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在哪更新的书(马伯庸的这本新作)

马伯庸在哪更新的书(马伯庸的这本新作)(1)

《大医·破晓篇》在豆瓣评分高达8.5分,有读者评价:“读起来十分顺畅,就好像身临其境。”显然,还是一贯的马伯庸的风格,不但擅长讲故事,而且故事有立意。

出品 | 博客天下大文娱报道组

作者 | 屈露露

编辑 | 孤 鸽

熟悉的马伯庸回来了。

2022年9月,马伯庸的新书《大医·破晓篇》出版,立刻在文学界和影视圈掀起了一番波动。

他是当下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根据他的长篇小说改编的影视剧,受到广大观众的关注,甚至有人说,影视公司和他一起创造了一个“马伯庸宇宙”。

在这座宇宙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在车辙轨迹上的人物们,为了信仰、道义、爱以及活着,拼命奔走。上到庙堂官吏,下至底层百姓,在他的笔下展开千百样态,繁花万重。

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影视剧里,雷佳音、易烊千玺主演的《长安十二时辰》引爆了2019年暑期档,拉动西安旅游上涨22%。2021年,黄轩、王一博主演的《风起洛阳》,建造了一个波云诡谲的神都;今年,白宇、陈坤主演的《风起陇西》,又展现了三国时代的谍影传奇。

他的作品极具美剧质感,结构精巧,人物鲜明,语言凝练,而华丽磅礴的历史卷轴之下,他最终想表达的是人与时代机遇碰撞时爆发出的生命力。

新书《大医·破晓篇》(以下简称《大医》)是他少有的近现代题材,这个新故事又有什么独特的创意,塑造了什么样的人物?《博客天下》专访了马伯庸,听他讲述写作的缘起和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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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一座哈佛楼

马伯庸喜欢在“特别吵”的地方写作,为此他专门找了一个共享办公的地方做写作工作室。隔音不太好,他总能清楚地听到隔壁公司里传出的打电话声、开会声以及吵架声。而他的工作室又在入口处,送快递的、送外卖的,嚷嚷着喊人来拿东西。

但马伯庸一点不觉得吵,“周围的噪声是足够我用的,我听到这些声音特别开心。”

工作室还连着一所学校,每隔40分钟下课铃声响起,过10分后上课铃如约而至。每次听到铃声,马伯庸就会停下笔,和学生们一起休息,他通常会活动活动腰和颈椎,等学生们去上课了,他也坐下来接着写。

他喜欢规律的生活,创作《大医》期间,他每天早上7点30送孩子去坐校车,然后走到工作室开始写作。一直持续到晚上5点30,走到校车站点把孩子接回家,一天的工作也随之结束。

新作《大医》的故事发生在清末民初,讲述的是一批红会医生在乱世中奔走救亡的故事。这本书花费了马伯庸将近5年的时间,他“穿越”到民国救亡图存的乱世之中,去观察和感受中国最早一批医学生们的迷茫与不甘。

灵感萌发于2017年。马伯庸有个朋友在上海华山医院工作,邀请他过去参加职工文化讲座。他恰好在上海,于是就过去了。到了医院后,比约定的时间早了1个小时,负责讲座的医生便带他到门诊楼旁一座西式风格的二层小楼参观,那是医院的院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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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中的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医学堂

马伯庸后来回忆,他第一眼看到这栋小楼,便感觉不一般,气质雍容,造型厚重,里面的一砖一瓦似乎都藏着无数故事。在参观的过程中,他得知这座楼叫“哈佛楼”,是华山医院最早的门诊处。华山医院原名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于1907年筑造,1910年落成,1911年投入使用。

知道这座哈佛楼的历史渊源后,马伯庸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座故事富矿。他发现里面的每一件展物,都勾连到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件、大人物。最早一批中国红会医生们的日常工作,与波澜壮阔的大时代联系紧密,这让马伯庸十分兴奋。

讲座结束后,他把院史馆拍下的照片存进电脑,创作《大医》的念头在当时就有了苗头。后来他跟华山医院的很多医生聊天,总能听到一鳞半爪的细节和线索。院史馆的工作人员掌握着很多细致的档案与照片,他们把这些历史老照片扫描成高清版发给马伯庸。

其中有一张老照片让他印象深刻。照片上是一个小木船,两个带着红十字会袖章的人在运送伤员。照片本身没什么,旁边的注脚引起了马伯庸的注意——那是辛亥革命期间的武昌。

当时革命党和北洋军打仗,战乱不休,红十字会的人舍生忘死的拯救两边的伤员,还要负责掩埋尸体。“仗打完之后,两边人都跑了,战场上剩下一地尸体,一方面是对死者的不尊重,一方面也容易引起传染病,所以这些人又拼命地掩埋尸体。”马伯庸介绍说。

这些泛着时代底色的老照片,穿透时光来到马伯庸的面前,就像一个线头。马伯庸把线头扯出来,循着线索越挖越深,资料越找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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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老照片穿透时光,于今人面前静静诉说,那段动荡年代中的历史故事

然而,新鲜的创作题材,带来的挑战也难以想象,涉及到文化、科技、思想、医学、军事等诸多领域。阅读庞杂的资料需要太多时间,马伯庸只好将这个选题搁置,但创作的火苗总是隐隐燃烧。

2019年12月30日,马伯庸把《两京十五日》的定稿交给编辑,第二天,他马上打开了新文档,《大医》的创作正式开始。

故事并不好讲,清末民初的大时代背景下,医疗工作者的故事千头万绪,不知该如何入手。光是开头,马伯庸就推翻重写了7、8个。原本第一个开头是医院成立了,3个医学生走进医院,发生了一些小冲突。马伯庸总觉得这个开头太普通了,它可以放在任何时代,《大医》的气质显然不该是这样的开头。

“我有一个标准,我觉得任何时代都一定有它最独特的感觉,是它的气质也罢,还是它的社会规则,说不上来,但每个时代都一定有独特的情节。这个情节只有放在这个时代才能成立,放在其他时间,改到其他的时代背景,这个故事逻辑就不成立了。我一定要追求到这么一个风格,才能够达到我要的效果。”马伯庸说。

创作《大医》期间,他做了一项非常重大的工程:上网、翻资料、购买,利用一切可以用的途径,找到大量民国旧报纸,每天都要阅读几份,特别是《申报》,它保留着自己从创刊起的所有电子版,还有1941年创刊的《解放日报》。因为报纸最能反映一个时代的风貌,他看当时的广告怎么讲,读者来信说了哪些话题,头版头条讨论什么社会热点,文艺版写的是什么诗、唱的什么歌……

他还买了一堆民国的老书、旧书,尤其是民国的医学书,着重阅读,包括网上能找到的研究民国医学领域的论文,也全都集中看了一边。

随着资料的掌握,中国早期医学生的群体画像和民国初期的时代卷轴,一点一点地展开在马伯庸面前。当时的中国社会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都在寻求一个问题——中国该往何处去,中国的未来在哪里。“每一个行业当时都在找这个东西,不管是军人、政治家,还是医学人士、农业学者。”马伯庸从这些资料中看见,那个时代的氛围是迷茫的,但心境又是不甘心的,有志之士都在积极寻找出路。

这种时代气质被他带到了《大医》中,影响了方三响、姚英子和孙希等人物的命运。

历史由谁而写

初中时代,马伯庸就喜欢写东西,他偷偷写,不敢叫老师发现。但这份喜欢还是朦胧的,未加训练和培养的,一直到他读大学,写作才开始占据他的生活。最初是在论坛上写杂文,文风大胆,脑洞大开,之后又开始写小说。

他尤其爱研究历史,喜欢从里面咂摸出人物形象,构思传奇故事。他的第一本历史长篇小说《风起陇西》于2005年问世,写的是一个关于三国间谍的故事。那个时候他已经明白,真正能打动读者的,“永远不是古代的人和事,而是这些人身上和‘我’的共同之处,我的困境、我的困惑、我的生活经验……越现实力量越大,历史小说的现代性是最重要的。”

他给自己定下了两个写作原则:第一,不要任何超自然的因素;第二,不改变历史人物,在历史大事的缝隙中去找空间。

写《大医》的时候,他对历史题材小说的思考是,“英雄引领历史,还是人民引领历史?”单独的小人物对历史没有任何影响,也微不足道,但“当千千万万个小人物同时萌生了一个心愿,同时产生了一种意愿,想去做什么事情,那么它实际上就变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这种趋势,像浪潮的扑击,英雄人物也只是顺应这种趋势而已。”

《大医》面临的是一个于混乱中求取生机的时代。故事开篇,一份清朝加入《日来弗公约》(即《日内瓦公约》)、成为万国红十字会成员的电报,展开了几位人物的“生死时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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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伯庸新作:《大医·破晓篇》

1904年7月3日,远在中国关东沟窝村的方三响,跟随父亲和一行村民,中了日本人的阴谋,陷入日俄战役的关东战场。村里一半的男人被乱枪打死,他被路过的带有红十字会袖章的人所救。寒风彻骨中,方三响在等待承认清政府加入红十字会的电报,这样他就可以带着父亲和村民离开被围困的地方。

与此同时,远在伦敦的大清驻英使馆孙希,路过海德公园,看完一场巴浦洛夫实验后,捡起了印有“生理学与医学”的传单,回去之后把补签的《日来弗红十字会公约》电报拍发回国。

同一时间的上海,上海滩烟草大亨的独生女姚英子,驾驶中国第一辆“Oldsmobile”四轮敞篷汽车,飙向东唐家弄的路口,结果撞到公共租界的一根电报总杆,被一位年轻医生所救。

三个不同时空的人因为7月3日这天的各自命运,产生奇妙的联系,在内心深处种下对医学的朦胧情结。6年之后,方三响、孙希、姚英子在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相遇。

之后,他们的命运被时代推搡、拖拽,共同经历了上海鼠疫、皖北水灾、武昌起义、南北议和等重大历史事件后,成长为中国第一代公共慈善医生。在一次次的相互扶持和救死扶伤中,他们明白了何为“大医”——医学先是社会学。

马伯庸刻画的这三个人物,代表当时中国第一批医护人员的三个来源。孙希代表的是接受海外教育的精英,早早开眼看世界;姚英子身上则是中国第一批女医生的影子,家庭出身相对较好,追求男女平权,勇于接受当时的社会新思潮;第三类医生来源于社会底层,方三响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出身贫寒,和医院签订契约,通过培训之后成为医生。

《大医》将故事发生的主体设置成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它是当时中国社会真实现状的一面镜子,既映照着清末政权的跌宕变化,又反映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死百态。这所医院不仅仅是治病的场所,还提供社会公共卫生服务,比如参与处理上海鼠疫、安徽洪灾等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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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之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医院医疗队合照

在马伯庸看来,“红十字医院和医生的职能就是参与,积极地参与到这些历史事件中去”。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次经历都是人物的一次成长,“他们会舍弃一些东西,否定一些东西,同时也会发现一些东西,并去坚持一些东西。”这些经历最终成为他们人格的一部分。

一个普遍的误会

马伯庸的文字如同机关一样精巧,没有多余的字,画面引人入胜,等回转过神来,已经被他拽入到历史时空,耳边是丝竹鼓乐和来往的马蹄人声,眼前是盛世的繁华和活在缝隙里的百姓。他深入浅出地描摹一个王朝的血肉骨架,将每一根毛细血管,如实地展露在读者面前。

有人评论他的作品有“美剧质感”,这也使得他的小说具有很高的改编价值。从《三国机密》《古董局中局》《长安十二时辰》《风起陇西》《风起洛阳》到尚未播出的《显微镜下的大明》《敦煌英雄》,一部部都是恢弘巨制。五百、曹盾、路阳……这些导演喜欢他书中的人物,着迷于他笔下荡气回肠的历史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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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洛阳》剧照

马伯庸以一个普通观众的心态,看着这些改编后的影视剧,看到兴起还会在微博上认真写点评。2022年,《风起陇西》播出后,他追看得很开心,觉得路阳拍出了“肃杀、压迫而略带忧郁的间谍气质”。

但另外一方面,他又觉得痛苦,“看所有的电影电视剧都是这个毛病,我就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单纯沉浸进去,总会想它塑造人物是用了什么技法,这个情节是不是设置了翻转的伏笔。”就好像厨师看到一道大菜,会无法控制地去分析、推演其中使用的食材搭配和烹饪技巧,无法单纯地享受美食。

很多人曾说他写的小说“感觉好像不用改,直接就是一个剧本。”“你写的这个画面、情感故事,是不是为了以后影视剧改编方便?”他把这些视为“普遍的误会”。电影发明之后,海明威写了《杀手》,小说家们开始有了镜头意识,一直延续到今天。但画面感强不代表就是一个好剧本,两者的目的并不相同。

《显微镜下的大明》是他2019年出版的一本历史散文集,他在这本书里讲述了六个明代的真实案件。制作方是合作多次的老朋友,强烈邀请他来做第一稿剧本,接手时他的心态还是比较轻松,“做点售后”,体验一下“新人编剧”的生活,但写下来感觉好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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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显微镜下的大明》,马伯庸首次尝试编剧身份

“电视剧有它遵循的规则,你既然是通过视觉形式讲述给观众,那么本身就要具备一定的逻辑性和前后的关联。还有很多我自己都注意不到的一些电视剧剧本特点。这个转换过程很痛苦。”马伯庸说道,写剧本是一个“累活,规矩人手脚的活儿”,他还是喜欢自由点,还是写小说更自如。

他爱看书、听故事,和朋友聊天,写作的灵感或许便在其中生发出来。在一次朋友聚会上,有人问“倘若让你穿越成一位中国末代君主,哪一位是最难翻盘的?”马伯庸想到了登基就是“hard模式”的汉献帝刘协,于是就写下了《三国机密》。逛知乎时,他看到有人问,“如果你来给《刺客信条》写剧情,你会把背景设定在哪里?”于是就有了《长安十二时辰》。先锁定人物,然后铺平一个时代切面,坐在电脑前面去搭建骨架,填充血肉,生发出一个又一个故事。

《大医·破晓篇》在豆瓣评分高达8.5分,有读者评价:“读起来十分顺畅,就好像身临其境。”显然,还是一贯的马伯庸的风格,不但擅长讲故事,而且故事有立意。这本书是这个系列的第一部,年底还会出版第二部,讲述医生们下半程的人生。相信不久的将来,“马伯庸宇宙”会又添一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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