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乒乓球的情节（写在乒乓少年之后）

写在《乒乓少年》之后

近一年的时间，我被肾结石反复折磨，三天两头跑医院，犯病严重时兴师动众的。亲朋好友见到我的问候语都改了，几乎都问，你的小石头怎么样了？我的回答只能是，还那样。念叨一年的小石头在11月27那天来了，只是以另外的一种我意想不到的方式（乒乓少年的主角就叫小石头）。

那天我起早去医院复查，走在路上想着今天要更的小说情节，心不在焉中胳膊被广告牌的碎玻璃扎伤。自认也是女汉子，开始还捂着冒血的胳膊楼上楼下就诊，等到医生拿着镊子在几厘米长咧开的血口子里找碎玻璃时，我终于晕了。幸运的是我遇到的都是好人，在我没缴费的情况下，医生护士提前给我医治。医生说我运气好，脂肪层全部划开，下面就是肌腱，如果伤到麻烦就大了，说句题外话，这里可见胖子的优势。

拎着一条痛疼不已的胳膊，我被心疼得怒气冲冲的老公接回家，就在这时，接到董元庆导演的电话。

跟董导通话时，老公在外面听得清楚，没有打断，可是眼神递过来，全是反对。我放下电话，他马上说：“你这胳膊能行？算了吧，好好养伤。”

我还在兴奋中，满不在乎地说：“没事，这个导演的作品我看过，相当不错！能学到东西啊！”就是这个私心，让我一头扎进《乒乓少年》中。

离开机不到一周的时间，大纲是出资方认可的，剧本没有完整合适的版本，前面已经有两位编剧付出过大量的心血。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迅速进入状态，董导每天和我通话一两小时，一场戏一场戏的捋，我努力跟上他的步伐。

接下来的几天一共修改了十五稿。董导很忙，我不想打扰他的工作节奏，所以递上新版本后，就安静等待修改意见。因为胳膊的伤，多了换药和输液两个麻烦，最怕这边我被限制自由了，修改意见下来，担误了董导的时间。

12月3日那天下午，董导要求必须下午五点前定稿，发到演员手里。我的心里一直祈祷，快点发来修改意见吧。上天听到了我的声音，在我这边刚扎上输液管时，修改意见到了。我能理解董导此时焦虑的心情，所以什么也没说。在最后期限的一小时内，我右手输液，受伤的左手一个字一个字抠，把修改稿赶了出来。

《乒乓少年》顺利拍摄完成，我的胳膊也长好了。这次合作对我来说，真的是赚大了。董导是很有想法的人，他的风格有些西化，对剧本的要求非常严谨。跟一个认真的导演，学到的不止是专业上的东西，最重要的是态度。对所拍摄的影片每一桢都有自己的理解和诠释，这是与生俱来的一种气度和专业技巧的完美结合。

跟董导的合作，我想到了填词。所谓填，顾名思议，一个萝卜一个坑。词与诗不是，不是一蹴而就的行云流水，而是每一个词的精心雕琢。现代人的词不精不在于所谓的环境，是少了画工笔时那一描一画的心境，那是慢慢沉出来的素养。董导对他的影片，是用心在雕琢。走心了，才能感动自己，这样才能感动别人。

《乒乓少年》讲了一个留守儿童的故事。我是知青子女，应该属于最早的一代留守儿童。也可能因为这点共通，所以跟小石头这个角色的内心有贴近感，对父母的思念，在同学中不自觉的自卑感，还有小学三年级时暗暗立下的志向，长大要当个作家。我也曾是个有梦想的小石头。也曾在灯下一封一封信写给一年才能见一次面的父母。有一场戏写信的OS，湿了眼眶，太有穿越感了。

小石头无疑是幸运的，他生在一个充满爱的年代。但是，真正的关爱是什么？简单的说，你送去的是可以吃上一年的粮食，还是春天可以耕种的种子？一颗小小的乒乓球，在孩子的心里生根发芽，自愿者们，种下的是梦想，收获的希望。

《乒乓少年》与以往的留守儿童的片子不同处在于，它没有突出留守儿童的悲惨，和生活的困窘，而是展现了他们丰满的内心世界和乐观向上的蓬勃生机。这是董导反复强调的，也是他片中追求的更加和谐人文的生命法则。

留守儿童虽然长在大山里面，视线被大山隔断，可是大山外的关爱，会给他们开启一扇窗，铺出一条路，让他们可以飞出大山，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爱是一种心愿，也是一种能力，愿所有有爱的人，去为那些纯洁美好的小心灵都插上翅膀，为梦想发球，梦想就会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