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大规模反侵略（80年前的怒吼让侵略者颤抖）

80年前的今天——1937年10月27日， 中国军队第八十八师五二四团团副谢晋元，奉命率800官兵坚守上海闸北光复路四行仓库，掩护主力部队撤退。800官兵孤军作战，打退日军多次进攻。至31日，完成阻击任务，奉命撤入公共租界。“八百壮士”的事迹极大地激发了中华民族抗战到底信心！。第二年，中国第一部抗战影片搬上银幕，这就是《八百壮士》。“中国不会亡”、“中国一定强”由此传遍大江南北。

第一军情作者：白瑞雪、刘昕等

故事回放

某娱乐场所，大鼓艺人正为听众演唱八百壮士坚守危楼、抗日救国的英勇业绩。1937年8月13日，日军重兵进攻上海，经过浴血奋战，部分守军西撤。某团八百官兵完成掩护撤退任务后，在团长谢晋元的指挥下，退守苏州河边四行仓库，修筑临时工事，击退日军轮番进攻，坚守阵地。上海人民同仇敌忾，奋起支援八百壮士。女童军杨惠敏代表上海300万市民，冒着敌人的轰炸扫射，泅水强渡苏州河，将一面国旗献给守军。在日军猛烈的炮火攻击声中，八百壮士举行了庄严的升旗仪式，宣誓死守阵地，抗战到底。

摄制故事

“中国不会亡”的歌声第一次在武汉响起，张治中将军说：“歌写得很好。将‘中国不会亡’这句改为‘中国一定强’是否更好些呢？”于是，同一首《歌八百壮士》便有了两句不同版本的歌词。

摄于1938年的《八百壮士》，讲的是“八一三”淞沪会战中英雄团长谢晋元率领八百名壮士孤军奋守上海闸北四行仓库的故事。作为中国第一批抗战电影，这部无声的黑白片留下了走过沧桑百年的中国电影最初的轮廓，也是对四行仓库保卫战这悲壮一役最早的影像诠释。

即使是在颠沛流离的岁月里，艺术的光芒也不曾黯淡。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忠魂》和《八百壮士》3部故事片，就诞生于国民政府武汉流亡途中。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国民政府迁往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也随之转移。

条件虽然艰苦，那时的电影界却汇集了来自全国最优秀的艺术人才，《八百壮士》就是一部左翼艺术家群英荟萃的电影。

导演应云卫曾执导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桃李劫》，片中的插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直到今天还是激励青年勿忘国耻、奋发图强的不朽旋律；编剧阳翰笙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曾组织和参与拍摄《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三毛流浪记》等在中国电影纪年上写下浓重几笔的影片。

扮演谢晋元的袁牧之曾出演《桃李劫》《风云儿女》，因编导《马路天使》而被上海电影界盛赞为“电影天才”。1938年秋，在成功出演《八百壮士》之后，袁牧之从武汉辗转到达延安，同行的是《八百壮士》中女童军杨惠敏的扮演者陈波儿、他的搭档吴印咸以及荷兰导演伊文思留下的一台35毫米摄影机。就是这些被袁牧之带到根据地的人和机器，成就了人民电影事业的开端。1946年，结为伉俪的陈波儿与袁牧之双双赴东北组建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制片厂――东北电影制片厂，也就是今天的长春电影制片厂。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在全国广为传唱的《歌八百壮士》被选作这部电影的插曲。关于歌曲的诞生，新华社老记者方辉盛、文有仁曾有过这样的记录――

1937年12月的一天，诗人桂涛声把他写的《歌八百壮士》歌词送到排练场，请时任武汉合唱团团长的夏汉兴谱曲。夏汉兴连夜写出一首气势磅礴的旋律，“中国不会亡”的歌声第一次在武汉响起。《大公报》发表社论说：“中国不会亡，提得好！祖国正处在危急存亡之秋，这一口号甚得人心，唱出了四万万同胞的心声！”

“祖国正处在危急存亡之秋”，受这句话激励，夏汉兴从此改名夏之秋。

1940年，夏之秋指挥中国电影制片厂合唱团在重庆演出时，张治中到后台对他说：“歌写得很好。将‘中国不会亡’这句改为‘中国一定强’是否更好些呢？”几天后，夏之秋见到周恩来，向他谈到张治中的建议。周恩来说：“好啊！文白这个建议有他的理由。”

“父亲最早进入上海参加抗战，最后退出上海。”2005年，在谢晋元次子谢继民的讲述中，谢晋元和八百壮士的故事逐渐还原。

大战触即发。1937年8月11日深夜，谢晋元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八师二六二旅奉命从无锡赶赴上海。8月13日上午9时，日本海军陆战队跨过铁路进攻，五二四团首先迎击，揭开了“八一三”淞沪抗战的第一页。

日军狂妄叫嚣：“3天占领上海，3个月灭亡中国！”但是，中国军队单在上海就抵抗了3个月，让敌人付出了伤亡6万余人的代价。在敌人优势火力下，10月26日，防线被突破，50万大军全线西撤。

为掩护主力撤退，八十八师受命选派一位军官，率领一支部队据守要点、担任掩护。谢晋元接到孙元良师长“死守上海闸北最后阵地”的手令后，决心以生命报效国家，誓死完成任务。他立即命第一营营长杨瑞符集合部队进驻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周密设防。从10月27日清晨至31日凌晨，四行孤军452名官兵血战4昼夜，打退日军十多次疯狂进攻，击毙日军200余人。

“八百壮士”的名称从何而来？谢继民说，公共租界的英军多次婉劝中国军队撤退，27日晨即派两名军官来劝卸下武装退入租界，并保证官兵的人身安全。对此，谢晋元坚决拒绝。“我们是中国军人，宁愿战死在闸北这块领土之内，也决不放弃杀敌的责任。”谢晋元说，“我们的魂可以离开我们的身，但枪不能离开我们的手。没有命令，死也不退。”英军听后万分敬佩，称我军为“勇敢的中国敢死队员”。他们又问官兵的人数，为了迷惑敌人，谢晋元答复：“八百人”。自此“八百壮士”便名扬天下。

距仓库100米的苏州河南岸，有英商上海煤气公司的两只巨型煤气储气罐。日军如使用飞机投弹或重炮轰击，可能引起煤气罐爆炸，大半个上海将化为灰烬。为此，公共租界当局及各国驻沪总领事联名向中国政府提出撤军。10月30日，军令难违，本已决心成仁的官兵们只得含泪撤出。

区区弹丸之地抵挡了上万日军的三面围攻，四行仓库保卫战收获的不仅是军事上的坚持：在国际社会目光聚焦的上海，这一战向所有的中国人和全世界支持抗战以及正在犹豫是否支持中国抗战的人们传达了“中国不会亡”的信心。

然而，八百壮士的结局却颇为辛酸。按中方与租界的商定方案，四行守军奉命撤入租界后，将经沪西返回部队，参加战斗。不料租界当局屈服于日军压力，违背诺言，将中国官兵解除武装，羁留在胶州路一块空地里，四周以铁丝网围困，派白俄士兵看守。上海市民称这里为“孤军营”。

“当时许多青年都说，孤军营是小重庆，在这里能听到革命的呼声、抗日的道理。”谢继民说，在艰苦的环境里，谢晋元仍然严格督促官兵苦练杀敌本领。崇敬八百壮士的中外人士多次提出解救方案，但他一一谢绝，并表示：“余为奉令撤退，光明而来，亦当正大而去。”

日军要求租界引渡八百壮士未果，又多次派人暗杀，最后收买了4名孤军营里的士兵。1941年4月24日，年仅37岁的谢晋元没有牺牲在四行的炮火中，却倒在了自己战士的刀下。

同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占领租界的日军随即闯入孤军营。在此困守4年、手无寸铁的400多名官兵，被分批押解到近至杭州、远至非洲新几内亚的地方做苦力，后大多客死异乡。

谢晋元在上海殉国时，谢继民年仅5岁，最终也未能见上父亲一面。“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父亲送母亲凌维诚和我的姐姐、哥哥回广东家乡，当时母亲正在孕中。分手时，父亲对母亲说，日寇侵华，野心不死，中日之战即将爆发。但是，只要我们每一个军人都能誓死为国，中国就不会灭亡……等到胜利的那一天，我将亲自接你们回上海。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如是男孩，就叫‘继民’，要他继承先辈的优良品格……”谁知道这次分别竟成诀别。”

孤军坚守四行的同时，冒着炮火在苏州河南岸为守军欢呼叫好、传递情报的上海民众，还目睹了另一幕传奇：枪林弹雨中，女童军杨惠敏将一面青天白日旗送到四行仓库，于是沦陷中的整个上海都看到了在重围中高高飘扬的旗帜。

尽管有人考证说，四行仓库内升起的旗帜并不是杨惠敏送去的那面，而电影中杨惠敏游过苏州河献旗的情节也有所艺术化，但这位21岁的女童军仍不失为一个小英雄。上海人民誉之为“爱国女童军”，当时的西方媒体甚至称她为“贞德第二”。

而她的结局同样令人唏嘘。香港沦陷后，杨惠敏在内地和香港之间奔走营救难民。1942年，她因被指牵涉影星胡蝶行李遭劫一案而身陷囹圄近4年。1949年，杨惠敏去了台湾，1977年遭遇车祸成为植物人，15年后去世。

故地故人

四行仓库保卫战中，23岁的杨养正排长左眼在战斗中负伤后失明；他和战友一起，抢了日本人的轻机枪和步枪，进入新四军游击区。

“八百壮士没有了……”在向纪念馆、文史部门打听确认的过程中，记者一次次地得到这个令人沮丧的回答。在68年后，也就是2005年，还能找到从四行炮火和外地苦役中幸存下来的当年壮士，的确是个奢望。

就在准备放弃之际，一个叫杨养正的名字点亮了我们的眼睛。

杨养正，2005年时91岁，湖北人，目前居住在重庆市南岸区。四行仓库保卫战中，23岁的他是中央军88师524团1营1连的排长。

老人一坐下就开始用我们基本听不懂的语言讲述，他的老伴在一旁不停地翻译。讲着讲着，杨养正就把自己的“左眼”拿了出来说：“看，这就是负伤的那只眼！”

以下是2005年的采访实录——

四行仓库是个高层建筑，大概有5层的样子，钢筋水泥的结构。紧挨着四行仓库的是3层的商铺，是砖瓦房。我们排的位置就在这3层的砖瓦房里，我们把砖瓦房与四行仓库的墙上挖了一个洞，可以钻过去，互相配合作战。这个仗打得很艰苦，鬼子除了装备好、火力猛外，打冷枪的狙击手也真他妈坏，动不动就放冷枪，要很小心才行，我们吃过不少这方面的亏。

谢团长时常穿过我们在墙上挖的洞来巡查。有一次，我在3楼观察敌情，发现敌人正在马路对面挖工事，看样子是着急了，要耍花招。谢团长来了，我立即向他报告了这个情况。谢团长拿起望远镜，看了看，骂了句：“让你们狗日的挖！”他一边骂着，一边从一个轻机枪手面前一把夺过机枪，对着挖工事的鬼子们就是一梭子，七八个鬼子当即被打倒在地，其他鬼子嚎叫着抱着脑袋躲藏了起来。老实讲，谢团长就是有股子劲，一下子就把大家的气势搞起来了，鬼子也就那么回事！

10月30日，南京政府给我们传来命令，要我们立即撤出战斗，进入英国租界。但是，由于进入租界还需要穿过马路，而敌人又封锁了这条路。因此，上级决定把我们排留在最后，作为后卫掩护战友撤退。日本人看出了我们的意图，火力更猛了。就在我打完了一梭子“二十发”的钢芯弹、正准备换弹夹的时候，一颗炮弹突然打到了离我不远的地方，爆炸后溅起的弹片打到我左眼上，我当时就感觉浑身一麻，脑袋发晕，身子当即就软了。我整个人都是懵的，不知道怎么到的租界。直到后来医生要给我做手术，说给我换眼睛，我才知道，自己的左眼已经瞎了。

从医院出来以后，我就到了孤军营。尽管这个地方吃住条件都很差，但我们在谢团长的带领下，还是实施军事化管理，每天出早操，搞生产，还要进行军事训练，很充实。不少听说了“八百壮士”事迹的年轻人都自发来到我们的驻地，让我们给签名。

1938年的7月7日，我们计划在营区里升旗，纪念抗战爆发1周年，也是祭奠牺牲的弟兄。但英国租界当局听说后不干，因为他们当时搞绥靖政策，害怕日本人不高兴。我们哪儿管他们那一套！结果英军来阻拦了，我们就和他们干了起来，打得天昏地暗，我的右眼就是那会儿负伤的，后来看什么都模糊。英军把我们全部关进了他们兵营的5层，说我们影响了秩序。这是什么道理？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上连升国旗的权利都没有了吗？我们一商量，决定搞绝食和英国人斗，3天没吃饭。当时上海的报纸都登了我们绝食的消息，中国人都很痛心。后来，英国人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把我们都放了，这个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1941年12月，日军占领了上海英租界，我们当时都做好了必死的准备。我记得，就在租界被占的那个晚上，他们连夜就把我们住的房子围起来了。第二天一大早日本人就冲了进来，把我们都抓起来，先是押到新隆化监狱，然后转到江苏老虎桥监狱、江苏省第一模范监狱。后来，日本人把我们分散开了，我和代理团长雷雄等30多个弟兄，被押送到了安徽淮南裕溪口煤矿做苦工，就是下矿挖煤再把煤运到船上。

当时，我们商量，和日本人拼了。但雷团长脑子很清楚，他说，听说这儿附近有新四军的游击队，不要盲目干，要等机会逃跑，一旦机会来了就坚决地搞！我们商定，这30几个弟兄一般都不要联系，麻痹敌人，然后3个人一组，找机会抢夺看押我们的日军的枪支。那天下午三四点钟，在下工的路上，雷团长一吹哨子，我们立即一拥而上，把日本鬼子放倒在地，抢掉了他们的轻机枪和‘三八’式步枪，然后就向游击区跑。

跑进游击区后，我们终于在一个叫桃花乡的地方遇到了新四军的人，是一位姓徐的指导员。知道我们就是当年的‘八百壮士’后，他对我们很友好，把我们先安顿下，给我们每人做了一套灰布军装，还派出了30多个带着武器的弟兄护送我们到河南。在这里，新四军的弟兄们与当地驻军进行了交接。我们休息了一段时间后，继续向大后方走。走到湖北的老河口，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要我们留下，就把我们安排在了湖北军官学校，每人都升了职。

我有残疾，不想在这里待了，就告了假，和3个弟兄一起往重庆走。日本投降时，我被编入了军官训练总队。当时，从各地跑回来的‘八百壮士’有100多人，士兵全部提拔成军官，军官全部再升一职。这样，我就担任了少校连长的职务。

老伴是我到重庆后认识的，她很崇拜英雄，对我很好。我们是抗战时订的婚，但我下定决心，抗战不胜利我就不结婚。这样，1945年8月16日，也就是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天，我们俩就在庆祝抗战胜利的欢呼声中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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