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阿长与山海经的文学常识（重读阿长与山海经）

一

这算是一篇写人的散文，写的自然是题目里说的这个名字叫“阿长”的人。阿长，是鲁迅幼年时的褓姆，这个人物的身份很明确，但是如果细究起来，这个问题似乎又不那么简单，实际上，作者在文中是这样说的：

长妈妈，已经说过，是一个一向带领着我的女工，说得阔气一点，就是我的保姆。我的母亲和许多别的人都这样称呼她，似乎略带些客气的意思。只有祖母叫她阿长。我平时叫她“阿妈”，连“长”字也不带；但到憎恶她的时候，——例如知道了谋死我那隐鼠的却是她的时候，就叫她阿长。

鲁迅在这里的叙述不太痛快，他说这个阿长，或者长妈妈，“是一个一向带领着我的女工”，也就是说这个人负责带孩子，那就应该是褓姆了，但鲁迅却并不直截了当地称之为褓姆，而是说“说得阔气一点，就是我的保姆”，似乎要他承认阿长的这个褓姆的身份还有些不太情愿。这是为什么？此外，从这一段话中可以看出，阿长这个人，不同的人对她有三个不同称呼，长妈妈、阿长，阿妈。那为什么鲁迅在题目上选的是“阿长”，而不是“长妈妈”——如果说“阿妈”会引起歧义，已经先排除了——“阿长”是祖母叫的，而鲁迅是在“憎恶她的时候”，叫她“阿长”，难道说这个题目表现的是鲁迅对她的“憎恶”？

我们显然得把整篇文章读完之后才有可能回答这些问题。接下来，鲁迅写的是阿长名字的由来。原来这个人的名字是别人的，她接替了别人的工作，也就接替了别人的名字。这种状况看上去是很不正常的。但实际上从文化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这种状况其实很正常。我们知道，从前大户人家有为奴仆佣人改名字的习惯，《红楼梦》里就可以看见。而阿长的情况则与此又有些不同，因为她的名字并不是主人家有意为她改的，而是因为她接替了别人的岗位，为了别人的习惯与方便，别人仍然用以前这个岗位上的人的名字称呼她。这说明阿长是一个非常卑微的、完全不受人重视的小人物。不仅别人不重视她，她自己也安于这种待遇，因为她看来也没有任何不满或者意见，“于是她从此也就成为长妈妈了”，“于是”“也就”，极言得到这个名字的顺理成章，正透露出阿长安于自己的卑微地位。

写人的文章，除了记述所写对象的事迹之外，一般还要对人进行评价，那么鲁迅对阿长的评价是怎样的呢？鲁迅对阿长的评价是：“我实在不大佩服她”。这显然是一个消极的否定性的评价。但是这个评价又很含糊，“不大佩服”是什么意思？对于阿长这样一个如此卑微的人，还需要人家来“佩服”吗？

但不管怎么说，鲁迅对阿长的评价显然是不好的。但是鲁迅的这个评价有什么理由或者根据吗？我们来看看鲁迅提出的这些理由：“最讨厌的是常喜欢切切察察，向人们低声絮说些什么事。”这里说的是什么？“切切察察”是什么？这无疑是更加含糊的一种说法，如果是说阿长喜欢向人们低声说话，这算什么恶习吗？而且还“最讨厌”？但鲁迅下面接着说：“我的家里一有些小风波，不知怎的我总疑心和这‘切切察察’有些关系。”这似乎是说阿长的“切切察察”会造成家里的一些小风波——这样看来，阿长的“切切察察”是搬弄是非。这当然是一个很不好的行为，是一种道德品质上的缺陷。但是，我们再注意看一下鲁迅这里的用词：“不知怎的”“我总疑心”，前者是没有根据，后者是不能确定，这又把他对阿长的指控弄得模糊了。鲁迅为什么要这样说话？为什么不能直截了当地说“她就喜欢搬弄是非”？或者把那些含糊矛盾的语词去掉，让意思明晰一点？

再看下去，阿长的另一条罪状是对孩子管束太严，不给他自由：“不许我走动，拔一株草，翻一块石头，就说我顽皮，要告诉我的母亲去了。”问题是，这都是从幼年鲁迅的角度给出的一面之辞，阿长是否果真对鲁迅如此严苛？我们如果对照鲁迅的另一篇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可以想见幼年的鲁迅可能是很顽皮的，鲁迅在那篇文章里说到自己为了看何首乌的根有没有人形，“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也曾经把砖头扔到邻家去——岂止是“拔一株草、翻一块石头”？如果从褓姆的角度看，鲁迅在这里的叙述反而说明阿长是会管束孩子的，作为褓姆，她还是比较尽责的。

第三条罪状，是夏天晚上睡觉独霸全床。一个褓姆居然睡得这么死，按说阿长作为褓姆的职业素质是有缺陷的——这就可以理解鲁迅为什么在开头说“说得阔气一点，就是我的褓姆”，这个阿长作为褓姆实在有些不够格——但是这段描写充满了诙谐，“满床摆着一个‘大’字”，这样尽情尽性的睡态正透露出阿长憨实的性格，令人哭笑不得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滑稽的喜剧性效果。但是这种睡态，实在是阿长的天性，并不是她人品上有问题，说到底很难责怪她什么。但是既然这种睡态影响了孩子的睡眠，当然要想办法改善，显然，鲁迅的母亲是一个教养很好的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也颇费了一些心思，她并没有直截了当地对阿长的工作提出改进意见，而是采取了一种温文有礼的含蓄暗示的方法，但是这种暗示与沟通的方式太过曲折与隐晦，在阿长那边根本没有产生什么作用——阿长的回应是“不开口”。显然，对于东家的这些温和而隐晦的暗示，阿长很有可能是听不懂的，自然也无法做出回应；当然，也有可能她听懂了，但是她又能如何呢？直截了当地拒绝，显然是卑微的阿长不可能做出来的事情，积极正面地回应、承诺？这岂不是成了忽悠人？似乎阿长也不可能这样做，所以她能够做出的唯一的回应就是“不开口”。于是一次看来精心谋划的沟通终归失败，结果在幼年的鲁迅看来，阿长的睡态变本加厉地酣畅放肆，更加强化了这一段叙述的滑稽效果。

我们来总结一下这几段叙述，鲁迅在此似乎是要否定阿长，但是在修辞上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对于阿长身上确实称得上人品缺陷的地方，鲁迅用了一些含糊其辞的表述方式使之弱化了，而对于另外两条所谓的罪状，深究起来，似乎也很难较真。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鲁迅真的是要批评与否定阿长吗？

看起来确实是如此。文章接下来写的是阿长的种种迷信与“规矩”以及幼年鲁迅对之的不以为然。首先是“元旦辟头的磨难”，究其实，阿长所要求的不过是孩子在元旦早晨说的第一句话必须是“阿妈，恭喜”这样的吉利话，这当然有迷信的成分，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童子崇拜”的一种遗绪。但是在这段叙述中，作者所强调的是两个方面，一是阿长对此的虔诚相信，二是孩子对这套简短的祈福仪式的不上心与不耐烦。结果就出现了元旦早晨那颇有喜剧性的一幕：

“梦里也记得元旦的，第二天醒得特别早，一醒，就要坐起来”，正是孩子活泼贪玩的天性，但是，“她却立刻伸出臂膊，一把将我按住”，“立刻”“一把”，显得迅速而有力，这说明，阿长早就醒了，一直在等待着这一刻，可以说是严阵以待，预备已久。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局面：“我惊异地看她时，只见她惶急地看着我。”“惶急”，说明阿长是真的相信这个仪式决定了一年的运气。鲁迅将阿长的这个新年仪式称为“元旦辟头的磨难”，显然有些夸大其词，其原因则是孩子的贪玩。这也就透露出，这些叙述都是从一个儿童的角度出发的，其可信度自然很成问题。如果细究起来，阿长固然迷信，但是新年希望听到一些吉利话，难道不是一种很正常的愿望吗？而且阿长所希望的，不过是“一年到头顺顺流流”，这个愿望也并不过分，联系到文章后面说到的她“青年守寡”的苦难人生，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卑微而且善良的一种愿望了。

鲁迅接下去还列举了阿长教给他的许多“道理”，并且总结说：“总之：都是些烦琐之至，至今想起来还觉得非常麻烦的事情。”这种评价并非没有道理，而且鲁迅说的是“至今想起来还觉得非常麻烦”，这个“至今”当然就是写作此文的时候，也就是成年以后的鲁迅也觉得这些事情是非常麻烦的。但是细究起鲁迅所列举的阿长的“道理”，可以说都是一些社会禁忌，从成年鲁迅启蒙主义者的角度看来，这些禁忌确实“烦琐”而“麻烦”，但是任何社会，哪怕是现代社会也多多少少有一些社会禁忌，人生活在特定的社会中，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遵循这些禁忌规约，否则很可能寸步难行。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说，阿长是在教育幼年鲁迅，作为一个保姆，她所做已经超过基本工作的职责范围了。

可以说，鲁迅采用了一个孩子的视角来叙述阿长的种种事迹。这个视角显然是不太可靠的，正是透过这一不可靠的叙述者对阿长的各种抱怨，我们却可以发现，阿长作为一个保姆，虽有缺点，但却基本上是称职的。

二

文章的高潮部分，是从阿长给孩子讲“长毛”的故事引发的。这个“长毛”的故事，显示了阿长的历史与社会知识的混乱与粗糙；但是，与此同时，也显示了阿长作为中国乡土社会成员的身份特征。阿长把一切土匪强盗皆称为“长毛”，看似荒谬可笑，但是，荒谬也好，无知也好，是有不同类型的，我们要弄明白的是，阿长的无知仅仅是她自己个人的知识水平，还是某一类人的认知状况的表现，如果是前者，只能说这种愚蠢无知是阿长个人的问题，但如果是后者，那么，这种认知状况就必定有其原因与逻辑。其实，这是由一个乡土社会中人们共同的思维、理解方式与记忆模式造成的——一方面是因为“长毛”这类重大事故与动荡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无法也不需要对外部发生的事情进行那么细致准确地分辨、理解与记忆。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对于我们生活无关的，我们不关心，熟视无睹。我们的记忆也是如此，我们并不记取一切的过去，而只记取一切过去中极小的一部分。……‘记’带有在当前为了将来有用而加以认取的意思，‘忆’是为了当前有关而回想到过去经验。”因此，由于生存环境的差异，“在一个乡土社会中生活的人所需记忆的范围和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人是不同的”，周而复始、亘古不变的生活环境使得乡土社会中的人所需要记忆的经验接近于对前代祖先记忆与经验的反复重演。如同“同一戏台上演着同一的戏，这个班子里演员所需要记得的，也只有一套戏文”。但是，与此同时，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着剧烈的动荡与变化，所谓“城头变幻大王旗”几乎是一种常态，可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于中国乡土社会来说，大多数的政治与军事势力一方面对乡土社会造成了扰乱与伤害；另一方面，这些势力往往都是短暂的过客。实际上，乡土社会中的人们无须也不可能对来来往往的各种政治组织与武装派别有那么细致的分辨——即使能做到，也是浪费精力，而且也未必会带来好的结果。千百年的生存经验告诉他们，他们只需要知道人分两种——有武装的与没有武装的，前者是危险的，后者相对安全，对于武装力量，至多也只需要区分政府的与反政府的就已经足够了——这恰恰是在信息相对缺乏的条件下长期有效的一种思维模式。这样看来，这种粗糙的认知就不一定是无知与愚昧，相反的，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是一种乡土生活的智慧了。阿长用“长毛”来简单地整合包括一切土匪强盗在内的反政府武装，正是出于这种乡土生活思维模式，其实无可厚非。阿长“说得长毛非常可怕，他们的话就听不懂”，这句话乍看起来有些奇怪，“非常可怕”和“话听不懂”有什么关系？实际上，这里透露的，仍然是阿长作为乡土社会成员的身份信息。对于长期生活在乡土社会封闭环境中的人来说，世界就是他们的村镇，人类语言就是他们熟悉的乡土方言，忽然来了一群拿着刀枪的陌生人，讲的是他们听不懂的语言，这种陌生与不了解是令人恐惧的，尤其是，语言是判断对方意图的重要手段，一旦语言听不懂，这个手段就失效了，这无疑大大强化了他们的恐惧。阿长讲的这个故事所说的正是通过语言判断对方意图的途径失效所产生的恐惧——这个长毛笑嘻嘻的，说的话似乎也并不凶恶，但扔过来的却是一个人头！

当然这段叙述的重点并不在此，而在于作为成年人的阿长与童年鲁迅之间的对抗，以及这种对抗的喜剧性。鲁迅回忆说：“我那时似乎倒并不怕。”怕不怕自己应该是知道的，为什么说“似乎”呢？因为这是从旁人的角度，也即从阿长的角度来看，“倒”，显得不合常规，也就是从阿长的角度看来，孩子本来应该怕的，但却不怕，这令人意外——这里实际上显示出阿长和孩子在较劲，阿长显然是想把孩子吓住的，原因可能是为了让孩子听话安分，而孩子却并不买账，这就形成了对抗与竞争的局面。而幼年鲁迅不怕的理由似乎很正确：“因为我觉得这些事和我毫不相干的。”但是再说下去，就不正确了：“我不是一个门房。”不怕是对的，认为此事与自己不相干也是对的，但根本的原因却是错的，这就形成了一种充满童趣的喜剧性的逻辑错位。然后鲁迅接着写阿长的反应。阿长加强恐吓力度，把“长毛”的行为和孩子联系起来，使孩子不能置身事外。阿长说“长毛”要掳小孩子去做小“长毛”，显然是荒谬不经的胡编乱造，但是阿长不该顺口说了一句题外话：“还有好看的姑娘，也要掳。”于是孩子和大人的对话就沿着这句题外话向一个荒谬可笑的逻辑与局面延伸：孩子认为阿长最安全，因为她既不做门房，又不是小孩子，也生得不好看，而且脖子上还有许多灸疮疤。显然，因为“生得不好看”的评价使得阿长的自尊心很受伤，为了捞回面子，她不得不另辟蹊径地证明自己虽然没有审美价值，但至少有实用价值，也会被掳去，于是，大人孩子较劲的结果，使得这场对话向一个荒谬可笑的方向发展：能被掳去是一种价值的体现，是光荣的。于是就有了阿长那番关于伟大“神力”的说辞。

阿长的这些说法当然是荒谬的，可以说它是传统乡土社会中民间巫术思维和对于现代武器的无知相混杂的产物，同样鲜明地体现了阿长作为当时中国底层乡土社会成员的文化特征。但有趣的是，这样的胡说八道居然歪打正着，有效地镇住了原来看起来很难对付的孩子，使他对阿长产生了“特别的敬意”。显然，这段叙述充满了笑料，令人忍俊不禁，双方的逻辑都是错误的，甚至是悖谬的，尤其是最后阿长以一通胡说八道证明自己有资格被掳去而在这场竞赛中大获全胜，既出人意料又令人捧腹。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叙述这段往事的时候，对于阿长荒谬不经的说话，并没有显示出一个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启蒙主义者的认知优势，相反，他不但放弃了这一优势，而且始终从一个颇为聪明机智同时又天真烂漫，但同样缺乏现代科学认知的孩子的角度出发来叙述。作为成年人的叙述者自我与作为儿童的被叙述的“我”之间似乎没有距离，当然，这个距离是被隐藏起来了，叙述者与被叙述者似乎一样“傻”，或者说，叙述者显示出一种佯愚的状态，完全不理会这其中本来存在的巨大的智力与经验落差，而一本正经地讲述而且相信着这些荒谬的话语，这就强化了这一诙谐的效果。

不仅如此，鲁迅还要将这种诙谐进行到底。后来因为隐鼠的事情，鲁迅对阿长的“敬意”完全消失，认定自己不用惧怕阿长的“神力”，因而当面叫她“阿长”。而这个结论，幼年鲁迅居然是经过了一番严密的逻辑推导之后做出的：“我想我又不真做小长毛，不去攻城，也不放炮，更不怕炮炸，我惧惮她什么呢？”结论是正确的，理由似乎也很正确，但大前提却是错误的。也就是说，鲁迅对阿长有“伟大的神力”始终未加怀疑。正是儿童认知上的这个盲区使得孩子的整个思维都显出了一种“傻不愣登的精明”，这就造成了一种童趣。可以说，这种叙述者与被叙述者重合而形成的佯愚叙述，鲁迅是经常使用的。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同样是说阿长，讲到阿长给鲁迅讲美女蛇的故事，并且引出这样一个可笑的教训：“倘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你万不可答应他。”鲁迅继续写道：

这故事很使我觉得做人之险，夏夜乘凉，往往有些担心，不敢去看墙上，而且极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样的飞蜈蚣。走到百草园的草丛旁边时，也常常这样想。但直到现在，总还没有得到，但也没有遇见过赤练蛇和美女蛇。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自然是常有的，然而都不是美女蛇。

鲁迅似乎“直到现在”——直到写作此文的时候，仍然相信阿长那一套故事，这就是故意表现得始终不悟，至老不悟了，这就是佯愚，正是通过这种佯愚的叙述方式，这种佯装的始终不悟与以妄为真使得文章显出了一种谐趣与幽默。

三

这种幽默与诙谐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我们可以看到，阿长的性格以及言论，从成年鲁迅的启蒙主义者的角度来看，都是愚昧的迷信，如果以鲁迅在《阿Q 正传》与《祝福》等小说当中的态度，无疑是要将之作为国民劣根性进行批判的，但是，在这里，鲁迅只是对之进行了一种温和的戏谑，而且这种戏谑的对象还包括了童年的自己，正是这种态度，使得这些童年往事的回忆显出了一种轻松的谐趣。

不仅如此，在叙述阿长为自己买来《山海经》的事情时，鲁迅的笔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直到最后，这种诙谐被浓厚的怀念与抒情所代替。说到阿长“确有伟大的神力”时，鲁迅是认真的，而不是诙谐与反讽。

这种“伟大的神力”显然就是爱。无论是远房的叔祖还是其他的什么人，对于孩子的心灵的需要都漠不关心，即使满足孩子的这种需要对他们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他们也不屑于去做。远房叔祖显然是读书人出身，而且这《山海经》也是他提起的，为孩子找来一套应该不是什么难事，但是，即便是幼年的鲁迅，也知道“不好意思力逼他去寻找”，因为“他是很疏懒的”，哪怕他很喜欢和孩子们来往，但这也只是聊解自己的寂寞，和“小友”们的关系还不足以让他克服自己的“疏懒”。而其他人呢，则是“谁也不肯真实地回答我”——什么叫作“不肯真实地回答我”？——其实只要知道中国人的家长是怎么应付孩子们的某些不合理或者看来不重要的要求的人，就很容易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成年人往往并不是直截了当地真实地告诉孩子自己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因为让孩子期望受挫之后可能会有些麻烦，为了免去眼下的麻烦，往往采用编些瞎话来忽悠他们的办法，比如“明天就给你买”之类的话。这种态度正说明了这些成年人对于孩子心灵的需求并不重视。只有不识字的阿长，才真正关注到孩子心灵的需求，因此，尽管不识字的她与《山海经》的典籍文化之间存在着深深的鸿沟——即使买来了这部书，她也仍然不知其意，将之称为“三哼经”，这就足见她与《山海经》的文化有着多么严重的隔阂——她仍然能完成这一对她来说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不是出于爱，显然是不可能做到的。

可以说，鲁迅对阿长的真正的感情在这个时候才显露出来，他开始称之为“我保姆，长妈妈即阿长”，而不是开头的时候那样不情愿地说“说得阔气一点，就是我的保姆”。于是我们也能明白，鲁迅在前面表示对阿长“不太佩服”大加批评的时候，其实他的深层意图对阿长是爱护的，为了保护阿长，他才动用种种修辞手段，弱化阿长的缺点。而整篇文章大多是从鲁迅幼年时的视角进行观察与叙述的，这是个不可靠的叙述者，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对阿长充满了不满乃至“憎恶”，正是对这些“不满”的叙述形成了整篇文章以诙谐为主的风格。因此，题目是“阿长与《山海经》”，而不是温情的“长妈妈与《山海经》”。

鲁迅在他的小说中经常表现出对中国底层乡土社会的启蒙主义的批判，但是通过这篇文章，以及《朝花夕拾》中其他篇章中透露出来的诙谐与温情，让我们看到了鲁迅对于底层乡土社会的另一种态度。可以看到，阿长身上的一些毛病，诸如种种烦琐的“规矩”、混乱错误的社会历史知识，以及荒谬可笑的“伟大神力”，并不仅仅是她个人的性格特征，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群体性的特征，是乡土社会成员身上常见的特征。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对于这些特征表现出了一种温和的嘲讽，而不是他的其他文章中常见的启蒙主义式“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凉与愤怒。他甚至在这些回忆中流露出了一种会心的笑意，也记述了这个社会曾给予他的难忘的爱。这些都显示出，对作为自己私人生命记忆的乡土社会，鲁迅是满怀着一种深沉的温情与包容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伟大的作家对这个民族与社会的最广大的底层所怀有的复杂深沉的情感联系。

文/黄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