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要分析林黛玉进贾府的人物形象（贾母形象的刻画及其意义）

我们要认识整个“掉包计”故事在艺术上的成就及其在主题表现上的意义，就必须认识其在人物形象刻画方面特点和所取得的成就。一部艺术作品成功与否，最主要就是看它所刻画的人物形象是不是鲜活，是不是具有鲜明的个性，并由此体现出深刻的现实和思想方面的意义。

李曙光绘红楼梦册页

红楼梦刻画人物的方式，一是在平常的日常小事中刻画人物形象，另外就是在一些相对宏大的事件中集中展示各个人物的性格特征。

这样的大事件不多，在前八十回中或许只有“抄检大观园”可以称得上是这样的大事件，在后四十回中，大概有“掉包计”和“抄家”可以算。这种风口浪尖的大事件，往往成了众多人物性格展现的大舞台。

在“掉包计”这个大事件中，也集中展现了一系列重要人物的性格特征，而首屈一指的人物形象刻画毫无疑问就是贾母这个人物的塑造。可以说，如果没有后四十回中“掉包计”对贾母人物的刻画，贾母这个人物可以说是可有可无的。

在整个前八十回中，我们所看到的贾母只是一个会享福的，疼爱孙儿孙女，也惜老怜贫的一枚“老祖宗”。对她个人来说，她也没有参与任何足以表现出她性格特征的大事件。

在后四十回，正是在为了家族前途命运的“掉包计”的大事件中，贾母这个人物有了第一次透彻的表现（另外的事件后面还有两个，一个是抄家，一个是贾母的死），基本完成了贾母这个封建大家族家长的人物塑造，从而升华了宝黛悲剧所具有的思想意义。

分析贾母这个人物在“掉包计”中的刻画，我们主要可以从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来进行，第一就是她坚定的传统价值观，第二就是她为了大家族利益的“敢于担当”的精神，第三就是慈爱的祖母形象。本文中我们主要以第一点为主，其他两方面稍稍涉及。

在前80回中，满脑子旧的传统道德观念，主要体现在王夫人身上，虽然贾母也有几次有意无意地夸奖过宝钗，在五十四回“史太君破陈腐旧套，王熙凤效戏彩斑衣”中也在说笑时，严厉抨击过那种私相授受私定终身的自由的爱情。但无论是金釧儿事件，还是抄检大观园的风波，贾母基本上都是置身事外。

电视剧《红楼梦》中贾母剧照

但是，到了后四十回在决定大家族的根本利益的宝玉婚配大事上，在”掉包计“大故事的起始，却是贾母按照她的观念喜好，作主选中了宝钗，而否定了黛玉。为什么会是如此直截简明的取舍呢（当然，在前面及前八十回中有铺垫）？

这就是因为，按照旧的礼教的道德标准来看，宝钗是最为标准的封建淑女，用贾母夸奖的语言来说：就是宝钗“温柔和平”，“有耽待，有尽让”，能“宽厚待人”，而自由表现真性情真个性的黛玉，在贾母眼里却是性情有些“乖辟”，不能如她宝姐姐一样“宽厚待人”，“有耽待，有尽让。” （由于我们在前面已经有所引用和论述，此处只简略提及）。

贾母的传统的道德价值观不仅表现在她在宝钗和黛玉的比较取舍上，更表现在她对于私相授受的自由爱情的极端厌恶上。

我们知道，在前80回中的第54回，贾母在评戏中几乎是用严厉甚至刻薄的语言批评了那种如“西厢”“牡丹”中所表现的自由的爱情：

程乙本贾母绣像

……只见了一个清俊男人，不管是亲是友，想起她的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哪一点儿象个佳人？就是满腹文章，做出这样事来，也算不得是佳人了。……

在第54回时，可能我们谁也没有把贾母的这番话当真，一是因为当时贾母本来就是在说笑的语境中说出这番话的，第二，贾母当时也并没有面临这样的“不成体统”的事情。但是到了后四十回的“掉包计”的时候，贾母几乎是一丝不差地表现了实践了她对于这种私定终身的自由爱情的否定甚至厌恶。

还在第90回贾母通过“黛玉绝粒”第一次知道了黛玉和宝玉悄悄相爱的时候，贾母便“皱了一皱眉”并对邢夫人和王夫人说：

……我正要告诉你们。宝玉和林丫头是从小儿在一处的，我只说孩子们怕什么。以后时常听得林丫头忽然病，忽然好，都为有了些知觉了。所以我想他们若尽着搁在一块儿，毕竟不成体统。

贾母在此的“皱眉”和“不成体统”的评判，其所厌恶的还不仅仅是贾母以及王夫人所不喜欢的黛玉的不符合闺范的个性性情，也是对黛玉这样“见了一个清俊男人”就私自相爱的行为的厌恶。

在第97回在贾母得知黛玉因此而重病之时，贾母有一段人物语言最好地表现了她对这种传统价值观的秉持坚守：

电视剧《红楼梦》剧照

“孩子们从小儿在一处儿玩，好些是有的。如今大了，懂的人事，就该要分别些，才是做女孩儿的本分，我才心里疼他。若是她心里有别的想头，成了什么人了呢，我可是白疼了她了。”

……因回到房中，又叫袭人来问，袭人仍将前日回王夫人的话并方才黛玉的光景述了一遍。贾母道：“我方才看她却还不至糊涂。这个理我就不明白了！咱们这种人家，别的事自然没有的，这心病也是断断有不得的。林丫头若不是这个病呢，我凭着花多少钱都使得；就是这个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没心肠了。”

在贾母的眼里，恪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才是“做女孩儿的本分”，如果黛玉心里有“别的想头”，私自和宝玉相爱，那她简直不是人的行径，她简直不配得到我的疼爱，她的“这心病也是断断有不得的”，如果她有这个病，不但治不好，而且我也“没心肠”给她治。

戴敦邦绘贾母

贾母的这段话，对这种不守女孩儿本分的“心病”“想头”给予了彻底的否定。一直到第98回贾母得知黛玉的死讯时，贾母也仍然不改其固有的价值观：贾母听王熙风告诉黛玉的死讯时：“眼泪交流，说道：‘是我弄坏了她了，只是这丫头也忒傻气。”

贾母明白，是她活活拆散了黛玉和宝玉，直接导致了黛玉的死。但即使如此，贾母仍然认为，这种私相授受的爱情，这种“想头”，是不应该的，是违背比天还大的传统的道德规范的“傻气”。

正是“掉包计”对贾母形象的刻画，才真正完成一个封建大家族家长的形象，如果不是后四十回，尤其如果不是“掉包计”对贾母的刻画，贾母就只是前80回中一个只会和孙儿孙女们享乐的老太太。

此外，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掉包计对贾母形象的刻画，才真正使整部红楼梦的反封建礼教的主题鲜明并升华起来。在前80回中，当然也有金钏儿的死，抄检大观园中对晴雯等人的驱逐，表现出了这一反封建礼教的意义。

但是，毕竟整部红楼梦主要是围绕宝玉和黛玉而写的，主要是围绕“金玉良缘”和“木石姻缘”的矛盾冲突而写的，如果在这一矛盾冲突中，不能最好也最自然地表现出旧的传统的封建礼教与渐渐苏醒的自由的、个性主义的价值观的矛盾冲突及其悲剧结局，那么对于整部红楼梦的主题的表现与升华，将会带来根本性的损害。

在此，我们觉得还有必要对“掉包计”中对贾母形象的刻画对主题表现的意义问题进行一番更为细致的分辨，它对主题的升华主要是两方面的：

一方面，它批判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中那种对于个性、真性的漠视甚至否定。鲁迅先生曾经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里说：“季札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仪而陋于知人心。’这是的确的，大凡明于礼仪，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

鲁迅和2000多年前的季札所说的“明于礼仪”的“礼仪”，其实不是别的，就是我们日常常说的“做人”文化，也就是日常的应酬进退、待人接物那一套。也就是贾宝玉在第5回中在秦可卿的房间里所看见并厌恶的那幅对联所精要概括了的那种做人文化。曹雪芹在第5回中所描写的这个细节，常常为人所忽视，尤其不能理解的是，它常常被人从反面进行了引用和理解：

当下秦氏引一簇人来至上房内间，宝玉抬头看见是一幅画挂在上面，人物固好，其故事乃是“燃藜图”也，心中便有些不快。又有一幅对联，写的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及看了这两句，纵然室宇精美，铺陈华丽，亦断断不肯在这里了，忙说：“快出去，快出去！”秦氏听了笑道：“这里还不好，往哪里去呢？——要不就往我屋里去吧。”

秦可卿首先引导宝玉来到的房间显著的陈设是一幅“燃藜图”和“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一幅对联（这些都有象征意义），这两样东西，体现的正是整个封建道德文化的精髓，一是读书，一就是“做人”。

刘旦宅绘秦可卿

及至宝玉看见这副对联，表现的是极致的厌恶，其反应是“纵然室宇精美，铺陈华丽，亦断断不肯在这里了，忙说：‘快出去，快出去！’”曹公对这种做人文化的否定难道不是非常清楚的吗？

2000多年前的季札，200多年前的曹雪芹，近100年以前的鲁迅，他们的思想其实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中国传统文化所存在的一个弊病，这就是过于重视（明于）人们表面上的客套应酬，而对于人们的真性情、真心灵却往往忽略，甚至鄙弃了。

难道不是这样吗，就真性情真心灵而言，黛玉难道不是更加纯真率真吗，但是，偌大的贾府里又有几个人真正理解喜欢黛玉呢？贾母在选孙儿媳妇时，几乎是不加思索地就选定了宝钗，否定了黛玉，何也？

这首先就是因为宝钗她会做人，听戏拣贾母爱听的挑，选菜拣贾母爱吃的选，还当面夸奖贾母比风姐姐更加能说会道，在王夫人因金釧儿跳井后为难时，她奇怪地安慰王夫人说也许金釧儿是到井里面去玩儿淹死的，并把自己的衣服拿去给死人装殓。

就连人人都不待见的赵姨娘，宝钗也会不忘送给她一份礼物，喜得赵姨娘屁颠屁颠地专门跑到王夫人那里去夸宝钗（而黛玉，却几乎“从不看他们娘儿们一眼”）。反观黛玉，除了裸露自己的一颗真心灵，这些表面功夫她几乎一样也不会。

电视剧《红楼梦》中薛宝钗剧照

但是，其实黛玉是更有真心的，待人心中是从无芥蒂从无成见的，一心爱宝玉不说，就是对她刚开始颇不喜欢以为其“心里藏奸”的宝钗，在第42回宝钗因黛玉无心说出西厢中的语句而规劝她并成功将其收伏以后，她首先就有一番令人感动的对宝钗的剖腹交心之言，从此就将宝钗当成亲姐妹一般，把薛姨妈当成了自己的亲妈，把薛宝琴当成了自己的亲妹。待湘云也一样，虽然因为湘云曾取笑她像小戏子而和她闹过矛盾，但是，对这些区区小事，黛玉心中毫无芥蒂，后来也与湘云成了推心置腹的好姐妹。

还有，小说中的“忠紫鹃”可以说是一面折射黛玉的镜子，紫鹃对黛玉的情感，其实不仅仅是下对上的“忠”，而是那种赤子般的心灵的共鸣共振：紫鹃的赤子情怀其实也折射了黛玉的赤子情怀。

但是，在传统的重视表面礼仪的“做人”文化中，人们往往只见到人们外在的一套应酬进退嘘寒问暖，而对其真正的内在心灵往往缺少感受力，弃之若敝履。

其实，在整个贾府，上至主子，下至奴才嬷嬷，几乎个个都更喜欢宝钗，人人皆谓黛玉“不及”。不仅仅贾母不大喜欢伶牙利齿使气任性的黛玉，申之为“没耽待”“没尽让”甚至“乖癖”，连袭人也生怕在她之下做妾，那个有些愚顽的王夫人更是连长得和“林妹妹”一样的人都厌恶，在整个贾府，无论上下，大约除了宝玉和紫鹃，都不大喜欢林姑娘，都以为林姑娘“不及”宝姑娘。

电视剧《红楼梦》中林黛玉婚装照

其实，我们如果把这个问题更加扩大就会发现，红楼梦中对于这一文化现象的批判，不仅暗含在掉包计的故事中，也不仅暗含在宝黛钗的三角矛盾中，在小说中屈死的宝玉眼中的“第一流人物”晴雯，究其实，也还是多半死于她的这种有锋芒的率真的个性。

而与之相对，被称为“钗副”的会做人的袭人，却早早的就成了每月拿着二两银子准姨娘，一遍又一遍地被王夫人追着叫“我的儿，我的儿”。黛玉的悲剧，“掉包计”的故事及其贾母等的人物形象刻画，就是这样蕴含了一个重大的文化主题。

“掉包计”的故事及其贾母形象的刻画与主题的表现和升华相关的第二点，就是它表现了秉持旧的传统价值观的贾母对于自由恋爱的敌视。在贾母一流秉持传统的道德价值观的人看来，不听媒妁之言，不由父母之命，就私相授受私定终身，是“人不成人，鬼不成鬼”。

所以，在贾母知道黛玉和宝玉的居然有如此“私情”的时候，她几乎就从生理上表示厌恶地“皱了一下眉”，即使在黛玉因此而病重，甚至因此而丧命的时候，贾母也没有对黛玉的此意种行为表示丝毫的原谅，因为在贾母看来，这是做人的道德底线，是不能违背的政治正确。

掉包计的整个故事，尤其是通过贾母这个人物形象的刻画，就是这样表现了升华了在前80回中已经有所表现，但是还不充分而鲜明的两大主题，即对做人文化和旧的礼教的批判。可以说，红楼梦中所蕴含的尤其是通过“掉包计”所表现升华了的这两大主题，使它成了几百年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声。

当然，就其个人来说，贾母，甚至还有王夫人，她们都不是什么邪恶蛇蝎之人。贾母疼爱宝玉，也极宠爱外孙女黛玉，可怜呵护挨打的小道士等等，可以说是一个极慈祥的祖母和外祖母。

戴敦邦绘王夫人

即使是王夫人，虽然声色俱厉地撵逐了晴雯和芳官等人，对金釧儿和晴雯的死，负有直接的责任。

但是，她吃斋念佛，在金釧儿不幸跳井死去之后，她也心怀歉疚，给了金釧儿一家以超额的抚恤，又让玉钏儿代替当差并拿了双份的月俸，在刘姥姥进大观园时，王夫人居然赠送给了刘姥姥200两银子的巨款，这说明从个人品德上说来，她也不失为是一个心怀慈爱之人。

她们所秉之“恶”，不在于或主要不在于她们是什么“恶人”，而是在于她们有意或无意信奉的理念，她们有意无意所信奉的传统的价值观和一种新的理念和价值观形成了矛盾和冲突。

此外，不仅贾母、王夫人是如此，就是几乎身不由己处于“掉包计”漩涡中的宝钗和袭人，也是这样。

赵成伟绘袭人

宝钗和袭人专会“做人”，也许并非是什么“虚伪”，她们对晴雯和黛玉所造成的损害（袭人的“避嫌”之论间接地造成了晴雯被逐，甚至也间接地促成了宝黛悲剧；而宝钗面对婚姻大事“一切听妈妈的安排”，使她对宝黛相爱闭口不言），或许也并非是她们成心害人，她们也只是顺从地接受旧的那一套伦理文化的揉搓塑造，并且真心以为这才是女儿之正道。

所以，错的不是个人，而是人们身处其中而不自觉的历史和文化境遇。就像第32回当宝玉把说仕途经济当成是“混账话”时，“袭人和湘云都点头笑道：“这原是混账话么？”

这种基于伦理价值的冲突而非基于所谓命运和个人的恶行而形成的悲剧，就成了王国维所说的“第三种悲剧”，亦是其最高的悲剧：“……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此种悲剧，其感人贤于前二者远甚。何则？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也。……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由此观之，《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

当然，王国维由于受叔本华哲学的影响，把红楼梦中这种价值观的冲突看成是一种人类的恒状，而忽略了这种价值观冲突的历史性，忽略了旧的惰性的然而暂时强大的价值理念和新的然而暂时十分弱小的价值理念的冲突本质，却是可以商榷的。

在此，我们或许正可以借用恩格斯一句对悲剧的论述来概括红楼梦以及“掉包计”所表现出的悲剧，就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暂时不可能实现”的悲剧。

最后，我们也补充说一下在“掉包计”故事中贾母形象另外的性格元素。贾母是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不是某种思想的符号，而是一个立体的活生生的人物，也正因为此，贾母的性格及其及其思想主题意义，才显得真实可信。

邮票《贾母接外孙女》

在“掉包计”的大事件中，贾母给人另一最深的印象，就是她作为大家族的一家之长，作为祖母，那种义不容辞的担当精神。在“掉包计”的过程中，发生了多少变故，有宝玉的失玉病重，有黛玉的绝粒，后又有黛玉知道真相后的吐血而亡，宝玉在半明白半糊涂中的昏死等等，都是贾母一个80岁的老人在左支右绌，真可以说是其事可悲，其情可悯。在最初议定宝钗时，贾府的一棵本来枯死的海棠突然反季忽荣。众人都以为不吉利，独有贾母力排众议，强以此为吉利瑞祥之兆：

正说着，贾赦、贾政、贾环、贾兰都进来看花。贾赦便说：“据我的主意，把它砍去。必是花妖作怪。”贾政道：“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不用砍他，随他去就是了。”贾母听见，便说：“谁在这里混说？人家有喜事好处，什么怪不怪的。若有好事，你们享去；若是不好，我一个人当去。你们不许混说！”

电视剧《红楼梦》剧照

其实博识明理的贾母心中何尝又没有忐忑，但是作为一家之长，她不能在这关键处露怯，她要以一人之身担负起守卫家族的重任，正如她所说的那句话：“若有好事，你们享去；若是不好，我一个人当去！”

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后来在一个又一个的巨浪中，她硬是以其老迈之躯，当于风雨潮头之上。当她知道黛玉真心爱着宝玉并因此而重病时，她决心以她的亲外孙女儿作为牺牲，以成全她唯一的嫡孙，当她知道宝玉在昏愦中仍然爱着黛玉时，连凤姐也知道“掉包计”的事已不可行，但是事已至此，贾母仍然决意破釜沉舟，按原计划实行。这些的确都表现了贾母的果决敢为。

在宝玉的婚礼中，种种筹划，种种安排，几乎都出自老太太一人之手，在宝玉婚礼时突然昏死，家中一片混乱之时，贾母竭尽心力左右维持，与众人一样“坐以待旦”。

可以说，掉包计的故事，把一个中国式的为家族的利益而担当一切的老祖母的形象刻画得十分真切，甚至也可以说十分感人：她们也许十分顽固，十分昏愦，但是那种为了家族利益，牺牲一切，敢于担当的精神，却也是十分中国化的，不能不说是我们传统力量的来源之一。

此外，在掉包计中，贾母的那种老祖母的慈爱特性也得到了尽情展现。前80回中，贾母对宝玉的宠爱虽然多，也极细，但是那都是一些琐屑小事，唯有到“掉包计”，贾母为了宝玉，种种计划，种种担当，种种冒险，种种牺牲，无一不是为了这唯一的嫡孙子着想。

连环画《黛玉焚稿》

此外，对黛玉的爱，对黛玉死的痛心，也都是出自贾母的真情，虽然在价值观上，在为了家族利益的取舍上，她否定了黛玉，甚至说牺牲了黛玉，但是她对黛玉的那种骨肉亲情，却还是出自于她的肺腑深处，小说中有一段写贾母哭黛玉的文字，可以说很好地表现贾母对黛玉的死所具有的复杂情感：

凤姐到了宝玉那里，听见大夫说不妨事，贾母王夫人略觉放心，凤姐便背了宝玉，缓缓的将黛玉的事回明了。贾母王夫人听得，都唬了一大跳。贾母眼泪交流，说道：“是我弄坏了她了。但只是这个丫头也忒傻气！”

说着，便要到园里去哭他一场，又惦记着宝玉，两头难顾。王夫人等含悲共劝贾母：“不必过去，老太太身子要紧。”贾母无奈，只得叫王夫人自去。又说：“你替我告诉她的阴灵：‘并不是我忍心不来送你，只为有个亲疏。你是我的外孙女儿，是亲的了；若与宝玉比起来，可是宝玉比你更亲些。倘宝玉有些不好，我怎么见他父亲呢！’”说着，又哭起来。

贾母的这段哭词，的确写得很伤感，应该说的确包含了贾母对黛玉死的痛心，这不是假的。此外，这段哭词也包含了贾母此时此地所有的其他感受。

电视剧《红楼梦》中贾母、王熙凤、林黛玉剧照

首先，贾母明白，“是我弄坏了她了”，她知道黛玉是因为她拆散了她和宝玉而死。

第二，贾母因为其固有的价值观，也因为她要从大家族的利益上考虑，贾母对黛玉的态度，此时也并没有改变，所以她认为黛玉这样与宝玉私自相爱，甚至痴情而死，仍然是不对的，是“忒傻气”。

第三，贾母对宝玉亲情，仍然大于对黛玉的亲情，这在古代的男权社会，也是一种常见现象。

整个“掉包计”的故事，贾母的人物形象主要就由这三方面的元素构成，即她极坚定的传统价值观，她的一家之长的担当，她的慈爱。

这三点不是分离的，是一个完整的性格整体。可以说，“掉包计”所展现出来的贾母的形象，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封建大家族的家长形象，它与后来巴金的《家》中的高老太爷的形象具有某种相似之处。她的成功刻画，使红楼梦的反封建礼教的主题更加鲜明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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