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对外语有多精通（谈辜鸿铭何以成为东方文化的代言人）

辜鸿铭是中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位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也是一位曾经享有世界声誉的文化名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由于时代的误解和政治禁忌，在国内辜鸿铭被世人遗忘了数十年之久。

与之相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和战后的一段时间里，辜鸿铭在西方世界可谓是红级一时。在当时欧洲人的眼里，辜鸿铭是一位精通西方文化并能高论东西文明是非的东方大哲，是东方文化的代言人。那么，他何以在德国影响如此之大呢？

1、辜鸿铭出生

辜鸿铭(1857—1928)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一个华侨世家，曾祖父辜礼欢为英属马来半岛的华人首领。由于辜鸿铭的父亲曾帮助英国商人布朗管理一个橡胶园，其勤勉忠厚，深得布朗先生器重。而因为辜鸿铭母亲为西洋人且自幼即曾接受西式教育，由于聪明伶俐，为布朗夫妇喜爱，被收为义子。

大约在十三岁时布朗夫妇回苏格兰老家，辜鸿铭被带往英国读书。通过在英国的学习，年仅21岁的他就已经拿到了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之后，辜鸿铭又到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地游学，期间还曾入德国大学学习自然科学知识。

1880 年，二十四岁的辜鸿铭留学生活结束后返回槟榔屿老家。不久，便受命到殖民政府工作。在一次游船上受人引荐，他便进入张之洞幕府，担任张之洞的外交顾问秘书。一干就是20 余年，张之洞对他多有赞誉。

2、辜铭鸿与德国的关系是如何开始的呢？

通观迄今的研究材料，虽然矛盾之处甚多，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辜鸿铭接触德国文化是从背诵德国经典名著开始的。布朗先生为了培养辜鸿铭，要求他用背诵名著的方法先掌握英、德、法、拉丁语等重要语言，进而涉猎西方的文化、历史、哲学和政治思想。学习德语并了解德国文化，当然也是从背诵德语经典著作开始。

一般认为是歌德的《浮士德》，传记资料对此一般都有记载，相关的传记作品也都演义了辜鸿铭背诵《浮士德》的情形。辜鸿铭虽然极为推崇歌德，但他研读的德语经典作家显然远不止于歌德。从辜鸿铭在文章著作中自由引用歌德、海涅、席勒、诺瓦利斯等文学家，康德和费希特等德国古典哲学家以及俾斯麦等政治家来看，他研读背诵的德语经典著作相当广泛，涉及文学、历史和哲学等领域。

遗憾的是，虽然关于辜鸿铭家世出身的材料已基本详实，他归国之后的活动经历也大致条理清晰，但对于他早年在欧洲的生活及学习情况，人们所知甚少。有人认为辜鸿铭在德国获得过博士学位，也有人觉得他获得过工科文凭。事实上在分析辜鸿铭的德国文凭问题虽然疑点多多，但有一点似乎没有疑问，即辜鸿铭在德国大学学习的是自然科学。

这其实正反映了十九世纪后期欧洲的社会现实：那时的德国充分利用欧洲最新的自然科学成果，再加上普法战争中所获得的巨额战争赔款，虽然起步比英法两国晚了不少，但发展速度却十分惊人，在科技创新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也远远超过欧洲的其他国家。

因此，辜鸿铭在学习了解欧洲的自然科学知识时选择德国，是顺理成章的事。从现有的资料看，辜鸿铭游历过的德国城市有柏林、莱比锡、魏玛、耶拿等地，其中，魏玛和耶拿更是德国的文化圣地，尤为辜鸿铭所青睐。这种游历和广泛涉猎无疑有助于他逐渐形成自己对德国文化的整体看法。

在十一年的留学生涯中，辜鸿铭对欧洲的历史、政治、社会民情、哲学思想等方面都有所涉猎，但他用功最勤而且也最拿手的还是西方的语言文学。所以，辜鸿铭对德国的接受主要是在思想文化方面。德意志民族的文化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让他折服的是歌德的人格魅力和道德理想。

在辜鸿铭眼里，德意志文化精神最终归结到一点，这就是德意志民族的道德禀赋，他们对秩序的热爱和对不义的憎恨。正因为如此，辜鸿铭才把德意志民族推到了“欧洲现代文明合法的、正统的保护人”的位置上，对德国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

辜鸿铭曾经享誉西方多年，尤其在德国拥有极高的威望。不过，辜鸿铭在德国获得的这种盛誉并非一蹴而就。德国人，主要是知识界人士，对辜鸿铭的认同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其前后的发展脉络也基本清晰。

1、初出茅庐

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期，辜鸿铭在德国已经引起了个别知识分子的注意。不过，德国国内的反响显然不够强烈，也不够深入，德国知识分子对辜鸿铭的关注只是零星的、间接的。换句话说，辜鸿铭在德国已初步知名，只不过名气还不够大。 最先引起德国知识分子注意的，是辜鸿铭文章中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

在《尊王篇》中，辜鸿铭反复强调的一句话就是，列强在中国面对的是一个注重道德修养的高度文明的国家。显然，辜鸿铭此时的爱国言辞是以他文化民族主义的思考为底蕴的。可以说，辜鸿铭最初主要是以一个爱国主义者和文化民族主义者的形象出现在德国人视野里的；这种融合了爱国主义热情和文化民族主义思考的控诉，比较容易吸引西方知识分子的眼球。

至于德国知识界初步关注辜鸿铭的原因，除了他文章中所显示出来的精深的西学修养、高超的外文水平、爱国主义的凛然正气以及上面所说的文化民族主义控诉这几个一般原因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背景原因：基于对中国长期的军事侵略及经济和文化渗透。

当时的西方世界普遍弥漫着一种轻视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社会心理，他们已经习惯了对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歧视，也习惯了中国人对此的沉默。在这样的时刻，辜鸿铭忽然站了出来，以纯正漂亮的英语直斥西方，西方人自然容易感到新奇。

2、红极一时

辜鸿铭在德国真正大为知名缘于《清流传》德文本在德国的出版。1911 年，辜鸿铭的英文著作《清流传》（英文名《中国牛津运动故事》）由著名汉学家卫礼贤译为德语并在德国出版，定名为《中国对欧洲思想的抗拒》，著名记者兼作家阿尔方斯·帕凯作为编辑者为这本书写了一篇长序。

随着《清流传》德文本的出版，辜鸿铭的著作由于德国读者的加入而开始拥有更为广大的读者群。这样，辜鸿铭的思想观点终于引起了更多德国知识分子的关注，并在他们中间激起了强烈的反响，而辜鸿铭在德国的名气也迅速扩大，这从德国媒体对辜鸿铭及其著作的连续报道上就可以看出来。

而之后，辜鸿铭的代表作《中国人的精神》由德国知名作家施密茨翻译并在德国出版，继《清流传》之后再次在德国知识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不仅表现在不断出现的评论文章和各抒己见的观点，还表现在该书售磬很快，应读者要求，1917年即再版。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及战后的数年中，辜鸿铭在德国的声望达到了极点，用“如日中天”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在这场热潮中，不仅大多数德国知识分子对辜鸿铭格外钦佩，就连部分普通的德国百姓也知道他的名字。

辜鸿铭在国内开始被广泛且大量的研究并挤身于国学大师之列的时候，已经是二十世纪后期了。还是随着学术思想的解放和文化热的兴起，辜鸿铭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这之前，对辜鸿铭的研究要么是不客观，要么就是报刊杂志的简评，要么就是非学术的政治上的批评。

辜鸿铭的学术思想长期少人问津，原因有多方面。首先，从创作角度看，辜鸿铭终生向西方宣扬东方文化，著书立说主要面对西方读者，因而著作多以英文写成，文章也大多发表在国内的英文报刊、日本的英文报刊以及欧洲的报刊杂志上。正因为著作以外文写就，辜鸿铭当时在国内的影响面也就有限。

其次，虽然辜鸿铭在西学方面造诣精湛，但他的国学水平在当时学者的眼里仍可怀疑。毕竟辜鸿铭是归国之后近而立之年才开始用功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治学方法上又不拘于训诂考据，虽然他天赋超群，但底子终究还是有所欠缺。还有一点就是辜鸿铭偏激的性格、怪僻孤傲的言行以及顽固的保皇立场，使得人们对他的印象主要是怪诞和保守。

经过五四一役，辜鸿铭作为顽固的前清遗老和封建卫道士的形象更是在国人眼中定了型。在无数才智之士寻求富国强国之路的时代大潮中，辜鸿铭的复古立场确实不合时宜，因而不能期望辜鸿铭的学术思想能够得到客观和全面的评价。

辜鸿铭在德国的影响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他走红德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辜鸿铭在西方、特别是在德国的声誉日隆，他越来越多地被人视为一个有着深刻洞见的哲学家。无论怎样通过上述的分析都可以表明，辜鸿铭是一位学贯中西的文化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