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和苏北人（宋人的地域黑可以休矣）

地域歧视

（一）民国京沪相争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和上海文人之间曾经发生过一次对骂，被称为“京派”与“海派”之争，这段公案最初仅限于讨论作家的写作风格，后来延伸到对京沪两地文人行为和气质的评价。论争的发难者沈从文在《论“海派”》一文中概括海派的特征是“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并用尖刻的语气大损海派是一帮新斯文人，说他们如名士相聚一堂，吟诗论文，冒充风雅，或远谈希腊罗马，或近谈文士女人，行为与扶乩猜诗谜者相差一间。

京沪相争

又有一个评价是：“海派有江湖气、流氓气、娼妓气；京派则有遗老气、绅士气、古物商人气。”矛头直指京派领袖周作人。周作人则直接回应“上海气”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儿没有一点理性与风格”。当然还是大先生的话一锤定音，说是“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实际上，京派海派之争折射的地域歧视以及背后所隐匿着的南北文化差异才是更有意思的话题。

（二）古人也有地域歧视

地域歧视这回事不仅近现代有，古人也有，甚至古人玩得比我们还不亦乐乎。

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地域歧视，其实这种习惯在先秦时期就有了。

春秋时期的宋国

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先秦诸子的笔下出现了许许多多嘲笑某地人的段子，而这些段子呢，都千篇一律地指向了当时的宋国。先秦寓言中，但凡说到愚蠢可笑之事，多冠以“宋人”，孟、庄、韩、吕各家学派的著作都有这类叙述。虽然这几个门派的学术见解及政治主张不尽相同，但是在对待宋人的看法上，态度却出奇地一致，即宋人为愚人。下面给你举几个例子。

《列子》曾经讲到，有宋国人在冬天里晒太阳，觉得很舒服，便想把这个“享受秘方”献给国君，并自信能领取重赏;

《庄子》里说到，有宋国人善于做衣帽，就去越国经营企图发财，结果越国人都是剪短发的纹身大汉根本用不着衣帽，因此惨遭赔本;

《韩非子》中还有宋国人不听邻居劝告，及时修补下雨天被浸坏的围墙，结果家中被盗，他反而怀疑盗贼就是好心给他提建议的邻居……

冤大头宋人

当然，守株待兔、拔苗助长等这类蠢事都发生在宋国人身上。宋人大多被描述成浑身冒傻气的形象，即便精通某门技艺，也掩盖不了他们在重大问题上搞不清楚状况抓不住重点的笨拙。

除了宋国，第二个地域偏见的冤大头就是郑国了。虽然是法家代表，但韩非子很爱讲笑话，可是法家的笑话笑起来不轻松啊，总会有一些深沉的道理等你去领悟。不过遇到郑国人，韩非的话风就变了，管你有没有大道理，嘲笑无节操无底线。他笔下的郑人屈公畏敌，贪生怕死，听说敌人来了，还没有交手，他先吓死了，大约敌人没有什么动静，恐惧劲头过去了，他又活了过来，仿佛得到了第二次生命。卜妻为裤，有位妻子比照丈夫的旧裤子做新裤子，就要在新裤子上挖个洞，做到和旧裤子百分之百相同。另外还有“郑人买履”和“买椟还珠”里那两位郑国仁兄。

郑人买履

郑人买椟还珠

在先秦诸子的笔下，虽然还有贬低楚人、齐人的段子（“刻舟求剑”里的就是楚国人等），但为数不多，而且也不像对待宋郑两国这般鄙视。有时候在不同的著作里，明明是同一个故事，但就是主人公“宋人”变成了“郑人”，间接说明当时整个社会对这两国人的“脑残”都比较认同。当时的宋国经济不算特别弱，文明也还可以，这些地域偏见是怎么来的？后世学者认为主要是源于政治恶意。当时那些诸侯们，在名义上都是属于周朝天子的臣下，其中大多数都是周朝的王室宗亲，或者是周朝灭商的功臣。但宋国是商朝后裔，也就是“成分”不好，这样，大多数为周天子所封的这些诸侯，自然而然带上了对宋国人的某种歧视。与宋国相邻的郑国也这样躺枪了。

唐代人柳宗元也沉迷于地域黑，比如这三个典故：粤犬吠雪，蜀犬吠日，黔驴技穷。把广东、四川、贵州都涮了一遍。黔驴技穷典故还入选小学生人教版课本，于是家喻户晓。前两个典故折射出当地的气候很少见雪和太阳，少见多怪的狗都害怕的叫唤起来，也是唐代“毒舌”啊。

（三）南北互相歧视在宋朝达到顶峰

虽然在很早，孟子便称楚人为“南蛮蝎舌之人”，而南人也常常称北人为“侉子”。宋代的地域黑，也就是地域歧视，这种恶习到北宋达到了顶点，而且把这种歧视扩大到了整个南方，严重到竟然不准南方人为相的程度。

宋人歧视四川人

在宋朝，四川人被北方人称为“川蛮子”，也即说四川人粗野放诞，不遵礼法，是一些好乱易动的奸恶刁民。因为宋太祖刚刚统一四川就发生后蜀降兵大起义;太宗末年又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王小波、李顺起义;真宗初年又发生震动一时的王均兵变，短短30年间变乱频生，使得宋朝当权者对四川颇为反感。北宋朝中的舆论大肆宣传四川乃乱民丛生的危险地带。

仁宗年间的诗人张俞曾描述外人对蜀中民风的看法，简言之就是“奸讹易动”。梁周翰就对四川的地理、经济、民风等进行了一番易于作乱的宣解：“夫九州之险，聚于庸蜀，为天下甲也。五方之俗，擅于繁侈，西南为域中之冠也。多犷敖骜而奸豪生，因庞杂而礼义蠹。”这样，四川就被王朝中心建构为边缘之地：这里地形险要，人心险恶，根本不能与中原上国的淳朴民风相比。

被权力中心边缘化、妖魔化的四川人民，长期遭受到宋朝朝廷的暴政压迫。把四川描绘成奸民险地的梁周翰，到蜀地为官后对蜀民大搞严刑峻法，把人活活打死之后，仍理直气壮。余靖代表朝廷拟写的给益州(今成都市)知州文彦博的制书，居然要他到蜀地后“勿贪宽厚之名”，这就是公然鼓励和敦促地方官到四川搞暴政了。

为对付所谓的蜀中奸民，大宋自真宗以后就把犯罪的蜀民，不论罪行大小，全家老小一律赶出四川，有些人甚至永远不能回家乡。王安石曾说：“蜀自王均、李顺再乱，遂号为易动，往者得便宜决事，而多擅杀以为威，至虽小罪犹并妻子迁出蜀，流离颠顿，有以故死者。”可见，蜀地被塑造成一个危乱之地后，暴政在四川的推行就具有了合法性和习惯性。更有甚者，天圣年间，益州知州程琳，因为对四川祭神集会的风俗心存偏见，而制造了一件血腥冤案，当时“蜀民岁为社，祠灌口神”，程氏却把祭祀水神李冰的表演当做是“置官属吏卒，聚众作乱”，而“捕其首斩之，配其社人于内地”。

后世子孙勿用南士作相

宋人不准南方人为相，是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的，北宋末年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一记载，“宋太祖刻石禁中曰：‘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作相’”，所以宋初任用的宰相，都是北方人。为了让后世子孙牢记在心，赵匡胤竟然命人在石头上刻下这条禁令，摆放在宰相的办公场所政事堂上。对于“刻石政事堂上”，《实录》、《国史》等史籍皆有明确记载，而据《开基万年录》、《开宝史谱》等史籍记载，除了“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作相”，赵匡胤还令人刻了一条“南人不得坐吾此堂”。皇帝是这样，大臣更加过分，比如出生于陕西的一代名相寇准，不但黑南方人，还认为“南方下国，不宜多冠士”。可是人家南方人偏偏很争气，不时会涌现出几个学霸，按照考试成绩，完全该录取为状元。比如有一年寇准主持科考，负责挑选状元人选，非常出色的有两人，一个是山东平度人蔡齐，一个是江西人萧贯，结果寇准对皇帝说了那句太祖著名的歧视性语言，只让蔡齐当了状元，事后寇准居然还得意洋洋地说：“又为中原争得一状元。”好像小孩子与人争玩具，终于争赢了。而相比之下，萧贯似乎更为优秀，《宋史》本传说他“俊迈能文，尚气概”、“临事敢为，不苟合于世”。为国家选拔人才，抡才大典上不以才学和德行为重，而看他是不是北方人，是北方人就用，否则就哪里凉快哪里呆着去，连寇准这样的贤相都这样，可见赵氏祖宗定的那个规矩，遗毒是多么的深！

著名文学家晏殊（千古名句“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就是他的作品），也差点被寇准的偏见所害。这个5岁便能提笔成文的神童，14岁那年被江南按抚张知白推荐参加殿试，小小年纪的他与一千多人一起参考，毫不怯场，“援笔立成”，而且文采斐然，如行云流水，宋真宗高兴坏了，赐同进士出身。没想到寇准很不高兴，对宋真宗说，晏殊是外地人，宋真宗一句话就让他哑口无言：“张九龄不也是外地人吗？”张九龄为广东韶关人，唐中宗初年进士，唐玄宗开元时历官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书令，是唐代有名的贤相和诗人，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大大地有名。宋真宗这话说明，唐朝的地域歧视也是很严重的，但唐朝皇帝并非一根筋，也有敢于“不守规矩”的“叛逆”，用于抛弃偏见重用德才兼备的南方人。宋真宗这话还有一个潜台词，那就是“唐朝皇帝能做到的，朕为毛做不到”。

中国地域歧视根深蒂固

宋代初期从皇帝到大臣都是这副德行，南方人有多郁闷，便可想而知了。这种歧视的直接结果，是“选用人才多取北人”。对南方人的打击和心灵的伤害，无疑是巨大的，以至于“南方士大夫沉沦者多”。

宋代科举取士相对公平

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是一个“千古难题”，北宋时就曾发生过司马光与欧阳修之间的科举南北之争。当时，由于北方久经战乱，经济萧条，教育大大落后于南方，结果出现南北举额严重不均的现象。于是，山西夏县人司马光代表北方主张在进士录取中实行“逐路取人法”，即按地区分配名额，而江西吉安人欧阳修则代表南方，提出“凭才取人”。由此可见，分路取人是按区域分配名额，凭才取人则不拘地域额数，在考试面前人人平等。司马光和欧阳修争论所持观点不同，明显是代表了当时南北不同地域集团的利益。但从发挥大规模考试的社会控制功能方面来看，凭才取人说着眼于一切以程文定去留，为的是保证考试的客观性和公平程度;而分路取人，则有利于提高文化相对落后地区士人的学习积极性，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维护国家的团结和统一。各有利弊，双方都觉得自己的观点很有道理，但是宋英宗最后听从了欧阳修的意见。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皇帝们的思想逐渐开明，比如上面提到的宋真宗，他还敢于打破祖宗定下的规矩，打算拜江西新余人王钦若为相。然而，由于对南方人的偏见早已根深蒂固，时任宰相王旦（河北人）像被踩了尾巴那样叫起来：“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为了阻止宋真宗的任命，王旦不但提醒真宗别忘了太祖的教导，还苦口婆心地给老大做思想工作：“钦若遭逢陛下，恩礼已隆，且乞留之枢密，两府亦均。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虽古称立贤无方，然须贤士乃可。臣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议也。”大意是说，皇上对王钦若已经够可以了，把他留在枢密院或者两府就行了，祖宗立国以来至今未有让南方人当宰相的先例，臣为宰相，不敢阻挠抑制人才的任用，但也不能如此任性啊，这也是大家的意思，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王旦之所以极力反对，是因为王钦若一旦当了宰相，就与他平起平坐了，还会在一个办公室办公，他耻于与这个“南方人”为伍。

宋真宗见宰相的态度如此坚决，也不好强行任命，直到十年后王旦退休，才任命王钦若为宰相后，王钦若也便成了北宋南人为相第一人。王钦若为此恨恨不平地说：只因王旦阻挠，“迟我十年作宰相！”但是这个不争气的王钦若又是个奸相，更加毁南方人声誉。丢尽了南方人的脸，导致人们对南方人的偏见更加严重——我们就说南方人不能当宰相嘛，你们还不信！

那么问题来了：赵匡胤为什么要刻那么一块歧视性话语的石头呢？原因是他篡位登基后，继承的是后周的地盘，而后周的统治中心区域在北方，所以建国初期朝中重臣基本上是北方人，而南方是后来打下来的“殖民地”，北方人对南方人的自我优越感极为浓厚，对南方人的鄙视和排斥，也就不难理解了。不过，这种对南方人的歧视大概不得人心，所以王钦若被任命为宰相后，有人便把赵匡胤的那块石头搬离了宰相的办公场所，“吏辈故坏壁，因移石于他处，后寖不知所在”。

从此以后，朝廷任命宰相再也不搞地域歧视，担任宰相的南方人逐渐增多，以至于很快超过了北方人，而到了南宋则来了个大逆转——据统计，南宋共有宰相62人，其中南方人竟然占了56人，北方人仅有可怜的6人。

金人南侵，宋室南渡

有意思的是，尽管在朝廷重臣的任命方面打破了这种门户偏见，但并不意味着世界就和谐了，比如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力主变法的核心人物王安石、吕惠卿、章惇、曾布等人都是南方人，而反对派的核心人物司马光、文彦博、吕诲、程颢等人都是北方人！这仅仅是巧合，还是人以群分的“自然站队”，只有天知道了！耿直的司马光就责王安石：“心术似福州。”一下子把福建人全得罪了。又说闽人狡险，楚人轻易，现在两个宰相都是闽人（曾公亮、陈旭），两个参政都是楚人（王安石，唐介），必定把他们的老乡引进来充满这个朝廷，国家这么搞风俗怎么会淳厚？

还有一位不主张变法的知识分子刘挚，宋神宗问他你认不认识王安石？他可是老夸你呀，刘挚却傲娇不买账，说我是河北人，不认识什么王安石。

翻遍宋代史书，关于北方人的记载基本上就是“质朴忠直”“劲悍忠勇”“勤稼穑”，关于南方人则是这样——两浙：“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广南“民性轻悍”，江东“俗习骄脆”，苏州“骄奢好侈”，“长沙民最喜讼，号难治”，四川荣州“姓名颠倒，不知礼法”……好吧，宋元史学家也是习惯性地域黑......

在北宋时最伤大臣心的惩罚就是贬过长江，在北宋时南方最好的城市杭州都是贬官的地方，蔡京、苏东坡都被贬斥到杭州一游过。

北宋南宋之际，大批河南人随宋室南迁，由于这批河南人中包括了皇族、高官、名流、巨商、富户，在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举足轻重，杭州当地人非但不敢歧视，还学着说河南话，以至今天的杭州方言还带北方味。

史上最歧视南方人的诗

清代乾隆间，颇负盛名的学者窦光鼐，在其主持南方乡试时，以“南蛮鹉舌之人”命题，并因此而激起了考生的公愤。

据说窦光鼐最后不得不作诗一首，令考生用方音诵读，结果无一人能够读得下来，风波才得以平息。此诗即后世曾广泛流传于齐鲁一带的《别蛮诗》——意思是区别那些南方蛮子的诗。这首诗对南方同学杀伤力是这样的↓

馆阁居官久寄京，朝臣承宠出重城。散心萧寺寻僧叙，闲戏花轩向晓行。

情切慈亲催寸草，平抛朋辈劈飘萍。生身盛世诗书史，蛮貊氓民慕关名。

诗的每一句声母都完全相同，且多卷舌音与切齿音，如同绕口令一般，南方同胞根本无法以方音读下去。此事在齐鲁间常引为美谈，这自然反映了齐鲁之人对“南蛮”之人的鄙视。

也反映了即使到了清朝，南北歧视也余毒未消，已经习惯成自然了。

清代窦光鼐《别蛮诗》

（三）宋新社追评：

宋代的地域歧视其实背景是宋朝灭国南方诸国后对当地精英阶层的打压，避免被占领区的人占据朝堂，窃取帝国各种资源，是北方人一种心理防范和抵触。但是随着帝国发展和对南方占领区的统治逐渐巩固下来，地方歧视观念也就逐渐不得人心。

由于南北经济发展不均衡，北方饱受战乱之苦，南方相对安定，导致“北将南相”的现象出现，南方人在科举考试比北方人有优势，宋代重文轻武，以文御武，导致南方人一般都是上官文官，北方人一般都是下属武将，文武分离互相牵制，矛盾也就不可避免。再加上还有地域歧视残余，毕竟多年的地域歧视，造成的结果就是冤冤相报何时了，南方人占据高位对北方人反感蔑视，北方人对南方人排斥非暴力不合作，以至于地域歧视的余波到了清朝都存在。

但是宋代毕竟还是一个不完全统一的国家，除了燕云十六州，北方人口基数少，南方人口稠密，所以宋代的地域歧视可以休矣。实在是实力不允许啊，现在北风压倒南方，但是从长远来看南风必定压倒北风。南宋中后期就可以看到南方人在朝堂占比之多，北方人瑟瑟发抖。

南北地方特色是帝国发展不可避免的问题，只有携起手来，共同进步，共同发展，不同区域均衡发展，先进地区带动落后地区，共享宋代新政的红利，最终才能消弭争端歧视，减少内耗党争，以宋人为荣，团结一致对外，人定胜天，一定可以收回燕云故土！布国威于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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