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之尊经阁记（古文观止解读之三槐堂铭）

天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将安取衷哉？吾闻之申包胥曰：“人定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世之论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为茫茫善者以怠，恶者以肆盗跖之寿，孔、颜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于山林，其始也，困于蓬蒿，厄于牛羊；而其终也，贯四时、阅千岁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则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见所闻考之，而其可必也审矣，现在小编就来说说关于古文观止之尊经阁记?下面内容希望能帮助到你，我们来一起看看吧!

古文观止之尊经阁记

天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将安取衷哉？吾闻之申包胥曰：“人定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世之论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为茫茫。善者以怠，恶者以肆。盗跖之寿，孔、颜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于山林，其始也，困于蓬蒿，厄于牛羊；而其终也，贯四时、阅千岁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则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见所闻考之，而其可必也审矣。

国之将兴，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报，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显于汉、周之际，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盖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相真宗皇帝于景德、祥符之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时，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于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晋公修德于身，责报于天，取必于数十年之后，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

吾不及见魏公，而见其子懿敏公，以直谏事仁宗皇帝，出入侍从将帅三十馀年，位不满其德。天将复兴王氏也欤！何其子孙之多贤也？世有以晋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气，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孙德裕，功名富贵，略与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观之，王氏之福盖未艾也。

懿敏公之子巩与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以是铭之。铭曰：

“呜呼休哉！魏公之业，与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归视其家，槐阴满庭。吾侪小人，朝不及夕，相时射利，皇恤厥德？庶几侥幸，不种而获。不有君子，其何能国？王城之东，晋公所庐；郁郁三槐，惟德之符。呜呼休哉！

解读：

三槐堂是北宋初期王祜家的厅堂。王祜(923年-987年)，字景叔，一字叔子，今山东省莘县人，笃志词学，倜傥俊气。后晋时随权臣桑维翰和杜重威，迁南乐县令。北宋建立后，先后拜监察御史、中书舍人、史馆修撰、开封知府等职，后卒于兵部侍郎任上。《三槐堂铭》是苏轼为王祜的重孙王巩而写的一篇歌颂王氏家族功德的文章。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对上天充满强烈的期待，认为天不藏私，认为天道至公至允。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如果老天真的这么公平正义，为什么善良的人会穷困潦倒甚至天命不长，而奸臣佞人却能够作威作福自然而终？就像苏轼在文章一开始就劈头质问：“天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然而，苏轼在怀疑之时，却也认为“仁者必有后”。虽然这是为文章奠定基调，但是“仁者必有后”，恐怕也未必，颜回的儿子叫什么名字？

苏轼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错乱，是因为“天之未定者也”，意思是天意没有最终显示出来，并举例说好比松柏之初生时为蓬蒿所欺，为牛羊所食，可一旦长成，却能够贯穿四季，挺立千年。苏轼进一步发挥说，善恶之报，往往会体现在子孙身上，这已经成为定论，而且根据所经历的事情来看，也是有事实依据的。

苏轼所说的“善恶之报，至于子孙”的观点，其依据是来自于《易经》：“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然而他将天意之未定来评定盗跖之寿和孔颜之困，仍然无法自圆其说。难道老天爷也有混乱的时候？盗跖和颜渊大体是同时代的人，天意此时若定，就不应该区别对待；若天意未定，每个时代都有忠奸善恶之分，是否意味着天意永远不定？

苏轼认为国家将兴之时，一定有世代积德、为天下生民做了特殊的贡献还没有来得及享受回报的人，他们的福泽也就会延续到子孙身上，而王祜就是这样的人。他在后汉、后周之时已经显贵。北宋建立之后，曾侍奉过宋太祖和宋太宗，有文有武，能忠能孝，天下都希望他能够为丞相。然而他因为刚直不阿而不为世道所容，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子孙身上，亲自在庭院之中栽下三棵槐树，说我子孙之中必定有人能够成为三公。后来，王祜之子王旦果然成为真宗皇帝时期的宰相，在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时，坐享荣华富贵十八年。苏轼说，你今天把东西寄存在别人那儿，明天不一定能够拿到。然而晋国公王祜修德于身，向上天求福报，而取之在几十年之后，就像契约一样丝毫不差。苏轼据此认为天道之果报之不爽。

王祜的预言确实非常神奇，历史记载中也有许多类似的预言得到了应验。我不能肯定这些预言是假的或者附会的，然而我们不应该忽略的一个事实是，历史上有太多的预言，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应验，所以没有被记入文字历史，比应验的要多得多。好比我们做梦，如果某次应验便会觉得非常神奇，那太多的梦没有应验，又当如何说？至于“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似也未必。宋真宗即位之初即现出“澶渊之盟”，能说天下无事？宋真宗后期沉溺于封禅之事，广建宫观，劳民伤财，导致北宋内忧外患的矛盾日益突出，能叫“朝廷清明”？王旦两度为相，接受皇帝的贿赂，违心率官民上书请求封禅，也不能说是安享荣华富贵。

王旦去世于1017年，苏轼出生于1037年，二人之间并无交集，只是见过王旦之子王素。苏轼对他的评价是“出入侍从将帅三十馀年，位不满其德”。王素为官时确实有非常好的官声，也为百姓做了许多的好事。如神宗熙宁初(1068)，他以端明殿学士知太原府，因山西连年灾荒，饿殍遍野，王素劝富家出粮，救济灾民，救活l0余万人。然而王素长期在地为官，并非身居高位，是以苏轼有“位不满其德”之说。苏轼说大概是老天将要复兴王氏吧，不然其子孙怎么如此多的贤才俊杰呢？苏轼将王氏家族与唐之李栖筠相类比，认为功名富贵相差无几，而忠恕仁厚却要高于李栖筠。苏轼认为，这说明王氏一族的福报还没有享完。

不幸的是，苏轼的预言并未成真。因与苏轼交好，王巩因受“乌台诗案”影响，被贬到今广西宾阳，是贬得最远、罚得最重的，这让苏轼颇感内疚。他在《王定国诗集序》中说：“今定国以余故得罪，贬海上五年，一子死贬所，一子死于家，定国亦几病死。余意其怨我甚，不敢以书相闻。”然而，王巩随遇而安的态度却让苏轼大为感动，“而定国归至江西，以岭外所作诗数百首寄余，皆清平丰融，蔼然有洽世之音，其言与志得道行者无异。”后来，苏轼在与王巩见面时，挥笔为王巩的歌女柔奴写下了一首千古传诵的名作《定风波》，借柔奴之口，实则是赞赏王巩。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从文章总体而言，似乎有些难圆其说，有些观点经不起诘问，可能是苏轼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联想到自己的命运，内心也是在翻江倒海。他相信上天的公平的，可现实却让他难以平静。苏轼也不能在文章中表现得太低落，这是为好友王巩的先祖作文，而对方还处于困境之中，必须要用文字“同其友声”。或者因为如此，苏轼在叙述王巩祖上功德时才有意识地加以拔高，并以“王氏之福，盖未艾也”相鼓励。苏轼用心之良苦，二人交情之深厚，世途命运之多变，令人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