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摊丁入亩实行了多少年（什么是摊丁入亩）

税收是一个国家运行下去的根本，自古以来历朝历代都在税收上面下足了功夫。当今我国的税收制度是以保障老百姓生活为前提的，但是在古代封建社会中没有这么好的政策。

古代百姓的生活犹如过山车一般，遇到明君减免赋税的话，日子就过得好一点；若是遇到一个昏君加重赋税，那活下去都很艰难。所以老百姓世代都在祈祷着天下能够太平一点。

清朝的时候康熙帝针对国家税收制定了“永不加赋”的政策，后来雍正帝将它发扬光大。清朝这种制度也是从明朝中沿袭下来的，实际上这种传统自古有之，不过清朝根据实际情况又加以改革了，主要是因为明朝的制度存在着很大的弊端。

明朝建立之初，在制定国家政策的时候一般都是效仿前人的做法。如早期的税收制度就是参考唐朝时期的“两税法”，在中期的时候有所改动。

明朝最开始实行的是租庸调制，但由于这种制度的弊端，使得出现了大量土地兼并的情况。所以朝廷决定执行两税法，即以地税和户税为主，用金钱替代事物来进行交税。

朝廷中央给每个地方分配有一定的税额，由地方官在当地进行征收。缴费的额度按照家庭成员和财产来算出定额，每年的六月和十一月各征收一次。

这种税法是根据贫富规格来征税，久而久之就触犯了地主阶级的利益。他们勾结封建官吏巧立各种名目向百姓们征收赋税，官吏们为了升官发财，就不断地横征暴敛，百姓们承受着严重的苛捐杂税。

明后期张居正推行了“一条鞭法”，进一步改善了民间的赋税风气。这种方法是将丁银分摊到田亩当中，丁银便是从西汉延续下来的“人头税”，这个方法实施后，人口和粮食各占一定的比例。

税法推行之后，农民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同时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于社会进程是有益的。但是一条鞭法依然是为封建上层社会服务，它也是在专业政权和地主之间的斗争中产生的。

所以一条鞭法即使有所改良，但依然跳脱不开土豪乡绅们的圈子。以至于这种改良所达到的效果显得非常微弱。而且当时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一条鞭法针对的仅是劳苦大众，那些地主却除外。

这是明朝对乡绅士族的一种拉拢政策，朝廷规定豪绅地主具有免除赋税的权利，不仅是他们的家人，就连府上的奴仆都是不用交税和服徭役的。

久而久之明朝贫富差距就开始凸显，有钱有闲的不用交税，反而累死累活的劳苦大众要被征税去养活整个国家。这也导致百姓们怨声载道，如果收成好的话还勉强过日子，要是有个天灾人祸，那简直会被逼上绝路。

他们有些人手握着少量的土地，但却被巧取豪夺地征收税款，一年到头没得一顿饱饭。他们宁愿将手里的土地献给乡绅们，去给他们当佃户，以此来逃避高额的赋税。

如此一来就陷入了恶性循环，朝廷能从农户手里收上来的赋税越来越少，导致国库一直亏空。再加上有些农民被逼上梁山落草为寇，内忧外患之下的明朝廷就连拨款镇压的钱财都没有。

崇祯皇帝为了镇压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还有抵御清兵，都得拉下脸来让各位大臣捐钱。这是何等的讽刺，可以说如此税收制度直接拖垮了明朝廷。

清军入关之后，为了控制中原地区，进一步沿袭了明朝廷遗留下来的税收之地，当时推行的也就是改革后的“一条鞭法”。康熙时期，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平定各方势力之上。

比如三藩之乱就打了八年，更别说征战沙俄、平定准噶尔部、收复台湾等。可以说前期都在打仗，无暇顾及到民生这方面。待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康熙才发现连年征战，百姓已经苦不堪言。

康熙也经常喜欢出巡，他曾四次到过山东地区，发现那里的百姓生计堪忧。当时拥有少量田产的小户都会依附在大户中进行耕种，收成的时候大户人家拿大头，小户则分到一小部分。

如果遇到天灾人祸没有收成的情况下，老百姓也只能流离失所了，像一些孤寡老人也只能等死。康熙爱民如子，看不得这种境况，于是便决心进行税收改革。

康熙五十二年，他颁下一道诏令：“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即规定每户以当年的人口数来征收丁税，此后一直固定这个税额，即使家庭有新成员也不再增加。

这种方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废除了自西汉以来都要缴纳的“人头税”。这样就给百姓减轻了极大的负担，此政策的成效就是雍正和乾隆时期人口突破到四亿，占世界人口的40%。

雍正时期，他在康熙的“永不加赋”政策基础上，面向全国推行“摊丁入亩”。即彻底废除了“人头税”，改为征收田赋。这样农民再也不用负担人丁的税收，自身轻松了很多。

政府清查各地的田亩进行上报，按照每户所占田亩的比例来均摊赋税。最重要的是明朝优待乡绅的政策到这里算是彻底结束了，他们也跟其他农户一样，按照田亩的多寡来缴税。

这个政策的落地实施，可以说能让乡绅们集体跳脚，他们享受了几十年的免税政策，到清朝不管用了。不过对于广大劳苦大众来说是一件大喜事，那些田少和无田的农民负担就减轻很多。

随着“人头税”的废除，政府也不用整天盯着哪家哪户添了新丁，朝廷对户籍的控制就松了很多，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一些农民或者手工业者可以自由地迁徙和出卖劳动力。

农民摆脱了人丁徭役的负担，不用再将自己捆绑在土地上，民间社会流动人口也随之增加，进一步促进了商品市场的繁荣，使得清朝迎来了封建时代最后一个“康乾盛世”。

中纪委曾点评过雍正时期的“摊丁入户”，说此举卸下了穷人身上的枷锁，同时也斩断了地方官员的生财之道，各种巧立名目的罪行都会被严厉查处，对地主和贪官来说无疑是一种沉重的打击。

由此可见税收制度是国之根本，做得好就利国利民，做得不好便会成为国家的负担，就像明朝后期一样，最终引发了国内的暴乱，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