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用的十三太保都叫什么名字（从李克用与他的十三太保说起）

之前谈古论金发布的《面对袭杀独眼战神仅以身免：上源驿之变与五代两大军事集团的决裂》写到发生在中和四年（884）的『上源驿之变』，也就是李克用班师过汴之时朱温阴谋袭杀李克用未成的这一事件，正如前文所述，这一事件成为了造成黄河南北两大军事集团的决裂的导火线，从此双方龙争虎斗了40年之久。

话说李克用与朱温的梁子这就算是结下了，就像火药桶一样一点就炸，而还真有人来点——先是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伪造了朝廷让自己诛杀李克用的假诏书给李克用看，还告诉他这是朱温的阴谋，对朱温本就怒火冲天的李克用信以为真，新仇旧恨涌上心头，8次上表请求讨伐朱温，唐僖宗不同意，李克用就连唐僖宗也恨上了，引兵攻打长安，烧杀劫掠，把唐僖宗都给赶跑了；后来唐僖宗的弟弟唐昭宗继位，接受朱温贿赂的宰相张浚认为逼得先帝颠沛流离的李克用罪该万死，必须讨伐，唐昭宗不得不派出张浚率军讨伐李克用，结果被李克用打得大败。

唐僖宗唐昭宗时期朝廷权威一直受到包括李克用在内的节度使挑衅。

总之，因为『上源驿之变』的旧怨，反正不管朱温具体有没有阴谋，李克用一概认定朱温就是千方百计要害自己。

李克用认知的准确性当然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他不是『被迫害妄想』，因为说到底，李克用军队与魏博节度使罗弘信、幽州节度使刘仁恭等各方势力的作战，不但敌人背后有朱温的合纵连横与影影绰绰的支持，而且在魏博军之危被解，周德威、李嗣昭之败中，朱温的军队都直接走上前台与李克用部展开苦战。

为了对付以朱温为首的敌人们，李克用非常注重自己武装集团的内部建设，这就来到了本文的主题。

李克用与他的十三太保在后世脍炙人口，所谓『十三太保』，就是李克用的十三位儿子（除一个亲子外均为义儿假子），也是他部下的重要将领。这一赐姓义儿的制度并不是从李克用开始，事实上自隋末以来，这一方式就史不绝书，安禄山、李希烈都曾经以不同形态采用过，唐末执掌兵权的宦官也『多养军中壮士为子以自强』，然而，李克用在他的时代主动选择这一制度，有其特殊的原因，也有着特殊的性质。

『十三太保』，就是李克用的十三位儿子，也是他部下的重要将领。

李克用阵营中人在初期大多数出身在云州（今山西省大同市）、代州（今山西省忻州市代县）一带，但是他逐渐冲破了地区与种族的界限，创造出一系列结合各地武勇豪杰之士的组合拳，吸收容纳了出身各个方面的优秀军官，用赐姓收为义儿的办法组成了大名鼎鼎的『义儿军』。

李克用的义儿假子据不完全统计，陆陆续续有百余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上述的十三太保，我们不妨来看一下这些李克用义儿中出类拔萃的人物。

邵氏电影《十三太保》中姜大卫饰演的李存孝

通常认为十三太保包括李嗣源（867—933）、李嗣昭（？—922）、李存勖（885—926）、李存信（862—902）、李存进（？—922）、李嗣本（872—916）、李嗣恩（？—918）、李存璋（？—922）、李存审（862—924）、李存贤（860—924）、史敬思（？—884）、康君立（847—894）、李存孝（858—894）等人，考察他们的生年，我们不难发现，相比于出生于856年的李克用本人，很多义儿只比他小十来岁，有的只小几岁，甚至还有比李克用年龄大的（当然也有观点认为康君立不是李克用义儿）；相比于出生于885年的李克用亲子李存勖，义儿们都比他大十几岁以至于二十几岁。

很明显，因为李克用与朱温存在着激烈的军事竞争，其亲子们还年幼，李克用采取赐姓收养义儿这一方式的目的与意图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与潜在的优秀军事人才建立拟制的血亲关系，从而最大程度地巩固自己的军事集团。

《画江湖之不良人》系列中的李克用，原型即为历史上的李克用。

李克用的这一做法确实收效巨大。上述十三太保中，李嗣源、李嗣昭、李嗣本、李嗣恩、李存信、李存孝、李存进、李存璋、李存贤、李存审在包括《武皇纪》、《庄宗纪》、《明宗纪》、《义儿传》等在内的五代有关史传中有着相对独立的记叙——康君立、史敬思不在《义儿传》中，有观点据此认为他们不是李克用义儿——根据史书的记载，李克用集团的大将中除了周德威之外，其他人基本上无法与这些具有义儿身份的将领相比，这些『一时雄杰虣武之士』或在战争中担负最为艰巨的作战任务，或者独当一面担任重要藩镇的节度使，基本上都受到李克用的信任重用，赋予了举足轻重的事权。

北宋的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义儿传》中这么总结评价李克用义儿制度的得失：

至其有天下，多用以成功业，及其亡也，亦由焉。

『至其有天下，多用以成功业』说得非常恰当准确，义儿制度具有很大的优势。具体来说，义儿制度这种拟制的血亲关系，其最大的优点是就是打破了之前以地域作为单位的藩镇小股职业军人集团，而构建起了灵活机动的职业军人集团——也就是说，中唐以后藩镇的牙将牙兵往往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故土，主帅或他人强制行之往往会激起变乱，而李克用的义儿各自统属的牙兵却是灵活机动的职业军人集团，在义儿受命出征或者屯驻藩镇的时候，这些牙兵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如果配合其他的辅助军队，牙兵能够产生武装核心力量的作用，带动其他辅助军队发挥军事上的巨大作用。

『及其亡也，亦由焉』说的则是义儿制度存在的缺陷，这有几个方面：一方面，义儿人数众多，负责军事行动的义儿同样人数众多，他们之间的恶性竞争会造成内讧彼此抵消实力最终影响李克用集团的整体实力，比如李存孝与李存信之间关系恶化最终导致逼反李存孝使得其落到车裂的下场（包括李克用本想借诸将说情赦免李存孝而妒忌他的诸将无人说情）；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义儿的下一辈与自己叔伯辈乃至同辈之间关系逐渐疏远，隔膜冲突的现象在所难免，比如李嗣昭次子李继韬与后唐庄宗李存勖之间的尖锐矛盾，李存进之子李汉韶与后唐末帝李从珂之间的尖锐矛盾，都发展到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

北宋欧阳修组织编修的《新唐书》、《新五代史》大量运用春秋笔法。

总体上看，李克用的义儿制度的优势远远大于其存在的缺陷，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义儿传》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比较全面得评判了这个制度的利弊得失，但是站在一个儒家学者的立场，他又对义儿制度痛心疾首，感慨道：

世道衰，人伦坏，而亲疏之理反其常，干戈起于骨肉，异类合为父子。

盖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将相，岂非因时之隙，以利合而相资者邪！

其实，这只是讲究春秋笔法的欧阳修在他的时代，已经无法理解出自沙陀游牧传统的军事兄弟会形式的制度内核——被认作义儿假子不是羞辱，而是对勇武之士的褒奖与培养。

然而，李克用之后，曾经得以广泛实施的义儿制度就不再见于史册。这是因为一方面义儿制度的实施者需要具备李克用这样的相对开放的心态与相对公正的态度；另一方面大部分的义儿毕竟需要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培养，也就是说制度的实施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储备。而五代中原王朝的君主在位时间都比较短，又顾忌义儿的势力威胁自己亲生的嫡系后代，因此此后的义儿只有一些零星的记载，不成规模气候。

李克用临终以三支箭遗命李存勖要消灭刘仁恭、朱梁与契丹。

后唐庄宗李存勖在位只有3年多时间，他本人年纪也较轻，因此他虽然大肆赐姓，但是赐姓的对象都是这时早已成名的大将，比如李绍真（霍彦威）、李绍英（房知温）、李绍奇（夏鲁奇）等人，明宗李嗣源即位之后没有多久，这些将领都纷纷改回原来的姓名，可见仅仅通过赐姓方式建立起来的精神奖励关系与李克用赐姓认为义儿的拟制血亲关系其紧密牢固的程度可以说有着霄壤之别。

然而，李存勖也有着比父亲李克用做得更加成功的地方，那就是他的视野超越了李克用时代为主的河东集团，广泛吸纳河北人士，使得其麾下的武装集团扩大为河东河北集团。

魏博藩镇的主力银枪效节军、后周太祖郭威、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都是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

后唐开国的同光元年（923）也就是梁晋将近40年龙争虎斗结束的那年，后唐庄宗李存勖本人39岁，后唐明宗李嗣源57岁，后唐末帝李从珂39岁，后晋高祖石敬瑭32岁，后汉高祖刘知远29岁，后周太祖郭威20岁，而根据历史记载，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开国皇帝（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郭威）以及后唐明宗李嗣源、后唐末帝李从珂都亲自参加过河东河北集团与河南集团之间的战争，为打败后梁立过或大或小的功勋。

李存勖、李嗣源、李从珂、石敬瑭、刘知远、郭威都参加过建立后唐的战争。

从相貌看就可知后晋高祖石敬瑭是河东沙陀人。

从相貌看也可知后汉高祖刘知远是河东沙陀人。

后周太祖郭威则是河北汉人。

后梁之后五代中原王朝的更迭，主要就是河东河北集团内部领导权的争夺，因此即便改朝换代，也只有极少数人受到影响，大部分的武臣武将都会按照不成为的惯例继续留用。据不完全统计，连续在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与北宋任职的武臣有高怀德、符彦卿、王彦升等20人，加上在后唐还没有官身的王彦超等人，这个数目有24人之多；而历任后唐、后晋、后汉、后周4朝的有高行周等27人；历任后晋、后汉、后周、北宋的有31人——既然皇位的更迭并不影响整个河东河北集团的存续与利益，同样为欧阳修痛心疾首的『五代无全臣』、『其仕不及于二代者』绝无仅有、寥若晨星其实从根本上也无从说起。

后周时期皇帝宝座转到河北汉人这里，我们在史书上看不出这种转移在种族上有何矛盾。

由此可见，从李克用实施义儿制度开始，河东武装集团就有着超越地域派系的相对开放的姿态，使得唐朝藩镇将士安土重迁的状态有了根本的改变，以义儿假子结合河东豪杰，汇聚『一时雄杰虣武之士』，形成强大的军事力量；而经过李存勖等人的进一步努力，河东武装集团通过吸纳河北武勇之士扩展成为河东河北武装集团，打败了以后梁为代表的河南武装集团。黄河以北的职业军人集团取后梁而代之，成为从后唐开始，历经后晋、后汉、后周以至于北宋时期的核心统治阶层，所谓『天下五代而实八姓，其三出于丐养』，本身说明血缘不是这个职业军人集团的第一考量，这一风尚与习惯追根溯源也与李克用的义儿制度有关。

后人多论李克用、李存勖父子长于军事而短于政治，然而从上述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北宋出于同一个军事集团这一点来看，『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当初根据形势而设计的发展壮大自身集团的策略，在很大意义上，称得上具有深谋远虑的前瞻性。

至于庄宗李存勖死于乱军之中以后，李克用一系子孙失去了天下，这是许多客观环境与偶然因素作用的结果，不足为制度设计之病，而明宗李嗣源获得皇位后改朝换代并非难事，却还对李克用、李存勖保持一份香火之情与大义名分上的认可，实在堪称义儿制度形成的拟制血亲关系持续发生的效用，也说明李克用制度设计的高明程度，并不能低估与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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