个选择，送进ICU，赶紧做气管切开术，就是从颈子上切一条口子，插一根管子进去，帮助病人进行呼吸，而且那里有更好的药品，也有最先进的设备，比如呼吸机。我说，什么是呼吸机？医生说，它是一种帮助呼吸的机器，我看你也是拿工资的，要不要送进ICU，首先还是考虑费用，每天需要七八千块朝上，在医保范围内的，可以报销一部分。

我像在黑暗的尽头看到了一线光亮，又问了一句，在ICU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医生说，这可说不清，少则一周，也有大半年的，刚刚有一个病人，儿子是开公司的，家里经济条件好，花了六十多万。

我忽然想起来，我认识一位作家前辈，前段时间去医院看望他，他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了胶管，有两根管子非常凄惨，其中一根就是呼吸管，插在喉结的位置；另一根插在鼻孔里，护工正在用注射器，向管子里注射营养液，那是他的午餐，像稀饭一样的液体，不再是色、香、味、形俱全的美食。这意味着，他的鼻子和嘴巴已经成了纯粹的装饰，鼻子不是用来呼吸的，嘴巴不是用来吃饭的。他的生命是靠着外力维持的，不是靠自己维持的，这样的生命还属于自己吗？

我回到病房，把大姐叫到了楼道，对利害关系进行了认真地商量。大姐说，关键还是钱，你在外边挣点钱也不容易，受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我们也是晓得的，而且在上海喝口水呀上个厕所呀，处处都是花钱的地方，现在把爹送进ICU住几天，豁出去花费七八万就算了，如果一头半月好不了，不放弃吧，费用承受不了，放弃吧，良心上又过不去，而且从颈子上切个口子，插根管子，如果那根管子拔不掉，那还像人的样子吗？

我告诉大姐，这是最后的办法，不然爹就过不了今晚。大姐抹着眼泪说，刚刚听护士说，家属不准进ICU，爹万一在里边走了，我们都不在他的身边。

我和大姐的想法是一致的，我们着重考虑的，其实并不是病人，而是病人的家属，只不过我们被一种力量紧紧地绑住了。这种力量，一部分来自远古时代，一部分来自现实世界；一部分是道德，一部分是物质。我说，如果这里逼着出院，我们就返回县医院，反正既不进ICU，也不能回家等死。大姐说，估计县医院也不收了，原来住着的时候，人家一直想撵我们。我拔打了县医院医生的电话，医生果然说，县医院不仅没有ICU，连一台呼吸机也没有，病情这么重，他们哪里敢收啊，不行看看市医院吧。我又联系了几位朋友，转了好大一圈，找到一位远房亲戚，依着辈分叫我舅舅，他是商洛市医院的外科医生，二十分钟后，回复我说，已经联系好了，随时可以转过去。

我放下电话的时候，有个小光头凑上来说，我劝你还是放弃吧，我看你也不是什么大款，花这么多冤枉钱，无非让老人多受几天罪，还不如拿这些钱，给家里添几件家具，你们同病房的，儿子买了一辆新车，那样多好啊。小光头递给我一张小卡片，说他不是病人，是跑长途运输的，专拉病人也拉遗体，在这里呆了五六年，把什么都看透了。

我说，去商洛，一百二十公里，需要多少钱？小光头说，我就收你两千五百块吧。我说，你车上有氧气瓶吗？小光头说，不是回家准备后事吗？你要氧气瓶干什么？我说，我们不是回家，我们需要转院。小光头愣了一下说，你们还不放弃？我说，他还有一口气，说句不好听的，如果是你的亲人，你把他拉回家等死，良心上过得去吗？小光头说，我看你是孝子的面子上，开一辆真正的救护车给你，就收你两千块，你如果决定了，二十四小时随时打我电话。

我把后路安排好之后，再次来到医生办公室的时候，医生已经把ICU的专家请过来了，他们会诊的结果基本相同。医生说，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我说，我们商量好了，不进ICU了。医生说，这是对的，好多家属倾家荡产，来治这些无力回天的病，其实是做给别人看的，每个人应该量力而行，建议还是收拾收拾，回家准备后事去吧。

我说，我们也不想出院，我们必须坚持到最后一口气。医生着急地说，你们不赶紧出院，到时候连老衣都穿不上去了。我说，这你放心，我马上派人，打一辆出租车，把老衣送过来。

我向医生解释，这么做的原因有两点：第一，我们不为老人着想，我们给老人看病的过程，也是自己修行的过程，上天安排我成为他的儿子，安排他成为我的爹，这是一种荣幸，也是一种缘分，他生出这么一场大病，都是因为老天从来不露真容，而是打扮成这么个老头，前来度我，化我，检验我们之间的关系。第二，医生在治病方面比我专业，但是我比医生更了解爹，他种了一辈子地，受过太多的苦，草皮，树根，玉米芯，甚至还吃过石头粉，有一次山林发生大火，在灭火的时候眼睛被烧伤，他竟然用酒精去洗眼睛，你们给他检查的时候已经看到了，他的身上布满了各种各样的伤疤，他的骨头比石头还硬……我说，他的生命力非常顽强，已经超过了你们的想象，我隐隐地觉得，这一次，他会扛过去的，如果人间真有奇迹，只能发生在苦难者的身上，所以请你们行行好，再想想办法吧。

总之，我想告诉他们，爹只要还有最后一口气，我们绝对不会把他拉回家。如果拉回家，放在那张床上，不给他扎针，不给他吃药，闻不到浓烈的药水味，看不到任何医生护士的身影，这不就是等死吗？对爹而言，这种见死不救的感受简直太绝情、太麻木了……

感谢上天，医生们商量了一下，同意爹继续留在病区，让我以个人的名义，从ICU借一台呼吸机过来再做最后的努力。医生委婉地告诉我，他们也有一个条件，万一抢救无效的话，在爹出院的时候，挂着吊瓶，打着点滴，装成活着的样子，以免影响了死亡率。我满口答应，而且签字画押，无论出现什么意外，我们只有感激不尽，绝对不会找医院的任何麻烦。

我打了一张借条，交了几千块押金，推着那台乳白色的机器，大义凛然地从人群中穿过的时候，像一名士兵推着刚刚研制成功的导弹，自信极了，骄傲极了，神圣极了，全身注满了力量。护士们刚刚还十分沮丧，如今也受到了鼓舞，很快就把呼吸机调试好了。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心电监护仪屏幕上显示的数据，尤其是血氧饱和度，慢慢爬上90%，隐定在正常值的范围内，旁边的几条曲线像一条条冬眠过后的蛇，慢慢地扭动起来了，活跃起来了。

时间已经凌晨三点，呼吸机像巨人的脚步有节奏地运行着，整个病区都能听到呼哧呼哧的呼吸声，希望随之一步步靠近。爹的脸慢慢地舒展开来了，爹的眼睛又微微地睁开了，爹的意识慢慢地清晰了。天再次亮了，西安也晴了，阳光明媚而温暖地照射着，远处的大雁塔和古城墙又恢复了血色，显得更加雄伟壮观了。

爹抬起手指了指我，大概意思是说，这不是他的儿子喜娃吗？他的表情有了几分生气，多了几分色彩。看到爹的样子，大姐又开始抹眼泪，这一次像下了一阵太阳雨，夹杂着一丝宽慰的笑。

在爹的身上，奇迹出现了。

爹的老衣是小姐的女婿花了六百块钱赶了几百公里，在天亮的时候被连夜送到医院的。我害怕爹看到了伤心，偷偷地藏在病床下边。后来，大姐把老衣重新带回家，重新挂在阁楼上，常常把它们拿出来，挂在院子里，晒晒太阳，吹吹风。

虽然爹的情况一再好转，毕竟是靠着呼吸机在维持的，我担心爹对呼吸机产生依赖，建议逐步调整呼吸机的压力，但是遇到周末，主任医生不在，值班的助理又不敢贸然做主，我就去请求一名实习护士，她说自己得听医生的，万一出事了她负不起责任，不过可以悄悄地教我一下使用方法。进入后半夜的时候，整个医院都安静了下来，每过一个小时，我就像提心吊胆的小偷一样，把呼吸机的压力向下调整一次，然后静静地盯着心电监护仪，观察着那些数据和曲线的变化，90%，80%，70%，到天亮查房的时候，医生看到呼吸机已经被调整在了50%，而且各种数据都很正常，于是开心地叫来护士，把呼吸机给撤走了。

爹摆脱呼吸机之后，并没有出现什么反复，没几天肺积水也逐渐消失了。我得意地告诉大姐，我是不是当医生的天才？大姐也开心地说，你忘记了吗？你本来就是学医的，不过学的是兽医而已。

医生们也都感受到了希望，想尽一切办法来照顾爹。有一位博士，发现爹严重缺纳，如果不赶紧补纳，可能会再次引起昏迷，于是就突发奇想，从外面买回一些空壳胶囊，把盐装在胶囊里，自制成了药，每天给爹口服两粒，这样吃了几天，效果竟然十分明显。由于各种各样的配合治疗，慢慢的，除了肺功能基本恢复之外，爹喉咙里的浓痰减少了，爹腹部的鼓胀消失了，爹腰部的紫色褪去了，爹下身的两个气球像遭到针扎一样瘪掉了。唯一让人头痛的，是拔掉导尿管后，爹小便一下子失禁了，这一次我突发灵感，给爹买了许多成人止尿裤。

爹一天天好起来了，不仅可以吃饭，还可以坐起来和我们简单地聊几句。爹和我们聊的，无非是家里的粮食怎么样了，村子里几个生病的老人怎么样了，这世上对他最好最好的是大姐，这次把大姐给累坏了，明显都瘦了。大姐开玩笑地说，那你把身上的钱掏出来给我花花行不行？爹从怀里掏出一个塑料袋，摸出五百块钱，数了两遍，递给大姐。这是爹对大姐最大方的一次。大姐说，太少了。爹说，嫌少算了。然后又装进了怀里。

爹不管聊什么，聊多长时间，最后都会强烈要求回家，有一次竟然一着急，把针管子都给拔下来了。

爹真正重新出现在村子里的时候，村子里的人几乎都围过来了。爹在人群中没有看到老杨和舅妈，一打听才晓得，老杨从树上摔下来，送到县医院治了几天，舅妈卧床不起好多年了，至死都没有送过医院，这两个人都还年轻，却在爹住院的这些日子相继去世了。大家唏嘘不已地说，你命真大啊。爹笑着说，不是我命大，是我的福气好。

爹摸了摸自己的头发和胡子嘟哝着说，以后只好自己给自己剃头了。因为老杨不仅是当时的杀猪佬，还是村子里的剃头佬。

仔细回想一下，爹在住院的时候，那么多人好意相劝，还是放弃吧。他们的理由无非三点：第一，八十多岁的人了，不管怎么样都活不了几年了。第二，这样一个土农民，多活几年少活几年都差不多。大家还有一个理由，爹的几万块积蓄如果被花光了，爹的一辈子就等于白活了。对于这一点，在出院的时候，爹心疼地问，这次看病花了不少钱吧？我骗他，总共花了七八万，不过都被国家报销了，我们个人分文未花。我塞给爹两千块，爹推让了一会儿，最后蘸着唾沫数了数，认真地装进了自己贴身的那个口袋。

爹又可以开玩笑了，说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还赚了这么多钱，太划算了。

爹回家已经三年了，虽然各种各样的毛病不断，药物也从未间断，但是如果真要算算账，确实是太划算了。每次看到从老家传来的照片，爹有时候坐在门前晒太阳，有时候坐在炉子前烤火，有时候还去庄稼地里转转，扶一扶玉米，捉一捉虫子，拔一拔草，我都会会心一笑。我就这么个爹，这世界唯一的爹，他的生命太轻了，太卑微了，还不如一棵树。一棵树死了，还可以燃烧。如果他死了，能干什么呢？但是，他只要活着，我的故乡就是活着的，那一片土地就是活着的。

如今又是冬天了，大姐刚刚告诉我，老家下大雪了，大雪已经覆盖住了整个屋顶……白花花的屋顶上应该又是炊烟袅袅。

炊烟活着，故乡的那片天空就是活着的。

（原刊于《北京文学》2021年第10期，收录于散文集《月光不是光》，2021年12月，安徽文艺出版社。）

陈仓的《拯救父亲》目前已收入陈仓的精品散文集《月光不是光》，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作家简介　

陈仓，陕西丹凤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副主席。出版有诗集《流浪无罪》《诗上海》《艾的门》，四千行长诗《醒神》，千行长诗《天鹅颂》，八卷本《陈仓进城》系列小说集，长篇小说《后土寺》《止痛药》，长篇非虚构《预言家》《动物忧伤》，中篇小说集《地下三尺》《再见白素贞》等。曾获第三届三毛散文奖、第三届中国星星新诗奖、《小说选刊》（2014－2015）双年奖、《人民文学》第四届美丽中国游记征文奖、首届陕西青年文学奖、第八届冰心散文奖散文集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优秀作家贡献奖等各类文学奖项。

摘选自：文学陕军，版权属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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