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不甘寂寞的旷世逸才（你还真不知道什么叫执拗）

杨度

说起杨度这个名字，估计现在很多人都不认识了。

不过，在那个混乱不堪的民国时代，杨度这个名字其实用“天下皆知”来形容亦不为过。

一个继康有为之后被称为第二个最热衷于帝制的“封建妖孽”，能在革命风潮铺天盖地的北洋时代红透半边天，说来也是民国一大奇迹了。

杨度这个人吧，原本一直是被视为“该杀”的，其名声之臭，和他那被视为“落水狗”的老友章士钊一比，章士钊弱爆了。老章顶多才被当成了“狗”，而杨度，简直就是“国祸”的象征。想当初袁大头死后，革命党人以及一大堆社会名流都想要拿他来祭刀的，要不是中山先生专门点名不能动杨度，十个杨度估计也没命了。

但就这么个人，又有谁想到他居然后来又成了中共中的一员了呢？为什么共产党会接纳一个封建余孽入党呢？杨度真的就是传说中的“国祸”吗？

所有这些事，只如同秘密一样的存在，幸好周恩来总理是一直将杨度的事情放在心上的，所以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终于把当年杨度加入“中央特科”的秘密给说出来了。

直到那时，人们才知道，他们所熟知的那个杨度，其实只是杨度的一个影子而已，而他的真实灵魂，大家压根就没能触摸得到。

周恩来

从晚清横跨民国的杨度，名声一直很大，但这个名声，大的有些尴尬，前荣后毁，即所谓的毁誉参半，在这一点上，他和康有为极为相似，但其胆识和意志，康有为还真不能和他相比，二人均信奉“君主立宪”，但杨度的骨头，比老康要硬。

民国那帮旧书生革命，善变者众多，有人退化，有人进步，曾经的英雄，后来成了狗熊者居多（譬如康有为，而其弟子梁启超则不同，和老师的退化不同，他一直在改变），以至让人不得不怀疑其革命的动机。

乱世之下，革命不一定都是正义，有人为名，有人为利，唯有孙中山、陈独秀、杨度这样的少数人是真个为了理想而战，所不同的是，人家孙中山和陈独秀的理想是革命救国，而杨度热衷的是改良救国。（注:和杨度他们相比，毛泽东周恩来李大钊他们完全是新青年了，所以没有把他们算在旧书生行列里面。）

当然，最后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历史证明了革命对中国发展进程的正确性，失败的杨度，就被当成历史尘灰被扫除了。

那么，杨度的东西就真那么不堪么？

关于这个，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了，因为历史没有给过他这个机会。

杨度的一生，因为对“君主立宪”的执着，经历颇为坎坷，起伏之势，犹如过山车般惊醒刺激。

少年天才的杨度，如果不出意外，理应是一代文宗大儒才对的，但遇到湘中名士王闿运，人生就变了。盖因王闿运这个人吧，除博学多才之外，更精于“帝王之术”，然而这王名士生不逢时，遇上满清那样的顽主，他那套东西，估计没人理他，以至于不得为政成了他的终身遗憾。中国人对名士，因为离的远，所以一般皆以钦佩待之，浑不知名士也是肉身，所谓清高，倒有大半是郁郁不得志而装出来的满不在乎罢了。虽然中国历史上真有那种高洁之士，但王闿运似乎算不算，他的狂，其实还是对失意的一种掩饰。这不，看到神童杨度，老爷子则欢喜的不得了，于是，在杨度方才九岁的时候便将其收入门中，授予自己的秘密神技了。这么做，无非是为了能让这个聪明的弟子在未来为自己圆梦。

所以吧，杨度的命运，其实有一大半乃王闿运的功劳是也。话说这王名士也真是敢讲敢言的主，他甚至还鼓动曾国藩造满人的反呢，也着实有些了不得。

王闿运

说起杨度的过山车人生，清朝还没垮台的时候就遭到一次了，但他这人实在头铁，到得民国成立，他还是一如既往地鼓吹他那一套政见，乃至伙同袁大头朝革命党放枪，跟着袁大头又演了一出闹剧。

有意思的是，这么“反动”的杨度，到得张勋和康有为闹“复辟”的时候，他就又一点都不感冒了。要不是他有这样的表现，想来也没人能看出他和“复辟派”的区别出来。

说了那么多杨度的丑事，也该来说说他的不凡了，要不然，没人能明白他为什么能被视为民国第一奇人。

博学多才的杨度，其才华个人魅力并非浪得虚名，身在那个激进的年代，要杨度只是那种传统的文化人，那他再怎么折腾，也翻不了什么大浪。可惜，由于资料的缺失，杨度的事迹，很多并不能为我们所知了，但好在有一点还可证明他的不凡，那就是他的关系圈子。这些人的名字，随便说一个，要么是彼时人中龙凤，国之栋梁，要不就是一方大佬，一隅名士，那境界，堪称“黑白通吃”的巅峰。废话不多说，我们姑且来看下这些人的名字:

谭嗣同、张之洞、梁启超、康有为、孙中山、袁世凯、蔡锷、章士钊、黄兴、李大钊、、周恩来、齐白石、夏寿田，杜月笙……

还是来幅图画，这样更直观一点，虽然不太全。

怎么样，看到杨度能和这么多牛人有交情，对于他的人格魅力 ，想来各人心里应该自有杆秤了。

杨度之火，火于一次灾难。

这次灾难，就是1903年的清廷“经济特科”考试。

在此前，十八岁便已是举人的杨度曾两度度赴京备考，但均以失败告终。

虽科考不顺，但这段期间的经历，对杨度后来的思想却促成了很大的影响。一是参与甲午战败后，在京城与爱国学生上书抵制朝廷与日本侵略者议和；二是回乡后在长沙得以和梁启超结识（时逢梁启超受邀于长沙时务学堂任教，二人得以互相认识结为好友）；三是“戊戌变法”的失败。戊戌之事，对于别人可能没什么，但对杨度来说，太重要了，因为为了这次变法，他的两位朋友一个已死明志（谭嗣同），一个成了朝廷通缉要犯（梁启超）。

通过这些事，杨度算得是看透满清王朝的腐朽了，于是在强烈的爱国意识之下，他有些对传统思维产生了怀疑，继而产生了寻求新知识的想法。

“庚子事变”后，朝廷有感于自己的摇摇欲坠，于是开始实施开放思想。在朝中一批思想较为先进的大员的谏议之下，老顽固西太后也算得稍微开窍了一些，于是日暮西山的满清王朝由此进入取经之路。赶着这么一股风潮，早不满传统的杨度不顾老师王闿运的反对，坚决去了日本求学。

这一去，便为杨度的人生定了格——受当时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从日本国的变化得到了中国也须走“君主立宪制”方能救国的感悟。

这一想法确立之后，就再也没做过任何更改。

公元1903年，满清王朝在落幕之前做了最后的一次求贤招聘，此次应试者均为全国各省公认的栋梁之才，清廷也把这次考试称之为“经济特科”，所谓经济特科，大家千万不要误会，这个经济不是搞钱那个经济，这是“经世致用”，往白了说，就是朝廷这次考试不是在挑选经济学家，而是挑选政治人才的意思。

此时的杨度，本身就有“帝王术”的莫测修为，兼之又出国开了眼界，外加才华名望于一身，自然成了热门选手。唯独奇怪的是湘省居然没能拿下他的推荐名额，居然是成了人家四川总督的菜，即为四川所推荐，代表四川仕子出征。

杨度也果然不负众望，凭着优秀的表现获得了一等第二名的荣耀，其政见之独到和老辣完全超过了他这个年龄段的认知，惊得晚清朝廷最著名的两位思想开明的重臣张之洞和袁世凯，连下巴都掉了。杨度这个名字，于是就这样刻在了二人的心上。

然而，正当杨度觉得自己有了用武之地的时候，殊不知一场灾难依然悄然来临。

他被举报了，罪证是“与革命党有染”。

好了，这回经世致用打水漂了，榜元资格被取消不说，还上了朝廷通缉令。可怜的杨度，再次踏上了流亡日本的路。

说起这场闹剧，还没完呢。在杨度被通缉后，朝中又有好事者为了获取老佛爷欢心，不惜又加了一把火，连着状元梁士贻也一起给烧了。

杨度这个，多少还说得过去，但人家梁士诒是真的冤，他的被革除功名和通缉，仅仅只是因为他的名字，这真叫一个“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梁士诒，看着好端端的一个名字，却偏偏被人家给攻击了，说他这是“梁头康尾”，梁嘛，诒嘛（康有为有个别名叫康祖诒），妥妥的逆贼，不是么。老佛爷一听，背脊骨发凉:

通缉!捉拿归案!

就这样，这届万众期待的人才大选拔考试，以状元榜眼被通缉而奇葩收场。

经这么一闹，我那穷乡僻壤的小家乡，破天荒地被老佛爷给整了个状元出来，乐得现在地方上还拿人家袁嘉谷老先生的状元名号在消费呢。想来以当时的境况来看，我的老乡袁状元可不好觉得这是多光彩的事吧。

一夜之间，由榜元成为政府通缉犯，杨度由此名扬天下，而清朝的那点苟延残喘寿命，谁都能看出来已支撑不了多久了。

仓皇出逃日本的杨度，虽然有些狼狈，但不悲哀，本身就是孤傲之人，经此刺激，更坚定了他的理想追求意志，愤然创作出一首四百多言的《湖南少年歌》来为自己言志，此诗一经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发表，即名扬四海，为广大爱国青年志士所爱。据毛泽东的好友萧子升回忆，彼时的他和毛泽东、蔡和森三人，就深受杨度这首诗歌的影响，对自己家乡的这位名流充满了崇敬之情。

说到杨度的《湖南少年歌》，又不得不提一下他的另一首诗歌《黄河》。其诗如下:

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

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

古来圣贤，生此河干；

独立堤上，心思旷然。

长城外，河套边，

黄沙白草无人烟。

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

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誓不战胜终不还。

君作铙吹，观我凯旋。

这首诗创作于沙俄挑动外蒙古独立的时候，面对祖国边关垂危，历来自负以天下为己任的杨度实在压抑不住心底的悲凉了，于是在流亡日本期间创作了这首讴歌华夏儿女母亲河的歌词，以寄托对祖国命运的忧思与祝福。

这首诗歌一经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发表，便被迅速传了开了，不久便被回国的留学生带入国内。

杨度的爱国之词一经传入，即被许多爱国音乐人士所欣赏，于是很多人都为之谱曲，以方便吟唱宣传。

此歌一开始有众多版本，但后来大家一致认定沈心工所谱的一版最符合杨度诗词的沧桑壮阔。沈版一经传唱，便俘获国人芳心，继而使得《黄河》一歌成了清末各学堂必唱的一首回肠荡气的爱国歌曲。

对于这首歌曲，大文豪茅盾先生晚年回忆起来时曾说，这是他们那一代人都记得的少年时唱过的歌曲。

另外，《黄河》这首歌于我们来说，在今天显然没几个人能知道了，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二十世纪经典歌曲”评选活动中，这首歌是排名第一的。排名第二的是弘一大师的《送别》。遗憾的是《送别》一直流传了下来，后来还被很有才气和人气的民谣歌手朴树拿来重新演绎过，但《黄河》却像曾经的乌梁海一样一去不复还了。

文章诗词，只是杨度用来解闷的信手之事，这个醉心国事的才子，念念不忘的一直是政治。在这段流亡的沉寂期之间，杨度一边作诗抒发情绪，一边却在苦苦研究中国的出路问题。彼时受西学影响，各种主义大为流行，“拿来”成了当时的思想主流，但杨度却不迷信那些东西，而是通过仔细研读之后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理念，这套理念，就是为我们后人所知的“杨度金铁主义”。

鉴于《金铁主义说》这篇文章太长，所以这里就不再引入，总结一下，就是当国人还在迷茫孱弱悲催的无奈中挣扎的时候，杨度就已经悟出了工商立国，民权扩张，立宪强军，强国富民这样的主张。这些东西，以今人视觉看之，不觉得如何，但放在晚清时代，无亚于平地惊雷，一语点醒梦中人是也。

杨度在日本留学生中爆火之后，立即引起了当时的革命党人孙中山先生的注意，二人均属朝廷要犯，爱国之心之激烈又极为相似，于是，中山先生便亲自登门拜见杨度，邀其参加革命。然而，令中山先生没想到的是，面对自己的亲自登门，怪人杨度居然不愿意参加革命。据章士钊的回忆，为了能将在日中国留学生中影响力最大的杨度拉入队伍，中山先生此番可是下足了苦功的了，但二人交谈了三天三夜，中山先生都没能说服杨度这头犟驴。唯一的原因，不是因为中山先生有什么问题，而是因为他只想走君主立宪制的政治改良之路。他也不说革命的不好，但自己就是“死性不改”。

二人交流期间，他也不敷衍了事，对中山先生的观点和思想也极为首肯和佩服，这表现，用我们的话来说，也真是奇葩了的。杨度之执拗，简直堪称历史一绝。

不过，最后分手的时候，他虽然表明了自己因为投身宪政不愿放手的态度，不愿加入革命党，但他还是给中山先生推荐了自己的同乡好友黄兴。

影响历史进程的两大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就这样因杨度而得以结识。

你看，奇葩的杨度，即使自己不革命，但资产阶级革命的军功章上，他依然有着难以移除的功劳呢。

更搞的是，这边中山先生刚为他推荐黄克强而高兴呢，他又立马给中山先生捅了一火铳:

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国民革命，先生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勿相妨也。

哈哈，这话说的，要中山先生气量小一点，估计要被气的喝一壶了。

但问题是，杨度说这话，还真是他自己的内心真实反应，他的确不认可革命，这在后来他创办的《中国新报》上表达了自己的思想:

至我政府之甘为人所用，或为人所愚，吾以为皆不必论之。何也？我国民若又以此而咎之，谓其不为国民谋利，而转夺其利以利他国国民，为了不足受国民之托付，是则是矣，然而，何责之之高也？况此不自咎而咎人之心，已自损失其国民之资格，放弃其所以为国民之天职。

他这意思，其实就是中国人的事情只有自己能解决，反对借用别国实力来干扰本国政治。在这一点上，章士钊和他都持一个态度，章士钊要知道当时“护国讨袁”时有日本黑龙会的相助，想来他就不会站在革命党一边了。

经杨度引荐后，孙中山与黄兴在章士钊住处相见相识，之后孙、黄二人达成共识，将“兴中会”与“华兴会”结盟。

之后，在日本人的参与下，留学日本的反清志士大结盟，组建成了“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黄兴成为二号人物。而死活不愿意参加革命的杨度，则凭其独到的政治见识和个人魅力获得中国留学生的拥戴。就在同盟会成立之后，他以七百四十余票的高票当选清国留学生总会干事长。

此外，看似不够激进的杨度还还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剪辫子。

在那个革命党人都还很少有人剪辫的年代，他这个君主立宪制的忠实拥戴者却如此“叛逆”，这表现，实在和我们所熟知的那个迂腐的杨度实在不太相符。

孙中山

1905年年底，清廷为了挽救国运，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奉旨出洋考察各国政治的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率团经过日本时，得知了杨度这个通缉犯的影响力，于是便让随团考察的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龄找到了杨度，请他撰写东西洋各国宪政情况的文章，以供五大臣回国后写“考察报告”时作参考。杨度欣然接受，奋笔疾书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两篇重要文章。

1906年8月，五大臣回京后，杨度的文章获得一众朝堂大员的叫好，于是经过润色，之后将杨度的政见文章上呈给了西太后过目。老佛爷一看，颇为满意，于是于当年9月1日令朝廷颁旨：

预备仿行宪政。

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下，清政府终于小心翼翼地走上宪政的道路。杨度，凭借两篇文章成了清朝倡言宪政第一人，其文章亦成为清廷立宪的蓝本。

杨度本就是心怀政治抱负的人，一看机会来临，立即开始向体制进攻。手段很不光彩，因没有进士功名，只好以“纳赀”换来一个正五品的候选郎中（所谓“纳赀”即花钱买官）。

进了体制，杨度再接再厉，跟着便创办了《中国新报》，自任总编撰员，将自己多年前写的“金铁主义”给予了从容鼓吹。之后，他又创立了政俗调查会，后改名宪政讲习所、宪政公会，以会长和常务委员长的身份力推国内“宪政之实行”。

眼看有机会实现国民议会的愿望，杨度开始飘了，一边为宪政来回奔走，一边却溜进了烟花柳巷快活。清朝规矩，朝廷大员可以纳妾，却不能嫖妓，杨度差点就因此事而完蛋。因这事，立宪又给耽误了。

到得真正执行内阁制度时，老佛爷和光绪也见马克思去了，而朝中最支持杨度的两大臣之一的袁世凯也因为载沣怀疑其当年向老佛爷告密，于是为了给哥哥报仇，欲拿袁世凯来祭刀，后几经张之洞等人的力谏，袁世凯才得以被免除死罪，革职发放回老家养老。

进步派一被打压，所谓的宪政就成了笑话，内阁组建之后，清一色的成员皆是满人当政。

随着武昌起义的一声枪响，这个乱七八糟的宪政还没实施就随着满清的覆灭完蛋了。风光的杨度，徒收获了政治理想上的一地鸡毛。

理清了杨度的这一段经历，看官们便知道了，为什么他后来那么热衷于鼓捣袁大头的称帝。盖因他和袁世凯关系铁，且老袁对他也颇为力挺，兼之老袁在满清时候还是属于思想开明的洋务派，所以在袁大头被民国初期的共和体制闹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为了自己的宪政追求，他便开始抓住袁世凯的心里做文章了。

杨度鼓捣袁世凯称帝，不是要他搞复辟，而是为了实现他那君主立宪制的政治愿望。可是，老袁称帝后有没有真心想搞宪政先不说，可事实是他杨度根本就玩不过袁世凯。是的，他揣摩到了袁世凯的心，但袁世凯当政之后，却根本没给他安排对他来说最符合他的职位。虽然封了一个最大的头衔“公”来给他受用，但他那所谓的宪政，就想都不用想了。（全称是“文宪公”）

可笑，老袁自己想当复辟皇帝，板子却打在杨度的身上去了。充其量，杨度只不过是借坡下驴罢了，但一句“杨度误我”，立马就把杨度也提到“国贼”的地位上去了。

然而，客观来说，老袁的这出戏，没有杨度的鼓捣，那也是八九不离十的事，但经他这么一鼓捣，一个“筹安会”的影响力何其之大，“六君子”均是在社会各界影响力巨大的人物，宪政这东西先不说能不能真正实现，但助推老袁，他可是立了大功的，所以，在当时的革命风潮之下，他杨度，始终都逃不脱袁大头复辟帮凶的嫌疑了。

众所周知，袁大头恢复帝制后，领导“重九起义”的蔡锷通过几经辗转回到云南后，开始了对袁大头的武力讨伐，轰轰烈烈的护国战争随即爆发，袁世凯不得不在压力之下宣布取消帝制，而后就此一病不起。

老袁失势之后，杨度陷入了世人均主张“可杀”的境地，前面有过说明，要没有孙中山的暗中叮嘱保护，杨度肯定早被革命党给刺杀了。

但就在人人都认为他认为会逃跑的时候，他却还真没做那事。为了破除谣言，他还真就将自己的身死置之度外了，便在彼时的《京津泰晤士报》上发表了自己的言论：

国体问题，我应负首责，既不委过于人，亦不逃罪于远方。

……

报载我已窜，你看我窜了否？俟正式政府成立，我愿赴法庭躬受审判。

后来到了天津，面对记者的采访，他还是一样的执着自己的政治追求：

政治运动虽然失败，政治主张绝无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一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十年以前，我在日本，孙、黄主张共和，我则著论反对。我认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讳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

而后，为了证明自己的追求，他还以其他国家为例，举了日本英国德国等许多例子加以说明。

看到这，我只能说至于杨度的政见对不对先不说，但就他那份勇气和担当，的确够硬的，就冲这一点，他就比北洋那帮旧书生气质。

据说后来段祺瑞执政时，杨度好几次都要去自首了的，但每次都被朋友给拦下来了。

杨度在天津报纸上发表意见不久之后，袁世凯便挂壁了，第二天，他便前往中南海给袁大头题挽联: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不知九泉之下的袁大头要是看到杨度的质问，会是什么一种感受。

袁世凯

袁大头当政这段期间，杨度虽然没实现政治理想，但也不是一无是处，这期间，通过他的努力，“南北议和”因为有他这个北洋系和革命党两边关系都不错的人做代表，第一次共和少了诸多的流血战争，要没他在中间周旋，搞不好又是无数人人头落地，华夏遍地鲜血，第二是促成了长沙湘雅医院这座现在国内闻名的医院的创建，第三是推荐自己的老师王闿运做了文史馆馆长，对国故的整理也算是做出了历史贡献。

至于他自己，到真个是落得个一无是处了，名声碎了一地。

黎元洪执政后，狗屎不如的杨度上了政府通缉令，这个人人想要除之的“妖孽”不得不躲进了天津的租界当寓公去了。

这时候的他，，历经袁大头这一出闹剧之后，他显然对一直执着的宪政理念失去了信心了，于是开始醉心学佛，跟老同学齐白石学画画度日。

张勋康和有为闹复辟的时候，第一时间便想到他了，但面对老友的邀请，素来执拗的杨度这回却意外地拒绝了邀请，甚至还指出了张勋他们的“四大错误”，不过他虽然没参加，显然还是有那么意思牵挂的，这从张勋失败之后他的言论可以看出来:

神圣之君主立宪，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

人是死心了，但对君主立宪的执拗，打心里还是一如既往的认同和向往的。

南墙都撞不回的杨度，真个叫人不知道怎么形容了。

然而，嘴是这么说，但杨度始终是心不甘的，学了“帝王术”，这政治吧，想忘也估计忘不掉了。

民国七年，北洋政府取消了对杨度等人的通缉，杨度自由了。

恢复自由身的杨度，先是去拜谢了冯国璋，不久之后，他便就又投入“赤党”去了。这杨度，看来是宪政玩不转，政治不能少了的。不过参加国民党，也算是对自己之前的承诺兑现。当年在日本孙中山先生拉他革命时，他不愿意，不过上文中我们说了，他虽然不愿意，还是说了谁成功，谁就去帮谁的话。怕大伙忘了，就将这段话再搬一遍:

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国民革命，先生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勿相妨也。”

此时的孙中山，正处于非常困难的时刻，军阀之事还没解决，自家就出了事——陈炯明背叛革命。

中山先生之所以想到杨度，是担心陈炯明与直系军阀吴佩孚联手，而这种担心却是实打实的存在，事实上，陈炯明还真有这方面的行动，但经杨度一出手，事情得到了摆平，也不知他用的什么计谋，总之，他找到了吴佩孚的上级曹锟，又让同窗好友夏寿田找直系大将王承斌游说，一系列动作后，终于稳住了湖南的吴佩孚。

有了杨度的帮助，中山先生终于成功逃出魔掌，回到了上海，并对杨度给予了极高的赞誉:

杨度可人，能履政治家诺言。

曾经的三天三夜都没游说动杨度，这回到真个见识杨度的人品了。

有了这次交集，杨度的政治理想又开始了，于是佛也不抱了，画也不学了，亲自去上海找孙中山表述自己的意愿。杨度这么做，那中山先生可是欣喜若狂，于是便和同仁们说了杨度的事，可令中山先生没想到的是，对于杨度，一众国民党人均对之充满仇视，不屑于与之为伍。害得中山先生为了杨度，又不得不为之作了诸多辩解。

这也难怪，像杨度这样的人，能懂他的人，一个巴掌都数得过来。

参加国民党之后的杨度，很是做了一些事，但限于资料，故事均不够完整。但他所做的事情，却足够体现了他的侠义心肠。

自中山先生去世之后，其实杨度已经不可能得到重视了，但他并未因此而泄气，而是尽力在帮助革命。为了离间直系，他甚至鼓动曹锟诛杀吴佩孚；为了削弱奉系军阀，他鼓动张宗昌加入国民党。要不是张学良对他下止杀令威胁，这事搞不好就成了。

安国军政府捕杀著名爱国报人邵飘萍（和毛主席交情很深）、林白水、成舍我时，杨度再次利用他的身份加以施救，可惜，虽然他已竭尽全力，却没能赶上时间，导致救援失败，但虽失败，好歹赶上了处决成舍我的时候，及时将成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最为著名的救援事件，当数对我党创建人之一的李大钊同志了。

关于救大钊先生这段故事，道人在前不久的章士钊一文中有过陈述，所以这里就不再多说了。在那篇文章中，我曾说过大钊先生的死原本是可以避免的，但他选择留了下来，这和谭嗣同颇有相似之处——意在以生命换得国人的觉醒。

杨度探得张作霖要捕杀李大钊他们消息的时候，他立即便让好友章士钊安排传达消息了。事实上，大钊先生的确也是在抓捕行动的两天前就得知消息了的，但他没走，所以使得民国史上留下了一个悲天悯人的大悲剧。

北洋系垮台后，蒋介石执政的国民党，对在和军阀作战中帮了无数大忙的杨度，明晃晃地选择了遗弃，所以后来的杨度，再也没有了当年的风采，渐渐的，便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可谁又想得到，那个看似沦落到去给黑道大亨杜月笙当清客的杨度，却早已是中共特科中的一员了。

每当看到这些细碎的史料，就忍不住让人浮想联翩，这个曾被视为“国贼”的奇人，其身上的秘密，到底有多少，事到如今，可能已经没人知晓了。

好在通过细碎的史料，我们可以得对他略知一二。

杨度加入中国特科，那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的，当时的最初入党介绍人是中共特科负责情报工作的潘汉年，除了潘汉年，还有一个清楚杨度身份的，是著名的左翼作家夏衍先生。

另外，在上海那段期间，除了情报工作之外，杨度先后在上海加入了“中国互济会”和“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并捐出许多巨款。而他的这些捐助，其实都是用在了遭受迫害的革命家属身上。“中国互济会”这个机构，其成立的初衷，就是为了营救遭受政府迫害的受难者的左翼慈善机构。譬如著名的“大同幼稚园”，就是“互济会”开办的烈士家属收养所，在国民党白色主义最残酷的时候，众多流落街头的中共领导人的子女，就是在这里度过困难来的。熟悉“红色牧师”董建吾故事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大同幼稚园”这个烈士子女避难所，如毛泽东的三个儿子，以及蔡和森、李立三、彭湃、恽代英等共产党员的后代，都曾在这里被收养过。

此外，据杨度女儿杨云慧的讲述，其父亲为了支助革命烈士家属，曾经连房子也卖了，最困难的时候，甚至连其夫人的金银首饰也拿来出售用来支助救援。

民国二十年九月十七日，浑身充满秘密的杨度在杜月笙的浦东洋楼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刻，时年五十六岁。

生前，他为自己撰写下了挽联：

帝道真如，于今都成过去事；

匡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从对联中，我们可以看到，自加入中共后，杨度的内心里面再也没有了那种政治气的执拗了，而是一种朝气蓬勃的新生。

宪政再美，最终没能抵得过共产主义，想来这后半生的日子，杨度的内心纠结终是卸下来了，你看“匡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这话，多么鼓舞人心!

写到这，我从杨度自己书写的挽联中确实看出了他对自己转向共产主义的满意。

好一个“国贼”杨度，真无愧于他那国士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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