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汉口竹山店（老汉口从会馆到商会）

汉口山陕会馆局部

自明清起，汉口即为各省商贾来此贩卖与采购的集散货物中心。商品交易量大，则经营商品的商人也多，籍贯同属一个地区的称为同乡。会馆，就是由流寓客地的同乡人所建立的专供同乡人集会、寄寓的场所，也是商帮的地缘性。“汉口的会馆开始沿着市北被称为玉带河的埠头一带修建，从明代万历年间（1573——1619）到清代康熙年间（1662——1722）完成了整体结构性建设。在19世纪以前，中国全国的同乡会馆有四成实际上位于湖北，汉口的数量仅次于北京位居全国第二，11个外省下辖的许多中小组织的会馆进驻了汉口。”（引自《中国都市史》日本.斯波义信著）

会馆由商人出资建屋，其建筑互竞豪侈，以显示本帮的实力和地位，清代文人叶调元在《汉口竹枝词》中称“汉口会馆如林”，曰：“一镇商人各省通，各帮会馆竞豪雄。石梁透白阳明院，瓷瓦描青万寿宫。”作者自注云：“阳明书院即绍兴会馆，梁柱均用白石，方大数抱，莹腻如玉，诚巨制也。江西万寿宫，瓦用淡描瓷器，雅洁无尘，一新耳目。”

汉口建于康熙年间（1662——1722）的会馆有江苏、怀庆（河南）、徽州、岭南（广东）、江西、山陕会馆等7所；建于雍正、乾隆年间（1722——1795）的有金庭（江苏、洞庭）、元宁（上元、南京）、中州（河南）、宁波、咸宁、镇江、辰州（湖南沅陵）、临江（江西）会馆等9所。道光年间（1821——1850）的有宝庆（湖南）会馆等。

曾几何时，徽商数量占汉口商户之半，徽商原来将活动中心置于汉口北郊的两个寺庙里，在清初时获得发展及壮大因而尝试迁入市中心地区。1694年，其3位领袖人物说服乡党中24位有实力者捐出一万两银子，在乡民集中的繁华地段修建了面积达600平方的会所，还以家乡先人朱子做学问的书院将之命名为“紫阳书院”。

新安书院外墙铭文

会馆在18世纪将地盘扩大到汉口南面，跨过了正街到达汉水岸边，并在此修建了称为新安码头的栈桥、仓库及渡船的埠头。1668年建成规模宏大的新安书院（即徽州会馆）。供奉康熙御纂朱子全书藏书阁，专奉康熙所喜好的朱子诗的御书楼。还有文昌阁、玉皇殿、准提庵、新安街、六水街，魁星阁等。从会馆到码头呈细长形的徽州人聚居区被称为新安坊或新安街，其外侧建了一圈外墙。会馆正门前相当于商务及商业街的大街是会馆修建的，在大街的东西两侧还建了装饰有牌楼的大门，让人们在白天自由进出。位于中心的会馆有100间左右的房间，用作会议室、大讲堂、旅店、祭坛、戏台、图书馆和学校。

晋商，他们比徽帮早10年，在1683年将会馆建在了后来的安徽会馆的西侧。因关帝殿及关羽而得名的千秋楼礼堂被安置在会馆的中央，周围配置有旅店及戏剧舞台。后来对会馆北边一带进行湿地改造，使之变为商业区，在东面则买下与新安街相邻一带，改建为统称“山陕里”的区划。山西会馆是将结合在一起的近30个同乡、同业帮派置于最底层，而由10个有实力帮派的首士（董士）聚在一起发挥“彩桥”作用的“联合行会”，10个帮派的首事每年都选出两位头领充当会务的总指挥，当有需要改建和修建的特殊项目时，就充任以工程期为任期的监督人（总董）及每年交替辅佐总董的副监督人（董事）。会馆有董事会的领导机构，加入会馆的商人要交纳一定的会费，履行规定的义务，遵循会馆的规则，并参加会馆的社交活动，宗教仪式等。

如果说会馆是地缘性组织，那么公所（公会）则是商人以行业为基础自发或自觉地建立的组织形式。其任务主要是联络感情，商谈会务，订立规约，交换行情，议论价格，调查业务，讲求信誉等。公所正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表象，体现着商人的职业化，实现了商人与手工业者的分离，极大调动商人投入更大规模，更长距离的商业经营的积极性。

清代嘉定年间（1796——1820），汉口就有会所94个，按经营商品划分，有米市公所、布业公所、淮盐公所等，其后，陆续建有安徽太平帮的匹头公会、花布总公会、白布行帮同业公所等。汉口汾酒糟坊组织了一个酒帮公所，设在汉口利济路上首，北伐战争后改为汾酒同业公会，该组织的任务是评价和摊税，酒帮公所与税官周旋，将出酒量压低，出酒率减少，这样课税金额，政府、税官各得一部分，酿酒户少出一部分，这是当时公开的秘密。

公所最重要的职能是研究、开展商务活动，统一业务思想，统一货价、统一工价、限制开业、限制收徒等，其目的要限制额外利润，防止行业外的竞争。

公所虽为业缘组织，但仍兼有地缘、亲缘的特征。在岁时令节聚集同乡，共同祭祀本乡本土所尊奉的神祇，以联络乡情，增加心理上的安全感。而且同乡或同行共同祭祀保护神。同乡中江西人信奉许真君，福建人信奉妈祖，山西人信奉关帝等；同行中祀祖师，如木匠信奉鲁班，织工信奉机神，药材商则信奉药王等。各类祭祀活动无疑可以增进同乡、同行的感情，使大家通达义理，同心协力。当年汉口的许多会馆、公所曾直接以神殿名称来命名，如江西会馆称万寿宫，山陕会馆称关帝庙，船帮公所设在西来庵，鹾商公所设在大王庙，豫章公所以九华庵为办公和集会之所。

会馆与会所又一重要功能是为同乡办理善举，互相扶助，往往先从暂厝、归葬等慈善事业发起。宝庆会馆的日常活动中就有济助同乡、安葬死者、开办学校等事宜。许多会馆、公所都重视开办学校培养自己的子弟，一些会馆、公所还以书院命名，如阳明书院即绍兴会馆、钟台书院即咸宁会馆、新安书院即徽州会馆、凌霄书院即粮行公所、三才书院即命理公所（算命者的组织）、琴溪书院即川邑正记船帮公所。

会馆、会所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有共同制定的规章制度，对于其成员遵守这些规章制度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同乡会性质的会馆、会所议定的规章制度，主要是关于集体祭祀、社会公益和守望相助一类的规定。而行业性的会馆、会所则是商议同业规则的场所。所议定规章制度以勒碑的形式公布，对违犯者予以严厉的惩罚。这类碑刻，汉口仍有部分残存，如江西会馆万寿宫石碑。

会馆、会所在同乡、同行遇到外来的压迫、攻击时则会发挥团队自卫的作用。如湖南宝庆帮最初所建的宝庆码头，由于帮内船只尚少，往返路程远，所需时间长，没有留人留船长期看，被徽帮乘机占据，不让宝庆帮商船靠岸。宝庆会馆就纠合本帮船民，与徽帮进行浴血械斗，两帮为争取宝庆码头进行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激烈争斗。直到19世纪初，宝庆会馆请同籍京官侍读学士刘光南出面干预，刘氏凭借权势连放三箭，划定宝庆码头与宝庆帮船民居住区，还亲自书写宝庆码头木牌插于界线。退出码头的徽帮并不甘心，富商巨贾操纵安徽籍白莲教转来的部分船民，组成襄（阳）徽联盟，于咸丰年间与宝庆帮展开一场空前的大械斗，械斗持续一整天，双方死伤无数，结果以徽帮败北告终。宝庆帮还乘机不断扩大地盘，把上起大水巷，下至沈家庙，内至广福巷的大片地域据为己有。此后，两帮争讼一直未停，宝庆帮常因湘籍军政巨头的支持而胜出。

会馆、会所还具有娱乐功能。岁时伏腊，演剧酬神，同乡叙桑梓之情，同行联樽酒之欢。所以一些会馆、会所均建有戏台，留有大片空地作为游乐场所。有的会馆、公所按园林风格建筑，为人们提供游览、休息的场所。此外，会馆、会所还联合众商力量，摆脱牙人的控制，代表众商与官府交涉商业事务。会馆还有代办厘金，仲裁纠纷，借贷金钱，设立仓库等。

随着国门的洞开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中国社会经济的一系列深刻变化，地缘性会馆减少，业缘性行会增加，到1840年以后，汉口的会馆由50%以后降为6%；会所在鸦片战争以后有长足发展，汉口有91个，其中1840年以后有71个，如洋广杂货、猪鬃、混元（蛋业）等公所是随外贸行业而产生，如茶叶、皮业、油业（桐油业）、钱业、商船等公所是在旧有行业对外贸易中获得极大发展后成立的。

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对华输出资本和倾销商品，工商业者面对咄咄逼人的商战锋芒，愈感到原有的会所组织不足以保护，希望打破行帮的壁垒鸿沟，联络各业力量以与外商抗争。为此，会所出现了自发联合的趋向。商会的成立是中国资产阶级形成的标志，这一组织的形式是一个由会所到集成行会发展而来的自然进程。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汉口设立商务总局（工商会议所），以“启发商智，联络商情为要义”。但商务总局仍系官办商务机关。同年夏，张之洞委托王秉恩为商务总局总办，复道各商帮选董事24人，分董36人，于是汉口商人有会议之所，开各省风气之先。

汉口总商会大楼设计图

这样，成立不久的官办商务总局，即开始向民办商会过渡。商务总局则成为官商合办的组织。光绪二十三年（1907年），赵尔巽任湖广总督，抑商局，立商会。11月，汉口商务总局根据《商会简明章程》，邀集各商董召开会议，成立汉口商务总会，推举总理、协理、会董，武汉工商界的巨头，如蔡辅卿、刘歆生、李紫云、王琴甫、贺衡夫、程子菊、陈经畲等均先后担任商会负责人。宋炜臣从1907年起，连续四届当选为汉口总商会会长。遂成为“汉口头号商人”，名驰武汉三镇。周星棠，他出生于汉口，是本土的民族资本家，先后经营钱庄、转运公司、盈丰玉米厂等等，投资纺织、煤矿、银行等多个行业，在汉口华商中极富有人气和号召力，先后任两届汉口商会会长。

1915年，北洋政府颁行《商会法》，1916年1月汉口商务总会改组为汉口总商会。初时借商务局为办公地，1908年赵尔巽拨给汉口张美之巷（今民生路）城垣马路两侧官地300方为建会所之用，定名为汉口商务总会，并订立章程。在会所未建成之前，商会先后迁至旧商务学堂、扬子街口等处，在1920年，汉口总商会大厦（今武汉市工商联办公楼）建成，汉口商会在联络工商界，交流商情，抵制洋货，振兴国货以及水灾捐款救济和武汉政治、经济生活中起到相当的作用。

解放后，国家建立了武汉市工商局统一领导工商业及合作事业，地址即原来的总商会旧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