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武士核心精神（90年前他们这样培养）

据说日本是特别重视教育的，而且是有所谓“工匠”精神的。

此话不假，日本侵略者很早就深刻意识到，想要消灭一个民族，必须毁灭其精神与意志，对朝鲜民族如此，对中华民族更要如此。所以近代日本陆军的奠基人，被誉为“皇军之父”，全面推行侵华政策，出兵山东，提出吞并中国“二十一条”的山县有朋，就说过：

“要想在战争中取胜，必不可少的东西，第一是军备，第二是教育。”

后来日本的侵华路线图也验证了这点，甲午战争后在台湾，“九·一八”后在东北，卢沟桥事变后在他们侵略的所有中国领土上，日本侵略者把学校这一培养青少年的重要场所，变成了他们对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奴化教育的首选工具。妄图通过“教育”，对人生观、价值观正在形成阶段的青少年，灌输亲日、恐日、媚日思想，改变其原有的国家观念，将其培养成日本侵略者的奴隶和帮凶。

伪满“皇帝”溥仪参拜靖国神社

“今天也是我们的最后一课”

齐红深（后）为杨增志（前）记录口述历史（受访者供图）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许，沈阳柳条湖，刺耳的爆炸声划破了宁静的夜空，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就此揭幕，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路轨，嫁祸于中国军队，并以此为借口，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开始大举侵占中国东北。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很快传到了距离沈阳105公里的海城腾鳌堡，在一间小学课堂里，杨增志上了一堂令他永世难忘的“最后一课”。

这是1931年9月18日，日军蓄意制造柳条湖事件的现场，即“九一八”事变的开始（资料照片）

那天，杨增志像往常一样来到学校，教室里却没有了往日的热闹，出奇地安静，还没到上课时间，讲授国文课的赵老师神情严肃地走了进来。

那堂课，赵老师没有按照原计划讲授课本上的内容，而是满怀悲愤地讲起了法国小说《最后一课》，他的眼中闪烁着泪光，声音已经哽咽。“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

当讲到这里时，赵老师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失声痛哭，用颤抖的手在黑板上写下“我是中国人”5个大字，告诉同学们：“今天也是我们的‘最后一课’，从现在起，我们也是亡国奴了。”

上完这堂课，杨增志所在的学校就停课了，直到第二年伪满洲国成立后，才复学上课，但同学们却再也没看到赵老师的身影，普遍的说法是赵老师参加抗日队伍去了。

在日伪当局的统治下，学校开始了奴化教育。据杨增志的口述记载：“一开始，老师叫学生拿来墨水，涂去课文中具有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的内容。后来，旧课本一律被焚毁，学校印发了新课本。”

“日本老师在台上大讲‘日满一德一心’，可是我们听到的、看到的却是太原沦陷、南京沦陷、武汉沦陷……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我们作为中国学生，能无动于衷吗？”杨增志的儿子杨学谦从小就经常听父亲讲这段历史，他告诉记者，父亲不甘心当亡国奴，想像赵老师那样走上抗日前线，奈何多次寻找机会不成。1938年考入伪满建国大学后，他在大学校园里坚持抗战。

伪满建国大学

“‘最后一课’给父亲内心打下深深的烙印，父亲始终没有忘记赵老师的教诲。”杨学谦说，父亲的思想和血脉里始终流淌着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精神，在伪满建国大学读书时，杨增志和同学一起秘密组建了反满抗日的“建大干事会”，印发传单、举办演讲，揭露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1941年，杨增志被日伪当局逮捕入狱，受尽酷刑，但他始终没有屈服，1943年被判处无期徒刑，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获释。

日伪当局查禁中国书

把日语列为“国语”

1932年伪满洲国刚宣告成立，便接二连三地下达训令，查禁中国原有教科书，要求各地学校“废止与新国家建国精神相反之教科书或教材”，强调“一切课程不得含排外材料”。

据日伪当局的不完全统计，仅1932年3月至7月，就焚烧中国原有教科书650余万册。实际上，日伪当局废止的不仅仅是教科书，只要稍微具有一点民族意识或爱国思想的书籍，甚至只要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发行的中国书籍，均被打入废止之列而遭到查禁、焚烧。

与此同时，日伪当局迫不及待地成立教科书编审部，编审委员会由日本人担任主任，编审人员也多是日本人，并且有日本宪兵队在场监视。教科书的编纂原则以“日满亲善”“王道乐土”、忠于“皇帝陛下”、信奉“天照大神”和“建国精神”为思想基础，充满了崇拜日本军国主义的奴化色彩。

伪满时期的国民学校日语国民读本

这些教科书把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理由“正当化”，把日本关东军有计划、有预谋发动的九一八事变说成是中国军队挑起的突发事件，假惺惺地把日本侵略我东北领土说成是“不幸的大冲突”，把东北人民陷入日寇铁蹄蹂躏说成是“从虐政中自然被救得庆重生”。把日本侵略者操纵成立伪满洲国，写成东北各地方自发“尊重民意”“物归原主”，建立“努力治安，使三千万民众享受最大幸福的新国家”。

日伪当局把日语列为“国语”之一，强制学生学习日语。伪满时期就读于吉林第二国民高等学校的徐德源说：“从我上小学三年级起，学校就开设了日语课，每天放学前老师在黑板上写一段日语，要求我们必须抄录下来背诵，背不下来的就罚站。从小学到中学一共十年时间，长期由日本老师教我们学日语，当时的就业和升学考试都考日语，学生不愿意学也得学。”

青年时期的徐德源（受访者供图）

日伪当局把汉语改称“满语”，在“满语”教科书中大量使用日语片假名，制造“协和语”，妄图逐步用日文取代中国语言文字。

据齐资料记载，“满语”教科书首先由日本人编审官冈村房义写成日文稿，再由中国人编审官金云宪译成中文，并由日本人太田洋爱画出插图。这样的教科书不仅在内容上充斥着“日满一德一心”的毒素，连语言都已经不是纯粹的中文，彰显了日本侵略者推行语言殖民主义的险恶用心。

“至今我还能阅读日文书刊，勉强用日语会话。在那个年代经过那种方式学会日语，使我时常有一种羞愧感，这是日伪当局奴化教育在我身上打下的难以磨灭的烙印。”徐德源回忆道。

学说日本话，学习“皇民书”

记者从一些史料中了解到，日伪当局教科书编审官张耀先回忆，日伪当局教科书编审部负责人加藤对他说：“将来‘满洲人’必须渐渐地用日语代替‘满语’，只有使用同一的文字，才能真正达到‘日满一德一心’。我最大的任务，就是怎样能够尽快地通过教科书使青年一代都会日语，喜欢日语，放弃对‘满语’的学习兴趣。”

日伪当局的魔爪无孔不入，潜移默化地向学生宣扬日本军国主义和伪满“建国精神”。据资料记载，曾在伪满陆军军官学校就读的冯志良说，学校每次集会都让学生面向东方，向日本皇宫遥拜，并高呼“天皇、皇后、皇太后陛下万岁万万岁”，然后转向伪皇宫遥拜，高呼“皇帝陛下万岁”。每天早自习必须背诵“建国宣言”“即位诏书”和“回銮训民诏书”等伪满文书。

伪满国的学生在课堂上学写日语。

伪满时期的教师和学生都是日伪当局推行奴化教育的见证人，曾在吉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的李树清说：“当时受日本奴化教育的影响，我的头脑中都是‘天照大神’‘乃木大将’‘东乡元帅’‘丰臣秀吉’‘广濑中佐’等‘日本英雄’。”

当时的教科书对于侵略事实片字不提，一边夸大日本国的实力和作用，一边打压中国人的民族认同

以东北的伪满洲国为例，“九·一八”事变之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卵翼下，一小撮中华民族的败类，成立了所谓“满洲国”。为了其所谓的政治合法性，处处强调独立性，与中国分裂，连语言和历史也是如此。

在东北地区老人们的回忆中，日本侵略者及其豢养的伪满走狗的奴化教育是这样的：

“日伪把东北人民称‘满洲人’，规定日语和汉语为‘满洲国’的‘国语’，主要内容是文言文和白话文。白话文占多数，大多数是无名作者的文章。日本作者宣扬日本历代天皇、将相武士，以及法西斯军人的传记、故事，如乃木大将、佐久间大佐事略等。还有曾国藩的文章。此外，也有少许鲁迅、朱自清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是挖空心思选的，或断章取义，或在讲授时曲解原意，灌输英雄造时势和做统治阶级驯服工具的思想。”

“初小四个年级，共八册语文书。如：第四册的第一课是《国歌》，什么 ‘天地内有了新满洲’。第五册第一课是《建国日之清晨》，讲的是3月1日是伪满建国节。第六册的第一课是《首都一新京》。第七册的第一课是《清太祖起居琐记》。第八册的第一课是《民族协和歌》，讲的是‘日满协和’、‘一德一心’。开头的几句内容是什么‘天地悠悠，万古千秋。父天母地，人类同俦’ 。那时候年龄小，对什么是政治大事不了解。由于受这些教育，头脑里只知道有个‘满洲国’，‘满洲国’靠的是‘日本友邦’，后来叫‘亲邦大日本帝国’。”

伪满《“国史”教科书》

“历史课主要讲‘满洲史’和日本史。所谓‘满洲史’，是他们胡编的，将女真族历史单列出来，目的是不让青年学生懂得中国历史。日本史也是夸大其词，渲染吹嘘日本大和民族如何优秀。说‘满洲国’是在天照大神的神光保护下建立的，是日本的一部分，根本不让学生知道中国的历史。”

“主要讲‘满洲国’的，就是东北三省的地理，并细讲日本国的地理。把日本分若干个区域细讲，目的是宣扬日本是世界上强大的国家。”

“地理课讲日本是天然的工业国，中国是天然的农业国等等。”

一个欲亡其国先灭其史；还有一个也是要害所在，人家是工业国，我们是依附于人家的工业国，换句话说就是原材料的提供者和产品的倾销地，这是对你的命运安排！

伪满宣传画

日本侵略者为阻断东北人民的中华民族意识，强制要求东北人只能称自己是“满洲国人”，而不能称是中国人，如果讲自己是中国人，就是“思想犯”，轻则一顿毒打，重则投入监狱，或扔入宪兵队的狼狗圈。

但这个“思想犯”，也可以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前提是你要“幡然醒悟”， 只要你放弃对祖国记忆的坚持，从此成了顺民，割断并彻底忘记祖国记忆，认贼作父了，虔诚程度到了，就可以随时释放你。

东北同胞看似从“亡国奴”的身份转变为伪满洲国的国民，但这种刺刀下的，所谓的“独立”，跟苏修和美帝在阿富汗，赐予当地人民的各种美好字眼，有区别吗？

日本侵略者（也包括今天的日本右翼）当年也这么想：随着时间的流逝，见证日本侵略的人们终将逝去，而一无所知的学生们，将被教育成为“新国民”。

伪满国教科书《满语国民读本》第六卷

几代人之后，亡国奴自然就甘心如此，甚至感谢这种刺刀下的“恩赐”，谁要点破这个，甚至要解放亡国奴，亡国奴还要跟自己真正的同胞着急上火，跟自己真正的同胞对着干！

为此，东北的中国人被分为五个等级：

排在第一位的是本土生的日本人，下面才是各种中国人。

第二位的是台湾人，也就是甲午战争之后，就被割让给日帝的台湾中国人；第三位是朝鲜人，即在东北的朝鲜族中国人；第四位是“关东州”人，也就是日俄战争后，被日寇早期占领的旅顺、大连地区的中国人；第五位是“满洲人”，即在东北有户口或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第六位是“支那人”，也就是没有当地户口闯关东来东北的中国人，以山东、河北、河南、山西人居多。

一位叫刘宗贵的老人回忆说：“我们中国人生活在最底层。”

可以看出，当了亡国奴的东北群众，不仅要认可自己是伪满洲国国民，还要认可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基本是末位人的地位。

伪满课本

这种末位的地位会体现在生活的很多方面，比如日本人可以吃大米，而“满洲人”只能吃“黄金塔”（苞米面窝头）、建国粥（苞米面粥）。

在盛产大米的东北，连东北人都不能吃大米？

如今东北大米是中国最好的大米，全中国的老百姓都喜欢吃，也买得起，吃得起，吃得开心。可在当年的伪满，出了山海关，咱中国人，甭管是关内，还是关外的，吃大米就是“经济犯”，违反了日本人和伪满汉奸的“法律”。轻则挨打，重则就不好说了，这可不是开玩笑，黑龙江宁安地区有首民谣：

“大米白面经济犯，苦了庄稼汉。种地人，无权吃；吃一口，经济犯。遭毒打，带过电；弄不好，进狗圈。一命染黄泉，何处去诉冤？”

此外，日本学生可以随意殴打中国学生，因为日本人是一等公民，而伪满洲国国民地位低下，下级反抗就会被处罚，只能接受。

好在你有比更低层的、关内的同胞高一层，你可以欺负他们，最终养成“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汉奸政权的亲日宣传画

如果说这是精神层面的杀人诛心，还有肉体上的大屠杀，这就是针对东北教育界爱国者的“思想大讨伐”。

1936年冬，日本人在安东（今辽宁丹东）、凤城、宽甸、岫岩、桓仁、庄河、通化等地，大量抓捕教育系统的老师们，不管是教育局长，还是中、小学校长，还是数理化、音乐、美术老师，伪安东省所辖的几乎所有学校，如，省立通化师范学校、通化县立师范附属中学、女中和农中、安东林科中学……

完全被日本人都抓空了。

不管男女，无论是怀孕的女教师，还是六十多岁的代课老师，都给戴上“颠覆王道乐土大满洲国”的“思想犯”帽子，受尽了所有的法西斯酷刑。不算无期和有期徒刑的，最后枪毙了通师前校长马骥北，时任校长佟儒，女中校长修禄，农中校长杨培伍和县教育股长马清川，还有数十人被折磨致死。

日本侵略军在东北屠杀中国人民

据伪满“中央警务统治委员会”《关于逮捕安东省内反满抗日秘密组织救国会的综合材料》记载：

从1936年9月7日至1937年1月12日，在四个月的时间里，日本侵略者以“安东教育救国会”罪名逮捕的311名人员中，当场被打死3人，自杀1人，逮捕后被打死6人，因患病等原因暂时放出53人，结果不明的有2人，其余246人被以“安东教育救国会”罪名关押、审判。

实际上，被害爱国教师的数量，远不止此。

据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安东省教育厅1946年2月编制的《抗日战争时期教育人员及其家属受害人员调查表》，不完全统计到的“安东教育救国会惨案”中被逮捕的130人中，惨遭枪杀的有40人，被打致死或因病死于狱中的有25人，出狱后死亡的有4人，被判处15年至13年4个月的有48人。

被害而死的人数，远比侵略者供认的要多得多。

伪满宣传画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安东教育界惨案”。

罹难者中，最惨的是通化县教育局局长邓士仁，日本人和汉奸用皮鞭子抽，灌凉水、灌汽油，吊起来打，手指甲都被拔掉，直到把人折磨至死，然后尸体扔到山上，喂了狼狗。

邓士仁被害后，日本侵略者为掩盖真象，便四外放风，说人跑了。日本宪兵还假装不知下落，接连三天到邓士仁家里找人，让他回来后去自首。

还有被枪杀的安东林中校长秦有德，日本宪兵队为了撬开这位爱国教师的铁嘴钢牙，把秦校长九十多岁的老母亲，还有一家老小，妻子儿女，都抓进了监狱，当面给秦校长的小儿子灌辣椒水，殴打八岁的小女儿。

这还不算完，日本侵略者及其豢养的汉奸走狗，不会“轻易”放过爱国者。安东朝阳小学校长单荣道被日本人虐杀后，尸体运回安东老家。伪满警察下令：不许烧纸，不许吹喇叭，不许杀猪摆席，抬出去埋掉完事。

人死了，埋都埋了，该算完了吧？

单校长的长子单熙明在解放后，控诉说：

“父亲死后，我们自然是反‘满’抗日的家属了，全家失去了自由，我是他的长子，更备受欺凌。

1937年我正在职业中学读三年级，受尽了日本教师的欺凌。上体育课时，日本教师以练武士道为名，拿我当靶子，拳打脚踢，打倒了站起来，还得立正。入凤城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上劳动课，日本教师叫我挑大粪浇西红柿，不小心浇在叶子上，强逼我朝着西红柿跪着，叫我把大粪吃了，我不吃，他就往我头上浇大粪。

1939年冬由凤城师范学校毕业后，我被派到安东县村立小学当了三年教员。在这三年中，日本特务对我进行两次‘身元调查’。

1941年冬集训时，有一次因雪天迟到，日本教官当着教师面罚我跪，还拳打脚踢，进行人身污辱。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台湾同样进行奴化教育

父亲死后，母亲带着弟、妹等搬回老家居住（安东市郊）。我家处于洼地，有一次大雨成灾，洪水把我家房子冲垮，母亲带领弟、妹到别处躲灾。保长宫明璋领着保丁，边赶边骂，“你们是‘国事犯’，反‘满’抗日的罪人，不在自己家，为什么还到处乱走？快回去！”

保丁押着母亲、弟、妹等回到被水冲倒的旧居，到残墙边，母亲一头就倒下了。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被赶出了中国，共产党、八路军解放了东北，我家才得翻身。”

除了安东教育界惨案外，日本侵略者还在中国东北，制造了一系列针对教育界的大屠杀，比如：本溪思想犯案、吉林教育惨案、磐石教育惨案、黑山师范学校事件……

在解放后的数次调查统计中，发现被迫害逮捕牺牲的爱国师生，有名有姓的，就多达500余人。

“皇军的‘仁慈’”？！

日本人这么干，目的何在呢？

就是要尽量让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青少年，完全丧失民族气节，彻底接受奴化，俯首贴耳，而且要开开心心成为他们的忠犬。

简单说，就是培养“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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