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的传说的由来（圆明园始建之年考辨）

雍亲王圆明园赐园面积考

如果说雍亲王的圆明园赐园，是康熙帝再次封爵诸子之后的调整结果，那这个赐园有多大呢？张恩荫先是认为，“康熙年间圆明园的规模已远远超出以后湖为中心的六百亩范围。至少，东西宽750米，南北长1100米，占地1200亩以上”。后又提出“ 据康熙五十八年（1719）允禛所赋《园景十二咏》诗看，当时修建的重点是在后湖周围，但经营范围东界已至福海西岸的深柳读书堂（即廓然大公）一带，北界至少已包括后湖直北的耕织轩（即水木明瑟）一带。占地面积约为一千亩左右”。前后的史料根据都是允禛所作的《雍邸集·园景十二咏》。

对张恩荫的十二景考证，李大平表示，“大部分赞同”，但对莲花池“可能在曲院风荷或长春仙馆一带”存有异议，认为它应在“濂溪乐处，即旧莲花馆处”。这样，又“把康熙时期的圆明园由水木明瑟再进一步向北推进了100米”。

同时，李文对雍正御制诗《四宜堂集》中的“四宜堂”位置，及其始建年代亦提出新的看法，即：“四宜堂”系“在勤政亲贤、保和太和一区”，“为康熙六十一年前潜邸时已经存在”。

如此，则既否定了圆明园大规模扩建“于雍正三年之后, 同时也否定了普遍认为早期圆明园仅在后湖周围的说法。它说明此时的圆明园其规模框架由南到北已基本完成。这样的话，圆明园在康熙末年，已经由南从保合太和一区到濂溪乐处共900米以上，东西从武陵春色至廓然大公有约800米。此时的圆明园即便不算福海一区，它所覆盖的面积也有约72公顷( 合1000余亩)。这个面积甚至比康熙60公顷( 合900亩) 的畅春园还要大”。

张恩荫、李大平等在判定早期圆明园的具体位置及范围时，其依据主要就是《雍邸集·园景十二咏》。但这一史料可靠不可靠呢？笔者认为，它是非常不靠谱的。且不说学界就雍正继位后，有关康熙“遗诏”真假、大规模收缴康熙帝与百官的朱批奏折、编造谎言迫害手足兄弟、“康熙实录”不实等问题，至今仍诸说纷纭。就拿《清世宗御制诗文》来说，也同样是疑点颇多。

首先，雍正帝的御制诗并不是按时间排序的。以《雍邸集》为例，其中有明确时间的诗，和从诗中可考定出具体时间的诗，选以下十一首，按该集顺序排列：

卷21《热河园中避暑》写于康熙五十一年夏秋之际。

卷22《禁苑秋霁应制》写于“康熙庚辰（三十九年）秋七月十九日”。

卷23《瞻仰盛京宫阙念祖宗创业艰难恭赋二十韵》写于康熙六十年夏。

卷23《癸未岁随驾南巡渡扬子江恭纪》写于康熙四十二年二月。

卷24《万寿颂三章》写于康熙五十二年三月。

卷24《早起寄都中诸弟》写于康熙四十九年秋。

卷24《恭谒五台过龙泉关偶题》写于康熙四十一年二月。

卷25《闰中秋》写于康熙五十七年秋。

卷26《初夏扈跸热河》写于康熙六十一年四月中旬。

卷26《 皇父御极之六十年岁次辛丑元日群臣上寿恭颂》写于康熙六十年正月。

卷26《冬日潞河视仓》写于康熙六十一年十月。

其余《耕图二十三首》《织图二十三首》《群仙册一十八首》全部放在了27 卷。

不言自明，以这种排序混乱的诗集，仅因《园景十二咏》“同《皇父御极之六十年》一起编在第六卷中（实为26卷）”，就简单地认为：这组诗是写于康熙五十八年。（其实，康熙帝御极六十年，是康熙六十年，而不是五十八年）实在是太草率了。细心品读雍正帝的《清世宗御制文集》，我们还会发现其中很多蹊跷之处。如380余首雍邸诗，既没有封爵赐园的记载，也没有康熙帝赐额“圆明”的诗颂，包括继位前后的全部诗作中，都没有一首以“圆明园”为题的诗。

同时，上述专家仅用《园景十二咏》诗，就确定早期圆明园的范围和具体景观，也同样是不科学的。何况其中有很多牵强附会的东西，甚至于“张冠李戴”。如其中以“竹子院”为“天然图画”的依据是，雍正七年闰七月二十七日（锓作）传旨：“着将‘五福堂’锓金字彩漆匾一面挂在竹子院。钦此。”

而据《日下旧闻考》：乾隆皇帝称，天然图画中的“五福堂”，其“堂名皇祖所赐也”。于是李文由“五福堂”所在推知“竹子院”，即后来的“天然图画”。其实是大错而特错了。因细读乾隆六十年的御制诗《五福五代堂识望》中，乾隆帝自注曰：“皇祖御书‘五福堂’，以赐皇考，恭悬潜邸，即今雍和宫之后室也”。“皇考践位后，于圆明园中复摹奎章，悬之是处。”也就是说，康熙御赐的《五福堂》匾，是雍正做皇子时赐的，原挂在雍和宫，雍正继位后又仿制了一副，挂在了竹子院。李文误以为圆明园竹子院里的《五福堂》匾，原是雍正为皇子时所赐，故成为依据。其实根本不成立。

又如“金鱼池”。乾隆帝《坦坦荡荡》诗序言中曰，“凿池为鱼乐国。池周舍下，锦鳞数千头。”但雍亲王诗中的《金鱼池》，则是“甃地成卍字，注水蓄文鱼”。两个金鱼池在形状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又怎么能说二者就是一个地方呢？

其实，在圆明园中仅以匾额称谓来确定景观位置，是极易出错的。因为匾额称谓在御园中不仅多有重复，而且经常是调整移动的。

如“涵虚朗鉴”一名，原在福海西岸澄虚榭，后移至湖东雷峰夕照轩宇内；而乾隆八年复遵旨将“涵虚朗鉴”匾挂在接秀山房“云锦墅”内。汇芳书院内倬云楼的“竹深荷静”匾，原是挂在长春园里的；濂溪乐处景内的“临泉亭”匾，原是挂在“万方安和”景区的；四宜书屋内的“啸竹轩”匾，原来也是挂在长春园的；天宇空明内的“怡情邱壑”匾，原是挂在“坦坦荡荡”的；绮春园内的“清夏斋”原额为“凤麟洲”，后成为绮春园东湖中主殿的名称；原挂在福海西岸的“顺木天”匾，乾隆二十三年改为紫碧山房东南的八方亭匾。等等，不一而足。

所以，笔者认为：仅以雍亲王《园景十二咏》诗来找寻康熙时的圆明园，这个大方向错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不以之为线索，而用乾隆御制诗中，乾隆帝回忆康熙时圆明园的内容为依据，便可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笔者从乾隆帝吟咏圆明园的数千首诗中，找出了与圆明园始建年代有关的诗句，其中所咏的景区范围只有三处，即“九州清晏”“镂月开云”和“天然图画”。如：

《乔松叹》：“清晖阁之前，九株撑偃仰，年将与我齐，从幼看枝放。”

《清晖阁四景·松云楼》诗自注云：“九州清晏之西为清晖阁，此阁盖康熙年皇考建圆明园时所造，阁前向有乔松九株。”

《镂月开云》：“犹忆垂髫日，承恩此最初。”自注曰：“予十二岁时，皇考以花时恭请皇祖幸是园，于此地降旨，许孙臣扈侍左右云。”

《朗吟阁》：“画阁云楣圣藻书，题名犹在我生初。”自注：“阁名犹皇考潜邸时所题也。”

《五福堂对玉兰花二十韵》诗中自注曰：“圆明园经营于康熙辛卯岁，盖与予同年也。此玉兰及清晖阁之松，皆彼时所种。”

《五福堂对玉兰花叠去岁诗韵》诗中自注：“上年，五福堂对玉兰花诗，以五福之义状花，有‘一曰寿实花之身，种时与我同庚真’之句。盖谓圆明园经营于康熙辛卯，玉兰即彼时所种，实与予同庚也。”

乾隆帝生于康熙五十年八月。上述的御制诗及其自注，如果没有刻意隐瞒和作假的话，圆明园始建于康熙四十八年，应该说是可以确立的。至于其时的大致范围，只是后来圆明园后湖的东南一角，面积绝不会超过150亩。

• 圆明园始建之年考辨（一）

• 圆明园始建之年考辨（二）

［作者］

何 瑜

［资料来源］

北京圆明园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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