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昭和简介 孟昭连金瓶梅方言研究及其他

二

面对如此众说纷纭的局面，让人喜忧参半。

一部四百年前的小说，还能激起后世如此多的共鸣，引起大家如此热烈的争论，这显然是一件好事，表明《金瓶梅》在创作上的成功，体现了文本自身的艺术生命力。

人们对《金瓶梅》的巨大兴趣，固然与其独特的内容有关，更与它的写法，尤其是在语言上创新有关。

试想，我们竟然在一部数百年前的古代小说里「听到」了熟悉的「乡音」，「看到」了一个个似陌生又熟悉的面孔，这是一种多么奇特的感受啊！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的研究似乎进入了一个循环的怪圈，照此下去永远也不会有实质性的研究结果。我们不得不思考：我们的研究方法是不是出了问题？如何走出目前的困境？

作为古代小说研究的一部分，把方言研究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并为解决某些文学研究的课题服务不是不可以，事实上，如果运用得好，它会在某些问题上显示出很强的科学性来，其结论也是具有说服力的，起码对人是有启发性的。

但就目前的《金瓶梅》方言研究的状况而言，显然是热情有余，科学性不足；外行人太多，专业人士不足。

《金瓶梅词话》梦梅馆本

一)方言的语音如何确定？

那么多人兴趣十足地进行着有关方言的争论，那么什么是方言？如何确定一种方言？我想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可能不少研究者并没有搞明白。我们不妨重温语言学家的说法：

方言是一种语言的地方变体，是共同语的分支。……一个大的区域方言，包括大体上近似的而有个别差异的许多地点方言。

例如，官话方言是个区域方言或叫地区方言，天津话、济南话、武汉话、成都话等就是地点方言。[18]

方言与那种方言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它们的差别表现在哪里？

近人研究汉语方言，着重语音系统的分析和比较，虽然不够全面，但在草创阶段还是切实可行的，因为长期的书面语言的统一对各方言有很大的约束力，方言间的词汇语法差并往往是细微的，不是十分显著的。[19]

所谓语言的要素是指：语音、词汇、语法。就是说，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的差别要从这三个方面表现出来，虽然三个方面的表现不是完全均衡的。

方言作为共同语的一个分支也是如此。

就汉语的各地方言而言，最一致的方面是语法。有的语言学家甚至认为，除了某些小差别，例如在吴语方言和广州方言中把间接宾语放在直接宾语后边（官话方言里次序相反），某些南方方言中否定式可能补语的词序稍微不同外，汉语语法实际上是一致的[20]。

至于词汇，它的变化虽然比语法快一些，也还是基本一致的。这就是说，汉语各地方言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上。

比如吴方言与北方话，尤其是同属北方方言的山东话、河北话、天津话、北京话等，它们在词汇和语法上都大同小异，所不同的主要是语音。

山东人学普通话，并没有多少新的词汇要学，一般来说主要在声调上作相应的变化，如「我们」在山东话里是第二声和第一声（wómēn），祇要变成第三声和第二声（wǒmén）就行了。

所以，判断方言的主要根据应该是语音，而非词汇。

令人遗憾的是，大部分所谓《金瓶梅》方言「研究者」都不明此理，功夫恰恰都用在词汇的搜集与解释上，祇要发现一个「面熟」的词汇，不论「口音」对不对，就毫不客气地归入自己的方言内，将之视作自己的「研究发现」。

显然，这是很荒唐的，当然也是非科学的。这也是造成同一个词汇，有人说是山东话，有人说是河北话，还有人说是吴语的混乱局面的根本原因。

比如「一抹儿」这个词汇，在山东、山西、河北、北京、天津等地口语中都存在，而且含义也大同小异，但读音并不相同，当我们在《金瓶梅》中发现它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根据把它说成是山东话、河北话或者山西话呢？

虽然在字面上我们似乎「认识」它，但它的声调是北京话的两个阴平呢，还是山东话的两个上声呢？这无从判断，所以也就无法确定它到底是哪一种方言。

这种望文生「音」的毛病有时连语言学家也免不了。

《金瓶梅》中有一个常用词「合气」，如《金瓶梅》第九回「你可备细说与我：哥哥和甚人合气？……」

第六十四回：「如今春梅姐又是个合气星，天生的都出在他一屋里。」这个词中的「合」应该如何读？我翻检了多部辞书，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注为「hé」。但从现在仍然存在的语言现象看，并非如此。

「合气」，吾乡徐州及周围地区读作「géqì」，而不是「héqì」。

李申先生着的《徐州方言志》就收入了这个词，但他写成了「格气」，释为「因闹意见而生气」。

其实「格气」即「合气」。《西游记》第八十三回：「你那索儿颇重，一时捆坏他，阁气。」

这里把「合」写成「阁」，正说明二者应是同音。蒲松龄在《聊斋俚曲集》里则把这个词写成「咯气」，可见清代山东地区也是这个读音。

吴振清〈河北、天津方言中元曲词语例释〉谓河北部分地区也有「合气」一词，「合」亦读为「gě」，声调有小异。

事实上，口语中根本就没有「héqì」这个发音，这说明辞典编撰者不是在进行方言调查基础上注的音。

《徐州方言志》

二)此方言与彼方言

实际上，对某一方言的确定必须具有排他性，确定《金瓶梅》的方言当然也是如此。

就是说，你除了要证明《金瓶梅》中的语言与某方言相符，还必须证明它与其他方言都不符。但直到如今，没有一个研究者可以做到这一点。

当然，也有人力图做到，最终还是无法说服人。如有的学者为了证明《金瓶梅》语言确属山东峄县方言，曾找了十几个方言词读给邻县人听，据说他们都不懂。

而反驳者马上说，这些词语「看起来很有挑战性，但笔者请专门研究语言的同志协助调查，发现这些词语不仅和峄县同属淮北土语群的峄县邻邑如徐州人懂得，甚至不属于淮北土语群的其他华北次方言区的同志也懂得不少」[21]。

有人从《金瓶梅》中找出一百个词语，当成所谓「东北方言词」加以释义[22]，却被别人指出在这一百例中，至少有四十六例并不是东北方言，而是广泛通行于北方的词语，且在《现代汉语词典》上都是可以查得到的[23]。

《金瓶梅》方言的研究者们似乎都在不断重复着这个错误，这也正是他们的结论难以服人的根本原因。

试想，当你不厌其烦地以自己的理解为那些各地都有的常见词语释义，并说这是你们家乡方言的时候，人们如何能相信你？

这种情况不止《金瓶梅》研究存在，其他古代小说的研究中也出现过不少。

如王古鲁先生注《初刻拍案惊奇》，就常注某词某词为「吴语」，如「转来、转去」注云：「吴语，同回来、回去。」「后生」注云：「吴语称年轻人做「后生」或「后生家」。

后来语言学家李荣先生就此指出：

「其实闽语、客家话、赣语、湘语、皖南也说『转来、转去』。晋语、粤语、闽语、客家话、赣语、皖南也说『后生』。」[24]

像这样一些使用范围颇广的词语，本来就是通用语，不能祇根据它们在吴语中使用，就称之为「吴语」。

再如《红楼梦》的方言，公认是北京方言。但也有人提出《红楼梦》 「京白苏白夹杂」是，「纯粹京语和地道吴语并存」的作品。

所举吴语有惫懒、狼抗、物事、事体、事务、挺尸、下作、人客、黄汤、小菜、滚水、面汤（洗脸水）、面子（粉状物）、杌子、齐整、痴子、呆子、闹黄了、老货、灌丧[25]。

反驳者马上将这二十个所谓「吴方言」词加以分析，证明这些词也广泛应用在其他古代戏曲小说中，如元曲、《醒世姻缘传》《儿女英雄传》中就有惫懒、物事、人客、黄汤、小菜、齐整；

《儒林外史》中也有事务、下作、灌丧、挺尸；《水游》《西游记》《金瓶梅》中也有狼犺、事体、滚水、面汤、杌子、老货；

直到现在，「面子」「闹黄了」还在北方口语经常使用26。看来某些还保留现代吴语中的词汇，明清时很可能是通语，是小说家们所共享的词汇。

语言学界有一句名言：「说有易，说无难。」仅知道某个词汇在自己熟悉的方言里有还不行，还要进一步知道它是否还存在于其他方言里；

而要知道后一点，不进行全面的方言调查，不掌握丰富的方言资料是做不到的。

正因为是方言词，其中不少在官话中没有相对应的词，所以小说的作者常常信手拈来，它究竟应该如何读，如何解，这是一个令人十分头疼的问题。

但往往有人不懂装懂，自以为是，结果就不免出笑话。比如最早的一位「吴语说」主张者陈蝶仙，把书中极常见的「达达」释为吴语的虚词，作「云云」解，就很可笑。

「达达」在《金瓶梅》全书中出现极多，是书中最活跃的词汇之一。

其实这个称呼通行的地域十分广，西至陕西，南到江浙一带都有把爸爸称作「达达」的，祇是读音稍有变化而已；若作「云云」解，会使书中的很多内容难以讲得通。

还应该指出，一些人研究《金瓶梅》方言带有强烈的功利目的，祇是把它当成作者研究的一部分，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常常先入为主，望文生义，甚至不懂装懂，强作解释，结果是南辕北辙，离题万里。

如《金瓶梅》第六十四回写了玳安的一段话，极言李娇儿、潘金莲之吝啬：

「祇是五娘和二娘，悭吝的紧。他当家，俺每就遭瘟来。会胜买东西，也不与你个足数，绑着鬼一钱银子祇称九分半，着紧祇九分，俺每莫不赔出来！」

有人把「会胜」解为「划算」的借字，「绑着鬼」解为「碰着鬼」，「绑」是「碰」的音转，然后断言这是安徽徽州方言，别人都不懂的。

然而「绑着鬼」在书中出现了四五次，以「碰着鬼」来解释就使语感很强的句子完全不通，本来很生动的口语变成了病句。

再如第六十二回有这样一句：

「递了三钟酒与韩先生，管待了酒饭。江漆盘捧出一正尺头、十两白金与韩先生，教他攒造出半身。」

句子本来也很通顺，有人自己读不懂，却故作曲解，把「江」说成「端」的徽州读音，是动词[27]。

明代方以智《物理小识》载「漆不取液则自毙，……种宜腊月。朝鲜国有黄漆树，似棕，六月取汁，漆物如金。今广漆则黄，江漆则黑。」[28]

此处「江漆」与「广漆」相对，很明显是指一种漆，「江漆盘」

即用江漆髹涂的盘子。若把「江」理解为动词，后面还有一个动词「捧」字，此句还成什么话？像这种点金成铁般的「研究」，我看还是不要的好。

《近代汉语研究概况》

三)今方言与古方言

语言学家有过这样的忠告：印证方言要采取慎重态度，不能随意地说古代的某词就是现代某方言中的某词。

由于语音历史演变的原因，即使那些字面上看起来与现在完全相同的词汇，它的读音与含义也未必与现在完全相同，必须运用比较的方法找出对应规律。

在这方面，要防止主观臆断的毛病，而这恰恰也是《金瓶梅》方言研究者经常犯的一个毛病。

即使我们在《金瓶梅》中发现了自己很熟悉的词汇，甚至「感到非常熟悉的乡土气息」，但在兴奋之余你也得静下心来，理性地看待你的这些「发现」，不能一厢情愿地把书中的一切都看成自己家乡发生过的旧事。

虽然某些词汇至今还活在你的家乡父老的口语中，但你如何证明这些词汇四百年前就已经存在于你的方言中？反过来说，尽管某些词汇现在已经不属于某方言，但四百年前是否也是如此？

这些问题都必须拿出充分的证据来回答。

我们知道，语言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的，而语言三要素中，数词汇的变化最为活跃，试想最近十几年新词汇的出现，真有令人目不暇给之感；

而回过头去看四五十年前的词汇，又不免生恍若隔世之叹！几年几十年尚且如此，那么百年几百年词汇的变化又该如何？

当然，考虑到现代科技、交通等因素的发展，古代的变化显然不如现代如此迅疾，但受到朝代的更替、人口的迁移、风俗习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一个地方的方言也是在不断变化着的。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某地的现代方言绝对不会与四百年前的方言完全对应，多多少少要有所变化。

比如《金瓶梅》中第二十四回详细描写了走百病，主山东说的学者承认「走百病」这个词峄县人是不懂的，因为现在的峄县没有这种习俗了；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明代的山东也不存在走百病的习俗呢？那可不一定。

明人谢肇淛《五杂俎》卷二明明载「齐鲁人多以正月十六游寺观，谓之走百病」，峄县正是齐鲁之乡，想来也不会例外。

事实上，明清时期走百病之俗遍布大江南北，南到广东、湖南[29]，西至陕西[30]，所在地域十分之广。

生活中存在着这个习俗，文学作品及方志中又常常写到它，所以明清时人们对「走百病」这个词不会觉得陌生，当时恐怕连方言词都很难算得上。

再如有人针对张惠英在〈《金瓶梅》用的是山东话吗？〉中所列的「吴语词」指出：「《蒲松龄集》和《醒世姻缘传》反映了十七世纪的山东话。」

而张文认为《金瓶梅》中非山东话的一些词语，在这两书中有。例如：丁香、厨下、八步床、式、太、卵、帖、下饭、老娘、堂客、田鸡、黄芽菜、、、房下、韶刀、不消、走百病[31]。可见，这些词语在十七世纪的山东话中是存在的，我们不能根据它们现在的方言归属就断言明代也是如此。

（未完待续）

注释：

18 黄景湖《汉语方言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5 年。19 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1983 年。

20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 年。

21 李时人〈贾三近作《金瓶梅》说不能成立〉，《徐州师院学报》1983 年第 4 期。

22 李凤仪〈《金瓶梅》东北方言词一百例〉，《大庆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5 年第 1 期。

23 李雪〈〈金瓶梅东北方言 100 例〉指误〉，《大庆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6 年第 1 期。

24 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25 戴不凡〈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北方论丛》1979 年第 1 期。

26 陈熙中、侯忠义〈曹雪芹的著作权不容轻易否定〉，《红楼梦学刊》1979 年第 1 期。

27 程启贵〈金瓶梅研究奇人苟洞〉，《江淮文史》2004 年第 2 期。

28 《广东新语》卷二十五曾引此句，谓「宓山谓广漆黄，江漆黑。予谓黄者火之神也。南方火盛，漆得火之神多，故黄也。」顷见网上有散文〈姑苏赏雨〉也写到「江漆」：「洗得乌黑发亮的瓦和江漆斑斑的高棂，使她有种诗意的美丽，而这样的美丽，唯有雨天我才得一见。」

29 《广东通志》卷五十一：「十六夜，妇女走百病，撷取园中生菜，曰采青。」《琼台志》云：「十六夜，男子稍避，妇女聚出，或探亲、抛桥、揭庙，名曰走百病。」嘉靖《常德府志》云：「妇女相邀，成队宵行，名曰走百病。」

30《陕西通志》卷四十五引《临潼县志》：「十六夜妇女出游谓之走百病。」

文章作者单位：南开大学

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刊于《孟昭连<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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