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伊斯跟詹姆斯乔伊斯有什么区别（詹姆斯乔伊斯我不伺候）

詹姆斯·乔伊斯，1919年 图/视觉中国

那10年，他给“110家报纸、7位律师、3个协会以及40家出版社”写了不计其数的信，“除了庞德先生，所有人都拒绝了我。”

《尤利西斯》 起初面对的批评贬多于褒：这部作品“杂乱无章”、“淫秽、无聊”、“只能算茅厕文学”；作者简直就是个“疯子”、“欧洲社会道德的叛徒”、使整个都柏林蒙羞的“无耻之尤”……不少名家对这部作品也充满敌意。保罗·克洛岱尔说这是“恶魔般的”书；纪德说这是“假冒的大作”，有人建议将法译本收入他当时主管的 《七星丛书》 时，他断然拒绝。

1922年，《尤利西斯》由巴黎莎士比亚书店出版，首版1000册在一个月内即告售罄。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李乃清

图 / 《最危险的书：为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而战》提供

编辑 / 雨僧 rwyzz@126.com

1904年6月16日上午8点，窗外“洋溢着夏晨的温煦”，匈牙利裔犹太人利奥波德·布卢姆决定“到拐角去一趟”，他戴上普拉斯托的高级礼帽，遁入都柏林街头，开启了一场震惊现代文学史的城市游荡……

为了纪念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和他的《尤利西斯》，爱尔兰人将6月16日定为节日，这一天，人们穿上当年的服饰走街串巷，重温布卢姆的路线，喝杯詹姆森威士忌，嚼块奶酪面包，接力朗诵书中片段……2022年恰逢《尤利西斯》出版百年，书迷们迎来了第100个“布卢姆日”。

爱尔兰都柏林，一年一度的布卢姆日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乔伊斯迷来到森迪蒙特沙滩的乔伊斯圆塔，聆听或诵读《尤利西斯》小说片段 图/视觉中国

1922年2月2日，《尤利西斯》正式出版。通过这部千页奇书，乔伊斯将主人公布卢姆在都柏林街头的一日游荡喻作（古希腊史诗中）奥德修斯（拉丁文：尤利西斯）的海外十年漂泊。通过描绘这个小人物昼夜18小时的身心漂移，乔伊斯将人的感官、欲望、思绪、言行刻画到极致，运用意识流手法构建了一个纷繁交错的时空，几乎用语言保存下了人类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部痕迹。

乔伊斯曾经宣称：“我在《尤利西斯》里藏的谜团，够学者忙活几百年了。” 如今，100年过去了，学究们仍在孜孜矻矻地破解谜题，这部“天书”则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全球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詹姆斯·乔伊斯在都柏林，1904年

“寻父”

“我可以亲吻您那写出《尤利西斯》的手吗？”

“不，它也做过其他事情。”

乔伊斯的姿态，向来桀骜叛逆。

《尤利西斯》开篇，青年斯蒂芬·迪达勒斯心头的阴翳与乔伊斯本人的经历不无关联。乔伊斯的母亲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44岁不幸病逝。母亲去世前，舅舅曾让乔伊斯跪在她床前祈祷，他拒绝了。这一情境后被写入书中，面对“快咽气的母亲恳求他跪下祷告”，斯蒂芬态度决绝——“我不伺候！”

事实上，这也是乔伊斯自己的人生准则。他曾在给妻子诺拉的信中提到，“我从心里摒弃这整个社会的结构”，对于宗教、家庭、道德规范、社会阶层、英国的异族统治……他都表示拒斥，选择“用笔和口公开反对”。

构思《尤利西斯》时，这个远离故土、自我放逐的流亡者，在贫病交加的状态下寂寂无名地坚持写作长达10年之久。他拒绝向政府和市场妥协，拒绝向出版法规妥协，也拒绝向读者妥协。

正因他坚持自我、不回应任何人的要求，自《尤利西斯》面世起，乔伊斯俨然成了新世纪的个性偶像。波伏娃读小说时已觉“惊艳”，等真正见到乔伊斯本尊，她形容那幸运的一刻，“最遥不可及、最难以接近的”作家在书店里“以血肉真身出现在我面前”；菲茨杰拉德作了张小画，画中乔伊斯像巨人一般耸立，他自己却跪在乔伊斯的脚边。第一次在巴黎见到乔伊斯时，菲茨杰拉德冲了上去：“我太崇拜您了！您不信？我就从这儿三楼跳下去！”乔伊斯吓得连忙制止，后来跟人提起：那小子疯了！

“爱尔兰不喜欢我，正如挪威不喜欢易卜生。”

乔伊斯欣赏将艺术变为战斗信仰的作家。18岁时，他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了评论易卜生《当我们死而复醒时》的剧评，那是他的处女作。收到稿酬后，他去拜访了刊物编辑。看到作者如此年轻，主编大为吃惊。

乔伊斯的剧评发表后，易卜生请自己作品的英译者威廉·阿彻转达谢意。易卜生的首肯坚定了乔伊斯的创作决心。为了读懂易卜生的原作，他甚至学起挪文。大学尚未毕业，乔伊斯曾把自己最初的剧作《光辉的事业》寄给阿彻求教，阿彻肯定了他的舞台想象力和驾驭对话的天才，但也指出背景太大、人物太多、主题不集中等毛病。阿彻的回信令乔伊斯沮丧，他把作品手稿销毁了。事实上，阿彻所批评的那些恰恰是乔伊斯后来作品的特点，即以庞杂场景为依托，慢慢聚焦到一对男女的关系上，这也正是《尤利西斯》的基本手法。

1901年春，乔伊斯曾用自己的“鳖脚”挪文致信“偶像”易卜生：“我已经在大学里喊出您的名字……我提出您在戏剧史上应有的地位。我阐述了您的卓越——崇高的力量，也指出您的讽刺多么锋利……我并没告诉他们何以您的剧作使我感到如此亲切，也并没提您一生的战斗和胜利怎样感染了我，没提到您在探索人生奥秘上所表现出的坚强毅力，您对公认的艺术教条规范的彻底蔑视，以及您决心走自己的路的英雄气概……”

乔伊斯将易卜生视为精神之父，他们都生于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欧洲边缘小国，抗拒异族同化。两人都出身富有，家道中落；笃信宗教，后又叛教。易卜生曾说：“活着，就是要与巨怪较量。”易卜生的剧作，乔伊斯最倾心《培尔·金特》，他曾告诉弟弟，要把《尤利西斯》写成一个都柏林的“培尔”。

1902年，都柏林主干道奥康奈大街一家咖啡馆的吸烟室内，20岁的文学青年乔伊斯坐在时年37岁、声名显赫的爱尔兰“诗圣”叶芝对面。

这次会面由诗人拉塞尔安排，此前他给叶芝写信：“这个年轻人天资聪颖，但和我不是一路，比较接近你那一派，当然，他更像是自成一派。”

那不是一次普通的会面，更像是一场新旧时代的对垒。

年轻的乔伊斯声音轻柔，略显腼腆。但当叶芝让他朗诵些自己的诗作时，青年便露出锋芒：“我这样做是因你要求，但我丝毫不会把你的意见看得比街上任何人更重。”诗圣意识到“来者不善”，但断定对方有种“难得的才气”。当诗圣解释自己正在重写爱尔兰民族史诗时，青年又犀利道：“这说明你退步得很快。”显然，他绝非怀着“朝圣”的敬畏，而是带着“弑父”的忤逆试图攀登祖国文学的巅峰。整场对话，诗圣一路后退，直到最后，无路可退。分手前，乔伊斯起身离开，转向叶芝道：“我今年20岁，你呢？”叶芝说自己36岁，倍受挫伤的自尊心让他顺势从自己的回答里减去1岁，但他虚报的年龄还是没能赢得乔伊斯的同情——“你太老了，我已经无法影响你了。”

11年后，1913年年底某天，旅居伦敦的美国诗人庞德向比自己年长20岁的叶芝打听，还有何人的作品可以收进他编辑的“意象派”诗集里，叶芝提到了那位与其年龄相仿的在爱尔兰文学圈外几乎无人知晓的青年的名字。这是在英美文学界异常活跃的年轻诗人第一次听到自己将要发动的那场文学革命中头号领袖的名字。当叶芝还在纸堆里翻找那位青年的诗作时，庞德已经在打字机上敲出了他给乔伊斯的第一封约稿信。

“漂泊”

“亲爱的诺拉，现在，我希望你能多读几遍我写给你的信。其中有丑恶、淫秽、野蛮的一面，也有纯洁、神圣、灵气的一面，总而言之，这都是我。”

1904年6月一个风和日丽的周五，乔伊斯沿着都柏林纳索街散步，双层电车的电缆在空中像蛛网般展开，电缆下方，他看到一个身材高挑的红褐色长发姑娘，她眼睑低垂，带着顽皮的笑容自信地向前走着。乔伊斯走近她，她瞟了眼他脚上脏兮兮的帆布鞋。他问她叫什么名字，她用清透的声音告诉他：“诺拉·巴纳克尔。”这名字让他想起易卜生《玩偶之家》中出走的“娜拉”。这个来自爱尔兰西部小城戈尔韦的姑娘，当时正在纳索街尽头的芬恩旅店当服务员。

诺拉·巴纳克尔，1904年

两人相遇后约在6月14日见面，但诺拉没有出现，乔伊斯又写了一封信。6月16日，她跟他在梅瑞恩广场见面，并一起走到林森德，那是都柏林东部靠近码头的空地，利菲河由此入海。这里没有路灯，也没有旁人。她靠近他时，他闻到她手帕上凤仙花和玫瑰花的香味。扣子被轻柔地解开，他不禁脸红了，她把他的衬衣下摆拉了出来……这是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时刻。乔伊斯后来将《尤利西斯》定格于1904年6月16日，这一天成了文学史上最漫长的一天。

和许多爱尔兰人一样，乔伊斯从小接受天主教教育，但成年后拒绝去教堂，他与诺拉同居28年，直到两人移居英国后才正式登记结婚。

乔伊斯和诺拉总体上情投意合。1918年末至1919年初，乔伊斯曾追求过邻居玛莎·弗莱施曼，此人被认作《尤利西斯》中向布卢姆卖弄风情的少女格蒂的原型，“玛莎”这个名字则给了第5章中与布卢姆互通情书的女打字员。布卢姆写信时化名亨利·弗罗尔，他的假姓“弗罗尔”（Flower）作“花”解，而玛莎的信里也夹着一朵枯花，这段私情与花果有关。在《奥德修纪》中，尤利西斯的部下，凡是吃了甜蜜的蒌陀果的人，都不想回家了……

1882年2月2日圣烛节，乔伊斯生于都柏林郊区拉斯加尔一户没落中产家庭，父亲是一名税吏，退休后染上酒瘾，导致家境衰败，他一度辍学。《尤利西斯》中，斯蒂芬就曾抱怨，“一个父亲……这是无可避免的苦难。”

乔伊斯在作品中不断复刻父亲的形象，《芬尼根的守灵夜》中主人公伊尔威克的原型就来自他的父亲；1931年父亲去世时，乔伊斯透露：“《尤利西斯》的幽默是他的幽默，其中的人物是他的朋友，这本书写的整个儿就是他。”

1893年，在一名神父的帮助下，乔伊斯进入耶稣会学校贝尔维迪尔公学，他的写作水平出类拔萃，嫉妒他的同学拦路合揍了他一顿，借口是：“乔伊斯说拜伦是最好的诗人。”在保守的爱尔兰人眼中，拜伦离经叛道，乔伊斯推崇拜伦，可见他骨子里反抗一切束缚。

乔伊斯在贝尔维迪尔公学习得拉丁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他曾决心从事神职，但到中学毕业前，他对宗教信仰产生了怀疑。即便如此，乔伊斯对超验力量充满恐惧，每当电闪雷鸣，他便吓得脸色发白，全身颤抖。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乔伊斯写过神父对炼狱的恐怖描绘。有人对此不以为然，乔伊斯却答：“你是没有在天主教统治下的爱尔兰长大啊！”

1902年，乔伊斯从皇家大学都柏林学院毕业，但对职业方向并不明确，他一度考虑转去医学院，年末又到巴黎寻求旁听途径。

在巴黎与都柏林间往返两次后，乔伊斯决心离开故国，到欧洲大陆创造新生活。1904年，他携诺拉第三次来到巴黎，随后辗转罗马、的里雅斯特、苏黎世等地，边教书边创作，开始了自己充满曲折艰辛的“尤利西斯”征程。

乔伊斯置贫穷、孤独于不顾，将赴巴黎之举视作与都柏林社会的决裂，赋予它一种自我流亡的象征，对他而言，写作更是一场获得独立和自由的流亡。

自我流放第10年，乔伊斯于流放之初完成的《都柏林人》还没找到出版机会，那10年，他给“110家报纸、7位律师、3个协会以及40家出版社”写了不计其数的信，“除了庞德先生，所有人都拒绝了我。”

庞德把作家和赞助人聚到一起，左起：乔伊斯、庞德、福特·马克多斯·福特、约翰·奎因，1923年

有人曾将乔伊斯比作爱尔兰的“鲁迅”，因为他的作品触痛了国民麻痹的神经。1907年，乔伊斯在的里雅斯特发表演讲：“爱尔兰的经济及文化情况不允许个性的发展。国家的灵魂已经为世纪末的内讧及反复无常所削弱。个人的主动性已由于教会的训斥而处于瘫痪状态。人身则为警察、税局及军队所摧残。凡有自尊心的人，绝不愿留在爱尔兰，都逃离那个为天神所惩罚的国家。”

乔伊斯也痛恨英国的异族统治，《尤利西斯》多处从正面或侧面写到这个“家里的陌生人”。当时，都柏林社会贫富悬殊。萧乾先生在译序中回忆,“当我译到‘大厅里翩翩起舞的宫廷那五颜六色的服饰，外面却是悲惨的庄稼人，他们饥肠辘辘，面带菜色，吃的是酸模叶子’时，只觉得仿佛是在读杜甫。”

乔伊斯的笔锋焦点始终停留在故乡都柏林。“我选择以都柏林为背景，因为这座城市显然是麻痹瘫痪的中心。我试着用四种角度：儿童、青年、成人、公众生活，将这种麻痹呈现给冷漠的社会大众。”

由于内容和写法特殊，《都柏林人》的出版也历经坎坷。这部短篇小说集由15个故事组成，反映了都柏林不同层面的生活，其中，“徒劳”、“无用”、“厌倦”、“绝望”等词汇反复出现……乔伊斯以“混乱”表示瘫痪，每当人物不得不面对选择某种积极生活的关键时刻，他们就变得无措，像吓坏的兔子一样不敢动弹。《都柏林人》中的情节都是琐事，人物皆是瘫痪体制的受害者。

乔伊斯的创作从爱尔兰酒吧文化中汲取养分，酒吧是《尤利西斯》的主要场景，也是《芬尼根的守灵夜》中几乎唯一的场景。在爱尔兰这个特殊的社交地点，娱乐和政治、美酒和女人、欠债和决斗，都能化作谈笑风生的话题，聚饮中毫无避讳的插科打诨，折射出对世界和人心的洞察与体悟。

乔伊斯的父亲是都柏林酒吧的活跃人物，帕奈尔时期他曾介入相关政治改革，幼年的乔伊斯常听到愤怒和哀伤的声音，帕奈尔去世时，9岁的乔伊斯写下一首讽刺诗《希利，你也这样！》，矛头直指当时一名背叛帕奈尔的政客，他父亲一些老友认为，那是乔伊斯最好的文学作品。

背叛一直是乔伊斯笔下不可饶恕的罪，他在作品中不厌其烦地刻画各种背叛：民族的、婚姻的、友谊的，以及历史上的背叛者。乔伊斯读大学时结识的好友文森特·考斯格雷夫谎称曾与诺拉约会，虽经证实这是场骗局，但此事对乔伊斯触动极大，据说这是他在《尤利西斯》中描写布卢姆的妻子与别人幽会的一大诱因。

“你最近怎么了？是不是被东西砸了头或被野狗咬了，才变得这么疯癫？”

1919年，当庞德读到《尤利西斯》第11章“塞壬”开头“狂乱”的几页时大惑不解，在给乔伊斯的回信中，劝他别焦虑。

事实上，乔伊斯早在1915年就开始创作这一章了。他把饭店两名女招待想象成放声歌唱的海上女妖塞壬，在创作上效仿赋格曲的八部结构。乔伊斯认为，开篇词语的声音是最重要的，这些声音在叙事中逐渐找到位置：马蹄声暗示总督一行从饭店门口经过，博伊兰离开饭店时口袋里的硬币叮当响着，他要赶在4点钟和布卢姆的妻子在她的卧室会面——布卢姆对此心知肚明。序曲要求读者即使读不懂也要读下去，因为词语的意义融入了声音之中……

乔伊斯的父亲热爱声乐，母亲弹得一手好钢琴，他从父母身上继承了独特的语言感觉和音乐细胞。第11章中，乔伊斯描写了以父亲为原型的西蒙·迪达勒斯独受女服务员青睐，并在众人的欢呼中一展歌喉。其实，乔伊斯本人也能歌善舞，凭借一把美好的男高音嗓子，他曾拿过歌唱比赛季军，妻子诺拉至死都认为，如果乔伊斯当初选择唱歌而不是写作，家里日子会好过些。

乔伊斯，1922年前后

身体一直是乔伊斯作品的核心，他既捕捉情欲快感，也关注病痛折磨。

《尤利西斯》第12章“独眼巨人”中，乔伊斯写到布卢姆因其犹太人身份遭到“市民”攻击，而他自己，则是常年遭受病魔侵袭的“独眼巨人”。

从1907年至1930年代，乔伊斯频发虹膜炎，后导致严重的青光眼，视力下降、几近失明。眼部遭罪的岁月里，他多次痛得倒在街头，疼到在地上打滚。为了挽救视力，他不得不多次接受手术，强撑着让眼睛被“切开”，忍受一连串注射、麻醉，还尝试过电击和水蛭疗法……海明威曾被儿子的指甲轻微刮伤眼睛，之后写信给乔伊斯说，眼睛“疼得要命”，“这10天中我体会到了一丁点儿你的感受。”

自1917年起，乔伊斯开始担心，下次发作或眼部手术会否结束自己的写作生涯。他既英勇又可怜，常年戴着眼罩，镜片跟啤酒瓶底似的，阅读时还需借助放大镜。这些形象更让乔伊斯觉得自己与荷马相似。即便躺在医院病床上，术后裹上绷带，他仍会摸索枕头底下的本子，用铅笔写下一段段笔记，以便可以看见时，将这些字句插入手稿中。

眼疾剥夺了乔伊斯的直观体验，却赐予他盲人先知般的觉悟，他将激情与苦难注入脆弱又倔强的劳作中，坚韧地书写着那本读来让人绝望的“天书”。

《尤利西斯》最初以连载形式进入大众视野。1918年春至1920年年底，它在纽约《小评论》上连载，这是玛格丽特·安德森与她的同性伴侣搬进格林尼治村后创办的现代派杂志，致力于艺术和无政府主义、狂喜与反抗。连载使乔伊斯接触到读者的各种声音，有人称赞他“毫无疑问是最有灵气的英语作家”，也有人指责他“将大块秽物扔进不连贯的胡言乱语中”。

玛格丽特·安德森，《小评论》 创刊人、编辑

事实上，《尤利西斯》自面世起就麻烦不断。据安德森回忆：“那就像被绑在火刑柱上一样。我们要小心翼翼地保存乔伊斯的手稿避免遗失；预支经费匮乏时我们忧心忡忡；对印刷商、装订工可谓用尽手段——哭诉、祈祷、歇斯底里、大发雷霆——只为让他们在没有付款保证的情况下不撂挑子；我们填写地址、打包、贴邮票、寄出；我们兴致勃勃，翘首以待，想知道世界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巨著的反应……但等来的却是邮局的一则通知：烧毁。”

1920年，《小评论》刊登第4章时，美国邮局以“有伤风化”罪明令没收该期杂志并焚毁。当时，乔伊斯正在写第14章。伦敦的检察官则对第5、6及10章大砍特砍，使得它在庞德主编的《唯我主义者》上与读者相见时，面目全非。

《尤利西斯》起初面对的批评贬多于褒：这部作品“杂乱无章”、“淫秽、无聊”、“只能算茅厕文学”；作者简直就是个“疯子”、“欧洲社会道德的叛徒”、使整个都柏林蒙羞的“无耻之尤”……不少名家对这部作品也充满敌意。保罗·克洛岱尔说这是“恶魔般的”书；纪德说这是“假冒的大作”，有人建议将法译本收入他当时主管的《七星丛书》时，他断然拒绝。

1922年，《尤利西斯》由巴黎莎士比亚书店出版，首版1000册在一个月内即告售罄。乔伊斯有个习惯：每看一次校样，必大加增删。由于他反复修改，书店店主西尔薇亚·毕奇在印刷过程中精益求精，首版《尤利西斯》的发行一再延迟，最终在乔伊斯生日当天（2月2日）上市。

乔伊斯和西尔薇亚·毕奇在莎士比亚书店

《尤利西斯》在法国出版时，英、美都将它列入淫秽读物，保守动荡的爱尔兰虽没官方查禁，但也不能接受这部先锋作品。

“在爱尔兰，如果要使猫干净，就用它自己的爪子来揉它的鼻子。乔伊斯把这种办法应用到人身上了。”比乔伊斯年长26岁、具有改革社会热忱的萧伯纳认为，乔伊斯在揭露现实的丑恶方面“超过了我们时代所有的小说家”。

萧伯纳坦承，自己“无法使用乔伊斯的语言”，“我的手太拘谨，没法落笔”，但他推崇《尤利西斯》中的真实性和必要性。“我不认为在坦率描写性的方面需要什么限制。当我在都柏林时，年轻的医学生确实是那样，言语脏得很，性行为上也不检点。他们认为那样才充满活力和富有诗意。我很想把那帮青年组织成一个俱乐部，让他们来读读《尤利西斯》，让他们回答像不像。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就要再问一声：‘我们要不要永远这样下去？’我希望他们的回答是否定的……把《尤利西斯》这本书禁掉，那就等于把秽物保护下来。那不是道德之举。倘若一个人朝你举一面镜子来照你本来的面目，即使把镜子打碎也是徒然，不如还是找块肥皂和水把脸洗一洗呢。”

1933年，美国法官伍尔西宣布《尤利西斯》解禁，美国版《尤利西斯》一周内就卖出了5000本。

如今，《尤利西斯》以每年10万册的销量在世界各地出售。

《尤利斯西》第二部“漂泊”，于第15章午夜12点在“妓院”的夜街狂想曲中画上休止符。

读中学时，乔伊斯是斩获各项奖学金的优等生，但与此同时，青春期的叛逆逐渐显露，他怂恿弟弟一起逃学，与年轻女仆调情，夜里在回家路上与妓女发生了第一次性行为。那次经历让他充满罪恶感。乔伊斯近乎狂热地祈祷，他的虔诚感动了学监，建议他将来做个神父，但他回的也是那句——“我不伺候”。

母亲去世后，乔伊斯和朋友们常冒险涉足都柏林红灯区。夜市街位于铁路终点站和北部臭气熏天的马厩附近，这些18世纪的建筑破败不堪，被隔成大小公寓，窗口透出艳丽的灯光。夜市街有几十家妓院——比巴黎还多，这里是欧洲最恶劣的贫民窟之一，警察早已放弃了执法。乔伊斯曾和朋友在那里喝到“屁股朝天头朝地”，但他从未挑过事，他用写书评赚来的稿费付账，他的幽默谈吐颇受姑娘们欢迎，“他的声音是我听过的最他妈好听的声音”，一个叫内莉的妓女甚至提出借钱给他——乔伊斯的穷困潦倒令他更招人喜欢。

一次，乔伊斯因醉酒跟一位姑娘搭讪，但没意识到人家其实有男伴，男伴把这位未来的作家打得不省人事，躺在地上血流不止。这时，一个素不相识的都柏林犹太人把乔伊斯扶了起来，掸去他身上的泥土。他用肩膀撑住乔伊斯，像父亲一样步行把他送回了家，乔伊斯对此从未忘怀，《尤利西斯》中，这则经历演化为布卢姆对斯蒂芬的“拯救”。

乔伊斯不仅揭露丑恶，也通过布卢姆写出人性的善良。第15章中，他描绘了布卢姆的乌托邦思想：“我主张整顿本市的风纪，推行简明浅显的《十诫》。让新的世界取代旧的。……所有的公园统统昼夜向公众开放。电动洗盘机。一切肺病、精神病，战争和行乞必须立即绝迹。普遍大赦。每周举行一次准许戴假面具的狂欢会。一律发奖金。推行世界语以促进普天之下的博爱。再也不要酒吧间食客和以治水肿病为幌子来行骗的家伙们的那种爱国主义了。自由货币，豁免房地租，自由恋爱以及自由世俗国家中的一所自由世俗教会。”

“回家”

乔伊斯争取《都柏林人》出生权的抗争是堂吉诃德式的个人奋斗，《尤利西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回家”之旅则是融汇社会各种因素的集体较量。

1927年，巴黎莎士比亚书店正式开展抗议盗版《尤利西斯》的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167名作家签名支持；叶芝为乔伊斯在战争期间争取到了政府资助；艾略特扶持乔伊斯在伦敦文学界立足；海明威帮助毕奇女士向美国走私第一版《尤利西斯》；贝克特在乔伊斯无法看清东西时根据他的口述记下笔录……

作为“意识流”小说的开山之作，《尤利西斯》在世界大战期间发动了一场“抗击陈词滥调的战争”，它的持续时间比那场战争更长，烈焰燃遍了新大陆。与那场终结自由和灭绝人性的战争相反，这场战争的目的是捍卫自由和维护人性。那场战争留下不计其数的墓碑，这场战争留下了一座呈现人类社会缩影的文学的丰碑。

“那纯粹是‘prose’，像牛酪一样润滑，像教堂里石坛一样光澄……一大股清丽浩瀚的文章排傲面前，像一大匹白罗披泄，一大卷瀑布倒挂，丝毫不露痕迹，真大手笔！”

1923年，徐志摩为《尤利西斯》写下这段诗意盎然的“表白”。据说，当时他读的是小说最后一章（18章）女主人公摩莉想入非非的内心独白。全书结尾没有标点的这40页，曾被心理分析大师荣格视作“心理学的精华”，“我想，只有魔鬼的奶奶才会把一个女人的心理捉摸得那么透！”

据说，乔伊斯的妻子诺拉出身贫寒，只在修女学校学过点语法，写信常不加标点，乔伊斯在作品中把这个特点用在了布卢姆的妻子摩莉身上。

《尤利西斯》那段连绵不绝、毫无禁忌、高潮迭起的结尾，也被视作女权解放的呐喊。在伦敦，乔伊斯最重要的资助人是一位名叫哈丽雅特·韦弗的拘谨老处女，她对乔伊斯的无私奉献让伦敦人及她那虔诚的家族百思不得其解。乔伊斯后来承认，西尔薇亚·毕奇将她人生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他和他的小说。

《尤利西斯》的反讽在于，当它以保护女性读者的脆弱情感之名被禁时，它的问世却正得益于几位女性。它被一位女性激发出灵感，被一位女性资助，被两位女性连载，被一位女性出版发行。

1934年《尤利西斯》被合法化并在美国出版时，艺术似乎已经没有任何局限。乔伊斯之前的小说家认为，用礼仪的面纱分离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是天经地义的，写作意味着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人类的全部经验是无法言说的。

但是，乔伊斯拒绝了——“我不伺候！”他选择无话不说。

（参考书目：《尤利西斯》《最危险的书：为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而战》《都柏林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乔伊斯书信集》《乔伊斯评论集》《乔伊斯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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